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的成功者

美国

美国工业化起步晚于欧洲，大量技术从欧洲尤其英国引进。1789年通过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美国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开始了早期的工业革命。 [8] 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英国的73.3%，到1870年提升至75.3%，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的GDP平均增长率为3.9%，而英国同期的增长率为1.9%。到了1913年，美国人均GDP水平已超过了英国，达到英国的105.5%。 [9] 因此，美国的崛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长期保持领先，这个过程是从电力、石油等能源部门的革命开始的。

1878年，爱迪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在1879年成功制造了第一只实用的白炽电灯泡，这是电力革命时代开始的标志。随着应用交流电感应发电机和感应电动机以及交流电远程输电这些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获得解决，美国电力机械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1893年康涅狄格州的纺织厂开始使用电动机，并很快将其在其他工业领域迅速推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几乎美国每个工厂都在使用电动机。随着电力工业的兴起，电力广泛地应用到工业、通信、交通等各个部门。在同一时期，通信技术也快速发展并进入应用。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并于1877年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电话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广泛使用的便捷通信工具，到1910年，美国使用的电话已达700多万台。192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成立并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这被认为“美国电气工程的转折点” [10] 。同时，汽车工业的发展、飞机的商业化应用，使得石油使用量激增，推动石油工业迅速发展，石油产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1913年，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6%，超过英、德、法、日工业产量的总和 [11] ，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一直保持领先。二战之后，面对冷战的压力，美国国防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实现联动创新：军方解决爆炸品落点和弹道的大规模计算的需求，推动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产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建立了互联网前身“阿帕网”的第一个形态；同样是军方，给了集成电路“鼻祖”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第一批平台型晶体管的合同。美国二战后的核工业、航空航天业基本上拥有类似的创新轨迹。 [12] 美国经济自19世纪后期以来快速发展，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最主要的原因是自主创新给前沿技术扩张带来增长动力，从创新视角看大致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科研型大学促进了基础研究中的突破式创新。19世纪7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兴起，各州鼓励教师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培养人才，促进了美国科学快速发展。到1920年，美国科研型大学的现代形态已经成形，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流。 [13]

第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了创新的热情。美国是最早把知识产权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1802年，美国成立国家专利局，在1865—1900年期间，有64万种发明专利被正式批准登记。 [14] 美国还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体系。根据一直以来的联邦法律，法定上政府拥有其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专利权，私人部门要获得这些专利需要符合非常苛刻和复杂的法律程序。这导致的结果是，截至1980年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其中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无法有效配置：政府拥有专利但没有动力和能力推动商业化，私人部门有动力和能力商业化但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享有专利申请权，在审核通过后则可以持有专利权，鼓励大学展开学术研究并积极转移专利技术，促进企业发展和推动产业创新。

第三，工业实验室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工业实验室是美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 & D）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开始迅速成为趋势。美国工业企业逐渐认识到工业研究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而均开始大规模组建研究与开发部门，并与高校学者和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较为著名的工业实验室包括通用电气实验室、杜邦实验室、柯达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究实验室等。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19世纪末期研究与发展的制度化成为公司竞争方式中最主要的变化。大多数美国大企业的中心实验室建立之初，就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借助科学和技术改进已有产品并完善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发现和探索有助于新产品开发的科学原理与自然规律。 [15] 随着产业界不断成熟，工业实验室逐渐认识到并建立了“基础研究必须响应市场需要”的特殊使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的工业实验室不以基础、应用之分而以商业需要为标准开展研发活动，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商业价值。例如，贝尔实验室从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基础研究，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信息论、太阳能电池、通信卫星、激光器、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可视电话、UNIX系统和C语言的发明者，拥有15名诺贝尔奖得主，贡献了25000多项专利技术。同时，贝尔实验室也致力于促进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 [16]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贝尔实验室为全世界带来的创新产品包括传真机、按键电话、数字调制解调器、蜂窝电话、通信卫星、高速无线数据系统、太阳能电池、电荷耦合器件、数字信号处理器、单芯片、激光器和光纤、光放大器、密集波分复用系统、首次长途电视传输、高清晰度电视、语音合成及识别、UNIX操作系统、C语言和C++语言，等等。

第四，金融工具和风险投资助力中小企业创新。美国于1971年建立了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开始规范场外交易，改变了其混乱的状态。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融资平台有效利用社会资本，这成了推动基于大学的高科技创业成为主流的重要力量。 [17] 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金融工具使高科技中小企业焕发生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铺就道路。

通过以上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制度创新，不断推动各种新的科技成果在美国产业中广泛应用，逐渐形成包括企业、政府、大学和产业集群在内的创新体系，并推动基于集群创新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的出现。例如硅谷就是基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通过政、产、学、研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不断衍生出大批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硅谷企业。 [18]

日本

日本是后发国家中通过追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赶超的卓越代表。日本追赶可以向前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受到重创，但自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复苏，并保持多年10%以上的增长率。日本从“殖产兴业，教育立国”的思路出发，重视科研创新与技术发明，通过低工资和技术引进展开世界性竞争，在50年代前半期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最终在60年代前后创造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日本奇迹”，用20年完成了领先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至1973年，日本GDP位列世界第二；1992年日本人均GDP达到了美国水平的90.1%。 [19]

注：甲类技术，指合同期限或付款期限超过一年的项目；

乙类技术，指合同期限或付款期限不满一年的项目。

资料来源：转引自刘忠远和张志新（2010）的研究，基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日本科学技术厅有关资料整理而来。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日本经济赶超强国的关键动力。最初，日本经济的迅速追赶主要依靠大规模技术引进来实现。日本以“科技兴国”为长远发展战略，在50—70年代大力吸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消化并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如图1-1所示，日本在50年代开启国外技术的大量引进，并不断扩大引进力度。1950—1960年间，共引进甲类技术1356项，乙类技术1564项。1961—1970年间，共引进甲类技术6968项，乙类技术5115项，分别较前期增长413%、227%。1971—1980年间，共引进甲类技术16671项。 [20] 从投入上看，在1955—1970年的16年中，日本用于技术引进和推广共花费60亿美元，几乎引进了全球半个世纪开发的全部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而领先国家研发这些先进技术的费用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 [21] 国际技术的引进填补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缺口，同时促进了日本的创新活动。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逐渐在引进的基础上转向研究开发。日本技术进步的关键点也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日本更重视对技术的吸收和改进，而非技术的单纯引进。日本积极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与本土适应性改造，以此作为技术赶超和实现增长的重心。例如，日本曾提出“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口号，号召企业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改进与创新。日本钢铁产业在1957—1961年间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花费与国内消化吸收的研究经费配套比达到了1∶3 [22] ，使得钢铁产业在日本经济追赶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统计，至1980年1月，日本有科研机构920所，科研人员达35.5万人，R & D经费占GDP的2.8%。 [23] 通过引进后的进一步技术创新，日本将引进的技术落实于生产、推广和商业化的具体应用，对本国的工业技术体系进行完善，并在造船、彩电、半导体等产业中实现了向欧美等技术来源地的赶超。日本对于技术的引进与开发还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生产管理效率的提高。

日本战后的制度改革是其经济腾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是从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确立否定了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政体体制中的天皇神权、帝国主义以及封建专制，为日本社会引入人文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议会内阁制。由于新宪法对日本“去战争化”的约束，日本的军事开支大幅缩减，这也为日本当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更高的资源优先级。新宪法政体的形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并沟通全球市场铺设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为国内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打下基础，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创造可能。

制度改革的作用还在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体现出来。在经济逐渐恢复的过程中，日本根据自身资源匮乏的国情，准确判断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以“重工业和化工业”为核心的加工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日本通过政策倾斜调整产业结构，扶持钢铁、石油化学、汽车制造、重型电机、合成纤维等企业的发展。其中日本汽车的崛起最为突出，1975年丰田已经在美国市场居领先地位，1986年日本9家车企共售1330多万辆汽车，占世界市场的1/3。 [24] 除出口优秀产品外，日本还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在国外投资设厂并就地推销，既避免进一步扩大与欧美的贸易摩擦，又减轻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1988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达470.22亿美元，较1987年增长409%，是1985年的20倍。 [25]

日本对科教的重视与发展为经济崛起提供基础。日本坚持对国民进行文化教育与技术培训，1962年提出“造就人才，建设国家”的战略，同时不断提高对文化教育的投入；至1978年，文教经费占国民总投入的7.1% [26] 。此外日本政府逐步将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提供免费教材，提升助学津贴，推动中等及高等教育发展。1950—1974年的25年间，日本高中生从193万人增至427万人，大学生从22万人增至165万人，超90%的人受过高中教育，1/3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 [27] 日本企业则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企业培训，并为各级职工提供再教育。具备良好文化和技能的劳动力是日本技术创新的必要保障，是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另外，美国的扶植也对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具有积极影响。面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选择扶持日本成为“代理人”以巩固其在亚洲的控制力。美国为帮助日本经济复兴，在1948年后从政策、资本、技术等维度为日本注入充分的援助。美国先后为日本提供了“日本经济安定九原则”“道奇路线”“肖普税制改革建议”等经济复兴的方案。而朝鲜战争“特需”无疑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恢复生产能力，并给予了日企资本积累的宝贵机会。

总结来看，战后日本通过“制度改革—科教发展—扩大开放”，先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扫清国内战时体制的遗垢，为经济重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来把握住国际形势带来的机遇，积极吸取外部资本与技术大力恢复生产能力，同时加强本国的人力资本建设，为之后参与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奠定基础，最终在经济复兴的道路上创造了“日本奇迹”。

韩国

度过战争的动乱后，1953—1961年，韩国通过美国的援助恢复经济发展，之后于1961年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过不足半个世纪的经济建设，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GDP由1961年的24亿美元发展至1996年的6102亿美元，跃升至世界第十一位。 [28]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相较于西欧国家的人均GDP，1950年韩国仅为前者的15%，至1973年增至23.3%，到1993年达到60.4%。 [29] 此时韩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发达的工业国，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经历1997年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GDP在2018年达到1.62万亿美元。2021年韩国正式成为发达国家，是二战后首个且唯一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千万人口国家。

韩国经济腾飞与技术赶超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适时调整的发展战略是韩国取得经济成就的重要措施。1961年朴正熙政府开始改变国家战略，将李承晚政府的“南北民族统一”战略调整为“推动经济增长”，于1962年发布振兴国民经济并推动产业发展的“经济开发计划”。此外，朴正熙着手整肃腐败低效的政府结构，起用专家与精英建立权威政府。该时期的系列举措逐步恢复了政府威信及国家能力，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重建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为韩国开启快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韩国制订了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方案，提出“出口第一”“输出立国”“经济至上”等主张，并实行系列政策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一时期，韩国凭借自身的轻工业基础以及廉价劳动力，承接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的产业，1962年到1979年间，出口总额由0.55亿美元增长至147亿美元，年均增长40%；国民生产总值（GNP）由23亿美元增长至约80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0%。 [30] 在70年代，韩国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速度，适时完成产业结构调整。1973年朴正熙发表“重化工业宣言”，韩国政府将围绕重化工业发展经济建设，指定钢铁、石油、造船、汽车、金属、半导体等六大产业为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之后设立“重工业推进委员会”，并为六大产业提供出口补贴以及税收减免。在政府的保护与优惠政策下，韩国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并在韩国经济结构中成长为主要部分；1972年重化工业在出口结构中占比23.8%，至1982年已经增至54.2% [31] ，为韩国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经济发展至80年代，国际市场重启贸易保护主义，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韩国提出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电子、电脑、汽车等高新产业。政府先后颁布《科技振兴法》与《技术开发促进法》，旨在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配合经济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1980年起，韩国政府通过税收财政的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例如：规定私企的研发费用可以减少10%的税额；为科研进口的设备和物资可以降低关税；降低新技术产品的消费税。政策的有力扶持极大调动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至90年代，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高新产业使韩国进入世界科技强国之列，以三星、现代等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在世界电子产品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标志。

第二，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科技活动的投资，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韩国政府为国内的研发活动提供资金、设立促进研发成果转化的各项基金，如1977年设立的韩国科学基金，就是为了加强半导体技术的消化、吸收，引导国内自主的技术创新与进步。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大幅增加研发经费，政府科技预算年增15%，企业科技预算年增6%。韩国的研发强度在这一时期快速提高，自1981年起的0.69%至1985年的1.85%，1991年突破2%，1994年达2.61%，到2010年达5%。 [32] 为改善大学研发经费缺乏和设施不足的状况，韩国政府对大学的基础研究及开发的投资持续增加。到2001年，对大学研究开发的投入占到全部研究开发投入的12%。同时，韩国政府还扩大对大学中各种研究中心的支持，科学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的数量都在1993年至1998年间有较大的增加。 [33]

第三，韩国还通过政府下场的方式着力构建创新体系，以推动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政府出台战略规划，推动半导体产业完成要素集聚。1973年韩国政府将半导体电子列为六大战略产业之一，政府先后出台《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六年计划》《半导体工业综合发展计划》《国内半导体产业扶持计划》《半导体产业育成计划》等，明确支持开发4M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吸引三星、LG、现代等财阀进入半导体电子产业，并投入DRAM技术的研发，为韩国DRAM技术的异军突起奠定基础。在此后的30多年里，韩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计划。

第四，通过不断扩大的政府采购，支持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例如，韩国通过立法对DRAM等高新技术产品设立政府采购制度，为扶持高新产业的发展，政府机构优先采购或委托国内高新产业的龙头企业。1982年韩国让政府机构装备5000台国产的个人计算机，1984年制订正式的采购计划，1986年采购项目的数额达到3.24亿美元。 [34] 稳定的政府采购为韩国电子工业及DRAM技术的初期发展降低了市场风险，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五，通过优化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政府主导推动合作创新，应付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例如，为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韩国政府于1976年建立了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联合三星、现代和LG等组成“半导体研究开发联盟”，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DRAM研发的经费，其中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开发风险。 [35] ETRI在企业联盟及产、学、研网络构建和有效运行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外，韩国建立了竞争合作的机制，基础技术与知识由联合团队中的各个组织共享，而关键核心技术由各个组织同时从不同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如对DRAM制程技术路线的攻关，由三星、现代与LG分别采用堆栈式、沟槽式与混合式的不同路线进行竞争，最终高效甄别出堆栈式的优势。 [36] 通过政府牵头、寡头竞合、高校参与的合作方式，韩国构建的“政产学”研发联合体，由国家主导实现了合作各方的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克服了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 [37] ，最终顺利完成从1M到64M的DRAM核心基础技术开发，并完成对美国、日本的赶超。在取得DRAM技术水平跃升的同时，韩国凭借DRAM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半导体产业的出口。到1995年，韩国自主研发出256M DRAM，完成了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技术跨越，半导体的出口比重达到14.1%，成为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实现了技术和市场赶超美、日的成就。 [38] 政府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投资在推动韩国集成电路产业成为行业龙头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韩国取代日本成为DRAM第一大生产国。2017年号称“全球DRAM三巨头”的三星电子、SK海力士、美国美光三家芯片企业，占全球DRAM市场份额的96%，前两家韩国企业合计占73%。 [39]

韩国的经济腾飞及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对教育的大力投入。韩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十分充足，1965年教育预算占政府预算的16.2%，1970年增至17.6%，1980年增至18.9%，1990年突破20%达到22.3%，此后通常占比20%左右。 [40] 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中，韩国完成了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开发，解决了经济发展对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也为韩国在战略产业上实现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加坡

由于身处马六甲海峡的东入口，作为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门户，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的经济高度依赖东印度公司的转口贸易，此外渔业和种植业也是新加坡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加坡1965年完成独立，在李光耀政府带领的改革中完成经济崛起。1960年新加坡的GDP仅7亿美元，独立后的1966年突破10亿达到11亿美元。随后伴随着产业不断升级，GDP快速增长，1977年发展至66.2亿美元，1987年突破200亿美元，1997年突破1000亿美元 ，实现了建立“第三世界里的第一世界，第一世界中的绿洲”的目标。

在新加坡的追赶历程中，政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科学和精准的政策体系促进企业提升技术能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1960年，李光耀确立了发展密集型工业的战略方针，通过发展工业与旅游业带动经济多元化，改变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经济结构，实现“内外发展，双翅腾飞”。在独立后，新加坡必须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克服资金与资源的短缺。新加坡于1967年通过了《经济发展激励法案》，赋予了外企更高的地位、更多的福利支持和税收优惠。此外，新加坡开发银行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为外资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服务，也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大量吸收引进，新加坡的资源短缺得到弥补，国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得到有力推动，逐渐形成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基础。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新加坡对1971—1980年的经济活动做出首个“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在产业政策方面，优先支持高技术的精密型产业，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或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政府为了鼓励科研创新，给予新兴工业优惠待遇，对科研开发的支出免税，大力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规划政策的推动下，新加坡开始走出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通过产业附加值的提升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在第二个“经济发展十年规划”（1981—1990）期间，新加坡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以转口贸易为主变成以本国产品出口为主，人均收入约5219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41] （如表1-1所示）

资料来源：转引自汪明峰和袁贺（2011） [42] 。

从1991年起，新加坡连续实施国家科技发展五年计划。（见表1-2）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技术研发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着力打造高科技园区。通过推动大学与国际知名高等院校开展全球合作项目，为高新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在90年代，新加坡的科研人员增长至1万名，经济年均增长达8%，成为世界闻名的新兴工业国和“亚洲四小龙”之首。 [43] 此外，新加坡通过政府行为主导创新体系的建设，推动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其一，新加坡通过直接投资改善融资环境，增添创新生态的活力。2010年政府为新成立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所投资10亿新元 ，支持高校在清洁能源、能源安全、环境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国家创新挑战项目的研究。 [44] 同时，政府通过隶属经济发展局的TIF投资公司设立13亿美元的基金，专门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1∶2的配套投资资助 [45] ，以政府投资鼓励创业者投身技术创新，并引导资本市场投入创新体系的发展。其二，新加坡通过政府采购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在每年投入占GDP 9%的政府组屋 建设中，新加坡大量使用并大力推广最新研发成功的可再生建筑材料。类似的行为还出现在清洁能源项目，如生物柴油的推广、零能住宅的研发和建设等。 [47] 政府采购为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为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奠定了基础。其三，政府牵头推动合作创新，打造“政产学研金”联合的孵化器集群。如“大牌71”，2011年由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以及新电投资公司共同建立，紧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等政府部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等机构，沟通各类组织形成集群化的发展优势。 [48] 除“大牌71”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创业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孵化中心等初创孵化器都集合了政府投资、学校参与以及私人指导，使“政产学研金”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创新体系内部的合作，加速技术的成果转化与开发应用，推动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新加坡政府还根据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推出系列融资援助计划和配套融资产品，覆盖了企业从创业到成长再到国际化各阶段的融资需求。

资料来源：转引自纪慰华和苏宁（2020） [46] 的研究。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完成全民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在新加坡的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占据重要份额并不断增长。1959年新加坡的教育经费为6000多万新元，1979年达13亿新元，提高20余倍。 [49] 新加坡制定了完整的教育政策并配套了完备的执行措施，以提升并维持劳动力的素质水平。自1960年起，新加坡提供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建立“成人教育促进局”，开办大批专业职业培训中心，并提供教育津贴和培训资金。在政府的推动下，全体国民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技术型职工得到良好的双语培训。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新加坡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开启了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

此外，新加坡也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如表1-3所示。

总结来看，新加坡通过“劳动力导向—资本导向—技术导向—地区影响力导向”四个时期的政策推动，全民教育提高了人力质量，招引外资弥补本土资源的匮乏，鼓励科研创新积累了技术能力，充分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运行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为半个世纪内从独立到崛起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以色列

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在建国初国土狭小，其中三分之二是沙漠，也不具备理想的自然资源。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包围，长期仇视敌对，先后发生五次“中东战争”。犹太人受强烈的复国愿望驱动，于困难的环境中不断探索发展道路。建国伊始，以色列的GDP仅2亿美元，到1980年增至218亿美元，到1997年突破千亿水平达1015亿美元，至2007年已达1953亿美元，2017年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超越英、法、日等经济大国。此时，以色列已从一个弱小的新生国家，发展成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创造了“沙漠中的奇迹”。

资料来源：转引自纪慰华和苏宁（2020） [50] 的研究。

以色列建国以来，始终将科技作为立国之本，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对GDP的贡献率在90%以上。 [51] 政府主导并构建“政产学研金”的创新生态，推动合作创新以加速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以色列设立政府研发支持基金，并建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负责基金的运作，以便为全国高新企业提供支持与优惠。同时，以色列7所重要的高校都成立了全资技术转化机构，通过专门机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在科技成果转化成功并获得收益时，技术转化机构则按照“442”的比例将成果转化净收益拨付给发明者（40%）、大学（40%）、实验室（20%），大学将所得收益的60%再返还给技术转化公司 [52] ，这种模式保证了技术转化机制得以持续运行。

此外政府大力建设风险投资市场，同时为创新企业打造孵化器体系，为国内的创新创业生态构建起灵活高效的支持系统。1984年，以色列实施了《鼓励产业研究与研发法》，通过政策主导社会的创新风尚，调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1993年政府推出“Yozma计划”，按创新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为其提供等额的资金支持，以此引导资本助力创新企业的发展，解决企业成长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为技术创新增添动力。 [53] 虽然政府资金以“借款”形式资助创新企业，但是政府不会向研发失败的企业追回“借款”，而是与企业共担科研损失，给予企业充足的支持与信心开展技术创新。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政府在回收“借款”之外，要求企业提交前两年销售收入的3%至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反哺资助资金以扩大国家创新扶持的范围。至2017年，以色列研发支出相对GDP占比达到4.54%，超过日本、德国等国家。 [54] 自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至2014年全国范围内建立20余家公益性孵化器、80余家企业加速器，以色列共孵化出1500多家科技公司。 [55] 此外，以色列政府的相关部门与全国高校连接，将其与企业和创业者联通，实现了每所高校都有所属的科技转化公司，负责校内人员的专利注册、产权保护，并将产生的科技成果进行商业化转化。以色列通过政府沟通，明确了高校与转化公司的分工，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开发应用，提升了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以色列已是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强国，为世界贡献了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至2019年，以色列国内高科技初创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仅次于美国硅谷。 [56]

发展科教和人才引进为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以色列政府始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在建国之初，其教育经费仅次于居于首位的军事开支。1962年教育经费占GDP的6%，1970年为7.4%，此后逐步向10%的水平提升。 [57] 以色列推广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建立职业学校，为从事农业、工业或商业的劳动者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色列始终关注科技兴国战略。按人口比例计算，以色列每万人中约有14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有7人持有理工硕、博学位。 [58] 犹太移民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巴以地区是犹太人信仰中的精神家园，以色列通过移民政策吸引全球各地的犹太人迁入，在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大潮后，以色列的移民趋于稳定。以色列建国初期，其犹太人口约65万，至1972年达到275万，增长了3.2倍，至1992年5月达420万，占全国人口的83%。 [59] 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购买力，国内市场建立了较好的供需循环。此外，由于犹太民族重视文教与经商，除了大量的个人资产，迁入的高素质移民还为以色列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其中包括发达的科技与成熟的管理经验。据统计，1948—1989年，迁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中至少有10万人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或博士、博士后学位；而在1989—1994年间迁入的45万犹太移民中，又有9000名科学家和5万名工程师，其中1993年近70%的犹太移民由科学家、专家及技术人员构成。 [60] 优秀移民提升了以色列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了高技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成为以色列经济腾飞的重要助力。

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色列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与动荡的地缘条件下，从一个需要国际力量援护的新生国家，跃居全球最发达二十个国家的行列。 7xTm5CNaJq8MKwTBUi/2QCsSLBQ0ndH1a3salnau5/2clTXIBKhe7voaZgj4xY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