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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人类近代史中最耀眼的事,莫过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数代人的百年奋斗让“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成功变身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并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走上全民小康之路,成功实现了从“追赶”迈入“超越追赶”的新时代。但是,当我们放眼世界,看到的却是绝大多数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并未缩小。中国为什么是个例外?是什么让这个科技贫乏的国家在短短数十年中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最具活力,及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予量均跃居全球前列的领先者?世人为之惊叹之余,却是众人对成因的疑惑:西方主流学者与媒体眼中的“最糟糕的政策”却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奇迹!

长期以来,作为近代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中的“后来者”,中国并不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而充分的事实却日益清晰地表明了创新驱动在中国崛起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无可否认,作为“后来者”,中国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即“二次创新”。正是不满足于只是被动地“引进—消化吸收”,中国在引进的全过程积极努力地开展“二次创新”,从而赢得了巨大的“后发优势”,并成功地建立起了从“二次创新”到“后二次创新”,乃至“原始创新”的向上迭代式良性循环,避免了落入“落后—引进—消化吸收—再落后—再引进”的“追赶陷阱”。正是由以“二次创新”为起点的众多中国企业的“向上演进”建立起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将中国整体经济与社会带入了全面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而随着前沿尖端科技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新阶段,如何摆脱“路径依赖”,穿越技术/产品生命周期,加快实现从“二次创新”向“原始创新”的跃迁,更成为当下中国“超越追赶”成功的关键。

正如熊彼特在百年前所指出的:“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改革开放释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但是真正的创新并不会仅凭激情就能自动生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是源自千千万万企业和企业家的自下而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成功之母。自31年前完成“二次创新的过程与模式”博士论文迄今,作者(第一作者)一直致力于持续深入地研究和完善“二次创新”的理论与方法,并运用于指导企业赢得后发优势的实践(《全球化制造与二次创新:赢得后发优势》,2006)。10年前,站在新世纪中国制造规模登顶全球的新高度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超越追赶”的构念,开展了新一轮基于我国领先企业的扎根研究。当我们从埋头撰写中举目高眺,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当我们在激烈的讨论中达成共识,感受到的是中国创新之路的崎岖;当我们完成初稿进行复盘之时,欣喜之余是众多的缺憾,世无完美之作,唯有无尽的努力!

本书在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基础上完成,共分九章:首先以《科学》杂志提出的“世纪之问”为引子,用全球眼光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实现“超越追赶”的国家之创新实践进行了剖析;进而纵向回顾了我国从洋务运动以来160多年的学习、追赶到超越追赶的历史进程;系统地对从追赶到超越追赶中的“二次创新”过程及动态升级的模式进行了深度的阐述;结合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背景及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场景,讨论了通过“二次商业模式创新”在价值网络中获得“后发优势”的新机制;研究揭示了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联动中形成双轮驱动的加速超越追赶机制;特别地,对技术范式转变期的“机会窗口”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抓住“机会窗口”是实现超越追赶的关键;进而指出,相应的创新管理体系和制度安排均需改变以往排斥“不确定性”的管理逻辑;在宏观上,从超越追赶的创新环境塑造视角,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七位一体”国家创新体系;最后,基于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国崛起的实践,提出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创新治理结构重建构念。

本书的核心思想与创新之处在于对“范式转变”期的创新管理“非线性”特征的剖析,提出了与以往基于单一生命周期内的稳定结构和线性优化不同的“拥抱不确定性”的创新管理体系。在学习与“忘却学习”、异质性与包容性、排他性与互补性、利用与探索等“二元性”行为中,“灰度”管理成为创新管理的“新常态”。微观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双轮驱动,宏观上的“七位一体”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多极世界的新型全球创新治理结构,成为我国实现“超越追赶”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条件。

在当今全球市场、技术和制度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情境下,重新思考传统管理理论的适用性,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探索企业在超越阶段的特征与有效模式,对于指导更多企业正确认识并把握和抓住下一个范式兴起的重大机会窗口,从而实现更广泛的“超越追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范式转变中“换道超车”是众多“后来者”真正实现“超越追赶”的康庄大道,中国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和领先企业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普惠的中国方案,而基于包容“不确定性”的创新管理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乃至新工具则是指引和加速“超越追赶”的利器。

共同作者方刚博士(浙江大学和瑞士洛桑大学的双博士)是我曾经的弟子,已过不惑之年多时,我们的相处,真知灼见时时碰撞,痛苦与快乐并存。似如《黄帝内经》中天师岐伯所曰:“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心中有光,素履以往”,合作中的愉悦当可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为我们提供深入实践的研究机会并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科技创新践行者和企业家们,感谢于我们撰写期间共同进行尖锐批评与深入探讨的国内外同行专家们,感谢一起参与过调研和研讨的学生们!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让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殷切期望本书的研究探索能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乃至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种新的创新管理思维和管理逻辑,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超越追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奉上一份学者的贡献。

筚路蓝缕,任重道远。谨以此书致敬中国创新崛起中千千万万的奋斗者!

吴晓波
2023年3月20日
浙江大学求是园 D5YZ7hhtHsOmsaEXh3t+HorITSbJBwZpelQ4Dg7XqYBt2hIiOc21QTAhDB8NTfyq



第一章
世纪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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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问

为纪念创刊125周年,《科学》(Science)杂志编委会于2005年挑选了125个重要的科学前沿问题做了一个特刊 [1] ,提出25个最突出的重点问题(highlighted questions)以及其他100个生命科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的科学前沿难题。其中的第116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停滞?”(Why do some countries grow and others stagnate?),反映了学术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切与思考。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关注到了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大卫·休谟(David Hume)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强调“贸易顺差”是英国获得财富和繁荣的基础 [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社会分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是国家富裕的原因 [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强化本国擅长的生产领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并称之为“比较优势理论” [4]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张“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处于“幼稚阶段”的产业 [5] ;受到李斯特影响,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总结了“阶段性经济成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受生产性投资率,领先工业部门的存在、发明与革新,以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 [6] 。对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解释范式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这里被颠覆,他1912年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创新理论”,重点是将技术和方法纳入考察,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根本和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学者包括门施、弗里曼、克拉克等进一步发展创新理论,推动了“新熊彼特主义”和“泛熊彼特主义”的形成。

理论前沿

“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和发展中实际上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并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答案。

然而,“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和发展中实际上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基于单一或少量因素无法完整科学地回答《科学》杂志的第116个问题。例如,20世纪50年代一些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其中巴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典型。巴西在20世纪中期曾经出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10%的“巴西奇迹”,至2010年经济增速仍有7.5%,但接着转向了发展停滞——2014年降为0.2%,2016年经济持续萎缩,同时国家债务高达GDP的70%。巴西一直没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了经济、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后发国家追赶中面临的严峻命题。《科学通报》在2016—2018年间,刊出系列文章“《科学》125个科学前沿问题系列解读”,邀请相应领域的科学家就这些科学问题展开论述,介绍当前最新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对有关这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分析。针对第116个问题的分析文章在总结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因素和结构因素之后,仍然认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并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答案。 [7]

近年来,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于中国超常规的迅速崛起。中国崛起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总量从1949年占世界经济比重不足5%到2021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8%,至2021年人均GDP已连续三年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最领先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全球第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转移的战略“机会窗口”中,中国逐渐建立起高效的生产供应链体系,以及全球范围内最完备和独具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及制造能力。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看,同样是市场、技术、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企业层面的创新过程和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当期特刊序言里提出了这样的信念:“在塑造科学的未来方面,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在中国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的今天,梳理清楚中国快速发展的脉络,总结背后的科学规律,无论对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还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实的借鉴和指导,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D5YZ7hhtHsOmsaEXh3t+HorITSbJBwZpelQ4Dg7XqYBt2hIiOc21QTAhDB8NTf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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