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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状况再次变得混乱、迷茫。经历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女性解放思想已经在民间生根发芽，女性的生活与意识经历了无法倒退的变化，然而我们却再次对“什么才是解放”感到迷茫。1985年6月，日本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赶在同一时期制定出来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也终于在1986年4月1日正式实施。但是关于这一法律，女性之中也出现了对立方。一方面犹豫着是否该追求“缺乏保护的平等”并不断走向社会，另一方面则觉得新法律让女性落入资本制度的圈套，结果企业越发加强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1985年11月3日，“社会主义理论专题论坛”召开了“女性部门会议”，140人参加了这次充满热情的集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伴随女性主义的成熟，女性解放战略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女权或是母性”的传统对立之上，围绕女性外出工作问题出现了新的混乱与迷茫。对女性外出工作和经济独立的支持，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的立场还是从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是女性解放战略的第一要务。但现在面对这条“通过参加工作获得解放”，出现了完全相反的“通过拒绝参加工作而获得解放”的战略。加纳实纪代
呼吁道：“现在正是从社缘
社会（职场）全体撤退的时机。”在一位研究“二战”后方历史并一直追究战争对女性的加害责任的学者眼中，女性被卷入社缘社会等于加强了女性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与袒护吧。现如今的年轻人被称为“新劳动者阶级”（new working class），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逐渐远离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充满热情与能力的女学生是当下企业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女性正处于这种悖论之中。
“为了女性解放，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有一位女性主义者这样回答：“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女性解放。”从事生态学研究和欧洲体系女性主义流派内的人们纷纷附议。当然，任何人都有“拒绝传统社会的自由”和“当寄生虫的自由”，但是从职场上撤退下来的女性如果只能回归家庭，那么家庭也不可能是“解放区”。女性“参加工作”确实有可能成为资本制度的支持者，但是“拒绝工作”其实也是资本制度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正如论坛中心议题的副标题“进也地狱，退也地狱”所述，女性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
女性主义呈现多样化使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选项也趋于多样化。女性可以选择做兼职主妇，同时拥有“工作与家庭”，当然也可以选择当一个专职主妇。但即使是专职主妇，也并不意味着一直待在家里。度过了育儿时期的女性，不论是专职主妇还是兼职主妇，都会走出家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对妻子禁足的暴君式丈夫了。对女性生活变化极为敏感的市场营销员甚至提议以后不要再称呼妻子为“内人”或“我屋里的”，而应该改称“外人”或“屋外的”。
体验了所有的选项后，其实际状态和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一直深信参加工作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解放的人，她们在实际体验这种生活之前，会认为兼职主妇同时拥有了“工作与家庭”，可以将以往内心的郁结一扫而空。特别是非全日制劳动型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女性在外拥有工作，又不会破坏充满人情味的家庭生活，对女性来说简直是最理想的工作家庭双丰收的选择。但是，只要真正体验过这种生活就会明白，兼职主妇的实际生活状态并非如想象中那么令人羡慕。她们非常忙碌，负担也重，而收入却少得可怜，工作往往单调无聊。面对这种现实，很多女性不愿意为了微薄的收入而牺牲自己自由和富余的时间，因此在兼职主妇这个选项前原地踏步。
另外，在家门外等待选择走出家门的专职主妇的，是“寻求生存价值”的“文化消费”。她们在这个教室或那个社团兜兜转转，最终迷失目的地。“主妇难民”沦落为逢场作戏、追求一时欢愉的“周五的妻子们”（20世纪80年代热门电视节目的标题，一时间成为婚外恋的代名词）。
时间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也有一些女性有效地利用时间，她们是名为专职主妇的“时间贵族”，但事实上她们的“闲暇时光”是用丈夫的金钱换来的，看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等待她们的是沦落为“新有闲阶级”的结局。
但无论是哪一种，女性的生活出现了多种选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女性的多样化让我们无法继续简单地用“女人”或者“主妇”来概括。女性内部的层次正趋于分解、细化。问题是，这种生活变化和选择多样化真的是女性自身希望的结果吗？
以女性外出工作为例，与其说是女性希望的，不如说是“二战”后企业用人方一直把女性拉到职场中的结果。企业需要女性劳动力，女性才能外出工作进入职场。与此同时，妻子的收入作为生活费的补充在家庭里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伴随日本社会日益老龄化，日本企业的论资排辈和终身雇佣制度崩溃，工资发放标准也从以往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无关工作质量）变成与工作质量挂钩的职务工资，男性一个人的工资不能再养活全家人了。
从各方面来说，女性生活的变化最能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和社会构造的变化。
我一直认为日本的“大众社会”时代已经终结。普罗大众在“人人都是中产阶级”的幻想下悄然分化。明治维新以来的100年，支撑日本大众民主主义幻想的阶级或阶层间的移动性正在降低。在当今的时代中，职业的世袭性加强，父辈的资产可能直接决定下一代的贫富（当时流行给人贴上富贵或贫穷的两极分化标签）。
这10年来，女性的生活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绝不是女性主义启蒙带来的恩惠，而是女性追赶着社会生活不可倒退的车轮，在自己的大脑中拼命迎合其变化的结果。社会生活正裹挟着男男女女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女性直面现状，意识也随之改变，相比之下，男性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而逐渐掉队。这就是当下围绕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图景，是我对现实状况的认识。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把“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共同参与”作为女性解放的目标，打出了“男女同质化”的战略。无论保守派怎么唉声叹气，女性主义多数派都已经一致地朝着这个方向进入成型阶段。但不知该说是讽刺还是偶然，这个发展方向和当今高度产业化的资本主义的目标不谋而合。当下资本制度的目标是在产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实现“性别”这一变数的重组，力图使“性别”无效化，换言之就是“男女同质化”。
无论是对女性主义者还是对资本家来说，战略和战术的区别都只是或迟或早的时间跨度差而已。乍一看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但女性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决定性差异在于，通过“性别重组”最终收获的结果对哪一方更有利。“女性时代”对女性自身来说，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例如关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实施，有报道说企业处于犹豫与混乱之中。女性劳动者则将这部法律批判为一部由资方主导的“抽筋去骨、漏洞百出”的法律，充其量只是企图制造出一部分女性精英劳动者，用于装饰“男女平等展示柜”。不过即便只是一个“展示柜”，仍然能起到鼓舞女性劳动者的士气、令其充满干劲的效果。企业若是基于长远利益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将女性化为战斗力，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据传在去年的招聘大战中，某业界排名第三的计算机企业雇用了40名大学本科毕业的女生作为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这一举措被称为业界“异变”。在每年应届毕业生的招聘战场上，大学毕业的男生会按照成绩排名或指定对口学校等制度，像一棵大树一样自上而下地被业界第一第二的企业一段一段地锯下来抱走。在这种成绩阶层制度下，业界排名第三的公司如果拘泥于只招男毕业生，那就只能永远捡前两位挑剩下的。想在软件行业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激烈交锋中跟业界第一的公司一争高下，关键是必须拥有优秀的人才。那家公司显然打破了“仅限男生”的旧框，转变了思维方式，录用足以和顶尖男生匹敌的顶尖女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拘泥于性别差异已经关系到企业的存亡了。
女性解放思想鼓励着充满热情和能力的女性，将她们送往劳动市场。企业则极为迫切地需要这些女性来补充战斗力。在这场女性劳动者战略化的争夺战中失利的企业，无疑会在企业的互相竞争中败北。
女性战略化的要求背后有如下三大要因：
其一，是伴随信息产业化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在高度产业化的资本制度成形的同时，商业巨头独占市场的局面也基本成形。在这种局面下，风险型企业以打游击的形式破门而入，以“创意”为资本，要求重新分割市场。“知识”代替“金钱”成为新的权力，迎来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
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市场重组的过渡期。正如那些既无资本又无经验与背景的学生能够在计算机软件行业中以风险型企业的形式获得成功一样，充满潜力、尚待开发的女性和孩子也能在既成市场分割体制的缝隙中穿行。
其二，日本已经成为贸易收支黑字过剩的国家，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日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通过新媒介进行市场重组，还不得不以“扩大内需”的名义对已经成熟的国内市场进行再开拓。而掌握国内市场开拓关键的，正是名为“消费者”的女性。
内需主导型的大市场使日本在经济高度成长期实现了“人人都是中产阶级”。现在，这个大市场随着大众的阶层分化和女性生活的多样化、分极化而不断瓦解。在“男性主生产、女性主消费”的近代性别分工下，消费意愿的决定权历来就握在女性手中，不能打动女性，商品就销售不出去。在这种“性别分化”的影响下，男性越发无法看清女性的生活。
物质流通的新时代是女性市场的时代。丰田商事（以不道德的经营手段骗取高额钱款，最终导致董事长被谋杀）的营销人员中有数位女性员工，她们巧妙地拨开女性顾客心里的层层花瓣，抓住核心需求，成功完成谈判。就这样，“剥削女性的也是女性”这一图景成立了。
在“无法看透的市场”面前，“女性商业”成了一匹黑马，穿梭在无法实现灵活应变的大市场的缝隙之间，填补着这些缝隙。“女性商业”由此成立。
另外，消费者群体中也出现了打破“男性主生产、女性主消费”分工模式的倾向。既然消费掌控权在女性自己手里，那么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没必要让男人制作。不通过男性之手，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主妇商业”就此成立。按理说，随着兼职主妇和专职主妇的两极分化，女性也应该分化成“赚钱的女性”和“花钱的女性”，但是专职主妇拒绝被编入男性主导的生产体系中，反而自由地发掘出男性无法想象的女性需求。“主妇商业”的成功者以自己独特的创意为主体，主动参与到男性生产体系中，相比那些作为辅助性劳动力、拿着微薄薪水被差来唤去的兼职主妇，她们创造出了更高的收入。这样一来，原本以“在家庭之外的活动能否创造收入”为唯一标准来区分“兼职主妇”和“专职主妇”的分界线就日渐模糊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随着女性劳动力的增加，女性（中间）管理职务的需求也在增加，“使唤女人的也是女人”。“男上司女部下”的组织结构崩溃，虽然未必会呈现出“女上司男部下”的逆转结构，但是“使唤女部下的女上司”的需求量必然会大增。
作为日式繁荣和平（Pax Japan）的基底，女性繁荣和平（Pax feminism）或者是“女性时代”对女性来说究竟能否代表解放，对其趋势很难立刻做出判断。举个例子来说，女性的风险型商务和主妇的网络型组织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大企业外包产业链中的承接商，最终成为“外部劳动市场”。企业可以在不把女性编入“内部劳动市场”的同时，以低廉的成本利用她们的创意性与自发性。实际上，目前各地有很多主妇团体已经在企业合作中充当评论员或顾问的角色，而精英女性中，不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也都盛行女性管理层联合会之类的网络型组织。她们彼此交换信息，互相扶持，弥补打入男性社会时的不利条件。当然我们无法保证这一小部分精英女性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众多普通女性的累累死尸上的，毕竟最清楚如何榨取女性的也是女性。
话虽如此，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市场”，这个体系能带来女性解放吗？正如我开头所说，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出去工作”还是“留守家庭”，都在支持着“市场”，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在职场与家庭分离这一领域中，“市场”更强有力。
在“女性时代”里还有一个陷阱：“市场条件不发生变化”，其实质就是在诸如“内需扩大型经济成长不断持续”“日本贸易收支黑字不断持续”“国际分工体制不崩溃”等条件下，日式繁荣和平中女性繁荣和平的持续。女性在日本社会的加害与被害这一构造体系中既不是无罪的，也不是无关的。
不论如何，作为“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应该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享受选择的多样化与自由，在既存的固化体系间隙中穿梭、游击，获得若干胜利吧。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究竟是多长？女性繁荣和平下的“女性时代”对女性来说究竟能不能成为“解放”？目前我们只能屏息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