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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疑的语境之外，那个能思想的“我”是一个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描述的人。就我自己而论，我是一位中年哲学教授，有某种个性、某段经历、某些社会关系、某个家庭等。但是，在怀疑的语境中，这一切都被一扫而空，仅仅是虚拟现实的一部分。那么，那个残留下来的“我”是什么？看来极为朦胧——一个纯粹的思想主体，甚至可能没有身体！这产生了新的变数。
你可能尝试凝视自己的心灵，就好像是为了抓住那个本质的“你”。但请记住，这个“你”（或者从你的观点来看，这个“我”）在这里是与你的同一性的正常标志（你在空间中的位置、你的身体、你的社会关系、你的历史）相分离的，因此似乎就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你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但好像绝不会意识到作为那些经验的主体的“我”。或者你可以尝试想象自我，就好像为它构造了一幅图像。但是，正如笛卡尔所说，想象力好像很善于构造有形状和大小、可在空间中被发现的事物（即“有广延的事物”）的图像。而在怀疑的海洋中继续充当岩石的那个自我，可能不是一种有广延的东西。因为，既然我们在认真看待邪恶精灵的可能性，那么，当我们仍不确信有广延的事物是否存在的时候，我们依然能确信那个自我。
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构了这个论证的要点，笛卡尔的思想看来就是这样的：
我不可能怀疑我存在。我能怀疑空间中有广延的事物（“身体”）是否存在。 因此 ，我不是身体。
简而言之，灵魂是确定的，身体是可疑的。如果这就是笛卡尔的论证，那么它就只是表面上可信，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无效的。考虑如下类似的例子：
我无法怀疑自己在房间中。我能怀疑一个明天会得到坏消息的人是否在房间中。 因此 ，我不是明天会得到坏消息的那个人。
一个很好的证明，还有一个让人喜欢的结果！而这种谬误常被称为“蒙面人谬误”：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不知道蒙面人是谁；因此，我的父亲不是蒙面人。
我怀疑笛卡尔犯了这个谬误，至少是在这个《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在这个时刻，他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关于灵魂和身体的任何事情的。笛卡尔目前并不怎么关心证明二者是不同的，反而更关心如何表明对自我的认识不依赖对身体的认识。因为其中一个可以是确定的，即使另一个还不能确定。不过，在我们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被留了下来并对自我有真正的认识呢？
在下一个世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9—1799）评论说：“我们应该说‘某个东西思考’（it thinks），正如我们说‘天打雷’（it thunders）一样。 [1] 即便是说‘cogito’也说得太多了，假如我们将它译为‘我思’的话。”［利希滕贝格喜欢精练的格言，对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的想法是，我们显然将一个“我”当作了某个“东西”（即思考的主体），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幻觉。不存在那个在打雷的“天”：我们反而可以恰当地说打雷正在发生。同样，利希滕贝格是在暗示，至少在怀疑的语境中，笛卡尔没有资格拥有一个正在思考的“我”。他能恰当地主张的只是“有一个思想在进行”。
利希滕贝格的主张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若不存在某个在思考的人，确实就不可能有一个思想，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可能有那种在房间中飘浮、就好像等待某人来抓住的思想，正如你不可能有那种在四处飘浮、等待着被压在一个平面上的凹陷。在本书第四章，我们会回到这一点。但是，这样一来，利希滕贝格为何不对呢？如果笛卡尔不可能面对一个正在思考的自我，无法经验到它，无法想象它，那么他何以有资格拥有“它存在”这一确定性呢（不管这种确定性是什么）？实际上，说它存在能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理解得最明晰的事物，即日常物体或者在空间中遇到的事物，笛卡尔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困难，这样他就机敏地将上述难题搁置了。这就是蜂蜡的例子要表明的。下面是对该论证的一个可能的重构：
在某个特定时刻，我的感官告诉我属于那块蜂蜡的形状、颜色、硬度、气味。但是，在另一个时刻，我的感官告诉我属于那块蜂蜡的不同形状等。我的感官向我显示的，不外乎是这些多种多样的特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感官特性”，因为我们的感官接受它们）。不过，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同一性判断：它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同一块蜂蜡。因此，它在不同时刻可以拥有不同的感官特性，这就是它的本性所在。于是，为了理解这块蜂蜡 是 什么，我必须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而不是自己的感官。
假若这个重构可靠，我们就应注意到，笛卡尔不是在否认我正是首先通过感官知道这块蜂蜡在那里（假设我们已经摆脱邪恶精灵，重新信任自己的感官）。事实上，他后面说的也是这样。更确切地说，他是在暗示：感官就像信使，传递需要加以解释的信息。而且，在这里，这种解释就在于在很多连续的现象中将一个对象辨识出来，因此它是理解力的任务。这项任务在于采用分类原则或者说范畴，而范畴的凭据也是我们能够加以探究的。
于是，借助蜂蜡的例子，我们所能理解的不外乎就是：这块蜂蜡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可以呈现不同的物体属性，例如形状、大小、颜色、味道。而我们所理解的自我（这个“我”）恰好也是某种同样捉摸不定的、在不同的时刻能够思考着不同思想的“东西”。因此或许就不应认为，与蜂蜡之类的日常事物相比，自我显得特别神秘。也许自我并不比身体更难理解，我们只是因为某种偏见而不这样想。在本书第七章，我们会再次讨论蜂蜡的例子。
[1] 转引自J. P. Stern, Lichtenberg: A Doctrine of Scattered Occasions , p.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