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循环

笛卡尔自己确信这个论证是可靠的：其中每一步都是“清楚明晰的”。于是，他现在有了上帝，而且上帝不是骗子。不过，请记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需要信任自己的清楚明晰的观念，把它当作真理的来源。但是，难道他的步骤就没有可怕的漏洞吗？邪恶精灵呢？即使我们具有清楚明晰的观念，难道它们就不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为了阻断这种可能性，笛卡尔好像兜了个圈子，用上帝（他刚刚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来保证我们清楚明晰地领会到的东西必定是真的。

正是笛卡尔的同时代人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最响亮的抗议。他指责笛卡尔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此即声名狼藉的“笛卡尔循环”（Cartisian circle）。 ^[1] 笛卡尔似乎承诺了两种不同的优先性。考虑如下观点：如果我们清楚明晰地领会到某个命题p，那么p是真的。让我们将这缩写为（CDp→Tp），读作“如果p是清楚明晰的（‘CD’），那么p是真的（‘T’）”。进一步，如果我们用G来表示“上帝存在而且不骗我们”，那么笛卡尔循环就表现为：在某些地方，他好像认为，只有当我首先知道G的时候，我才能知道（CDp→Tp）；而在其他地方，他却认为，只有当我首先知道（CDp→Tp）的时候，我才能知道G。这就像大家都很熟悉的出现在清晨的僵局：你需要喝杯咖啡才能起床，而你需要起床来准备咖啡。

二者中必须有一个是在先的。有大量文献试图探明笛卡尔是不是真的陷入了循环。根据某些评论者所引用的一些段落来看，笛卡尔其实并不持有第一种优先性。主要意见是，G之所以必要，只是为了验证对于证明的记忆。于是，当你实际上清楚明晰地领会到某个东西时，为了有资格断言它是真的，你根本就不需要相信任何东西，哪怕是G。但是，稍后，当你将证明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只有G才能向你提供担保，让你有资格声称你曾经证明过那个东西，因此它必定是真的。

其他评论者则提议说，笛卡尔并不需要第二种优先性。他清楚明晰地领会到上帝存在，但不需要（CDp→Tp）这样一个一般规则来保证这个认识。他可以确信这条规则的这个实例，而不需要确信这条规则本身。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建议，而且引入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加确信的是具体的判断，而不是我们在试图捍卫结论的时候所引用的原则。例如，我也许知道一个特定的语句是不是合乎语法，但不确信任何使之成立的语法规则。哲学家们往往对这种可能性要求甚严。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受人钦佩的人物苏格拉底喜欢用激将法让配角提出某个说法，然后表明他们无法用明确表达出来的一般规则来捍卫它，最终断言他们实际上无权主张他们所主张的东西。然而，语法知识的例子表明，这种推断很糟糕。再次考虑我如何可能在知觉中将某个事物识别为一个波美拉尼亚人、一位滚石乐队成员或者我的妻子，却不知道用来“辩护”我的判断的任何一般规则。我的知觉系统可以按照某些一般的原则或“算法”来运作，它们将视觉输入转化为判断，但是，对于那些规则或算法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于是，当苏格拉底要求我提出某条一般规则作为我认识的根据时，我就无言以对，只能语无伦次地乱说一通。即便如此，我仍然可以认出波美拉尼亚人、滚石乐队成员或者我的妻子。苏格拉底的步骤往往只会让哲学家背上坏名声。

不过，我们肯定要问，笛卡尔何以认为他自己能够确信这条规则的这个实例？为什么他清楚明晰地“看到”了上帝存在，就说明他看到了那个真理的一个清楚明晰的实例呢？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抱有令人不快的怀疑，提到上帝反而让心灵变得模糊不清，而不是变得明晰。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可以搁置这个争论。依然清楚的是，这里有一种明显的双重标准的痕迹。在邪恶精灵那里体现出来的那个怀疑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遗忘了，与此同时，笛卡尔试图规划让自己离开“我思”这块孤岩的道路。这可能表明他已将自己置于一座无处可逃的荒岛上。

[1] 阿尔诺的批评出现在第四组《异议和答复》（ Objections and Replies ）中，见 Descartes: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p. 142。 GaMqXqt3/XEafKtw7/p+HLFZOvuKdtx1wqAXeECIiOr1QYs8Ky/OzaMNTxLnq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