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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思想震撼了20世纪前半叶，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女性主义思想激荡了20世纪后半叶。在此之前，谁会想到“女性”能成为思想呢？它是歧视中的歧视，因过于不言自明，其存在变得自然到甚至让人无法察觉。但这歧视最终被视为问题了。驹尺喜美
称此变化为“从区别对待升格为歧视”。女性与男性是不同的生物，理应区别对待。“给女人选举权就像给猪选举权一样……”诸如此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区别对待”终于作为不正当对待问题被升格为“歧视”了。在近代“个人”与“人权”概念诞生的同时，女性解放思想的胚胎也逐渐成形，并被命名为“女性主义”，它带着獠牙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态降临。
对于日本的女性主义，至今仍有人视其为外来思想或是从欧美“借”来的理论。国外也有人质问：“日本居然有女性主义吗？”这种看法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是偏见的产物。
女性主义一词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出现，也许很多人听到这种说法会非常惊讶。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被命名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回溯其根源，早在20世纪初的社会大转变期，日本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以杂志《青鞜》
为中心的女性们已经开始使用女性主义这个名称。平冢雷鸟
和与谢野晶子
等女性给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真实的声音。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初被翻译为女性启示（women's revelation）或女性思想解放（women's emancipation），后来才被称为女性主义（feminism）。1970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当天，团体“战斗女性
”发出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一声。田中美津
发表的著名文章《从厕所开始的解放》，堪称当时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战斗檄文。该文章标题中的“解放”直接使用了日语汉字，并没有使用英语音译。她们主动使用当时恶评如潮的英语音译名，是之后的事情了。回顾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时期，青鞜社的女性们在受到当时媒体的抨击与揶揄之后，开始主动以带有讽刺含义的“新女性”一词自称，这两次的自称变化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登陆日本”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同样，“女性解放不等于女性主义”的主张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一词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在日本被普遍使用，但女性主义者有着作为《青鞜》接班人的自我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女性解放运动尽管受到媒体的各种抨击与事实歪曲，但仍然对其接班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溯历史，可以说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近代形成期，第二次出现在近代解体期。最近对“何为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颇为兴盛，其实这个研究也是在第二次浪潮中重新讨论“何为近代”这一问题之后才成立的。两次运动浪潮都充满了多样性，第一次的结果是把女性推向了日趋完成的近代化，而第二次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批判近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不应该把“女性主义”翻译为“女权扩张论”，用“女性解放思想”这个译名更为恰当。
到20世纪70年代，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已经理所当然。“女权扩张论”追求的是“拥有和男性相同的权利”，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注意到这一点时，“女性解放”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当人们意识到近代本应赋予每一个“个人”的“人权”实质上只是“男性权利”时，仅仅主张“女性也是人类”这一点显然已经不够了。“女性解放”由此燃起了斗争的狼烟。
史学家鹿野政直的著作《妇女、女性、女人》（岩波新书，1989年），书名完美呈现了围绕“女性”这一观念的范式转移。解放运动的旗手主动接受了“女人”这个包含蔑视的称呼。追求完成近代化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主张“女性在作为女性之前，首先应该是人”。与此相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追求的是“女性作为女性自身的解放”，直击近代的“人”等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核心，揭示了阻挡女人获得解放的“敌人”其实是束缚女性的规范与价值，而不仅仅是可见的制度与权利。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标语“个人即政治”改变了斗争方式，把性爱等日常生活领域作为了微型的政治战场。
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世界历史巨浪的女性解放运动以1975年国际女性年
为契机，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制定为成果，在经历了1975年墨西哥城、1980年哥本哈根、1985年内罗毕、1995年北京的国际会议后，社会性别的相关政策终于成为了主流。日本在1999年颁布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在此之前，随着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制定，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父权制的国籍法做了修正，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将“卖春”改称为“买春”，正视性骚扰问题等，质问社会上犹如空气一般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实现了从“女性文化”到“男性文化”的范式转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慰安妇”问题重审历史，向国际问题迈进。“女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势必要提及“性别”这一变数的地步，也因此招致了再次打压。
与此同时，针对“变强的女性”，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令人焦躁的声音——“你们究竟想要怎样？”女人有着与男人相同的能力吗？回答当然是“Yes”。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Yes!”应当给女人和男人同等的权利与机会？“Yes!”……然而这些真的就是女性主义者希望的回答吗？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共同参与”，提高女性的代表性地位，但该目标并不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与规则下追求“像个男人”。以近代批判为出发点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人”的模板不应该只是男人。女性主义运动追求的不是在与男性相同的规则下给予女性参与竞争的权利——换言之，就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成为失败者的权利——而是通过要求对规则本身的修改，向既有社会说出最尖锐的“No”。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下，女性学在学术领域里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在“女性”主场的领域里勇敢地挑战学术正统，拒绝成为被隔离的集中营。何为真理？由谁来决定？社会性别研究并不是单纯地从女性视角（死角）对由男性创建的学术真理性进行补充，而是通过“女性是谁”“谁来决定女人之为女人”等问题不断地揭示学术的政治性。
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这一代号进一步从内部开始解体。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唤起人种歧视、性意识差异等问题的启动装置。这也很自然，因为“女性思想”正试图通过探究差异与平等的两难问题，从而瓦解近代诞生的“人类”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