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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话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修昔底德这本书的书名已经告诉大家，他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也就是公元前431年爆发的，希腊世界的两大阵营，即以雅典为首的雅典帝国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这两大阵营的战争无疑是首要记述对象，但是具体进入这本书，会发现修昔底德记述了两条并行且相互交织的主线，那就是两大阵营间的战争与城邦内部的纷争。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决定一战之后，希腊世界的格局也被这场战争搅动，各城邦内部出现了分裂。
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开始通过加强与盟邦中的民主派的关系来维系帝国，加剧了其他城邦内部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对立；反过来，在两大巨头对峙的情况下，众多希腊城邦中的民主派和寡头派也都骚动起来，民主派希望获得雅典的支持，以夺取城邦的统治权，寡头派则投向斯巴达以实现同样的目的，代价是城邦必须选边站，倒向某一阵营。战争与内乱相互强化，以致整个希腊世界都被卷进去了，所以修昔底德说这场战争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在战争后期，战争的压力传到雅典，雅典也爆发了内乱，并最终败给了斯巴达。
第二个话题关于代际。代际议题司空见惯，似乎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但最近两年阅读和讲解修昔底德时，对书中有关代际的讨论感触逐渐加深。整本书中关于代际的讨论并不多，却对理解战争的进程以及雅典的走向至关重要。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有几件大事，我们可以用这几个节点来标记雅典的几代人。世纪初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以及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战胜了波斯，这无疑是雅典的高光时刻，这一代人可以视作马拉松一代。马拉松一代经历了雅典之前的内部纷争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后的崛起，为了自由与波斯英勇作战，并在海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代人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已经是城邦的老人了，他们在垂暮之年看到雅典从平等的政体进一步走向民主政体，拥有并巩固了一个帝国，雅典的政治家也由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客蒙（Cimon）转到伯里克利（Pericles）。
伯里克利能够理解马拉松一代人的风貌，他利用希波战争的红利积极维系民主帝国，用帝国来供养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一代人自降生起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享受着万邦来朝的福利，他们对希腊世界的秩序有着别样的体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伯里克利的战争策略与西西里远征前的城邦心态的反差中。伯里克利一心要维系帝国，但他认为雅典在战争期间不要扩张帝国。而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帝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为代表，被伯里克利时代成功塑造为好战、进取、爱帝国的人，对扩张帝国充满了热望。伯里克利埋下的种子最终反噬了自己的战争策略。
战争爆发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在幼年时期经历了瘟疫、战乱，等到成长为公民的年纪则目睹雅典内乱以及最后的战败与帝国的丧失。这差不多也是柏拉图（Plato）的经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际遇，柏拉图才会说现有的城邦无一例外都败坏了，且很难拯救，除非哲学家当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
从公元前5世纪初到世纪末，三代人所处的环境与心境经历了一个周期，修昔底德所展示的代际差异让人不免浮想联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以及与城邦绑定在一起的际遇，不同的代际对于城邦与秩序的看法注定有重大差异，由此也导致了不同的品性和行动倾向。人类虽然有史书和故事传承，但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不总能有效传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设定，要通过自己的真实生活来试错和积累，最后完成一代人的悲喜故事。
第三个话题是政体。与后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不同，修昔底德没有系统讨论各种政体，但是政体却成为解释战争以及城邦表现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开始时，虽然他提出战争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但他同时借科林斯（Corinth）人之口，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政体与品性做了详细的对照分析。因为古希腊的“政体”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涵盖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公民的品性，不同的政体会塑造不同的公民品性。科林斯人为了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开战，故意说斯巴达人是迟疑保守的，而雅典人永远是进取的。在全书的末尾处，写到斯巴达错过攻陷雅典城的一次绝佳时机时，修昔底德明确评论说，伯罗奔尼撒人是雅典人最理想的战争对手，因为“性格上的悬殊：一个敏捷，一个迟钝；一个敢做敢为，一个胆小怯懦”。
修昔底德甚至还将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的失败也归为品性：（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人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长与雅典人作战。
通过修昔底德的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他并不只是在记述战争，而是在多个层面探究人以及城邦的表现和动机，这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演说中，伯里克利实际上讨论的议题是雅典取得帝国霸权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答案很明确，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众的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修昔底德是将政体视作影响城邦及其公民行动和功业的基础解释变量。
谈到政体，自然避不开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叙述和评价。在整本书中，修昔底德先后记述并评价了伯里克利、克里昂（Cleon）、尼基阿斯（Nicias）、阿尔喀比亚德和后期的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政治人物，以及雅典民众在遇到不同境遇时的表现。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修昔底德都被视为是批评雅典民主制度的，其中以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修昔底德）对城邦政体的看法，很明显表明，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
霍布斯观察到雅典民主政体中存在众多煽动家，煽动家们追求的往往是自己的而非城邦的利益。修昔底德对这一点也有直接的评论，对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城内的煽动家为个人利益取悦民众的行为，他明确表达了不满。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民主制的缺陷导致了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而修昔底德持有温和的寡头派立场，更青睐由少数有才智的人进行统治。
“二战”后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到修昔底德对“混合政体”的偏爱，特别强调修昔底德在第八卷中对于雅典“五千人政体”的赞美。修昔底德认为这个政体融合了寡头与民主的要素，防止了城邦滑向两个极端。这些不同的观点都能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找到依据，但回到雅典民主制度这一核心关切上，修昔底德所展示出来的似乎要更为复杂。在这一问题上，我更偏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康纳（W.R.Connor）的观点，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点出：“修昔底德清晰阐明了雅典人做出冒险的决策，甚至有时会犯致命错误，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这些错误帮助人们具备令人惊异的适应性和韧性，而这韧性又拖长了战争，加剧了苦难。” [1]
希望对上述三个话题的简单讨论能够引起读者对修昔底德的兴趣，古代史家所留下的作品并非简单的事件记录，而是有着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虽然修昔底德通常被视为理性的、客观的历史学家，但所有的书写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交织着主观性，无论是材料的拣选、结构的编排，还是撰述线索的引导，实际上都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当作者选择写下一种版本时，他就同时放弃了其他的诸多可能，所以阅读经典著作首要的任务是理解作者本身的思想，通过分析作者写了什么内容、如何组织这些内容以及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来努力贴近作者的想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修昔底德归到古希腊思想的范畴之内。修昔底德不仅撰写了一部战争史，而且还呈现了当时希腊世界的思考方式。透过公民群体和政治家们的言行和表现，我们得以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去理解希腊人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
在本书的12讲中，我尽可能挑选了修昔底德书中最为重要或者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议题进行拆解分析，一方面展示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揭示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的深入而复杂的思考。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书，为复杂的修昔底德思想提供一幅简易地图，并最终能够借着理解修昔底德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张新刚
2022年7月3日
[1] Walter R.Connor,“Pericles on Democracy:Thucydides2.37.1,” Classical World ,vol.111,no.2（Winter201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