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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东亚地区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东亚奇迹”来描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二战后的30多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年均GDP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奇迹”的光环，很多学者对是否存在“东亚奇迹”提出了疑问。尽管如此，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追赶实践仍然成为追赶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一种重要模式。
很多研究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追赶实践[例如：Hobday（1995） [61] 针对亚洲四小龙；Mathews & Cho（1999） [62] 和Mathews（2001） [63] 针对东亚国家；Yu（2005） [64] 针对中国香港；Hu & Wu（2011）针对中国台湾；Kim（1998） [65] 、Lee & Lim（2001） [66] 、Kim & Seong（2010）和Choung et al.（2016） [67] 针对韩国的研究]。由于日本与韩国成功实现赶超更具典型意义，推动了这个领域研究的蓬勃发展，进而涌现了很多对此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韩国的金麟洙（Linsu Kim）和李根（Keun Lee）。
制度体系在日本的追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系统和教育体系），以及建立大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并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正是由于具备完善的制度和体系基础，日本才能在造船、钢铁、电子和汽车等领域实现成功追赶。 [68] 出于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青木昌彦教授推动了对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的全新认识。
青木昌彦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学派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他在代表作《比较制度分析》和《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中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制度，认为制度就是一种博弈均衡，即所有当事者都接受自我约束的一种约定，从而把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青木昌彦教授将制度解释为参与者对规则的“共享的信念”，其中包含的重要思想在于：只有所有参与者都接受并实现自我约束，制度才是存在的；否则，仅仅制定了“规则”并不构成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因此，简单地从外部引进制度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博弈规则不是外生的，而是在参与者策略互动中内生的，制度就是博弈均衡状态显著特征的高度概括。
基于对制度这样的认识，青木昌彦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多样性以及制度如何变迁。显然，均衡出现后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在此时段内保持稳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出现打破均衡的事件或力量，于是就会有制度的变革。制度变迁就是共有信念的逐步瓦解，即人们对规则“共享的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般会出现混乱，直到新的博弈均衡出现。因此，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制度的变迁往往就是文化的变迁，历史、政治和法律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都将发挥作用。其中，青木昌彦教授特别强调了创新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认为熊彼特倡导的创新就是这样一股具有“创造性破坏”作用的力量。
青木昌彦教授的研究立足于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他也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制度转轨有着深刻的见解。青木昌彦教授进而认为，尽管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具有一致性的趋向，但由于各国文化、历史、政治因素各异，全世界没有出现一个理想体系，而且也不可能出现。从青木昌彦教授的这些基本观点看，他支持“制度是内生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参与者在长期、反复的互动中形成并最终“自我实施”的。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逻辑与观点对追赶相关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成了追赶研究，尤其是东亚国家追赶研究中的一个底层逻辑。一方面，追赶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两者存在互动和促进的关系，追求“共享的信念”和制度的“自我实施”已经成为追赶过程中学者和实践者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创新作为创造性破坏力量，在追赶过程中受到了高度重视，成为制度变迁和实现追赶的基本要素。
在东亚模式中，韩国追赶实践的相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韩国充分利用后发国家获取领先国家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追赶。例如，韩国汽车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落后于欧美国家，到90年代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位居全球第5，实现赶超，仅用了30年。事实上，韩国实现技术赶超与政府的积极引导密不可分，汽车行业与半导体行业高密度的研发投入和规模制造的特征显然更有利于发挥政府引导的正面效果。韩国政府通过引导使韩国企业充分利用“技术跃迁”的后发优势，实现技术的赶超。 [69] 王振寰（Jenn-Hwan Wang）通过对比韩国与中国台湾的追赶过程，同样认为韩国之所以追赶成功，是因为在引导和利用行业的规模经济方面，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0]
总结后发国家产业进步和技术追赶的原因，可以发现“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它起到的统筹安排的作用”。
知识是追赶的关键力量，知识创新离不开高效的创新体系。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在制定有针对性的赶超举措中凸显出来。
韩国半导体行业DRAM技术追赶被国际上认为是技术追赶实现赶超的成功案例。 [71] 以1975年为起点，韩国政府从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开始，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政府计划来持续引导、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努力是韩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和市场上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这种对政府在追赶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强调，体现在各种有关韩国技术追赶的研究中。韩国大学金麟洙教授对韩国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等行业的200多家公司进行了20年的深入研究，成果汇集成其代表作《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以下简称“《从模仿到创新》”）。该书的核心观点是：韩国企业实现技术赶超是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这是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过渡到“通过研究学习”的学习过程，而政府是学习的推动者。因此，金麟洙在总结韩国产业进步和技术追赶的原因时，特别强调“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它起到的统筹安排的作用” [72] 。
金麟洙在《从模仿到创新》一书中分析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过程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提出：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轨迹与发达国家不同，是一个包括了“获得、消化吸收和改进”三段式的模式，扩展了“U-A模型”（Utterback and Abernathy model）
。这个三阶段模型对后来的技术追赶研究以及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图1-2所示，在技术追赶的初期，后发国家从先发国家获得成熟的技术，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企业一般首先通过获得国外成套技术来启动生产。接着，企业可以由模仿性分解研究或“反求工程”来开发相关产品，这是消化吸收的阶段。最后，企业会不断推动技术改进。沿着“获得、消化吸收和改进”的轨迹，后发国家中的企业走的是与先发国家“研究、开发和工艺改进”相反的道路。因此，金麟洙的这个模型被称为“逆向U-A模型”（the reverse U-A model）。
图1-2 后发国家的技术轨迹
资料来源：转引自金麟洙的《从模仿到创新》。
后发国家中通过“获得、消化吸收和改进”成功地引进成熟技术的企业，可能会利用先发国家尚处于转化阶段的较高技术多次重复这一过程。这些企业通过这一路径不断积累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可能将技术创新向上延伸到流动阶段，对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形成挑战。当有足够多的企业具有这样的能力时，这个国家就被视为发达国家，实现了技术赶超。金麟洙利用其逆向U-A模型描述了技术追赶实现赶超的完整过程，这也是书名“从模仿到创新”的由来。当然，金麟洙一直没有忘记强调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的强有力的统筹协调作用。
韩国另一位在追赶研究中有影响力的学者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由于对韩国的追赶进行了大量的专业研究，李根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赶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中。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亚洲国家能快速赶超其他国家的奥秘在于它们从低成本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后发者无法通过直接效仿或复制先进国家的行为实现赶超，而是需要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关键在于，后发国家首先应进入技术生命周期较短的领域，在该领域积累一定的实力后再进入技术生命周期较长的领域。李根称之为长期技术追赶的“迂回战略”，这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实现赶超的核心所在。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中国大陆的追赶实践都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观点。
李根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短技术生命周期的领域，发达国家所掌握的知识与技术会很快被淘汰，这使得先发者所具有的垄断力量被迅速削弱，从而降低后发者进入该领域的壁垒。另外，技术生命周期较短意味着该领域中新技术会不断涌现，更有利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
李根认为知识是追赶的关键力量，而知识创新离不开高效的创新体系，在于建立一个“短技术周期”的创新体系。这时，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则凸显出来，例如通过制定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进入短技术周期领域，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成立研发联合体，为最初的市场提供政府采购和补贴用户的政策，等等。李根强调，如果政府角色缺失，这一赶超很难成功。因此，李根在总结韩国成功追赶的因素时，将政府的引导放在了第一位。
李根的结论是有针对性的赶超举措可以改变产业结构，其理论具有格申克龙学派
的典型特征。同时该理论基于纯技术分析，而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中强调宏观经济变量而较少论及技术能力发展的观点，属于熊彼特学派。
在向领先国家追赶的过程中，后发国家主要形成了东亚、拉美、非洲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 [73] 三者既有一些共同特征，也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东亚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利润为基础的官僚结构，收入差距小，出口激励，工业化的成功，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相应的技术转移。 [74] 而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同样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包括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以及成功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低水平的收入不均。 [75] 基于历史的经验梳理，可以发现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渐进有序开放，以及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随着东亚经济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纷纷减速，一些学者对东亚模式提出疑问。例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基本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很小，因此必然受到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制约。 [76] 很多国内外学者随后对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东亚模式如何在新时代保持有效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国际上不断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到均值”的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包括华为、阿里巴巴、吉利等优秀中国企业的超越追赶却在不断打破这个预言。追赶的隐含前提是存在领先者，后发企业在原有技术范式体系内追赶，通过能力积累缩小差距甚至实现赶超。从技术体系演化的动态视角看，受限于领先者的成熟技术范式，后发者容易陷入追赶陷阱。“超越追赶”则是指后发企业或者国家通过主动创造新的范式并基于新范式获得优势，实现从后发者向领先者的转变。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具有其他经济体完全不同的中国情境，“中国模式”完全不同于东亚模式，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越追赶的大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