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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在纽约的体验都和我们的感知有关。每次提到压力，大家想到的都是，“噢，我的工作压力好大”或者“我和另一半的关系好紧张”或者“我讨厌坐地铁”。这些事是必须经历的，而我们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它们，和它们共处。一旦事情超出我们的负荷，我们就会感到压力，所以不是说那些事本身会带来压力。如果我们的适应能力够强，它们就不会带来压力。但我们的适应能力有限，而这座城市把人逼得太紧。你必须从这里前往那里，但总有人挡你的路，有些事你控制不了。事实上，你能控制的东西相当有限。
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进化到能适应这种环境。我们的身体还停留在上一次冰川世纪末期。我们在一天内经受的感官刺激，相当于250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所经受的。所以，完全是超负荷的。我们现在都有电子设备，不断向我们输送信息，让我们建立连接，这对商业和人际互动很有帮助，但也是超负荷的。身体里储存着过量信息，电子设备还在后台运行着各种程序，对你说：“嘿，来看看这个，来闻闻这个，来尝尝这个，来感觉一下这个，你应该这样反应。”
冥想要做的，就是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真正清理掉无用或多余的旧信息。这是一个清洁的过程，让我们走出家门，身上包袱更少，适应能力更强。
然后我们会发现，纽约生活变得更宜人了。仅靠通勤时间是不够解决问题的。我教的那种冥想，需要你一天做两次，因为你要做第二轮才能安然度过夜晚，因为你一天接受了那么多刺激，早上做的冥想，到下午效果就差不多没了，所以要再强化一下。
纽约有800万人并不打算学习冥想，但如果学习的人足够多，就会有效果。因为它会影响集体意识，真的。你走在街上，有点焦虑，有点紧张，又有点恐惧。这会影响到你事件视界
内的所有人，他们也开始有点焦虑，有点紧张，有点恐惧。但如果你平静而放松，幸福而快乐地走在街上，有人看到你脸上的笑容，就会莫名开始觉得：“行吧，也不算太糟。”
◇◆◇
我的冥想工作室在第5大道上，这样做别有用心。我正对着第5大道。我要教人们在纽约大街车水马龙的喧嚣声中冥想。
我四处选址的时候，会有人带我参观，我们会去某栋楼，他们会问：“你想在这里做什么？”
“开冥想工作室。”他们会说：“这里真的很吵，不过我们可以装双层玻璃。”
“不，不，不。我需要教他们怎么在纽约市中心冥想。”
街上的嘈杂声正合我意。
我要教他们怎么在嘈杂的环境里冥想，真正理解这些噪声是什么。听到某种声音的过程，其实就是刻意去想那种声音的过程。你处理它的方式，和你处理其他声音的方式差不多，和你处理冥想中产生的任何想法的方式也差不多。你可以刻意去想晚餐吃什么，周末看什么电影，这和你刻意去留意那些声音，刻意去留意身体对外界的感知是一样的。我要教人们在疼痛中冥想，在生病时冥想，在嘈杂的环境里冥想。我的工作室很棒。我喜欢我的选址，室内灯光也很棒，还有噪声。我想保留噪声，但我感觉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噪声体验可能让他们承受不来。你走出门，外面在施工，车水马龙，汽车鸣笛，我觉得冥想可以增强你的适应能力，让你能承受的东西越来越多。
人们对纽约生活的期待值比较高。这点很容易让人崩溃。这座城市就是要让你崩溃，因为这里生活成本高，如果你想提高生活质量，就得赚更多的钱，从18平方米的公寓搬到28平方米的公寓，这样你才能有地方坐下来吃饭，而不用在床上吃饭。
在我们日常经历的事情里，有多少是我们能控制的呢？不到百分之一。但我们什么都想控制。我们希望它们以特定方式发生，我们的期待值很高。如果事情的发展违背了我们的期待，我们就会生气又难过。
一旦你开始冥想，你就开始放手，放手，放手。关键就是放手，放手，放手，然后你试着睁开眼睛做同样的事，你会发现没那么难了。活着没那么难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人坐地铁。我们从冥想工作室出来，我在第33街站坐6号线，坐到布鲁克林大桥站。6号线都是常规车
。在第14街站，4号线和5号线共用一条车轨，你可以直接走到站台另一边换乘这两趟车
。我和我的一位学生一起坐地铁，对方就住在附近，当时车厢很挤。我们都有坐位，在换乘时我有自己的规矩。如果看到站台另一边有车，我就过去。如果没看到，我是不会等的。
我们没有看见车，于是我说：“其实我算过了。常规车和快车只差3分钟。”于是我们都同意留在座位上，然后快车出现了。她跳起来，说：“我们过去吧。”那边人很多。我说：“没事的。”
你必须在这些事上放手。说真的，你看着大家跨越整个站台，就是为了节省3分钟。3分钟的区别。
◇◆◇
睁眼看一看，你会发现纽约美得难以置信。这就是压力带来的影响之一。压力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启动了极地求生模式，硬生生地改变了自己的视线范围。当生活让你承受不来时，你的视野会开始变窄。我们的周边视力往往达140度，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只能直视前方，看不到周围的东西了。
哪怕是在纽约市里工作的人，或者从韦斯特切斯特
来上班的人，都是走进大中央车站
，抄捷径走向地铁或办公室，绝不抬头看一眼天花板
，还经常觉得四处走走看看的游客很烦人。我不需要你坐在那里，拍一百万张照片，只是让你看一看。记住它。我觉得这样做对纽约人很重要。我觉得这不仅能加强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感，还能唤起他们的敬仰之情。
这里的活力，这里的运动流，真是……随便找一张大中央车站或时代广场的延时照片，上面的运动流太了不起了。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运动流，在这里也能看到。当你作为海浪里一个水分子流动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海浪的一分子。
你只是在到处闲逛，你觉得是在闲逛，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更庞大集体的一分子。但如果你把镜头拉远，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嘿，一切都在运动，都是动态的。”然后你的闲逛有了意义。这其中有种纯粹的美。
◇◆◇
我父母住在第14街米特帕金区
一栋联排别墅里。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那里长大。当时那里还是肉类包装中心。没有酒店，没有花哨的精品店，没有夜总会，没有高档餐厅。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家老宅牛排店
，那家牛排店现在还开着，还有一家叫弗洛伦特的快餐店。只有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走出我们的房子，向左转。你绝对不会往西走。你只会往第8大道走。你绝对不会往第9大道走。那里没什么好玩的，有的都是你想避开的东西：肉类包装商、毒犯和瘾君子。
我记得那股味道。你能闻到血和各种生肉的味道，从鹅卵石里渗出来，很恶心，让人想吐。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没有70年代那么糟糕，但依然很糟。20世纪90年代，纽约才开始转型，治安慢慢变好了。之前还是很不太平的。
我父母买下我小时候住的那栋褐石楼
时，它还是栋SRO，就是出租单间楼
的意思。现在曼哈顿也有SRO——但很少了。以前更多。很多人就住那种地方，因为很便宜，你只有一个单间，走廊上有公用浴室，还有一部付费电话。住户不签租约，每周付一次房租。就像酒店或者汽车旅馆。
我父母从前房东那里买下这栋房子，卖房前，房主成功撤销或更新房子里95%左右的租约。结果有三个租户把房东告上了房产纠纷法庭，说：“嘿，我们有权利的。我们受房东法还是租户法保护。你不能驱逐我们。”
他们达成了和解，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在这栋楼的一楼开了三个单间公寓。之后我父母把房子转成住宅合作社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兴这么干，然后把最上面两层当全层公寓卖了出去。我们住在别墅的二楼三楼
，感觉很棒，同时，我父母在一楼有三个几乎不付房租的租客。
有两个男人住在单间公寓里。公寓很小，每间大约23平方米吧。其中一位是搞艺术的，我觉得是簿记员，另一位也是搞艺术的，在博物馆当保安。住在中间的女人是针灸医生。我们1993年卖掉了别墅，但第14街上那三个租户依然是我父母的，因为他俩没把那几间公寓卖掉。买主不想要。没什么原因。一定要说的话，就是那几间公寓只会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