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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应该作为职业工作者自食其力。不可以带孩子上班给企业添麻烦。”林真理子对陈美龄的这一批判不仅在工作女性中，在主妇中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此事至今仍处于支持方和反对方的论战旋涡中，很多人都表示“我有话要说”。我认为这次论战的意义在于女性之间关于“边育儿边工作”一事的热烈讨论和影响的扩大。
“二战”之后，关于女性问题出现过3次以“工作还是家庭”等为主题的“主妇论战”，但每次都只有一部分人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美龄论战”参与面的扩大可算是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试金石。
陈美龄论战的关键词是“添麻烦”，即带孩子去上班是给社会、企业添麻烦，是对自己的纵容，而纵容陈美龄这么做的社会也是不对的。可是，“带孩子上班会给公司添麻烦”一旦变成社会共识，那就不妙了。要让我说，带孩子上班的女性不是自我纵容，反而是那些把所有的育儿责任完全推给女性的男人才是对自己最大的纵容。
我们可以理解那些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添麻烦的人。但是，谁都会生病、衰老，不可能在一生中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那些咬紧牙关说着绝不给人添麻烦的人，一旦生病或衰老，究竟该怎么办呢？
再来思考一下，如果说带孩子上班会给人添麻烦，那么大概可以分为4种情况——企业、孩子、女性、男性。
林派的理论正是企业方的理论。这个理论仅仅把现在的男性社会生搬硬套给了女性：一切以企业利益为准，哪怕自己会粉身碎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女性追求至今的女性解放，并不是要变得像男性一样拼命。这次的论战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在女性中也有众多默默忍受一切的“阿信式”打工人。
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带孩子上班其实也是在给孩子添麻烦。孩子在一个既没有玩具又没有小朋友一起玩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快乐的。而且，想找一个不觉得孩子麻烦的环境，估计只有自己家里了。这样一来，问题就回到了“因为女人和孩子是社会的麻烦，所以应该退回到不惹麻烦的地方去”。
那要怎么解决呢？只有扩充和完善幼托设施。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地区公民馆等公共设施内设置了临时托儿所，现在已经基本普及了。那么，为在育儿期间想去饭店或看电影的人开设一家带有临时托儿所的电影院，作为一种经营手段也是可以成立的吧。
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对小孩有利的事，也是大人最终判断并做出决定的。这种判断的基准因人、因时代而异，并不是绝对的。既然如此，让女性做她觉得是对的、想做的，就是最好的判断。有一位小儿科女医生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妈妈若是生活得开开心心，对孩子来说就是合适的”。
能够生活得开开心心，所需要的条件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觉得能去工作就开心，也有人觉得待在家里开心。重要的是，完善我们的社会体系让女性能够生活得开心。如果能够让女性坚持对她们有利的主张，即使不符合社会常识也应该支持。
女性们，不要再当“阿信”了！陈美龄带孩子去上班，即使引发了问题，也比不带好得多。因为只要不发生问题，我们的社会体系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不过，对于陈美龄的母子一体感，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她说：“在孩子1岁半之前都应该坚持母乳喂养。孩子年幼时与母亲的身体接触可以在母子间建立稳定的信赖关系。”这种想法对有工作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威胁，会让她们因罪恶感而苦恼。年幼时缺乏身体接触会导致孩子误入歧途，这种说法并没有根据。另外，她说“很多事情都是生了孩子后才明白，所以女性应该生孩子”，这也让我觉得很困扰。我虽然没有孩子，但很理解母亲带孩子的辛苦和不利因素。一部分女性试图把从自身的浅薄经验中得出的判断强加于所有女性，这种做法只会给整体女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后，“陈美龄论战”让我最为厌恶的是男人沉默、退缩、作壁上观的行为。这种行为直接凸显了他们的想法——“育儿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对于不参与育儿的男人来说，不存在父子关系。这和抛弃孩子有什么两样？我希望男人能尽早意识到这一点，这笔账迟早有清算的一天。日本社会一方面赞美“母性”的伟大，另一方面却不对女性或孩子提供任何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体系，不让带孩子的女性受到损害。这次论战必须要把男性和整个社会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