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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是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纪念日。1973年的这一天，最高法院做出了人流合法的判决。对于反对人流的阵营来说，这是一个尝到败北滋味的日子，而对于支持人流的人来说则是一个胜利纪念日。
每年临近这一天的时候，胜败两方的阵营都会制定各种纪念活动的计划，攻防战日益激烈。特别是近些年，以宗教为由的反人流组织不断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对活动。
1982年，反对派开着数辆大巴冲进芝加哥市内的中央广场，举行了一场败北纪念大会。说起1月的芝加哥，寒冷程度堪比北海道的网走地区，可见他们意志之坚决。可是，大巴上坐着的居然是他们组织起来的高中生。向高中生隐瞒社会组织结构不利于女性的事实，仅仅灌输“人流是抹杀生命的恶毒行为”是非常容易的。再用“说不定你们也是差一点儿被葬送在胎儿时期的孩子呢”来威吓，这极容易激发孩子天真的正义感。据说最近在许多高中和大学的校园内，出现了狂热的反人流同盟组织。说到底美国是一个会诞生3K党
的国家，进步派一旦付诸行动，反对派就会发起更为强硬的骚乱，真不愧是“草根民主主义”的美国啊。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是“人流权利”运动的组织者，她在去年的集会上负责在外站岗放哨。敌人是600人的大群体，而放哨的队伍只有30个女性，力量差异一目了然。反对派准备了十字架，还有给孩子用的棺材什么的，大声咒骂着支持派是刽子手。即便如此，我的朋友和她的同伴们还是勇敢地面对。当时正好有个黑人摄影师拍下了她们的风姿。第二天，支持派与反对派的照片以同样的大小被刊登在报纸上。我朋友开心地大声笑着说：“简直就像30个人完全能跟600个人相匹敌了呢。”
话说回来，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号称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社团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对方就先铺垫说，她们是经某位教授介绍，得知我是女性学研究者才来电的。她们将在2月8日举办一场关于女性周内容的专题研讨会，希望请我去做报告。我询问她们社团的性质与活动主旨，问她们是不是女性主义学生团体，她们回答：“啊，差不多是那个类型。”我知道该校有另一个女性主义学生团体叫作女性同盟（women's union），于是问对方是否和女性同盟有关，回答是“没有”。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女性运动极为低调的学校，在那么小的地方做着同样活动的同志，按理说应当很快就彼此相熟，她们的回答令我不禁诧异。于是我问了社团名字，回答是“生命优先联盟”（Pro-life association）。
且慢，生命优先？意思就是“保护生命”（按日本的说法，类似于“长寿之家”吧）。我十分小心地问：“你们社团对堕胎是什么态度？”对方回答：“我们对1973年高院的裁决持反对意见。”
果然！我明白了。我对电话那头说：“我的日本伙伴正在进行对日本试图修改优生保护法的反对斗争。我不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反对人流能够并存。”没想到对方居然用一种释然的语气回答：“是吗？明白了。”
“能如此直白地表明立场并拒绝我们的，您是第二位。我们已经给好多教授打过电话了，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自己无法胜任，还有就是说有其他人比自己更合适，总之都是用各种借口逃避。”“这么看来，我属于她们说的最后一招——介绍其他人过来了。”听我这么一说，对方的反应越发直爽，让我这个敌对方都不由得差点儿出口鼓励她们：“我们一起努力吧。”幸亏我及时提醒自己不要激励反对阵营的人，这才闭上了嘴。
一番对话之后，我终于没有因为自己的冒失而犯下跑去参加反对派活动的错误。不过，反人流派里居然也有自称女性主义者一事仍令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但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者（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的人）也是可以对人流持反对立场的。或者换个更合适的说法，随着运动本身趋于成熟，女性主义者中不同立场的差异会逐渐变得明朗。的确，“守护并养育生命”是从母亲运动以来就属于女性的权利，也包含了对“无法生育之社会”的控诉。我觉得“拒绝生育的权利”背后，“生育的权利”一直如影随形。如此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实可以存在反对堕胎的女性主义者。
同样，女性主义者中存在两种战略：一种是最大限度地主张女性的生育功能；另一种则是重在主张平等，将生育功能压制到最小限度。这两种战略的差异也日渐明朗。从中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并不是一块磐石，它横跨现代思想的所有领域，拥有无数变种。
且慢，明白差异是一件好事啊！至少不会单纯地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可以在有关女性利害的共通地盘上进行讨论。这可是一番大事业。在与有力且优秀的对手的对抗中成长，我非常喜爱这个过程。比如，当出现一群叫作母性原理派女性主义者时，她们虽然极为认真且危险，但我非常兴奋。要想锻炼自己，对手必须强劲。我只想说，请勇敢地斗争下去吧。
不过，在这里用“敌我”这种比喻并不合适。同在女性主义运动的赛场上，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和意见不同的人一起思考。想做的企划有很多，得把周遭变得更有趣一些才行。与其是假惺惺的团结与大同，不如是有分歧的连带感。我非常高兴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成熟到了现在这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