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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追赶和超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其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中提倡“采西学”和“鉴诸国”，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以魏源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不甘落后、复兴中华的追赶和实现赶超的意识。而接下来的洋务运动，更是受到魏源“师夷”思想的深刻影响。
1861年3月1日（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清政府特别设立了一个处理与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设立之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要是为了应对和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善后问题，仅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逐步扩大到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开设矿山、创办学校、外派留学生等方面，直至凡是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军事、财政、交通、教育、矿务等，都统一归总理衙门管辖。总理衙门从成立之初的临时机构，随着权力和重要性不断上升，转变成晚清最重要的外交机构和总揽洋务新政的中枢。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被视为洋务运动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总理衙门也是中国看世界的原点。
在那个原点上，中国看到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尽管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天朝”制度之外还有别的制度，但对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仍然是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外部来自西方坚船利炮的武力胁迫，以及内部与日俱增的由战败带来的民族危机意识，洋务运动提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以“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是一场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致力于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以恭亲王奕䜣、文祥，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对西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建立与西方的交流渠道，为国势的复兴争取时间。同时，他们对内提倡向西方学习，力争引入当时先进的西式工业，从而完成军事装备的自主生产，进而实现中国自强的目标。与一个异质的国际秩序对撞冲突的过程，虽充满掣肘和限制，却也开启了一条逐渐驶入近代的通道，中国由此开始了持续100多年的追赶历程。
由此，军事自强拉开序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的胜利，再一次用新式武器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举国上下对发展现代化军事工业改变落后军事面貌形成了广泛的认识，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1] 。李鸿章更是明确提出复兴强国的道路分为两步走：先要有制造设备，再通过制造设备生产军事装备。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洋务派设立兵工厂，开办军事教育学校，制造西式坚船利炮，开设同文馆，教授西式课程，翻译西方文献，成立了近代海军，也培养了许多外交人才和思想领域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比较有影响力的军事工业机构包括安庆内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汉阳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西安机器局等，其中福州船政局的发展历程对于了解洋务运动中技术追赶的理念、方法和趋向等最具典型性。
1861年9月，曾国藩创建了洋务运动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之所以名称中有一个“内”字，一方面，曾国藩出于政治智慧，表明军械所属于湘军，并非其私有，来消除当局猜忌 [2] ；另一方面，“内”象征着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所有的技术与人员完全来自中国国内 [3] 。安庆内军械所于1862年研发成功我国第一部蒸汽机，结构和功能俱为世界上一流，可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机媲美。 [4] 它不仅实现了在蒸汽机研制领域与西方世界的追赶，还解决了轮船的动力问题，为轮船进一步的研制提供条件，为1866年我国首艘火轮“黄鹄号”的诞生打下基础，由此我国在交通动力和运输工具方面的制造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安庆内军械所还研制成功了具有重大国防作用的“坐劈山炮”与“开花炮弹”。 [5]
安庆内军械所是我国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工业的发轫，成为我国工业进入手工制造机器阶段的标志，也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安庆内军械所的成就还在于汇集了当时国内顶尖的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形成了一股潜力巨大的科研力量，为之后的洋务运动建立的新厂培养了许多人才，成为我国近代工业科研机构的曙光。
1865年9月，李鸿章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
等文化教育机构。江南制造总局不但生产军事装备，还通过翻译西方军事、经济、政治等书籍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渠道。
在创办初期，江南制造总局取得较好的技术成果。江南制造总局的策略是先购买先进设备，再仿制，最终自制。设立之初即向美国纽约的朴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购买100余种机器，先后仿制了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种步枪）、林明登边针枪、快利枪、阿姆斯特朗炮（中国第一门线膛加农炮）。江南制造总局不但研制了很多生产机器，包括制造车床、刨床、钻床、起重机等，也创造了很多中国制造的第一。例如，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原名“恬吉号”），这也是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改变了中国兵船唯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1876年，制造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并在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造船136艘；1887年，研制成功203mm口径180磅阿姆斯特朗后膛全钢火炮，使我国铸造大口径火炮的技术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而日本在1893年才制成75mm后膛山炮；1891年，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直至1918年，江南造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已改名）为美国客户建造了4艘万吨级运输船，在当时，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造船合同。
江南制造总局通过加大投入和引进西方人才来提升能力。它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预算最多的兵工厂，除了开设当年投资约二十五万两白银的费用，其早期的主要经费来自淮军的军费。1867年，曾国藩获得许可从上海海关取得10%的关税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的经费，1869年又提高到20%，这相当于每年有四十万两以上的经费。 [6] 当时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的薪水是一般城市中苦力的4~8倍，这些工人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工人。江南制造总局还聘请美国人霍斯（T.F.Falls）负责机械管理方面的工作。
整体而言，江南制造总局当时生产的军事装备品质并不好，无论是生产的步枪还是所造的轮船，质量和性能都算不上好，且生产成本高于直接购买。例如每支步枪的成本高达十七两，而外国产品成本仅为十两左右。成本高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所有生产原料基本靠进口、人员过于泛滥且薪水偏高、管理不够精细等。尽管存在质量和成本问题，江南制造总局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意义在于：一方面，缩小了在军备制造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为近代中国的国防贡献了力量；另一方面，开了传播西方先进科学与技术知识、学习西方领先工艺技术的先河，并认识到从西方引进人才是“师夷”的重要手段。
1866年12月，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最初名为“总理船政”，1912年改名为“福州船政局”）。洋务运动最初的迫切命题是中国怎么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联系到两次鸦片战争中海防形同虚设，沿海大门洞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显然，把“不再被欺负”归结到要解决具体的海防问题，而海防问题又归结到器物层面，也就是坚船利炮上，在当时的认知下也变得顺理成章。因此，洋务运动的技术引进主要围绕海防与海军建设展开。福州船政局不但构建了一个造船工业体系，其条件完备程度与外国先进的造船厂相差不大，而且还注重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很好地体现了洋务运动中技术追赶的“引进、模仿和自制”的过程特点，可以视为洋务运动中技术追赶的一帧完整缩影，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
1866年6月，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指出“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且明确提出借助外国之力走务实之路。实际上，对于舰船是外购还是自造，洋务派内部有不同的观点。相比于李鸿章提出的“造船不如买船”的看法 [7] ，左宗棠、沈葆桢等则坚持自造，并且主张“以我为主，权操自我”。
●“以我为主，权操自我”
左宗棠认为引进外国东西时主动权得在自己手里，不能以外国人为主；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做到能够自己造船。为试造轮船之事，左宗棠聘请毕业于海军学院的法国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为洋员正监督，雇募西方技术团队帮助实施舰船和海军科技的对华技术引进。根据合约，日意格必须在船政大臣的统筹下管理受聘洋人，包括日意格在内的38位洋教师聘期5年，所有受聘洋人不得打骂、羞辱中方职员和工匠。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雇用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指导中国工人，从技术引进到模仿，最终到1873年福州船政局实现了自我设计和生产上述设备、材料的能力。很显然，学习归学习，最终目的是左宗棠要的“以我为主，权操自我”。正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在船政发展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权操自我”，才使得造船实现了“从引进到模仿最终到自制”的追赶过程。到1874年“船政成功”为止，福州船政投入五百多万两白银，造了6艘军舰和一个造船工厂体系。
●实现技术转移
1867年7月18日，沈葆桢正式就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初到船政即关心技术转移的成败。他注意到中国工匠以省工省料为豪，而外国人总是寻求改进。他强调：“外国可法之事无多，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见难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师。”
沈葆桢更为关切的不是外国人在传授中是否自觉，而是中国人是否勤奋学习。他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以纪律约束中国工人，以物质奖励来促使他们进步。沈葆桢期望通过“师夷”实现技术转移，使中国迅速做到技术上独立。
[8]
福州船政局在设局之初，左宗棠就提出要建学堂，认为培养掌握技术的人是最重要的。对此，德克碑
提出要“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育有成效”
[9]
。沈葆桢在就任船政大臣的第一份奏折中写道，“臣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誓要锻造新一代海军栋梁之材，稳步推进船政学堂的建设。福建船政学堂设立于1866年，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造船专业人员和海军人才的学校，也是第一个被国家承认的西式教育学校，开设舰船设计和驾驶专业，并聘请当时世界上造船和驾驶技术领先的法国和英国的教员，分别用法文和英文授课。（见表2-1）在专业设置上，学堂形成了英法并重而又相互制衡的教学格局。法国造船技术世界第一，就开设法文教学的物理、数学、化学、制造等课程；而由当时航海最强的英国人教授舰船驾驶，开设英文教学的天文、地理、管轮、驾驶等课程。船政学堂第一次把数理化等基础学科与工程技术学科纳入教学体系，开创了中国军事教育的先河。沈葆桢嘱咐学生要探究制作之源，不仅对造船各种细部知其然，而且务必动手试一试，探究其所以然。
●从引进到模仿再到自制
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引进法国主机设备，由法国设计师达世博带领学生们参与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造成下水。与江南制造局九个月前下水的“恬吉号”明轮蒸汽兵船相比，“万年青号”采用较为先进的立式往复式蒸汽机，是中国第一艘采用水下螺旋桨推进的千吨级蒸汽兵轮。 [10] 达世博主张首次试航时不用中国人，而用法国教官领航，否则拒绝参加试航。日意格依合约解聘达世博，却遭到法国领事的干预，一向对洋教习礼敬有加的沈葆桢这一回寸步不让，坚持“权操自我”，排除了法国方面的干预，支持日意格照章办事。
表2-1 福建船政学堂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央视纪录片《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局当时开设了一系列车间，但凡船上用到的东西，都有相应的生产机构：冶铁、造炮，甚至生产指南针和耐火砖，包括蒸汽机都有专门的机构或车间进行设计制造。在这个过程中，雇用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指导中国工人。为了加快从模仿到自制的进程，1873年沈葆桢逐厂考核，要求中国工人按图自主制造，不许洋匠插手，最终实现了自我设计，并具备了生产上述设备和材料的能力，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模仿。
1876年7月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小型炮舰“艺新号”完工，这是第一艘由中国人主导设计并成功制造的近代军舰。随后，吴德章等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对法国船图进行改造，在中国首次设计制造2200吨级的撞击巡洋舰“开济号”（中国第一艘快速铁胁巡洋舰）。“开济号”于1883年1月顺利建成下水，被称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各沿海省份封疆大吏反响热烈，不到一年时间就续订了4艘同类巡洋舰。1888年1月，中国独立制造的第一艘全钢甲防护战舰“龙威号”下水。该舰由裴荫森主持设计，学习当时法国最新技术并在吸收基础上有所改进，各项技术参数在当时世界同类战舰中属于中上水平，堪称近代中国自制军舰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造船史上的里程碑。不久，“龙威号”编入北洋海军并更名为“平远号”，在6年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中重创日舰“松岛号”，虽中弹20余处但性能毫无损坏，成为甲午战争中的一丝荣光。 [11]
从1876年下水的“艺新号”，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到1888年下水的“龙威号”，船政前学堂的毕业生们仅用短短13年时间就完成了自主建造木壳舰、铁胁巡洋舰和铁甲舰的三级跳。福州船政局在上述技术追赶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从引进到模仿再到自制”的过程特点。
●建设产业体系
沈葆桢在担任船政大臣的8年间（1867—1875），亲身监督船务，把马尾区的一块农田和烂地，变成了近代化的国防工业建设和技术训练场所。 [12] 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马江之畔的福州船政局在总占地40万平方米的广大区域内，共建成轮机厂、铸铁厂、锅炉厂、帆缆厂、装配厂等十三个厂，通称“船政十三厂”，连同船坞、绘事院（中国最早的专业船舶设计机构）、前后学堂等众多的建筑群落，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海军造船训练基地，无论是制造规模还是制造水准，都丝毫无愧“远东及亚洲第一”的称号。
随着技术进步，福州船政局为了解决造船和配套以及实际运营中的具体问题，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福州船政局从木头船转向造金属船就需要钢板和钢材，因此开始开矿，开设炼钢厂和炼铁厂；轮船运行需要煤就开始采煤，在台湾基隆建设了使用机械的煤矿，在大陆北方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为了满足北洋海军的用煤需求，就建设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来实现大规模运输，因而也成了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为了造船衍生出来的一大批企业，表明当时的中国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中，从简单的产业链开始逐渐建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培养各个领域的人才
左宗棠在当初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首次陈述了“人才培养重于造船”的思想，其中提到：“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通过办船政学堂，最终培育出三届共93位造船和驾驶专业毕业生，他们大多成为船政自造舰船的管带、管轮以及造船各车间的技术骨干。
李鸿章筹办的北洋水师和天津水师学堂都在福建船政学堂的经验和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1875年，李鸿章陆续将福建船政学堂留欧生调至北洋水师任职，如船政留英学生罗丰禄、萨镇冰等12人。李鸿章也高度重视从船政毕业的人才，包括邓世昌在内的20多人都成为筹建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 [13] ，所属各主力战舰管带几乎全为福建船政学堂历届毕业生。李鸿章对此曾评价“福建船政学堂，实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山之祖” [14] 。
洋务派办的海军学校，培养的学生后来成长为两类人：一类按照学校的培养目标学成后做了工程师，设计军舰和轮船，或者当了海军军官；还有一类学生学习了外语后被送到欧洲留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阅读了更多的西方书籍，对西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观察，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发现，我们的落后不是单一的海军问题，而是全方位的，严复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很多学生认识到，为了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标，中国不但要有海军，还需要学习各个领域，包括工程以及基础学科的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近代化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变革火种，其中重要的代表是詹天佑和李四光。
纵观福州船政局的40余年历史，它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四大海军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福建海军20艘军舰中15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南洋海军23艘中有14艘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共同制造出产，广东海军18艘中有9艘由福州船政局制造，即便以外购为主的北洋海军也有5艘军舰产自福州船政局。 [15] 至1907年停产的30多年里，福州船政局为清王朝建造了44艘舰船，总吨位达57550吨，占当时国内总量的82%。在技术方面，造船材料结构从木壳无甲到钢肋木壳直到钢肋钢壳装甲舰，动力装置从明轮到暗轮（螺旋桨），再到双螺旋蒸汽机，技术方面在不断追赶世界前沿，在一定程度上跟上了当时国际上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例如，福州船政局自制的110千瓦的蒸汽机的技术含量和做工精细程度可与当时英国制造的媲美。当然，福州船政局最关键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引进与模仿，以及在一些具体领域实现的自制，中国学到了技术与培养了许多人才，这对中国后来的追赶具有重大的影响。
洋务运动中设立的近代军事工业提高了清军的作战能力，推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前文提及的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只是比较典型的由洋务派设立的军事工业机构。事实上，自安庆内军械所设立至辛亥革命50年间，清廷在全国各省先后设立44处规模不同的兵工厂。 [16] 以甲午战争为界，前设30个，后设14个，平均每年设立一个新厂。
洋务运动从提升军事工业开始，逐渐深入并扩展到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创造了很多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例如开设了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和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等等。从后发国家追赶的历程视角看，洋务运动更为重要的里程碑式贡献在于创造了很多新的组织方式和制度体系。
例如，围绕着造船、开工厂和建海军，福州船政局有很多制度性的创新。为了保证“权操自我”，福州船政局与西方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合作方式是合同制，即船政与外国人个人签合同，而不是与外国政府签合同，确保我们对技术的学习和应用。 [17] 对中国来说，这是开始用一种较为现代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知识产权和技术引进。另外，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和它的教学模式后来辐射到全中国，对近代中国的海军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天津学堂、威海学堂、江南学堂、广州黄埔学堂的运作体系都有船政学堂的影子。从长远看，这种影响是持续且深刻的。
再如，洋务运动中民用企业普遍采用“官督商办”模式。这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由于军用企业大量开办，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加，民用工业即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建造商船来资助建兵舰之费用，李鸿章即委任盛宣怀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由此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的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也是近代商资商办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它的创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由军事转向民用，同时创造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制度。官督商办的模式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为轮船招商局这样的新事物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18] “官督”为轮船招商局在“官尊商卑”的历史环境下寻求到了政治保护的生存条件，得益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招商局顺利创办且在面临金融危机困境时也有官方的资金与政策支持。而“商办”的积极逐利，为轮船招商局在与外商的严峻竞争中博得了发展。
“官督商办”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财力不足，无力拨巨款直接投资，且不能承担亏损；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商办，清政府会觉得无法掌握控制，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这类企业组织形式。通常，民间招募的商股是“官督商办”的资金来源，政府也会预先垫款作为开办资金，但开办以后需要由企业归还，而企业的行政、任免和财务大权均为洋务派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所掌。同时，洋务派对“官督商办”企业也会给予专利或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官督商办”企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吸收了私人资本，经营则以追求盈利为目的，这些与不计盈亏的官办企业相比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一制度作用深远，被之后的洋务企业作为范本，如开平煤矿、云南矿务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登州铅矿等 [19] ，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许多企业组织都从中得到了经验。
1891年是洋务运动和东亚秩序的一个关键转折点。19世纪90年代，舰船技术开始加速迭代，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海军舰船与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节点。日本抓住这一难得时机，以金融手段筹集军费扩充海军，而清政府为了节省海军经费，令北洋海军暂停购舰。中国与日本所选择的历史路径的不同，与当时两者在东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中国致力于守成和防御，而日本则是野心勃勃的挑战者。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随着北洋舰队沉入海底。
洋务运动是中国追赶西方的重要起点。
洋务运动中的追赶并没有触及长期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从领先国家引进技术，积极模仿并致力于最终自制”的普遍共识和追赶路径，一直到今天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洋务运动是中国追赶西方的重要起点。在“办洋务”的30年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开设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以前的7个增加至1894年的34个；进口额由1864年的五千一百余万两白银激增为1894年的一亿六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19世纪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纺织品跃居第一；出口货物中，80年代以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则转为棉花和大豆。洋务运动自造舰船的意义还体现在带动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构建。洋务运动初期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军事技术的引进，但军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原材料、资金短缺等问题。洋务派在技术引进和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军事工业离不开基础工业的支撑。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言，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军舰的制造涉及近代工业的各个环节：采矿、工业制造、运输等。1875年，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这样上报朝廷：“轮船、矿务、电线三者必须相辅而行。” [20] 各种近代工业以巩固海防的名义开始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洋务运动逐渐改变了行政架构、官僚结构、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的某些方面。尽管在洋务运动中既要通过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又要求“中体西用”，总体上看这样的追赶并没有触及长期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体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从领先国家引进技术，积极模仿并致力于最终自制”的普遍共识和追赶路径，一直到今天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一次阻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直至1912年，民族资本主义才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一战结束，是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繁荣发展的时期。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极大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兴业发展。社会上工业建国的积极性极强，同时北洋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工业经济政策，对工业的干预极少，民营工业资本呈现出巨大的活力。一方面，在民营资本活跃的环境中，轻工业几乎由私人资本经营，表现出最蓬勃的荣景。加之民众对日用需求最迫切，市场条件促使这类生产企业得到发展，尤以面粉行业和棉纺织行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迅速崛起，出现了荣宗敬这样的“面粉大王”和穆藕初这样的“棉纱大王”。另一方面，机械工业也随着轻工业获得了相当好的发展。例如，由于五金工业的发展，车床的需求快速增加。至1915年，国产车床开始以商品形式出现在市场，并一度销往东南亚。到了1924年，上海制造车床的专业工厂增至10家，初步形成了车床制造业。 [21] 其间外贸情况有所变化，1913年进口总额约五亿七千万两白银，1915年减至四亿五千余万两，减少约20%，出口总额由1913年的四亿三百万两不断增长，1914—1918年都较1913年增长14.8%~20.5%，我国长久的贸易逆差得到改善。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强了经济侵略，结束了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短暂的春天”。
1927年至1937年的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被誉为“黄金十年”。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一轮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解决国内银储备大量外流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拥有基本统一的政权和有利的货币环境，这两个良性条件为时代动荡影响下的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
总体上看，由于农业大国的历史基础，农业在当时依旧占据主体地位，但薄弱的工矿业取得了最快速的发展，相比1914年，1936年工矿业的产值增长了61.5%。轻工业发展的行业十分广泛，如面粉、缫丝、棉纺、卷烟、火柴和水泥等行业都有很大的进步。重工业在政府大力扶持下，尽管历史基础薄弱，但也开始起步，其中电力、煤炭、钢铁等行业得到长足发展。另外在诸多领域从无到有，产生了电器用具、电机、燃料、酒精、酸碱等新兴工业，推动了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
这一段时期，中国追赶的步伐中引人注意的特点是政府逐步发挥了引导与推动的作用。
首先，从政府组织的角度看，国民政府为推动国内工矿业发展，健全了组织单位。1929年国民政府制订经济建设方案后，设立工商部和农矿部，推动工业与矿业的发展，后又设立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资源委员会等组织单位。各个组织的设立与健全，从制度设计、技术引进、税费减免等各个方面帮助了工商领域各类企业的发展。
表2-2 中国国民所得表
资料来源：卓遵宏（2015） [23] 。
其次，政府的引导作用不断凸显。通过政策制定与引导，保证了国营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两种所有制分头并进。1920—1936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10.64%，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保持在9.37%的高水平。 [24] 至1934年，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全国691所农事机关中，农业研究机构共有278所，其中国立32所，省立131所，县立61所，私立及团体所设54所。 [25] 这些机构在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种植技术、培育优良农作物品种以及农业推广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再次，国民政府重点推动工业发展。工业发展是“黄金十年”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重点，1929年国民政府制订的经济建设方案侧重工业，同时，政府通过制定和不断改进政策，奖励科技的研发创新，鼓励华侨归国投资。例如，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特种工业奖励法》支持特种工业发展，后发觉受奖范围有限，对刺激工业发展的作用不够显著，又于1934年将其修改为《工业奖励法》。通过政策鼓励科技研发与创新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吸引华侨等多方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并相继设立单位推动工矿业的创建与发展，中国在工业制造等方面向着世界先进水平追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当时中国钢铁与机器的进口量逐年增加，这种需求增长侧面反映了工业发展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1932年至1936年，铁矿的产量增加32%，生铁的机器冶炼量提高30%，煤炭的机器开采量增加10%。 [26]
最后，政府在企业发展困难和出现问题时直接干预市场。例如，面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煤矿业受廉价进口煤冲击而衰退的局面，1933年上海的国煤救济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困境：一是政府发行2000万元债券，用于煤矿铁路维修、替换车辆；二是关税保护，1933年政府提高煤进口关税，减轻来自外国煤的竞争压力；三是在煤矿业实行各种形式的调整或“卡特尔化”。 [27]
政府的引导与推动对这一时期的追赶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中国工业在1912—1936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4% [28] ；1923—1936年，中华民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8.7%，GDP增长率每年都在8%以上，特别是轻工业水平排在世界第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民族工业陷入发展的困境，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人民为了抗战胜利和长远发展，继续推动中国工业发展和不断追赶的努力及信心。事实上，抗日战争能坚持到最后取得胜利，后方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南京政府迁到重庆，沿海地区工厂也随之内迁，这些地区就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经济版图。中国各个领域的企业一方面生产各种军需产品，另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推动着中国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迈开追赶的步伐。
第一，钢铁工业成为救亡与发展的重点和基础产业。钢铁工业在战争期间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后方投资兴建、改造和扩建钢铁基地，并奖励扶持民营工业，使钢铁企业达到200家，初步建成西南钢铁工业网。重庆的钢铁工业则被设计成大后方的工业主体，受到政府极大关注和巨大投入。其后，政府以重庆、云南为基地建立了12家国营及民营的钢铁骨干企业，其中重庆占了9家，逐步在后方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完整冶金工业体系。 [29] 1937年资源委员会产铁矿砂仅6313吨，1945年已达42594吨，增长约5.7倍。1940年，资源委员会的生铁产量在后方总产量中只占5%，后逐年增至1945年的47%，达22556吨。 [30] 钢铁工业的发展成就为抗战后方地区的工业发展创造了跳跃式发展的条件。
第二，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战前我国许多新型工业由外资把控运营，抗战爆发后，许多外资并没有跟随去到后方。此时国民政府利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建立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第一次建立了具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工矿业逐步摆脱了对外的严重依赖，能够自给军需民用。同样，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民营工业也逐步摆脱了对外的严重依赖。由于战时交通阻隔，民营工业转向自己改良生产工具、革新技术。由恒顺、公益、顺昌、合作等厂家制造的大型动力纺织机，结束了中国纺织机器依赖进口的历史。 [31] 同期民营工业的专利技术大量增加，是其自立能力提升的另一大体现。例如，根据历史文献，1938年至1947年中国工业技术在“首先发明”“创造新型”“创造新式样”等工业技术改良上的专利有很多。 [32]
第三，民营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战前民营工业已有近代工业的萌芽，经历战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提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营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一直占据着较大比例。 [33]
由表2-3可见，民营工业产值从1938年至1941年整体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年增长率约11.4%，之后略有下降。鉴于战时的特殊条件，这个发展速度极为可观。民营工业迅速发展最主要的客观条件是国民政府的奖励扶持政策，其次是后方市场工农产品的悬殊价差，以及原本工业发达地区迁来的技术和工人。 [34]
表2-3 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值估计
注：1938—1945年，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
第四，特殊条件催生了多样化的合作发展模式。由于战时各种资源匮乏，抗日战争同仇敌忾，后方民营工业的一大特点是空前团结的联合，并且形式非常多样：机器的联合利用，工活的联合承揽，原料的联合自给、联合运输，工业区的联合建设等。 [35] 这些精彩的合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联合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