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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我从印度回国的途中顺便去了一趟新加坡。船桥邦子
为我介绍了朝日新闻记者松井耶依的朋友赖雅英女士，原定约她共进晚餐，但对方突然联系我说发生一件急事，当晚女性主义者要开会，顾不上晚餐了，想取消约会。在交谈中，我们发现这件事与日本也有关系，可以请日本的女性主义者参加集会，于是最终决定我和她一起去参加。
事情的起因是在去年的12月29日，李光耀总理在春节贺词中提到担忧新加坡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所以鼓励国民生育，但他居然提到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找情妇也不失为一种方案”。这一说辞当然激起了新加坡女性的愤怒。
日本国民早就把田中角荣作为罪犯提起诉讼了，这会儿还把他提出来，本就落后于时代。李光耀总理主张：“田中前首相在国会上被追问情妇与孩子的事情时，他坦率地承认了。正因为有田中角荣这样的男性存在，日本社会才生机勃勃。”
这种实际上在鼓励一夫多妻制的言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纽约《泰晤士报》的记者还特地为此采访了李光耀。
总理说出这番话，与近来新加坡的出生率骤降有关，特别是作为新加坡人口中心的华裔人口的减少最为显著。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中唯一成功创建管理有序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国家，而这个“中产阶级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学历社会”。传统的“上嫁”婚配一旦与学历、阶层相结合，婚姻就成了与日本极为相似的“学历上嫁婚”——女性选择与自己学历相同或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因此，女性的学历越高结婚率就越低。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与自己相匹配的男性人口少，另一方面，高学历女性即使不结婚也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此外还有的女性因憎恶传统的父权制婚姻而选择单身等。
高学历女性不婚不育是国家的损失。这么说是因为高学历母亲生育的孩子其学业成绩会极为优秀。
新加坡虽说苦于人口不足，但并不鼓励所有阶层的国民生育。对于资源小国新加坡来说，唯一的资源就是科技与人才，所以需要孩子，而且必须是优秀的孩子。因此，对高学历女性的生育采取了各种优待措施。
“学历上嫁婚”直接导致产生了婚姻链的顶端与底端——“不想结婚的女性”和“结不成婚的男性”，换言之，就是高学历的女性和低学历的男性。但是，李光耀总理并没有鼓励两者不顾学历上的差异结合，而是认为“学历上嫁婚”没问题，上嫁婚配对维持社会阶级秩序与父权制婚姻来说极为重要。
总理给出的代替方案是让高学历单身女性给“像田中角荣一样”有钱有权的男人当情妇，并成为“未婚妈妈”。在位当权的总理居然说出“未婚妈妈”可以存在，要消除对非婚生子女（非嫡出子女）的歧视这种话，让女性主义者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然而问题是，女性主义者期盼已久的也正是一个不歧视未婚妈妈或非婚生子女的社会。
赖女士们举办的紧急非正式集会正是为了起草女性主义者针对总理发言的抗议声明。这份声明由一个名叫AWARE的新加坡女性团体主导，应该算是第一份正式的抗议声明。媒体界也非常关注，因此赖女士她们的讨论充满紧张的氛围，一字一句地斟酌推敲。而我因赖女士及其伙伴的好意，获得了此次十分珍贵的与会经历。
她们的讨论面临着多处错综复杂的问题点。
首先，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三大民族构成。其中除了华人以外，从宗教上来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较多。印度教与穆斯林原本都是一夫多妻制，虽说法律禁止重婚，但是在他们自己不成文的规定中，至今仍然存在一夫多妻制。李光耀总理推荐的这个方案等于承认了两种宗教习俗中实际存在的充满压迫性的一夫多妻制。从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说，这个方案等于是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在拥护传统的一夫多妻制，而讽刺的是，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反抗的也是近代一夫一妻制的压迫。在这里，女性主义者被放在了道德多数的立场上。
其次，李光耀总理鼓励“未婚妈妈”，从而缓和非婚生子歧视，也是女性主义者长久以来奋斗的目标。现在要对它提出异议。从结果上说，女性主义者被推到了拥护婚姻及婚生子女的保守立场，这显然也不是她们希望看到的。
陷阱还有不少。再次，鼓励“未婚妈妈”会产生更多的高学历自立女性的单亲家庭。这种情况不仅呼应了讨厌父权制的女性对“不需要丈夫但想要孩子”的欲求，还直接解除了男人成为父亲的育儿责任。对男人来说，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育儿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一认识在总理的发言中完全不存在。然而讽刺的是，女性主义者也一直在追求一个单亲母亲能安心养育孩子的社会。总理的发言支持了女性主义者斗争中的这一点。如此种种，赖女士们议论着到底哪些立场是该反对的，哪些又不是，问题实在错综复杂。
AWARE讨论的大致主题是，一夫一妻制是女性斗争所获得的权利，总理的发言把女性贬低到情妇的位置，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她们在声明中诉说了过往数十年里新加坡发展历史上女性做出的贡献。这份声明若是放在别的政治关系中，简直就是一篇极为保守反动的文章。身为在场的唯一一个异邦人，我读着这篇声明的草稿，内心五味杂陈。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一方很可能反手利用女性主义者的要求先下手为强的时代。
女性主义者若是一步走错，就可能被置于保守立场，而她们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根本的问题首先是男性没有努力消除性别分工，而且不与妻子分担育儿责任；其次是明显带有父权制色彩的“上嫁婚配”对女性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必须比配偶者男性能力差。
我听着赖女士们的讨论，觉得这也绝非事不关己。日本也是亚洲另一个成功创建管理有序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国家，也同样是资源小国，要想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下的新国际分工态势中存活下去，就必须成为人才大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今天的这个事件，就会发生在日本的明天。非但如此，在对《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抨击中，“和男人一样”努力工作这个讨论本身究竟是否对女性主义者有利，我们也变得迷茫。是否该赞成解除避孕药限制？是否该鼓励女大学生就业？是否该让投身女性运动的专职主妇停留在地方内？
我们正在迎接一个“纷乱迷茫的时代”，什么立场是解放的，什么立场又是反动的？在新加坡的经历，给我带来了极为多样的思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