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雅典在率领提洛同盟反击波斯的同时，开启了与斯巴达等伯罗奔尼撒联盟城邦的紧张关系。修昔底德记载了雅典在希腊本土最为重要的几场冲突，雅典与斯巴达彼此信任的公开解除起源于一次邀约合作。
上一讲中曾提到，斯巴达在很早的时候征服了美塞尼亚地区，将当地的很多人变成黑劳士，即成为农奴，让他们为斯巴达提供粮食。黑劳士保证了斯巴达人能够专心军事训练，但也成为斯巴达的不安定因素，使得斯巴达不愿长期在外作战或者远征，希波战争后斯巴达主动交出盟军领导权也有这一层考虑。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了地震，大量斯巴达人伤亡，黑劳士抓住机会开始反叛，前往伊托墨山（Ithome）。拉凯戴孟人陷入和伊托墨山反叛者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便向盟邦以及雅典人求援。此时雅典城内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是亲斯巴达的客蒙，雅典便派客蒙率大军前去支援。结果，前来支援的雅典军队还没开始帮忙，就被斯巴达劝退了。拉凯戴孟人对雅典人进取而勇于革新的品性（ to tolmeron kai ten veoteropoiian ）感到担忧，害怕雅典人待久了会被黑劳士说服，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黑劳士，便让雅典人回去，把其他盟邦的援军留下来。雅典人极为愤怒，觉得受到了拉凯戴孟人的侮辱。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之间的分歧，是什么性质的分歧？斯巴达人纪律严明，强调服从命令，雅典人的性格里却带着革命性。客蒙带着雅典大军来了以后，斯巴达人发现他们无法理解雅典人。这在古代世界里是很重要的事。战争表面上看是两拨不同的人在斗争，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更深层次的，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这两种生活方式不能够互相理解。雅典和斯巴达虽然都是希腊城邦，但一个是平等的秩序，一个是混合的政体，两种政体之下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不只是外在的制度，它会塑造人的观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雅典处在平等的秩序下，他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人无法理解的生活。雅典人如此自由散漫，把斯巴达人影响了怎么办？所以斯巴达和雅典第一次公开的分歧，不是他们的利益之争，而是城邦品性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
回到雅典之后，雅典人就放弃了原来与拉凯戴孟人的反波斯同盟，不仅如此，还转而和拉凯戴孟人的敌人阿尔戈斯（Argos）人结为盟友。当伊托墨山的反叛战争到了第十年的时候，双方都不愿再坚持，反叛的黑劳士便和拉凯戴孟人达成协议，黑劳士永远离开伯罗奔尼撒。结果雅典人接受了这批人，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安置在诺帕科都（Naupactus）。这个港口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图2.9），斯巴达或者是盟军其他城邦的船，要想出海，这是必经之地。
雅典和斯巴达虽然公开有了嫌隙，但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冲突的境地。但是，在此之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城邦开始与雅典爆发正面的冲突，并导致拉凯戴孟人与雅典人直接交战，史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年—前445年）。所以，早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双方已经有了小规模冲突。
第一次战争始于麦加拉（Megara）人和科林斯人的冲突。麦加拉位于雅典的西南方，与科林斯隔海峡相望（如图2.9）。麦加拉人和科林斯人因为边界纠纷发生战争，两个城邦本都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但是在科林斯人的紧逼下，麦加拉人叛离了拉凯戴孟人，转而与雅典人结成同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雅典人立马派兵驻守麦加拉在科林斯湾的港口佩岬（Pegae），并将麦加拉与尼塞亚（Nisaea）用城墙连接起来。这样一来，雅典就接纳了一个从伯罗奔尼撒叛离的城邦，并控制了伯罗奔尼撒通往阿提卡地区的陆上要道。从地缘安全上看，雅典控制了麦加拉，就有了一重安全保障，能免于伯罗奔尼撒人的陆地进军。
修昔底德评论说，雅典人的这一系列举动是“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产生强烈仇恨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原因”。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科林斯和雅典在历史上关系并没有如此敌对；二是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中，科林斯人实际上最为积极地鼓动拉凯戴孟人开战。第二点在下一讲中会具体阐述。
科林斯和雅典在历史上的关系，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详细记载。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驱逐了僭主家族，后来克里斯提尼掌权，雅典实力上升，斯巴达带着伯罗奔尼撒联盟军又想打压雅典，甚至提出要帮助雅典恢复僭主制。在出兵之前，斯巴达把希皮亚斯召过来，召开了伯罗奔尼撒联盟大会，提出要把希皮亚斯送回雅典，扶持他当僭主。这个时候，科林斯人发言，痛陈革命家史，说科林斯人在历史上被僭主害惨了——科林斯有一个著名的僭主，非常暴虐。这位僭主曾经派使者向当时米利都的僭主取经，问新上任的僭主应该如何统治城邦，米利都的僭主见了使者，一言不发，把他带到了城外的庄稼地里，一边问使者的来意，一边把地里最高的庄稼全部剪掉，剪完之后就带使者回宫殿了。使者一头雾水，回去跟科林斯僭主汇报说那个人是个疯子，不停地问同样的问题，非但不作答，还把最好的庄稼都糟蹋了。科林斯的僭主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把城邦中最优秀的贵族全部杀掉。他就照办了。科林斯人提及僭政的往事，意在批评斯巴达为了压制雅典，竟要在雅典扶植一个僭主。科林斯人说完之后，其他城邦也纷纷反对，拉凯戴孟人的动议也就被否决了。
图2.9 伊托墨山、诺帕科都、麦加拉、科林斯等地
这件事之后不久，波斯大王大流士派使者到希腊，要求诸城邦献上“土和水”，也就是要求城邦臣服。结果斯巴达把波斯来的使者扔到了井里，雅典就直接把使者杀了，但到了海岛埃吉那的时候，埃吉那欣然奉上了“土和水”表示臣服。埃吉那和雅典不和，想引入外部力量，来抗衡周边的压力。但埃吉那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往南是雅典，往北就是伯罗奔尼撒，如果埃吉那成了波斯的城邦，它就成了波斯控制希腊的一个据点。雅典和斯巴达便要攻打埃吉那。埃吉那海军力量很强，而雅典只有50艘船，这时候科林斯支援了20艘，科林斯人还说，依照他们的习俗不能够免费提供，就象征性地收一毛钱。所以在历史上，科林斯虽然是伯罗奔尼撒的重要城邦，但是对雅典很友好，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曾数次在关键时刻帮助过雅典。但二者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到此时就彻底终结了。
麦加拉事件后不久，雅典人与科林斯人以及其他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就爆发了。雅典人的舰队在哈利厄斯（Halieis）登陆，与科林斯人和埃皮道鲁斯（Epidaurus）人发生战斗，科林斯人取胜。此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在刻克律帕勒亚（Cecryphaleia）附近的海面上展开海战，雅典人取胜。在此之后，雅典和埃吉那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在埃吉那的海面上，一场大规模海战爆发，双方的盟邦都到场助战，雅典人取胜，夺得了对方70艘战舰，还下船登岸去攻打其城市。紧接着，发生了一场与科林斯平分秋色的战斗，
双方都树立了胜利纪念柱。到此为止，雅典人已经与科林斯、埃皮道鲁斯和埃吉那3个伯罗奔尼撒城邦开战，但斯巴达还没有直接参与进来。
正在这时，佛基斯（Phocis）人对希腊中部的多里斯城（Doris）发动攻击，而多里斯城与斯巴达有亲缘关系，斯巴达人将多里斯视为自己的故乡。斯巴达人听说故土遭受攻击，立即派兵前去援助，这支大军包括1500名拉凯戴孟人的重装步兵和一万名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重装步兵。修昔底德记载，在强迫佛基斯人讲和之后，伯罗奔尼撒大军准备返回伯罗奔尼撒。但雅典已经控制麦加拉，拦截了陆上通路，所以，大军决定停留在波奥提亚，考虑最佳的返程之路。
前面我们讲过，雅典从平等的秩序转变为民主制，似乎很顺畅，这种顺畅的历史叙事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呢？前面有一个目标，大家奔着目标就去了吗？没有什么反动的力量吗？没有各种力量的制衡吗？肯定是有的。就在此时，修昔底德说，雅典城中有些人偷偷邀请拉凯戴孟人，希望他们推翻雅典的民众统治，并停止修建长墙。也就是说，雅典城内出现了叛国者，内部的政治斗争混乱导致有人开始打外部力量的主意。这时候，雅典人决定要进攻拉凯戴孟人，一来考虑到他们还在为回伯罗奔尼撒犯愁，二来怀疑有人要推翻民众统治，所以派兵出击。公元前457年，双方在塔纳格拉（Tanagra）爆发正面冲突。拉凯戴孟人及其盟邦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但是双方都伤亡很大，拉凯戴孟人只能从麦加拉强行杀回伯罗奔尼撒，雅典的寡头集团也没能政变成功。两个月之后，雅典人再次出征，重新占领了波奥提亚。之后，雅典人又迫使埃吉那人投降，拆除城墙，交出战舰，向雅典缴纳贡款。
关于斯巴达这次远征的动机，修昔底德的解释是支援多里斯人。但若只是为了支援多里斯人，似乎并不需要如此规模的军队，如此兴师动众，肯定另有想法。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太多，古代文献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提到了其他原因，对照这些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的叙事目的。
除了支援多里斯人外，拉凯戴孟人还有两个明确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宗教原因，即和雅典争夺在德尔菲（Delphi）的影响力。德尔菲是希腊最神圣的地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到，希腊的王要干大事之前，都要去德尔菲求神谕。德尔菲的事务并非由一个城邦负责，而是由安菲提温尼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负责。安菲提温尼同盟有诸多权力，甚至可以号召对某些城邦进行神圣战争，所以控制这个同盟也就拥有了实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49年，“拉凯戴孟人出征进行了一场所谓的神圣战争，占领了德尔菲的神庙，将其交给了德尔菲人。等他们撤退之后，雅典人出征，占领德尔菲，将其交给佛基斯人”。
这一事件说明当时雅典人和拉凯戴孟人都非常重视德尔菲，但是修昔底德只用一句话带过，弱化了宗教因素在战争中的影响力。这也是他在整本书中贯穿的一个原则。
拉凯戴孟人的另外一个动机是想在波奥提亚地区搞力量均衡，即想支持忒拜（Thebes），让忒拜成为平衡雅典的力量。忒拜和雅典可谓世仇，早在公元前519年，忒拜便试图控制波奥提亚地区，曾进攻普拉提亚（Plataea）人，普拉提亚人向雅典人求援。雅典人出兵，成功帮普拉提亚人击退忒拜人，两者从此结下了世仇。后来，忒拜人一旦有机会便出兵参与对雅典的进攻，希波战争时期，忒拜人和波斯勾结在一起，为波斯军队攻打希腊提供便利。所以，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拉凯戴孟人和盟军来到波奥提亚地区时，忒拜和斯巴达一拍即合。扶植忒拜控制波奥提亚的霸权，无论对忒拜还是对斯巴达都是最佳的战略目标，可以制衡并夹击雅典，就如同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的阿尔戈斯人结盟来制衡拉凯戴孟人一样。对拉凯戴孟人的这一动机，修昔底德丝毫未提，这一有意的忽略原因不可知，但后果是确定的，那就是减弱了斯巴达主动遏制雅典的战略考量，让读者对雅典在陆上的扩张形势有更深刻的印象。
回到修昔底德的叙事，雅典对波奥提亚的控制并没有维持太久，在公元前446年春天，波奥提亚地区寡头政权复辟，重新占领了奥尔科门内（Orchomenus）和夏龙尼亚（Chaeronea），其他地方的寡头派也开始蠢蠢欲动，希望摆脱雅典的控制。雅典派托尔弥德（Tolmides）率兵前去收复失地，以期恢复雅典的影响力，但雅典军队惨败，最终雅典撤出整个波奥提亚地区，波奥提亚人重获独立自主。雅典人的失败也引发了一系列叛离活动，前面提到的优卑亚叛离就发生在波奥提亚失利之后不久。
公元前446年夏末秋初，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签订了“三十年和约”，
并在当年冬天宣誓生效，雅典同意放弃在伯罗奔尼撒的所有据点，实际上表明雅典放弃了陆上帝国的努力，斯巴达在希腊大陆的地位得到承认；此外，斯巴达也实际承认了雅典的海上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在海陆两方面扩张所导致的希腊安全困局，斯巴达和雅典通过一系列冲突和试探确立了双方各自基本的势力范围。但是，希腊世界两极之间的均衡并未通过和约得到确立，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在10余年后爆发。
1.Hans van Wees.“Thucydides on Early Greek History.”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edited by Sara Forsdyke,Edith Foster,and Ryan Balot,39-6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1.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三章。
2.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李隽旸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一、二、三编。卡根对修昔底德较少提及的雅典和斯巴达内部政治斗争有较为清晰的梳理，有助于理解这两个城邦在对外政策和战略中的表现。
3.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与本讲相关的是《地米斯托克利传》《客蒙传》《伯里克利传》。
4.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by C.H.Oldfathe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狄奥多罗斯提供了修昔底德之外的叙事和分析，可与修昔底德对照阅读。
5.Lisa Kallet.“The Pentecontaetia.”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edited by Sara Forsdyke,Edith Foster,and Ryan Balot,63-8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