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综合庄子生平活动和思想主张来看，庄子主要是一个隐者，而且可以说是隐者圈子里面一位有点奇特的人。庄子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战国时代隐者文化的结晶。他既继承了隐者群的核心观念，又对这种观念进行激进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思想。庄子与隐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之一。
隐者渊源甚早，按战国秦汉间人的说法，从尧舜时代直到西周初年皆有隐者，但这些传说恐怕是战国时隐者的托古之辞，不大可信。比较可信的是春秋时代即开始有隐者的活动和隐逸之士的传说。《论语》中孔子师徒南游时曾遇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皆是南方的隐者。从这些人说的话看，他们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对社会政治失望，主张避世而居，洁身自好。孔子很尊敬这些人，希望与他们交谈，但总受到冷落。《论语》中所记这些隐者的言论太简，无从进一步判断他们的思想，但战国时代隐者思想的两个特点，在他们身上已初见端倪。一是鄙夷政治，嘲讽救世的主张和努力，主张避世而居，保全自己；二是在避世的生活中，寻找某种新的人生意义。在《论语》所记的南方隐者身上，这两个特点前者明显，后者不太明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说到春秋时的隐者，当然要提到老子，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老子年长于孔子，为周之史官，“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而且后来果然隐居。其所著《老子》五千言，含义甚为复杂，但其中肯定反映了隐逸者的一些思想观念。20世纪30年代以来，颇有学者怀疑《老子》一书晚出，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初年帛书《老子》甲乙本及其他重要帛书道家文献，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学者对传统说法的信任。我同意现在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老子》一书应是道家第一部文献，其产生年代当在战国早期以前。本书考察庄子思想渊源，相信老子思想是庄子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经典释文·序录》说“（庄子）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这些汉唐时的旧说大抵仍是可信的。老子其人可视为春秋时（或春秋战国之交）隐者的重要代表，《老子》其书则是春秋隐者的重要文献。隐者的两个基本思想特点在《老子》中皆有反映，一是考虑乱世如何避祸自保；二是考虑在避世生活中，如何为个人寻找一种新的生命意义。《老子》中最重要的自然之道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隐者寻找新的生存原则的理论。自然之道理论否定主流社会的制度、规范、语言，到自然中寻觅生存的最高准则，代表隐者集团把兴趣转向自然世界的群体倾向。自然之道理论对战国隐者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的自然之道理论就是源自老子。
但是《老子》这部书是很复杂的，不能单纯以隐者文化视之。老子做过史官，从古往今来的政治成败得失中总结出一套以退为进、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老子》一书似乎很大程度上又是谈这种政治原则的。战国时进一步继承光大老子自然之道理论的学者很多，流品颇杂，除隐逸派人士如列子、杨朱、庄子、黔娄子、鹖冠子
等外，有许多是奔走在君主之侧的政治理论家和权谋之士。战国至秦汉间道家思想的发展，隐逸派并非主流，政治谋略派方是主流。政治谋略派的黄老道术，在战国末至汉初一度成为统治集团十分倚重的治国思想。所以汉代学者回过头谈先秦道家，所指大都是政治谋略派，很少注意隐逸派。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一说法把老子的史官经历，扩大为整个道家的精神渊源，这样道家的基本原则就被归于“君人南面术”。所以《老子》这部书肯定不仅仅是隐者思想的反映。但是，如果从战国以后政治谋略派的显赫声势推断老子思想完全是“君人南面术”，反过来无视其中的隐逸派思想，那肯定也不对。实事求是地看，《老子》书中确实同时包含了政治谋略和隐逸两种矛盾的思想倾向。同一位作者为什么会既关心政治谋略，又主张小国寡民，回归自然的个人生活，这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但老子思想在战国分别影响了隐逸派和政治谋略派则是事实。所以在追溯隐者文化的源流时，老子的巨大影响绝对不能忽视。《庄子》书中记述了众多的隐逸人物，虽然其中多有寓言性质人物，描述颇为夸张奇特，但在当时应该皆有传闻的根据。这些隐逸人物是庄子思想活动的精神背景，其中老子所占的分量最重。由此可见老子在隐者阶层中的重要影响。
战国中期是隐者十分活跃的年代，这一方面是因为战祸扩大，社会动荡加剧，使许多士人把避祸自保看得比功名显达更重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士人思想活跃，原先隐者渊源的思想出现分化，有些思想界甚至政治圈中颇不寂寞的人物也汲取隐者乱世自保和洁身自好的思想，改造成一派学说，如宋钘这样亦道亦墨的人物就颇有此特点，学说耸动天下的杨朱更是此中显例。所以战国中期隐者文化甚为复杂，不仅是隐伏在社会边缘人中的思想观念，也包含一些颇为走红的流行观念。但我们仍然可以作一简明的区分，说明隐者文化与非隐者文化的区别何在。为什么有些走红的理论，也应视之为隐者理论。
前面就说到，隐者的观念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认为世道黑暗，主张躲避政治，保全自己；第二，保全自己不同于流俗意义的自私，含有在流俗观念之外追问何为“真我”，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意思。战国初中期的真隐者多数已难觅行踪了
，但这些人的故事和主张，还是或多或少在战国文献中保留下来。这些有关内容将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这里先不枝蔓。但需要说明，从这些隐者的故事和主张看，他们显然都有方才说的两个特点。没有第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场中人，或希望救世，或追求功名权势；没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世俗生活中的平常人，皆不可谓之隐者。战国隐者正因其有特别的精神风貌，才成为在文化上有影响的集团。为什么有些流行理论也应视为隐者（或受隐者观念影响的）理论呢？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反映了隐者的核心观念。鼓吹这些流行理论的人，本人可能已不是真隐者，而是怀抱某种政治企图。但是他们或是曾做过隐者，或是与隐者圈中人有所接触，在隐者观念中汲取灵感，特别是在隐者寻求“真我”的观念中汲取灵感，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应属于广义的隐者文化。
把隐者文化提升为流行理论的人，首推杨朱。杨朱的观念在战国中期影响甚大，孟子曾经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言盈天下”一说，只见于《孟子》，其他诸子不见说起，可能是孟子夸张之辞。但至少杨朱的“为我”之说，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钱穆解释“杨墨之言盈天下”说，墨者代表务外为人的倾向，杨朱代表自私自利的倾向：“凡天下之务外为人者，皆孟子之所谓墨氏之言，而未见其果为墨也。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之所谓杨氏之言，而未见其果为杨也。则孟子所谓杨墨之言盈天下者，亦其充类至极之义，非当时之学术分野之真相也。”
这是很合乎情理的分析，不过有一点似应补充一下。杨朱固然代表了“自私自利者”，但这不能理解成一般世俗意义的自私自利。例如，当时士人的多数恐怕是以自己的学问技艺谋求功名利禄，即孟子斥为“妾妇之道”者。这些人都属一般世俗的自私自利，杨朱学说代表的肯定不是这些人。杨朱学说代表的应是对乱世中追逐功名利禄深感厌倦，希望回到私人生活的那些人。《淮南子·氾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可见杨朱学说的核心是“不以物累形”。
杨朱本人没有著述传下，《吕氏春秋》中“本生”“重己”“情欲”等篇保留了杨朱派的论点，从这些篇看，不以物累形，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一切外物重要，确实是杨朱派的中心论点。
“不以物累形”这个观点，把个人的生存意义与外部功名利禄对立起来，其要点肯定不是在流俗层面上谋求个人私利，而是在反流俗的意义上反省什么才是自身最大利益。这个思想与老子的思想在某一点上一脉相承。老子曾对各种常识观点进行批评，希望以道的智慧保证自己不陷于盲目的误区，这一思想可视为杨朱式的“为己”说的源头。而老子杨朱思想共同的背景，则是隐者边缘化的自保生活和人生反省。杨朱学说在战国中期成为一种时髦，可说明隐者和有隐者倾向的社会边缘人那时人数已相当多，他们的思想已反过来对主流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杨朱本人有从政的迹象，杨朱派人物在战国中后期凭借其学说的影响出入君王之侧，
都不能算真隐者，但这并不改变这一派学说原始的隐者特色。庄子是战国中期隐者中的一员，这一点，从庄子的思想倾向和他交往的人物多为边缘人可以证明。庄子思想活动的直接背景，就是当时杨朱派代表的形形色色“为我”学说。杨朱“为我”之说影响甚大，是隐者文化当时发展状态的一个象征。如果广义理解杨朱的代表性，那么杨朱“为我”之说盈天下，是指各种隐者式的轻物重生“自私自利”理论到处流传；如果狭义理解杨朱的代表性，那么杨朱“为我”说是当时各种相类学说中的一种，《庄子》和其他典籍中可见踪迹的清高派、闲适派、长寿派、神仙派、纵欲派等，皆是源于隐者群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为我”理论，这些理论与杨朱理论基本见解一致，共同特点是把自己看得比社会重要，并且在反对流俗观念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个人生活。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现在大多已失传不闻了，但在当时的隐者边缘人中，乃至主流派的士人群中，肯定流传甚广。庄子主要的活动经历是在隐者边缘人中间，各种形形色色的“为我”的理论，就构成庄子思想活动的直接背景。
从思想史的发展线索看，庄子思想是隐者理论中出现的一个新派。庄子思想的起点与春秋以来隐者传统的基本主张完全一致，就是在乱世寻求避祸自保，同时在反流俗的意义上寻求个人生活的新意义。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庄子与隐者群的各种流行意见都不合，并形成一种对整个隐者传统来说具有反叛性的观点。
第一，在寻求避祸自保的问题上，庄子特别悲观，认为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个人根本不可能找到安全的存身之地和稳妥的生活方式。庄子之前是不是有如此悲观的隐者，史书不见记载。从可见的资料看，以往的隐者对可以躲开政治黑暗找到个人适宜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大体上是乐观的，乐观信念显然是隐者群在乱世日益壮大的精神支柱。庄子第一个打破了这种个人避世生活的乐观信念，认为人生在世无法摆脱黑暗与痛苦，他因此提出游世理论以取代传统的避世理论。游世理论既是隐者在乱世在寻求自保思想的延续，又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
第二，在反抗流俗意见、寻找有价值的个人生活问题上，庄子特别激进，认为人生的自新，必须彻底否定个人自我中心意识，走向“无我”。这种激进的个人自新意识主要表现在庄子的自然之道理论里。庄子的道论源于老子，老子的道论一方面指向一种“君人南面术”的政治谋略理论，另一方面指向隐者在自然中寻求生命清新的理想。庄子道论继承了后者，议论更为透彻深刻。由于隐者传统的个人生命理想始终不离“我”的立场，而庄子道论要求否定把“我”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个理论实际上标志了对隐者传统思想的另一种激进改造。
以上两点实乃庄子思想的核心线索，我们在思想分析部分有详尽的讨论，这里先指出其概要。
总之，庄子是隐者传统中的一个人物，他的基本思想要从隐者传统的渊源来把握。过去有人探讨庄子思想渊源时，怀疑庄子出自儒门。实际上庄子思想的核心问题与儒家基本无关。如果要从《庄子》三十三篇提及的人物和所用的概念来探讨庄子学说渊源，那么不止儒学，其他诸如名家
及其他神秘理论的鼓吹者
，都可能是这种渊源的一部分。如果从庄子思想的问题意识来看，庄子思想的主要渊源则是隐者传统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