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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文化社会学家，我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同时我本人对重大的文化变迁事件的确切日期也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如果我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身份和怀疑，选择一个日期来标示美国情感文化中的转变，那么我会选1909年。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去往美国的克拉克大学进行讲学。在他的五场影响广泛的讲座中，弗洛伊德在各式各样庞杂的听众面前，讲解了精神分析的主要思想，或者说，他至少展示了那些未来会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找到响亮回音的思想。例如，口误和无意识在决定我们命运中所起的作用、精神生活中梦的关键作用、我们大多数欲望所带有的性特征，以及家庭既是我们精神的起源也是我们精神病理的根本成因，等等。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关于精神分析的思想起源
、它对自我的文化概念的影响，或它与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许多社会学和历史学分析都已为我们提供了详尽而繁复的解释，但它们忽略了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即精神分析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关于精神的不同理论，大体上都具有重塑情感生活的主要使命（尽管它们似乎只对剖析情感生活更为感兴趣）。更确切地说，临床心理学的许多不同分支（如弗洛伊德学说、自我心理学、人文主义、客体关系等）形成了一种我所称的新型情感风格——疗愈性情感风格（the therapeutic emotional style），此种风格在整个20世纪都主导着美国的文化景观。
什么是“情感风格”？苏珊·兰格
在她著名的《哲学新密钥》（Philosophy in a New Key）中指出，哲学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各自关注的焦点……”，而且，“是各时代处理问题的方式”——兰格称之为各时代的“技巧”——而非这些问题本身才“将其划分为一个时代”
。我之所以使用疗愈性情感风格这一术语，是因为20世纪的文化模式开始“专注于”情感生活，专注于其病因（etiology）和形态变化（morphology），并设计了一些特定的“技术”——如语言的、科学的、互动式的技术——来理解和管理这些情感。
现代的情感风格主要（尽管并非唯一）是被心理治疗的语言形塑的，这种治疗兴起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如果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
所言：“19世纪末兴起了一门学科［精神分析学］，这主要归功于一个人［弗洛伊德］……”
那么我在这里想要补充的便是，这门学科很快就发展到了超出一门学科的范畴，即超出了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这是一套新的文化实践，它重组了关于自我、情感生活甚至是社会关系的相关概念，因为它们处于独特的位置，既涉及科学生产领域，也涉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双重领域。借用罗伯特·贝拉
对新教改革的表述，我们也许可以说，疗愈性话语“重新制定了身份符号最深层的内涵”，
而且正是通过这样的身份符号，新型情感风格的重新构想才得以实现。
新的人际想象形成时，就会产生一种情感风格。人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想象这种关系的诸多可能走向。事实上，人际关系——就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不仅会被人们加以考量与渴求，存在争论、背叛和斗争，而且会被人们根据各自想象的脚本进行切磋协商，其间充满了社交亲密或是社交疏离等内涵。
因此，我认为，弗洛伊德对文化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它通过一种想象自我与过往自我的新方式，重建了自我关系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种人际交往想象的形成背后有一些关键的思想和文化动机，而它们将会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流行文化。
首先，在精神分析的想象中，核心家庭是自我的起点，是自我的故事和历史得以开始的地方。以往，家庭作为一种方法，它“客观地”将人的自我置于一个漫长的时间链和社会秩序中，而现在，它则成为一种传记性事件，象征性地贯穿于个人的一生，并独特地表达着这个人的个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婚姻的传统基石开始瓦解的同时，家庭又转过来报复式地困扰着自我，但这一次，它是作为一个“故事”和一种“策划”（emplot）自我的方式呈现自我的。在构建新的自我叙事时，家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既是自我的起点，又是自我必须从中解放出来的桎梏。
其次，新的精神分析性想象将自我牢牢地锚定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斯坦利·卡维尔
曾将这一领域称为“平淡无奇”（uneventful）的领域。
例如，190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一书，其主要思想也广泛体现在弗洛伊德的克拉克大学系列讲座中。该书声称，要在最平庸和最不起眼的日常事件——悖论、口误等——的基础上，开创一门新的科学。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些事件是极其重要的意义信息宝库，它们可以帮我们了解我们的自我及其最深层的欲望。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摆脱了对身份的沉思性或英雄式的定义，而将其置于日常生活领域中，这里主要是指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
但是，弗洛伊德的想象更往前迈进了一步：在普通的自我（the ordinary self）正在等待被发现和塑造时，它现在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魅力。这一普通而平凡的自我因而变得神秘，变得难以企及。正如彼得·盖伊
在给弗洛伊德所作的哲学性传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人习惯称之为‘正常’的性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经常被阻断的朝圣之旅的终点，而这是许多人可能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目标。那种成熟且正常形式的性驱动是
一种成就
”
。事实上，普通而平凡的自我之所以成为令人着迷的想象的对象，是因为它现在综合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形象：正常（normality）和病态（pathology）。弗洛伊德非凡的文化成就来自两点：一是将迄今为止被定义为“病态”的东西纳入“正常”中，从而扩大了后者的范围（例如，他认为性欲的发展始于同性恋）；二是使“正常”问题化（problematizing normality），从而使其成为一个艰巨的目标，需要调动大量的文化资源（比如，异性恋不再是既定的，而是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如果像福柯
所言，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话语是在正常和病态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
那么，弗洛伊德则是系统地模糊了这一界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正常范畴。其中包含对病态特征的重新描述、对自我的开放式计划，以及一个未被定义却强大的自我目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弗洛伊德将性（sex）、性快感（sexual pleasure）和性向（sexuality）置于这种新型想象的中心。已有大量的文化资源被用来规范性向，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可以相当理性地论证，只有开放式的自我计划方能激发弗洛伊德同时代人被审查规约的想象力。在这一开放式的自我计划中，性和性向是作为病理学中强大的无意识原因而出现的，这也是趋向成熟和完全发展的标志。性向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融入现代想象，是因为它与另一种极其现代的推动力（语言）相结合，从而得以摆脱19世纪关于性向阐释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t）内涵。不仅语言中充满了新型的、未知的性向（例如，在关于“悖论”或口误的主题阐释中），性向本身也已成为一种主要基于语言的事务（linguistic affair），它需要经过大量的概念澄清和语言表述方能实现。
精神分析的想象能在美国取得非凡成就，有着多重体制性和组织上的原因。首先，美国家庭日益呈现出的三角结构——约翰·德莫斯
称其为“温室”家庭（“hothouse”family）——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三角理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其次，弗洛伊德的理论呼应了人们对真实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新兴却密集的消费文化的核心；
再次，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学术界、医学界和文学界的诸多机构广泛接受和传播；
此外，医学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制度界限几乎微乎其微，从而使得医师成为新思想——如弗洛伊德主义——的普及推广者；
最后，在科学医学和精神医学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弗洛伊德的范式似乎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遗憾的是，我无法详述弗洛伊德的思想在美国各机构中火热风靡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简单地说，精神分析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一方面可以连接起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的专业实践，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沟通起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因此，它便能够在输出美国文化的所有场所中进行广泛的传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和教诲文学（advice literature）中。
19世纪20年代，教诲文学像电影一样，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后来成为了传播心理学思想和阐述情感规范的最持久而有效的平台。教诲文学结合了当前的许多迫切需求：首先，据其定义，它必须具有一般性的特点，即需要使用法律式的规范语言，从而让其具有权威性，并能使其作出类似法律文书式的声明；其次，它必须不时改变它所处理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它成为一种定期被人们消费的商品；此外，如果它想面向具有不同价值观和观点的读者群体，那它就必须是非道德的（amoral），即它需要对诸如性向和社会关系行为等问题持中立观点；最后，教诲文学必须是可信的，它需要由合法的渠道来提供。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不啻咨询行业的金矿，因为它们被包裹在科学的光环中；它们可以高度个性化（适用所有人、兼具所有个体的特殊性）；它们可以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从而实现产品的多样化；还因为它们似乎对禁忌话题提供了科学式的冷静关注。随着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图书行业和女性杂志热切地抓住了一种既能容纳理论与故事，又能兼顾普遍与特殊，还不带有评判性且规范式的语言。虽然教诲文学没有对读者产生直截了当的影响，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自我和协商其他社会关系方面提供了可用的词汇，目前这一点还尚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可。许多当代的文化材料都以建议、告诫和操作指南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知道，在许多社交网络中，现代自我是自我塑造的——它动用各种文化资源来决定行动的方案。因此，教诲文学的重要作用可能就在于，它塑造了自我用来理解自身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