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天晚上，在开往曼哈顿的F号线上，一位男子推开我往前走，结果绊了一跤，为了不失去平衡，他伸手去抓一根杆子，又抓了一次，抓住了，站稳了几秒，终于坐了下来。他把一只手放在黄色的塑料凳上，盯着它，说：“痛苦加倍了。”然后他抬起头，对站在不远处的陌生人说：“痛苦加倍了。”列车车门在东百老汇街站打开的时候，我走出车厢，“痛苦加倍男”随后被那名陌生人推向站台，陌生人跟了他几步，不断重复着“我不想跟你打架”这几个字，然后被朋友拉回了F号线。列车驶离站台。这时，“痛苦加倍男”一个人站在站台上。时间很晚了。站台空荡荡的，此刻的回声正适合他再大声喊出那句话——我不确定，话中是否描述了他所经历的过去、他对未来的要求。

生活加倍了。我来到纽约时有人这样跟我说，生活的内容加倍了。你握着公寓内侧的门把手——他们这样告诉我——默默想道，准备好迎接惊涛巨浪吧。和它争辩没用。任何努力都没用，只能顺从它，让它拍打在你身上，顺应它的力量移动。在纽约，所有东西都是加倍的。

纽约意味着所有东西加倍。快乐加倍，悲痛加倍，欢愉加倍，痛苦加倍。经历加倍，找到真爱的概率加倍，财富加倍，贫困也变得更加尖锐严苛。即便从数据上来说，纽约现在比保定、天津、海得拉巴等城市还小，但它依然以一种古老而熟悉的方式占足存在感。天际线抬高引发更多惊叹，光洒进都市峡谷，也照亮更多疑虑重重的时刻。想到时代广场上艾蒙玩偶服的背面是怎样的油腻，内心便有更多的厌恶。越来越多身着艾蒙玩偶服的人冒了出来。吉隆坡的摩天大厦高度更高。但还是那句话，你就是感觉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东西加倍：电梯加倍，发光二极管灯加倍，美甲沙龙加倍，老鼠加倍，桥梁加倍。

在纽约的这几年里，我感受到了那种痛苦，但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爱，最后比预期陷得更深。这座城市无休止的供应能力让我震撼。我爱这种浓缩的精华；我爱陌生人之间的亲近，我爱那种每天离怪异、伟大和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这是当下一小撮人类生活的片段，是我遇到过最棒的一种生活。每时每刻都有东西或人来到你面前，而在与这座城市互动的过程中，你的感官不断受到冲击。你的感官每天都在运作，得到锻炼，再运作。我爱那种不停歇的“永无止境”感：这个男人、这个女人、这副表情、这个细节、那位自行车骑手脖子上的项链，这个那个，永无止境——这种丰富多彩的特质在你脚下下沉，直到击中蛇纹岩和片岩，击中福特汉姆的片麻岩、因伍德的大理石和哈特兰的岩层。在那以前，永远有更多东西。然后你走到下一条街，又把整个过程重复一次。永无止境。

◇◆◇

2014年1月搬来纽约，开始为《纽约人》做采访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在那之前的十年间，我不断调查、采访，为其他地方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我在大规模采访别人的经历基础上写成的，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所创造的这些地方。为了第一本书《回到艾肯菲尔德》，我在英国一个村庄待了几个月，与猎人、农夫、苹果采摘工、神父、老师、小店店主、通勤者、退休人士和一位老态龙钟的碎布地毯制作工待在一起，我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想捕捉到，在罗纳德·布莱斯 1969年的经典之作《艾肯菲尔德》问世三十多年后，那里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了该书的续作，我花了五年时间在伦敦的街头广场上走动，采访伦敦人。这本书最后成了《伦敦人》，展现出一幅当代伦敦画像，画中包含了八十多种声音，从扫大街的到投资银行家，从美甲师到专业施虐者。

这两本书所讲述的地方，我在成长过程中都不了解；我从加拿大西部一个靠海的小村庄搬到了伦敦。但对一个地方所知有限，不曾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也就给了人解释的空间。我只知道我想精心准备一本书，讲述21世纪的纽约，书中要充满纽约人的声音、纽约不同地区的声响，要能展现城市当下的生活。这本书要能捕捉到谈话的丰富性，捕捉到一座瞬息万变的城市的不满和沉默的供词；要能把一座高度多元化城市的声音整合起来：这些声音来自不同行政区的人，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人，移民和当地人，受到城市鼓舞的人和那些感受到城市锋刃的人。

要拿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借书证，你必须要有地址证明。我的地址让我不断回顾詹姆斯·鲍德温、约瑟夫·米歇尔、薇薇安·戈尼克、雅各布·里斯、玛丽安·摩尔、艾迪斯·沃顿、兰斯顿·休斯、简·雅各布斯、弗兰克·奥哈拉、伯纳德·马拉默德、奥斯卡·希胡洛斯和拉尔夫·艾利森。我有一本罗伯特·卡罗的《权力掮客》，我听说有些人没办法带着这么大一本书坐地铁，于是他们把书裁成三部分。第一道口子应该在第359页，第二道口子应该在第828页。我没有裁开我那本书。

每个月、每周、每天、每隔几分钟都有关于纽约的精妙写作诞生，在卖剩的本地报纸和杂志堆里，在《纽约时报》的地铁专栏上，在网上和收音机里，社交媒体推送着观察敏锐的纽约人所写的公开时评，绝妙报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将我包围。这些作品都至关重要，令人望而生畏，大多数是有意思的，但我想找某种更直白的东西，通过与纽约人的攀谈，创造出一幅纽约的口头画像。

我模仿了那些走遍大街小巷、做遍跑腿工作的作家。从里斯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里对肮脏潦倒的廉租房街区的报道，到E.B.怀特半个世纪后的《这就是纽约》。怀特在书中写道：“外地人从某个地方搬走，来到这座城市，寻找避难所、满足感，以及或大或小的圣杯。”1948年的酷夏，怀特写下这些话时，探寻者挤满了纽约的大街小巷：如今他们依旧挤满人行道。似乎是人行道在推进对话。我喜欢几乎能让你看见纽约风味的谈话从人行道上升起的书。我开始在这座城市里漫步，然后和其他人一起漫步，去感受纽约人行道的魔力。《怪女人与城市》是我的写作指南之一，作者薇薇安·戈尼克不断和母亲漫步于纽约街头，因为步行才是参观城市最好的方法。“步行能激发出我们最好的一面。”还有来自约瑟夫·米歇尔的经验之谈，在他卓越的作品中，米歇尔用那种宁静、执着的声音说道：走到城市之中，去聆听吧。

我走进让人联想到盖·泰勒斯或莎莉法·罗德兹—皮特斯的纽约，为自己没有早点到来而沮丧，随后为自己再也无法体验到相同的城市而哀号。这种感觉太强烈了，甚至令人气馁，但随后我说，去他的——就连伟人也没有见识过这样的纽约。在布朗斯维尔或本森赫斯特的这个午后、这一个人、他生命里的这个时刻、这种激情、这种典型的悲痛、这些话语，我把捕捉到纽约这一特定时刻视作自己的任务。

多么奇特而美妙的时刻！我刚到来时，纽约几十年来的图腾（时代广场、出租车、“禁止鸣笛”的标识）正在经历改造，纽约市基础设施的外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高线公园、世贸中心遗址、布鲁克林市区新建的地区和新开发的设施、东区地铁，全城开始复苏的码头。人种上的变化则更微妙，没有那么迅猛，随着士绅化进程加速，这座城市的人种构成发生了改变。在我搬来纽约前的不久，纽约刚变成一座以非白人为主的城市。

我希望创作出一本书，能反映出这些外观上和人种上的变化。但我也好奇纽约深处的灵魂发生了什么改变。我尤其好奇纽约如何被近代历史中的灾祸影响：2001年的恐怖袭击，2003年的大停电，2012年的飓风“桑迪” ，2014年埃里克·加纳被警方杀害案 ……然后是疫情、隔离，“黑命贵”运动在2020年袭来。同年3月的纽约，我狼狈地去找被采访者聊天，整座城市似乎一片黑暗。在法拉盛的一辆巴士上，我看到一个男人把手从吊环上收回来，手上挤满消毒剂，大部分消毒剂都流到他鞋子上了。清洁加倍。恐惧加倍。每天救护车警铃声加倍，似乎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响。每天人行道上避让路人的各种步态都在变化。有些人开始在洗手时背诵《诗篇》第23篇，其他人则唱着《闪电战》。在医院工作的被采访者描述了前所未有的神经过敏心态。黑色的SUV 开始悄悄潜出城，但新鲜直付的快递员逃不掉。“如果洋基球场变成医院了会怎样？”有人问。在百思买工作的一位女士说大家“把尽可能多的电子屏幕装进车”。

餐馆关门的时候，人们会在门上张贴歇业告示，告示的多样性也佐证了纽约声音之丰富——纸上有公司抬头，有些手写，有些打印，语气讽刺、挑衅，或者只是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悲伤。一位医生告诉我说，他的一位患者经常产生幻觉。其实我们这些健康人又何尝没有过这种错觉，就好像医务船从曼哈顿缓缓驶离的场景不是来自现实世界而是来自幻觉似的。我对我的采访对象充满担忧，没过多久，我收到他们其中一位的邮件，邮件主题为：写书素材。发邮件的人说他在医院和新冠病毒做搏斗。“保持联系。”他写道。

◇◆◇

这六年时间里，我与超过180位纽约人进行了谈话。有些人只和我简单说了两句；其他人则让谈话维持了数年。我最后写满了71本笔记本，收集了近400小时的录音。我在地铁上度过了不知多少时日，在迟到、满头大汗、不知所措的时候恳求搭顺风车或碰巧遇到一辆出租车。我努力寻找皇后区街道命名的逻辑。我为自己低估了到洛克威所需的时间而深表歉意。大多数时间里，我只是走啊，走啊，走啊。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右腿跟腱断裂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过度使用才断裂的。

我被各种各样的谈话所吸引。除了建设城市的人，还有谁更适合揭秘这座城市纠结的过去、丰富的当下以及未知的未来呢？我转向现场解说员、专家、公众人物、公职人员、公关人士、市政厅代表——伊恩·辛克莱曾经将这类人描述为“板着脸，受过训练，知道如何长篇大论说废话”。

每个人都想向我证明他们认识多少人，他们结识过多少人，谁愿意和我聊，他们会说“你知道谁愿意和你聊这些吗？”，然后把另一个名字推给我。他们想向我展示他们的纽约多么丰富，他们想展示自己城市的广大富饶，展示不同人群多么容易产生交集，展示他们可以多深入自己的社会阶层。“我就是在想，”其中一位女士说，沉浸在幻想中，“我认识这么多美好的人，在他们身上花点时间也不赖。”

我曾跟踪过各种线索，和陌生人交谈，四处闲逛，漫步穿过不同行政区，和住在镜头拍不到的纽约的人进行过无数次会面：宾州车站的冠军酒吧，南布朗克斯的南方大道上熙熙攘攘的麦当劳，布鲁克林的巴克莱中心外的查克起司。我会走进时代广场的M&M巧克力豆商店、华尔街附近的星期五餐厅、任意地方的星巴克，加入一场谈话。这个不为人知的纽约似乎总是在想办法和我见面。

很多时候，我们见面的地点越无聊，见面的人和他们讲的故事就越有意思。我会在连锁咖啡店讲几句客套话开场，很快他们就会向我透露更多关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东西。我们会在阿斯托利亚的伊莱亚斯角餐厅展开更深入的对话，或者让他们在长岛市的曼度伽迪餐厅那浓郁的意大利面酱中侃侃而谈。哪怕在最无趣的地方，惊喜的话也会从某人嘴里飞出。有时候背景音能让人注意力更集中，回忆更生动。一位纽约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质地。我不断回忆起这句话，并学会相信它。

我被带着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我曾拿着一条系着巨大气球的绳子，走进第5大道梅西百货感恩节的游行队伍里。在切尔西旅馆一间重新装修过的房间里，我曾在铺满多种维他命和作业本的桌上吃三明治。我曾与一位儿子在服刑的女士交谈，对方当时在华盛顿高地的一个安全注射点，一边聊一边将避孕套装进避孕用品包。“我会带你来几次驾车游。”一位皇后区的私人人身伤害律师说，后来我在他迷你厢车的乘客座位上坐了好几个小时。“这个是格林尼堡那家教堂的名字。”他告诉我，“9点在外面等。”我什么都说好。好，我会找到洛克威的那家汽车经销商；我在那里等你。在这里一天内发生的事，在别的地方不可能一天内发生。

我对和我谈话的纽约人说：说你想说的东西，我想要的是你对这座城市的看法。在派对上，一位女士问我：“那么，你是想找大人物吗？”她旁边的一个人说：“不，他是在找加一点斜体的名字。”这个需求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真切。我爱听别人解释他们工作的内容——这座城市如何通过加一点斜体的方式日日运作更新。

◇◆◇

和我谈话的纽约人忙着自我神化。他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寻找生活中的联系，确保自己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在纽约，听别人讲话更像是感受声音从耳边呼啸而过。你抓住听到的内容，把它们圈起来。我见识到了沉默寡言的反面：言之凿凿、自信满满、超大音量。

我会放下一台小型罗兰牌收音机，然后任其发挥，有时候持续几个小时。谈话被录下来，记录下来，音频被转成文字。这些文字稿包含了采访内容，但和在伦敦的时候不一样，还有很多插话被麦克风忠实记录了下来。这座城市会闯入你的谈话，坐在旁边的人没办法保持安静，于是开始插进来。“我刚才听到你在说纽约的电台。”咖啡店里邻桌的女士说。她控制不住自己。“给我署名咖啡店里的女孩就好了，”她说，“我希望别人叫我咖啡店里的女孩。”

很多情况下，被采访者会反向凝视采访者。“那么，你情况如何？”东正教除虱顾问谈论她的工作时问我，“和我们说说你的事呗。”纽约人用一种伦敦人从来不用的方式挑战我。竞争不是马后炮，也非隐藏在水下；竞争就在当下。“你的白皮肤今天感觉怎样？”有人问我各种问题。“你是什么人，有资格问我那个问题吗？”“作为一个白人，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无意冒犯，但我要怎么和非萨尔瓦多” 人描述这座城市的面貌？

从一开始，我就在想什么人能被叫作纽约人。我觉得这个决定应该留给受采访者，而不是我。有些人刚来没多久；有些人只认识纽约这一个地方。“你会立刻融入纽约，”这是汤姆·沃尔夫的观点，“不管你在这里待了五分钟还是五年，归属感都不会有差别。”确实是这样。但有些人对这个看法不屑一顾。还有人觉得纽约人的标签永远不会适合他们。或许他们的孩子会叫自己纽约人或者美国人。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当纽约人的权利，有些人就是不在乎罢了。他们只想继续自己的工作。

伦敦人习惯拐弯抹角；纽约人崇尚直截了当，他们酷爱直接对抗的竞技运动。我有一次访谈在中城区的吉米角进行，那里是一间酒吧，墙上贴满了最优秀的棒球明星的照片。在我新租的公寓楼内，烧水壶侧面贴着褪色的剪报，上面是加里·卡特、达瑞尔·史卓贝瑞、雷吉·杰克逊，脸上画了个叉的阿力克斯·罗德里格兹。门外大街上，纽约毫不留情地扑面而来：风刮在你的脸上，垃圾的味道飘进你的鼻子里。

◇◆◇

《纽约人》里出现了差不多75个纽约人。我很惊讶有那么多人告诉我他们可以教我点什么。有些时候，他们提供的课程很实际：怎么回收易拉罐，怎么偷车，怎么走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不撞到任何人。但大多数时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怎么才能有同理心，怎么在生活中投机取巧，怎么在生活中不做妥协。这些建议可能是针对这座城市提出的，但在纽约，过好自己的日子已经是一项无可比拟的成就了。

很多人告诉我，我错过了真正的纽约——可能晚了几年，可能晚了十年，可能晚了几十年。“以前的纽约更好”，他们会说，“你真应该看看C大道……时候的样子”（他摇摇手），或者“你真应该看看杰克逊高地……时候的样子”（他会竖起大拇指）。“这个不错，”一位女士说道，指了指放在盘子里的面条，“但法拉盛和以前不一样了。”布朗克斯最好吃的普普沙店？我到的时候肯定已经没了；永远是已经没了。

“纽约只是富人的游乐场。”几乎每个和我谈话的人都会说类似的话，就好像一首凄凉的合唱曲，在不同行政区之间飘荡，就好像因伍德的护士和洛克威的老爱尔兰男人事先约好了似的，他们心怀怨怼、口径一致地重复着这同一句话。纽约只是富人的游乐场，而等你搭上私人电梯，走进一间有香味的公寓，那位擦着厚厚润肤露的男人却对你说：“你知道，现在纽约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玩的游乐场了。”

和我谈话的纽约人觉得他们的城市在流逝。流逝就发生在他们这一代人之中。他们见证了商店倒闭，多元物种被消灭。其中一位提到了“空气人”，也就是你走在曼哈顿街上经常能看到，并会忍不住想“他们靠什么生存，空气吗”的那种人。

有些人需要从自己的私人名单上移除已经消失的事物，把它们摆出来，感谢它们，出于尊重和崇敬说出它们的名字。整个过程带有教育意义，也和地位有关。你永远没有办法像我那样了解这座城市，也没有办法像我那样爱这座城市，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地方，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使人目眩的鲜花，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在这家店变成美甲沙龙之前就知道它了。”为了向我展示某个地方曾经是什么，这句话被重复了几次。

变化会伤人。变化会重塑事物。变化会将人们推到更远的地方去。“在这个站，”有人在森林山里说，“你可以在早上5点钟搭上E号线，所有在中城区做餐饮的人都穿得暖暖和和的，在睡觉。”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特质。“别听他们的。爱纽约的表现之一就是为它大呼小叫地哀悼。哀悼就是爱。”

如此一来，人们和古老的正宗纽约人特质产生了交集。这种特质是真心的哀悼和爱慕的结合体。如科尔森·怀特海德所写：“不管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你第一次说出‘这里以前是芒西杂志社 ’或者‘这里以前是滴答餐吧’的时候，你就是纽约人了。在网络咖啡屋进驻以前，这里曾经是一家家庭经营的小店，你可以来这里换鞋底。如果对你来说，一个地方曾经的模样比现在的模样更加真实可信，那你就是纽约人了。”（网络咖啡屋？这里现在是美甲沙龙了。）

但和我谈话的人同样也充满活力、胆识和动力。纽约人常常以他们的欲望而闻名。我要得到这个，至少我要试试看。这个地方太强大了，我看到一个刚从北部监狱释放出来的犯人乞求这座城市的原谅：让我回来吧，纽约。让我变回曾经的我。让我再次深度体验你。

有一阵子，我住在格兰街附近，离威廉斯堡大桥很近，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经常撞见和孩子们一块住在二楼的拉比。全纽约最慢的电梯升上来的时候，他们会把流苏卷在手指上。我走向电梯前门的时候，他们会把脸贴到窗户上。某一年的秋天，我父亲从加拿大来看我。有一天下午，我和父亲正准备上九楼的时候，楼下的邻居把她的助行器艰难地推进了电梯。她上下打量他，问了他的健康情况，他从哪里来，他在退休前是做什么的。电梯到四楼的时候，她说：“和你聊天太愉快了。你介意我继续上到九楼吗？”她真的这样做了，一直看着他。第二周的某一天，我从邮箱里取信的时候，听到她助行器靠近的声音，还有她长长的项链叮当响的声音。“克雷格，”她说，“那天我和你父亲聊得太愉快了，告诉我，他是单身吗？”

这座城市永远有更多的东西可提供，住在里面的人总是渴求更多也就不奇怪了。

纽约似乎对自己的居民很残忍。纽约塑造了他们的身体、决定和职业生涯。我从这种力量留下的印记中见识到它的强大。这种力量以无情的拜金态度重击一部分人，把他们改造成盛气凌人的人物。这种心态本来不应该存在于美国。有些人感到一座更古老城市的“鬼魂”压在他们身上。我见过那些想和这些“鬼魂”见面的人，见过讨好这些“鬼魂”的人，也见过那些喜欢这座不只属于自己、继承了过去并和过去一起跳动的城市的人。

我不断遇见这样一种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维持城市运作中的地位，为只有靠垄断和财富才有出路的现实添砖加瓦，留下自己的痕迹。有个人在长岛市经营一家材料公司，正和一家拥有全市所有石料的收藏库合作。我见到了那家收藏库——占据了整栋墙；褐石和灰石、灰白色的石料。当我和他来到上东区一栋大楼的八楼，看向街上翻起来的防水布时，他告诉我，他曾经给一栋建筑换过檐口。最初安装的陶瓦已经软化了，他拆除旧檐口的时候，在角落看到密密麻麻的指印，来自最初安装檐口的工人。指印的纹路依然清晰可见。然后，他把檐口拆走，量了长度，换上了新的材料。

你和你在纽约所拥有的东西打交道，你和你现有的材料打交道，然后你离开这里，也可能去世，也可能搬去佛罗里达，也可能签证到期。你和电力系统、下水道、百老汇或纽约的狗狗群体打交道，你也可能负责确保电梯顺利运行，在法庭工作，或是为城里的老人家开门搬行李。你用力按下去，留下自己的印记。

到最后，尽管我觉得自己只是采访一下别人，获得对当下纽约的大致印象就已足够，但实际操作起来更加复杂。关闭录音机简单，关闭与人的联系却没那么简单。停止关心并不容易，而且不像伦敦，这里的人不会很快放手。如果我从他们身上拿了些什么——感觉是这样——他们会要点东西作为回报。

有一年，我和艾利略特·卡特共进圣诞晚餐。卡特在布朗斯维尔长大，有一段时间无家可归，现在有了自己的营生——不管怎样，算是营生吧——垃圾回收。我渐渐和卡特熟络起来，好几年来，我们会相约在C大道吃古巴三明治。有时候我们会把回收的易拉罐送去第14街附近的杜安里德，有时候我也会去布朗克斯和他吃午饭。有一次，在我父亲来访期间，艾利略特上门送来了他用他妈妈的配方做的排骨。我在身旁见证他努力工作，他在身旁见证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座城市。正如这座城市本身，艾利略特要面对的东西总是要加倍。他永远不知疲倦。他是彻头彻尾的纽约人。他总是身子往后仰，说：“纽约是这样的……”我感觉我们可以这样说个三年、十年，吃着古巴三明治，看着窗外的人行道，用叉子叉大蕉片，他会从头脑深处挖点东西出来，纽约是这样的……

“你也是纽约的一部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现在也是纽约的一部分了。”

“微不足道的部分罢了。”我说。

他冲我摆摆手。

“你现在也在纽约了。你也是纽约的声音。”

我们走向我公寓附近的杂货店，店铺永远被脚手架遮蔽，一辆被锁住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前方。两位老人穿着汗津津的洋基队球衣，靠在车上。我告诉艾利略特我要离开纽约了。我的签证快到期了。

我离开了，但艾利略特还在纽约；纽约永远会有加倍的易拉罐，肯定也有加倍的痛苦，加倍的争执，对病毒加倍的恐惧，加倍的人群，加倍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他向我传达的意思是，他所知道的东西更偏超验性，比如布朗克斯清晨的面貌、炮台公园黄昏的面貌。你不断前进就是了。

我留下了很多东西。艾利略特从我手里拿走了一个电饭煲。如果我现在想知道纽约多少摄氏度，或者那台旧电饭煲怎么样了，我就会给他发短信。

“还能煮。”艾利略特说，“还能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