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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到清中叶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进程里，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各个枢纽地区的战略地位也在发生变化，经历了建立、发展和衰落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华夏、东夷民族集团的角逐与融合，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主流，这一趋势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冲突。甘、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省郑州市地段位于两大历史民族区的交界之处，是东亚大陆中部的交通冲要，为军队统帅们所瞩目，三代建国的君主都曾率领兵马至此激战，或在这里设置重兵驻防。
商、周之际，随着关中平原经济的发展和周族的兴起，西方的政治重心从夏人故居伊洛平原转移到泾渭流域，枢纽地区也因此略向西移，改在洛邑。周朝统治者在那里兴建城池，屯驻大军，作为控御东方商族遗民与诸夷邦国的前哨基地，稳定、巩固了西周的统治。
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微，先后出现了齐、晋与楚国南北对抗的争霸局面。位于双方中间地带的豫东平原屡遭兵劫，那里的郑、宋两国成为列强争夺控制的首选目标，历经百余年的战火，直至“弭兵之会”才暂告结束。
春秋以来，封建生产方式在辽阔的北方成长壮大，致使在战国中叶出现了秦与六国两大政治集团东西对立的形势。在地域上它们分别代表“关中”与“关东”，各施“合纵”“连横”的斗争策略。函谷关前的豫西走廊成为双方激烈厮杀对阵的主要战场，东西对抗的军事格局和豫西的首要战略地位延续到东汉，以汉末董卓集团与关东诸侯联军的战争为尾声而暂告结束。
东汉南方经济的增长、关中地区屡遭战乱后实力的下降，使这个阶段内地战争的基本形势改为南北对抗；荆襄、淮南两个地区成为敌对双方长期对峙、争夺的主要战场，豫西的战略价值大大下降。直到北朝后期，随着关中经济的复兴与关陇地主集团势力的崛起，北方才重新出现了关东、关西（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两大势力的角逐，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走廊再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南方地主集团经过“侯景之乱”和隋初镇压“江南之叛”的打击后，元气大伤，无力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叱咤风云的始终是北方的关东、关西两大集团。这种格局又使豫西取代了淮南、荆襄在军事战略上的头等地位。隋唐最高统治者们对豫西地区空前重视，皆以洛阳为东都，广屯仓粟，驻守重兵；而这个时期惊心动魄的大战——如杨玄感起兵、瓦岗军与隋军的决战、唐朝政权平定中原、安史之乱也主要是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朝廷衰弱不堪，无力控制豫西要地，出现黄巢大军长驱直入、直捣长安的局面。
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豫西彻底丧失了“天心地胆”的战略地位。秦汉以来，封建生产方式从黄河流域南移，向长江、珠江流域蔓延，使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渐上升，终于在宋代超过了北方。为了漕运物资的方便，封建王朝的首都由西部的长安移到开封，接近了经济重心地区——江浙。而原来物产丰饶、号称“陆海”的关中地区，由于战乱频繁，自然生态结构受到破坏，经济实力大为跌落，不再“天下之富，什居其六”，以致失去了基本经济区的独立地位，降为关东的附庸。这样一来，秦汉和隋唐时代东西抗衡的政治态势一去不返，再次演变为南方和北方的对抗，过去雄踞关西、关东之间的豫西走廊也丧失了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五代以后，此地很少出现两大集团军队长期对峙、决战的情况。女真入主中原后，南宋与金朝、元朝恢复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阳和淮南作为国防屏障，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保护了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襄阳被破后，国门洞开，南宋的半壁江山只得任凭蒙古铁骑践踏，无法再做有力的抵抗了。
在这一历史阶段，受我国经济、政治结构变化以及军事技术进步的影响，枢纽地区在内地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大大下降，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继豫西之后，襄阳也失去了“天下腰膂”的战略地位。元明清三代，大规模的战役或两军长期对阵的情况都没有在那里发生过。这个时期政治地理的基本形势仍是南北对立，北方、南方的政治中心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从朱元璋与元顺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清初顺治政权与南明弘光帝的斗争延续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连接北京、南京的主要交通干线是纵贯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大运河，处于运河中段的淮南东路的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成为北伐、南下的必经之所。我国中部的南北交通枢纽也由襄阳东移到了靠近大运河的开封，明朝人郑廉说河南“地方千余里，而梁（开封）绾毂其间，天下有事，则四战之地也”
。在这个历史阶段，元末红巾军曾攻占汴梁，定为国都；元军又竭力反扑，将其夺回。朱元璋灭元时，以开封为北伐、西征的基地；明末李自成大军也曾和明朝官军三次争夺开封，可见当时军事家、政治家们对它的重视。而襄阳、江陵因为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的影响明显减弱了。
其次，由于统一国家的巩固，内地的叛乱减少，不再有公开、持续的分裂割据，政治领域的这一变化也削弱了豫西、淮南、荆襄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除了元末、明末因统治腐朽、农民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出现过短暂的群雄割据之外，没有重演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样的长期政治分裂；像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那种大闹中原的地方叛乱也基本绝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族与北方民族的冲突加剧，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打过长江、统一中国的情况，在此之前是见不到的。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边境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发展，汉族中原王朝（明朝）建国后在军事上首先是注重边备，防止胡骑南下，故将军队主力、粮草器械配置在北方防线，不再像秦汉、隋唐那样，为了防止内地发生叛乱，而在中原腹地设置巨大的仓群、武库，屯驻重兵，这也反映出朝廷认为外患的危害要重于内乱。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缓和，内地割据、叛乱战争的减少，以及边境冲突的加剧，也使豫西、淮南、荆襄等枢纽地区的战略地位、作用下降了。其原因主要是宋朝以来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不断加强，最高统治集团逐步把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收归中央，各地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辅之以“重文抑武”的政策，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使皇权日益巩固。同时，上述变化也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处处被动的局面。
再次，元朝到清中叶的内地战争里，阵地战的时间缩短，两支大军在某个地段长期城垒攻守的情况已不多见。这个时期的大规模战争里，势力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流动作战、避实就虚的策略来保全自己，例如元末红巾军和明末农民起义军四处游击的战略。如果沿袭固守城垒险要的传统战术来抗御强敌，通常是很难抵挡的。像朱元璋北伐元朝，李自成称王后进军关中、北京，清兵入关后进攻西安、江南，这些战役里守方也利用过潼关、宁武、扬州等要塞坚城来防御，但是收效甚微，阻止不了攻方势如破竹的进军。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技术的进步。前文已述，枢纽地区之所以能在战国至唐宋的战争里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当时铁制冷兵器的性能与战术的相对落后，对城池壁垒缺乏有效的攻击、破坏手段，因此，较弱的守方能够利用城垒工事和有利的地理条件大大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阻挡强敌的进攻。而元末以来，火药、火器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应用，它们虽不能取代弓箭、刀枪等冷兵器，但是已经对军队的战术产生重大影响。在城垒攻守战中，攻方可以采取火药爆破和火炮轰城的强攻办法，效果相当显著，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朱元璋攻平江（今苏州），李自成克襄城、宁武，张献忠破重庆、成都。特别是明末出现的红夷（衣）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如清朝顺治元年（1644）九月太原战役中，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率军民坚壁清野，使敌无机可乘，而十月三日清兵调来“西洋神炮”，轰塌西北城垣数十丈，得以冲入城内取胜。
在后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潼关战役中，火炮也是清军制胜的重要因素。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军到达战地后，并不急于进攻潼关天险，而是等待炮兵到来。“师距潼关十里立营，候红衣炮军”，到顺治二年（1645）元月“初九日，红衣炮军至。十一日，遂进逼潼关口。贼众凿重壕，立坚壁，截我进师之路，于是举红衣炮攻之，贼众震恐，我军相继冲入，诛斩无算”。清兵下江南时，在扬州、江阴等地遇到顽强抵抗，亦是用大炮轰坍城墙后进攻占领的。新式火药武器的威力使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形势开始有利于攻方，从而大大减弱了枢纽地区对战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