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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枢纽通常设置在几个基本经济区的交界地带。历史经验表明，上述地点是只宜于建立军事枢纽而不适合建立都城的。都城如果距离基本经济区的边界太近，在战时容易遭受敌人侵袭，陷于被动的局面。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例如战国初期魏国以安邑为都，和秦国隔河相望，屡屡受敌军迫境的威胁，后来将都城东迁到大梁，才摆脱了困境。豫西山区的中心洛阳，在东汉、隋唐时期也做过首都或陪都，防卫效果并不理想。东汉定都洛阳，周围虽有崤山、伊阙、黄河环绕，但地域狭小，缺乏防御纵深和作战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敌军进犯甚易。所以汉末董卓篡政时，关东诸侯联军来攻，董卓不敢守洛阳，只得焚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以豫西为前方战场，与敌军相持。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亦数番受到反叛势力（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长期围攻，几次粮尽援绝，形势危难。唐朝安史之乱时，东京洛阳亦两度失守，为叛军所据。北宋选择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带的水陆冲要开封建都，女真铁骑南下时也轻易地将其包围，终至陷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都设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在战乱时期就不得不充当军事枢纽。把国家的政治中枢推到作战前线，无异于与人争斗时不用手足，而以头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险的。所以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强调不能在“四战之地”（即枢纽区域）建都，他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另一种情况是，首都设在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距离边缘地带较远，还有战略枢纽的保护，可以收到较好的防御效果。如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国，关东势力来犯时，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历史上在关东建都者多选择河内（豫北、冀南平原）为定鼎之地，如战国时赵都邯郸，十六国、北朝之君常都邺城，河内“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环绕，自古称为形胜；江南立国则多在建康（金陵），它“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
，龙盘虎踞，为王者瞩目。上述三个地点都是周围经济发达、物产丰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资需要，又离所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较远，外有山岭江河为险阻，敌军来袭时可以用作缓冲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比起洛阳和开封，长安、邺城与金陵作为都城在战争防御上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