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追赶

新型的发展道路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的制造企业经历了从封闭环境下的埋头苦干到开放环境下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转变，整个国家确立了新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从一个落后者上升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143670亿元，实现了近311倍的增长。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制造业迈入了崭新而又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为制造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大量外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制造业利用成本优势与人口红利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外包基地。到2006年，中国有172个制造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些产品涵盖了集装箱、指甲钳、手机、铅笔等28个制造大类。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一直居全球首位，明显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波动巨大，甚至出现了1961年负增长41.9%的情况，但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2011年，中国以35137.2亿美元的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并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且差距逐渐扩大。目前，中国制造业部分产业已经实现局部领跑，比如以华为为代表的通信行业、以海康威视为代表的视频监控安防行业。2010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仅为5.8%，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制造业开始进入结构调整与转型期，新时期的制造业同时也面临转型升级等诸多困难与挑战。

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下，中国希望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快速引进先进设备并在短时间内形成生产能力，从而缩小与先进国家在生产力和技术上的差距。因此，中国采取市场开放和外资引入的政策，来积极快速推动国内产业发展，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逐渐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而把技术引进和提高研发能力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0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技术引进以关键成套设备引进为主，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服务以及合作生产引进为辅。 [52] 这种策略的成效显著：关键成套设备的引进提高了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产值由1979年的1786.5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26111亿元。

“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其目的是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或者经产业链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形成自主研发能力，提高整体技术创新水平。 [53]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获得的主要成就有 [54] ：第一，外国直接投资额快速增加。1992年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10.1亿美元，到2001年则增长到468.8亿美元，增幅超过325%。第二，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大幅拓宽，特别是放宽了对第三产业的限制。在1992年之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放宽第三产业对外资的条件，例如允许外资试点投资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航空、律师、会计等领域，逐步放开和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土地开发、房地产、宾馆、饭店、信息咨询等产业 [55] 。第三，扩大国内市场。1992年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销控制很严。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对高新技术项目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高技术行业、进口替代行业，以及大型生产性行业和重化工业等，允许其中一些项目在一定条件下以内销为主，甚至是100%内销。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整理后制作本图。

由于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开展创新情况的路径差异，导致“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效果在不同的领域具有较大差异，例如在高铁产业和汽车产业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高铁产业成功地通过开放市场和技术引进，逐步完成了自主技术研发和中国高铁的品牌构建，最终实现了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战略目标。1980年9月，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通过与美国西屋公司签订《汽轮发电机组和锅炉技术转让与购买部分零部件合同》购买了176项技术。外资企业同样也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合作，通过投资、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生产符合中国需求的本地化产品。 [56] 比如，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铁路市场容量也快速增大，面临“市场换技术”的最佳机遇，中国制定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战略。中国在起步阶段首先通过引进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了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为了适应铁路电气化的发展需求，我国的电力机车从最初向苏联引进技术转向主要从西方引进。 [57] 20世纪80年代，铁道部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分两批共进口422台C36-7（ND5）型内燃机车。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先进技术，铁道部在进口设备的同时，与对方签订了有关机车牵引应用装置技术的转让合同。在技术引进和逐步消化后，中国开始面向欧洲和日本引进电力机车制造技术。至2000年6月，我国通过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技术并与之合作，成功生产了首台东风4DJ型（原称4DAC型）交流电传动内燃机车。

接着，铁道部于1997年成立京沪高速铁路办公室，开始研究高速铁路的相关技术。在高铁技术的引进过程中，同样成功地运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4年，通过公开招标选择4家世界高铁技术巨头（包括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和法国阿尔斯通）参与中国高铁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对高铁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最终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70%以上的国产化。在这样的成就下，中国自主的高铁技术逐渐成熟，到了2009年，中国铁路“走出去”就成了必然。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要市场方向包括欧亚高铁、中亚高铁和泛亚高铁。目前，中国铁路装备尤其是高铁产品已出口全球六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区域涵盖从亚非拉到欧美的广大市场，产品涵盖中低端到高端的完整系列，合作模式涵盖产品、资本、技术、服务等多个层面。 [58]

与高铁产业开始引进技术基本同步，我国汽车企业逐渐开始大量地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当时的情况是，我国汽车工业中小轿车的生产制造还是一个空白。早在1978年，中国就曾在重型卡车的开发制造中采用中外合资的模式，但汽车工业一直没有大规模引进外资。直到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合资建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越野车。1984年，上海汽车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建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个中外合资的小轿车生产企业，主要生产桑塔纳。成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也是希望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汽车开发和制造技术。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北方的第一汽车制造厂通过引入散件组装的方式开展技术引进和学习，并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了“奥迪100”轿车，目标是能够自主掌握相关技术，实现自主生产和经营。1991年，一汽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建立了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这一阶段，大量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小轿车行业，包括北京吉普、广州标致、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神龙汽车等中外合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小轿车市场空白的现状。同时在指导思想上，中国也希望通过采取积极引进技术以及技术合作的形式来推动小轿车产业的发展。 [59] 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中国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业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以吉利、奇瑞、比亚迪为代表的自主品牌轿车的出现与逐渐壮大。然而，合资企业意味着必须使用对方的品牌，中国汽车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居高不下，使得中国汽车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造成了一种“合资过度”的威胁产业安全的局面。整体上看，中国汽车工业存在着“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问题，自主创新能力较低以及自有关键技术落后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技术追赶的辉煌成就

21世纪初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与共享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基于价值网络的新制造产业迅速崛起。面对产业技术与先进信息基础设施跨界融合的趋势，加快产业的创新发展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制造强国”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为了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以美、英、法、德、日、韩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陆续推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例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英国的“工业4.0”和“英国工业2050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方案，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等。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

这一阶段，中国技术追赶无论是在世界前沿的科研成果，还是与国际对标的技术创新，还有大型综合性科学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大型的综合性科学工程方面，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推动我国科技协同攻关系统的完善以及保障国家战略安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科院是中国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发起者、组织者之一，在“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天宫”系列空间站和“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上完成多项突破性的科学研究任务，在多项科学和技术领域等取得了开创性和跨越式发展，包括：系列化的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基础物理、天文学和材料科学等理论研究，以及高光谱成像和微波遥感技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空间冷原子钟技术，还有地月数传链路、科学探测数据处理方法等关键技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成的第一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成就时称其为“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使我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散射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为我国在众多学科前沿基础研究和多领域高新技术研发方面提供了先进实验平台，并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北斗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行研制和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继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无论是从规模、建设周期还是技术复杂度上看，研制北斗导航的系统工程都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之最，最终该系统通过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

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在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基因组研究、人工合成生物学研究以及高温超导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先驱性和开创性贡献，在相关领域发挥了科学研究的引领作用。1981年，中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合成了包含76个核苷酸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完整分子，对揭示生命起源和核酸在生物体内的作用意义重大，在该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000年4月，中国科学家提前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为我国生物资源基因组研究及参与国际生物产业竞争奠定了基础。2002年12月，中国科学家绘制完成水稻（籼稻）基因组序列精细图，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覆盖水稻全基因组的基因芯片，中国继续保持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2008年，中国科学家创造55K的超导体临界温度纪录，持续推动国际高温超导研究发展。2011年，中国科学家参与首次发现迄今最重的反物质粒子。2012年，中国科学家参与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在中微子实验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并获得2016年度国际“基础物理学突破奖”。2018年8月，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该成果回答了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基础问题，加深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在技术开发领域，通过自主创新，中国在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技术、高性能计算技术等领域的水平处于世界前列。1995年，中国研究人员研制成功“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目前我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研究人员在2013年首次实现了亚纳米分辨的单分子光学拉曼成像，并利用原子力显微镜（AFM）技术首次实现了对分子间氢键的直接成像，2017年则设计出低功耗、长寿命、高稳定性的新型高速相变材料。中国从2004年开始始终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目的世界纪录，目前在多粒子量子纠缠的制备与操纵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4年，具有高智能自主避障能力和稳定航行控制能力的“潜龙二号”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水下自主机器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外，2016年9月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又称“郭守敬望远镜”）落成启用。截至2021年3月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和最灵敏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称“中国天眼”）已证实发现脉冲星300余颗，并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开启了中国射电望远镜系统发现脉冲星的新时代。

企业发展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中国企业发展也进入全新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企业追赶和发展加速的重要里程碑。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大幅降低商品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国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大幅降到7.5%以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与此同时，中国加入WTO也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在过去的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者；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改变了世界经贸格局，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安全最为积极的因素。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正如WTO前副总干事易小准所言，“加入WTO的20年里，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者” [60] 。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优秀企业的发展，包括吉利、海尔、华为等，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中国不断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理念、结合本国和本企业的实际，形成独特的追赶、成长的方式与路径的图景，中国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吉利是入世后中国企业成功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从追赶走向超越追赶实现“非线性成长”的典型。2001年11月9日，吉利几经努力终于获得了汽车行业的准入牌照，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1999—2001年），吉利经历了艰难的开拓期和爬坡期。2010年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全部股权的收购，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首个跨国汽车并购案。

资料来源：据1986—2011年吉利集团的发展报告整理后制作本表。

在2010年后，吉利通过研发体系升级、建立全球协同网络、商业模式创新等一系列战略行动和创新，实现了穿越周期的成长。 [61] 数据显示，2020年吉利汽车累计销量1320217辆，连续4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榜第一。从整个汽车产业看，2001年中国轿车年产量约7万辆，到了202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达2522.5万辆，连续10年居世界首位。以吉利、奇瑞和比亚迪等为代表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不断增加。从2015年开始，国产品牌，特别是涌现的一大批如蔚来、小鹏、理想等造车“新世代”，在以电动、智能为新特征的新兴汽车产业发展范式上成为国际领跑者。2021年中国汽车企业出口201.5万辆，同比增长101.1%，创历史新高。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2021年的销量占全球销量的60%，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占比在50%左右，新能源汽车出口占全球总量的1/3，中国成为第一大新能源车出口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吉利通过坚持技术创新、重视人才培养和质量改善，尤其是通过国际并购实现高端技术积累与品牌国际化，逐步实现了从汽车制造公司向智能电动出行科技公司的转型，打造出一个立体出行新生态。在英国品牌评估咨询公司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0全球最具价值汽车品牌排行榜”中，吉利连续三年成为品牌价值最高的中国汽车品牌。这种非线性的成长轨迹代表了很多中国企业追赶和发展的规律。

海尔在标准领域的建设和引领从另一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企业向国际领先的管理理念学习并不断追赶的历程。海尔是我国最早获国际认证机构ISO9000认证的企业之一，并逐渐从技术标准的引领，向场景标准的引领和生态标准的引领转变，穿越一个又一个产业周期，从而实现了持续成长。创业36年，从濒临倒闭发展成具有引领地位的物联网时代生态系统，这都同海尔“高质量”“高要求”的高标准意识息息相关。从1984年到2020年，中国家电领域80%的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提案来自海尔，80%的国际标准专家来自海尔。进入2010年，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海尔认识到智慧场景的国际标准将更有利于场景品牌的快速发展，对用户体验迭代和生态共创共赢具有很大价值，将有力推动全球智慧家庭产业的规范、创新发展。因而在这个阶段，海尔主导发布了一系列智慧场景下的应用标准（见表2-5）。近几年来，随着物联网时代来临，海尔率先开启了生态品牌战略阶段，其标准体系的建设也从产品、技术、场景升级为商业模式体系的物联网生态标准推广。

注：该数据为吉利汽车公司销量，非吉利集团销量。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制作。

注① 即海尔COSMOPlat，是海尔推出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编者注

华为通过学习世界领先企业的管理理念，不断实施管理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属于华为的管理体系，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20世纪90年代后期，华为完成产品线的延伸及客户群体的开拓，其市场在广度及深度上已有充分发展。但在快速扩张市场时，华为的研发系统却没有相适应的发展。串联的产品开发模式缺乏预见性与规划性，冗长的产品线滞缓于响应市场的速度，研发工程师忽视研发成果的商业转化，种种因素导致研发周期被拉长、交付能力被损害、市场效益被侵蚀，重重危机对华为未来的健康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1997年任正非率高管团队赴美参访名企，旨在寻求突破组织管理瓶颈的方法。在年底访问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时，任正非深为其组织变革取得的发展所震撼，不禁将此时华为与彼时IBM的相似处境进行联系，意识到华为需要对产品开发系统做出根本改变才能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回国后任正非发表文章《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借此强调华为面临的管理危机，并呼吁组织内部发起变革。1998年华为邀请IBM的顾问为华为拟定信息技术战略和规划（IT S & P）。IBM在调研形成的诊断报告中指出华为当时的问题和未来的危机，在初步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更是明确揭示变革的迫切性与关键性，并提出IPD（集成产品开发）与其他信息技术项目和业务流程重组项目的计划。1999年2月，华为正式邀请IBM帮助其实施IPD变革。任正非和IBM的项目负责人共同担任顾问，主导变革指导委员会的重大决策，他自始至终地坚定推动变革的开展，对IBM的顾问团队进行充分授权，并表示IPD变革不会停止，会淘汰阻挠或无法适应变革的员工。

华为IPD变革基于逻辑分为三个阶段：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僵化”分为内外两方面。一是组织对外要“僵化”地接受顾问团队的建议，克服企业对于变化的抗拒心理，以充分学习外部顾问的足够经验。华为IPD变革是中国企业穿“美国鞋”的探索实践，为确保组织接受所有可能的改变，任正非对学习改进的过程提出“削足适履”的方针，要求所有员工都聆听并遵循顾问专家的意见，并优先改变自身以适应IPD的执行。二是组织内部要“僵化”地模仿学习试点部门的成功实践，重点完成新系统的制度化，以降低变革的成本。2000年5月，华为在无线业务部建立第一个试点PDT（产品开发团队），随后又在宽带和传输业务部建立其他两个试点PDT。在一年多的实验后，IPD流程在三个试点均实现预期效果，随后渐进式地向整个研发系统推广；至2003年，华为所有产品研发都采用IPD流程。“优化”则要求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组织实践。通过吸收外部知识重建组织系统，是在“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中建立新平衡的过程。为推动外部知识与内部经验的整合以及组织系统的重构，任正非鼓励内部高管与外部顾问加强交流，并在1998年提出将自我批判精神视为组织进步的前提。从1999年到2003年，华为通过试点PDT收集大量数据，对IPD试行的每个细节进行反复讨论与优化，并在推广落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经过试点项目的验证，2001年华为推出IPD体系1.0版本，于2002年经过50%项目的试行推出2.0版本，至2003年IPD体系实现全线贯通，原先的中试部被分划职能而解散，组织完成新系统的重建。

最后，“固化”是建立制度化的体系以实现对变革标准化的控制。华为开发业务模板以及变革模板，接入配套的IT流程体系，以及使用变革进展评估（TPM）对持续的变革活动进行评价，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变革管理体系，为“跟跑”到“并跑”直至“领跑”打下了基础。

中国情境的意义

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著名的“汤浅现象”，这是指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达到或超过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时，这个国家就可以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据此，可以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1540—1610年的意大利，1660—1730年的英国，1770—1830年的法国，1810—1920年的德国，以及1920年以后的美国。各国科学活动的鼎盛期大约80年，汤浅光朝由此也预测美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将会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

2018年3月23日凌晨，中美贸易战打响了第一枪，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旨在遏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中美贸易战背后是制造业之战，制造业之战背后是科技创新之战。而中美科技创新之战的根本起因就在于美国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威胁。

理论前沿

中国企业正进入一个从“二次创新”向“一次创新” 加速追赶的阶段。

系统地研究中国特殊情境下的企业追赶和自主创新十分有意义并具有重要理论建构价值。

就中国自身来看，以海尔、华为、中兴、中集、阿里巴巴等一大批企业为龙头，通过技术二次创新或商业模式二次创新，在全球开放系统中逐步构建起“原始创新”的技术能力，中国企业正进入一个从“二次创新”向“一次创新”加速追赶的阶段。在中国企业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的今天，以“创新”和“追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特殊战略地位，系统地研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理论，有效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选择正确的创新模式与路径，推进中国企业的整体性技术追赶与提升，甚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无论在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上，还是提供现实的创新战略指导上，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从世界范围看，研究中国特殊情境下的企业追赶和自主创新也是一个有意义并具有重要理论建构价值的问题。

第一，情境上的特殊性。中国企业的技术追赶是在特殊的“中国情境”下开展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追赶情境有本质区别。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境下，企业通过原始创新站到了世界前沿，而在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情境下，企业通过模仿到创新实现了技术追赶。 如今，中国企业的技术追赶是否还能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实践提炼的理论规律加以解释？是否又与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追赶实践有本质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得不考虑“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崛起时所处的情境是政治制度稳定、技术体制完善、市场经济发达、全球网络尚未形成；而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崛起时所处的情境是政府主导追赶，技术体制决定企业研发，本国市场狭小主要面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市场，全球一体化经济开始形成。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实践则在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化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新兴的“全球网络”四位一体的中国情境下开展，这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理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63] 对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研究必然要突出“中国式”技术追赶的特色。例如，中国作为特殊的大型后发新兴经济体，供给端的技术梯度（即存在连续的技术层级）以及需求端的市场梯度（即具备多层次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着特殊的中国情境。 [64] 以往的技术追赶只是强调技术层面，中国特色的技术追赶应该包括“制度+技术+市场+网络”，甚至有些是从市场或者制度以及外围非核心技术先取得突破的。因此，对“中国式”技术追赶的多阶段性、多样性、多层次性和新兴性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

第二，实践上的引领性。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对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短短40多年实现了从“追赶到赶超再到超越追赶”，其背后蕴含着的规律、路径与模式，对所有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超越追赶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和引领价值。21世纪初，中国正式加入WTO，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再次实现超速增长。经历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短暂下行，中国2010年的制造业GDP在全球占比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企业发展也进入资源深度整合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常态，面对日渐消弭的要素成本优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正在逐步消失，中国企业实施创新驱动的转型战略已向高端价值链延伸，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枷锁，形成面向“无人区”的原始创新能力，建立全球性共享网络以实现创新资源的全球抓取、全球配置、全球优化，搭建全新的价值创造生态系统以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追赶实践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之外，同样具有被其他后发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中国企业所焕发出的创造力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更应该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企业提供学习样本。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绘制。

第三，理论上的创新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主流管理理论体系并不重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践。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的巨大成就，要求并推动中国管理理论走到世界理论前沿，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中国企业实践获得巨大成功的背后，相应的理论贡献却未在国际主流管理学研究中得到体现，在国际学术界上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与当初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兴起后引发这些国家特定情境下重要管理理论的涌现，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技术创新管理理论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提出了许多创新与追赶的重要理论。这些理论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创新管理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多是对国外理论的复制性研究，研究问题过于零散，缺乏系统化、体系化，缺乏重大理论贡献，概念的全球接受度不高，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技术体制、市场空间与全球网络情境下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模式、机制及其演化规律，有助于提升我国管理学基础研究和理论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提炼并总结中国情境下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追赶的特殊规律，同时上升到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和技术追赶的普遍规律，将对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最终形成具有独特贡献并能影响世界的创新管理理论体系。

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得到了产业界、政府政策制定者以及国内外学术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通过研究技术追赶的影响因素，为帮助实践者制定政策措施、提高技术追赶的成效奠定了基础。因此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对一般性影响因素的罗列。李根以韩国六大产业的技术追赶为例，分析了不同技术体制下不同行业追赶模式的差异，总结了路径追随式、路径跳跃式和路径创造式三种技术追赶模式，并强调了内部研发努力在技术追赶中的关键作用。 [65] 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机械工具行业的研究，学者指出在低技术行业中，非正式的内部、外部联系在技术追赶中起到关键作用。 [66] 弗朗科·马雷尔巴（Franco Malerba）和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运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对多个追赶中国家的六个行业进行比较案例分析，识别出影响追赶的普遍因素，包括企业的学习、能力的构建、教育和人力资源、外部知识的获取以及积极的政府政策等。 [67] 显然，这些研究所罗列的技术追赶的影响因素对特定的本土情境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关注不够，使得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结论也因此缺乏针对性。

此外，现有关于中国技术追赶的研究往往将西方情境或亚洲追赶情境下的研究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情境，而忽略了影响技术追赶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如李根团队用根据韩国技术追赶经验提出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中国电信行业，指出该行业实现追赶的三大关键因素：市场换技术战略，跨国公司子公司向本土研究联盟、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以及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 [68] 国内学者对照“亚洲四小龙”的追赶经验，以中国彩色电视机行业的长虹和康佳为例，总结了中国企业追赶特有的五个关键因素：大量跨国企业的存在、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对国内市场逐步自由化和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 [69] 尽管一些研究识别了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一些特殊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甚至发达国家还有很多类似之处，仍然忽略了中国本土情境因素的特殊作用机制。

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技术追赶的研究以案例研究为主，也出现了一些定量研究。一些研究采用专利数据、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创新能力的水平，以此来检验影响追赶的主要因素。但这类方法不仅忽视了国家的特殊情境因素，也未能给出这些关键要素对技术追赶的具体作用机制。例如：韩国的研究人员采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美国专利数据分析了技术体制对技术追赶的影响，他们指出追赶更可能发生在技术生命周期更短、初始知识存量更多的行业，而在这类行业中追赶的速度取决于知识的独占性和可得性 [70] ；并进一步检验了韩国相对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追赶的影响因素，发现追赶更易发生在那些技术更隐性、内嵌于进口设备和具有垄断性市场结构的行业。 [71] 以往关于电信产业的案例研究指出后发国家可以跳过固线电信系统阶段，直接在移动电信系统阶段实现追赶，但是黄春耀（Chun-Yao Huang）采用15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后发企业在该技术轨道发生变化的行业追赶情形并不理想。 [72] 还有个别研究采用仿真方法去探索技术体制与生产力追赶的关系。显然，相比关注情境嵌入的案例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很难注意到技术追赶中那些特殊的本土情境因素。

梦想点亮未来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企业从没有停止向西方先进企业学习，从没有在巨大的技术差距面前失去希望，从没有放弃追赶，期待有一天我们能重新站在世界发展的前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不断推动技术成长。在漫长的追赶过程和不同阶段中，这种技术成长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式、路径和效果。

在洋务运动及民国时期黄金十年的建设中，中国企业初步领略了西方科学和技术体系，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体味到了落后必然挨打的痛彻心扉的教训，因而中国企业希望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期望当我们自己也掌握了这些先进技术后将不必再受制于人。即使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企业也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充满艰辛地不断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中国企业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工业的基础性知识和技术，完整的图纸和苏联专家的现场指导，使中国企业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学习都有巨大的积累，为中国建设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孜孜以求地学习和模仿创新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援助之后的“四三方案”是新中国技术引进的第二个高潮。中国企业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很多技术专利。中国企业初次在西方知识产权体系之下开展技术学习和专利引进，对我国建立自主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增加了对成套设备的引进，并通过与技术领先方办合资企业，希望实现“以市场换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加强国产化，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追赶之路。

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企业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地市场的特定需求，对引进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衍化产品创新，以满足本地市场的特别需要。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企业能够运用自身形成的研发能力进行较重大的再创新，例如中国高铁就通过这种独特的路径走向了技术前沿。在中国企业创造性地开创属于中国企业的独特技术追赶路径过程中，最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是，中国的一些领先企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实现了从“模仿”到原始创新的转变，例如华为通过3G技术的跟随，到4G技术的并跑，最终在5G阶段站在了通信技术的最前沿。

这是一个寄托着中华民族实现重新崛起梦想的技术追赶历程。120多年来，无数的中华儿女尤其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前赴后继，学习钻研，梦想着终有一天，中国企业能够自主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产品能够纵横国际市场，以企业的崛起支撑国家的崛起。而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背后，隐藏着中国企业实现追赶和超越追赶的特殊路径和极具价值的规律，隐藏着中国企业持续成长和基业长青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