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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6日，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一套十卷本《普希金文集》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白色封面上印着彩色普希金画像，背景上淡淡的紫罗兰衬托着这个伟大的身影，透露出一缕缕浪漫的诗意。
一个珍藏在内心二十年的心愿实现了，这是花了几乎二十年全部业余时间，放弃一切业余爱好，在淡淡孤灯下历经深入研究与艰苦工作的果实，我感到一阵轻松和欣慰。
说到翻译普希金，还要从中学时代谈起。初中时代我对美术感兴趣，厦门解放初期，我曾帮着美术老师画了许多大幅漫画，裱在标语牌上，让宣传队的同学们举着上街为厦门的解放作宣传，也曾为市里某几个机关开会写宋体字会标，在学校里则跟着老师学绘画，为黑板报画报头、写美术字标题。我希望在中学毕业后能到杭州、上海考美术学院，将来做一个画家。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家贫如洗，幼年失怙，只靠着母亲做手工当保姆艰难度日，一切学习费用都是靠国家助学金解决。当时鹰厦铁路尚未兴建，我高中毕业到上海上学时还要从厦门乘长途汽车，经福州，再到江西鹰潭转乘火车才能到上海。而我的初中时代，交通就更不便了，这其中的盘缠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远到杭州、上海考美院无疑只是一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梦想。我毅然决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到高中阶段，我的课余兴趣便转到了文学。对我来说，这种转移是很自然的，因为从小我对文学已很有兴趣，在小学阶段已从同学处借阅过《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后来又对母亲看的《红鬃烈马》《五虎征西》《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入迷。高中时在学校里一下课我就奔往图书馆看《人民文学》《诗刊》，当时的一些中国小说和苏联文学也看了不少，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等。我甚至当过《厦门日报》通讯员。当时我的愿望是当作家，于是高考时我报了复旦、北大的中文系、新闻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须知那时这两所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似乎只招一个班，能考上这两所大学，真比考状元还难！结果我只是由统一分配，进了我并无兴趣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俗话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果真如此，随着课本打开，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便一一映进了我的眼帘。课本都是苏联专家编的，选的全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篇章，加上以前接触过的大量苏联小说，终于激发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有一次我去逛书店，发现了一本罗果夫主编、戈宝权负责编辑的《普希金文集》，便毫不犹豫地从当月三元助学金中拿出三分之二如获至宝地买下了这本书。
在宿命力量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带着焦急的心情
倾听祖国的召唤。
……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国。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
这首《致察尔达耶夫》读得我心灵激荡，热血沸腾。普希金那颗爱国之心激动着我的心，时代不同了，但爱国之心仍然可以激励我们为祖国献出一切！几乎就是这首诗激起了我翻译普希金的愿望。
1958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时这个出版社共有两个编辑室：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室和外国文学编辑室，我便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当编辑。这是我最满意的工作岗位了。当时有的同学被分配到外交部，实际上是出国留学，也有同学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我并不羡慕他们。不久，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了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文艺政策非常“左”的时候，一方面要“反修”，把苏联文学都视为修正主义文学，另一方面又不许“洋人死人占领我们的艺术舞台”，我们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不都是洋人死人写的吗？！为此出版工作举步维艰，几乎无书可出。我们成天检查出书中有无错误，或者学习讨论文艺政策，完全不务正业。加上当时强调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要下乡下厂劳动，于是我这个青年编辑干部便顺理成章成了“劳动干部”。那些年我被下放宝山农村“劳动锻炼”，一去就是两年，回出版社后又经常下工厂劳动，到书店站柜台，1964年又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奉贤、川沙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等运动结束，“文化大革命”又接着爆发，我十四年美好青春便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动和运动中消耗殆尽，一事无成，连一本小册子也没轮到翻译，遑论翻译普希金！
1972年，国务院因外交工作需要，决定在全国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和地区历史，并把翻译出版非洲史的任务交给上海。这任务落到上海出版系统头上。当时上海新闻出版系统正在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便以我们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外文编辑为骨干，调来原人民、教育、少儿等出版社的几位外文编辑成立“翻译连”（在“五七干校”没有出版社，只有由各单位编成的连队）。我有幸在这个“翻译连”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组里参加翻译“苏修文学”，集体翻译《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淘金狂》《围困》等内部发行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我这才算第一次真正做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而且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文学翻译实践。
不久，出版系统大部队回到上海市区，“翻译连”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名义继续搞有关的翻译工作。“四人帮”粉碎后，编译室未解散，于1978年1月成立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我又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中的一员。
我满怀欣喜之情，预感到一个空前温煦的文艺春天即将来临。我又想起搞普希金的事了。还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我进入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有一个专用的外文书库，我发现苏联已将全世界所有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俄文，并且出版了他们的全集，而在我国，连一个外国作家的全集都没有，我已经萌生将来搞普希金全集的念头。在“文革”前，我国已出版了查良铮翻译的两部普希金抒情诗选，一部《欧根·奥涅金》，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巴金夫人萧珊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普希金作品。这都是名家的译作，但是我以为，这些译作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而且译文风格也不一致。此外，普希金的许多作品还没有翻译出版过。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实现以我一人之力，搞出个普希金文集的愿望。
我翻译的第一个普希金作品是他的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首长诗逾三千行，没见有人翻译出版过。但这时我家住房十分困难，连我母亲一起，一家三代五人挤在一个十二平方米的斗室，我只能等他们休息后才能工作。厨房旁有一个约五六平方米的储藏室，原来住着一个老工人，他退休回乡后，我把这个储藏室要了下来。但这储藏室是个狭长条形的小间，只能搭单人床，我便以床作为书桌，坐在小板凳上搞翻译。就这样以一年业余时间译出了这个作品，它和老翻译家梦海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七篇童话一起于1979年出版，这就是“文革”后译文社第一版的《普希金童话诗》。就这样，在1980年代初，我译出了我国第一部收录全部普希金小说的《普希金小说集》（安徽人民出版社）、《普希金抒情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我的住房有了改善，我仍坚持放弃一切业余爱好，利用全部夜晚和节假日，继续翻译普希金作品，直到1999年出版十卷本《普希金文集》。这个文集中的抒情诗仍是选译的，约四百首，其余作品，包括长诗、小说、戏剧、文论等都收全了。这是我国至今唯一的一套由一个译者翻译的大型普希金多卷集。直到退休后的2009年，我将以前未译出的其余四百首抒情诗译出，出版了两卷本《普希金抒情诗全集》，这才完成了普希金全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如今，趁着十卷本《普希金文集》重版的机会，我将全部普希金抒情诗收录，于是有了这一套十二卷本《普希金文集》，这才是普希金的文学全集，终于实现了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无论是当编辑，还是搞翻译，从业者都必须是个“杂家”，因为书稿中碰到的问题太多，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各国历史，民族风俗，等等，无所不包。我曾遇到一部书稿，出书后书名为《核潜艇闻警出动》，说的是俄国航海家环球航行，发现许多陆地、岛屿、河海、地峡、海峡等地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由于译者缺乏历史、地理知识，把全部航海家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全部译错。译者随心所欲，不按约定俗成的译法翻译，以致所有的地方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例如白令海峡、阿留申群岛、南极的别林斯高晋海等地方均为俄国航海家所发现，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译稿中全部随意译出，犹如今年有人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一样。要翻译普希金，就必须对俄国历史，俄国风俗习惯，作家经历、作品，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人与事了如指掌。为此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俄国历史、俄国文学史，甚至世界通史，以及作家评传、有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等都找来阅读，尤其是与普希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俄国作家和苏联作家对普希金的评价，都尽量涉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正是19世纪初叶俄国解放运动贵族革命阶段，“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与普希金的经历和作品息息相关，是非掌握不可的知识，否则就不能理解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自由颂》，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作品。而读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批评家的评论就能更进一步深入理解普希金的作品。例如赫尔岑有一段话对奥涅金这个人物做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作品“是在紧跟十二月十四日以后的悲惨岁月影响下成熟的”，而奥涅金这个人物的出现，“在俄国是必然的，你在俄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可以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什么事都做过，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底，他想的多，做的却少，在二十岁上就已经是一个老人，可是到老年时他却因爱情而年轻起来了。好像我们大家一样，他老是在盼望什么事情，因为一个人还不至于这样无知，以为俄国的现状能够长期保持下去”。这段话对于理解奥涅金这个人物极有帮助，是赫尔岑第一个确定了奥涅金是一个“多余人”，从此在俄国文学中“多余人”成了一个类型人物。在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笔下，这类人物典型又频频出现。
在广泛阅读有关作家的普希金评论的基础上，我足足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从几百万字中外文资料中选编了一部六十余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集》，收录了俄国与欧洲作家的评论近五十篇，并翻译出版。这部评论集在普希金研究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中常看到引用本书的论述。有些研究者在后来另行编纂的评论集中还转载了本书的部分篇章。
除了以上所说译者的知识量之外，对文本的研究也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是否正确理解原文，决定了译文的准确度。常常看到一些译文，由于译者没有深入研究原文，或者不求甚解，或者是望文生义就匆匆下笔，结果误译了原意。例如普希金诗中有一首《给黑心乔治的女儿》，这首诗反映的是19世纪初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黑心乔治是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诗中有一个短语，直译为“月亮的暴风雨”。月亮和暴风雨有什么关系，令人费解，而译者在没有理解原文的情况下硬译为“月下雷神”，又不作注解，同样无法令人理解。其实查查有关资料，就知道这里的“月亮”指的是“新月”，即奥斯曼土耳其，因为奥斯曼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国家，以“新月”为标志，而“暴风雨”在这里应转义为“灾难”，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土耳其的灾难”，可译为“新月的灾难”，即指黑心乔治。再举一个例子，在抒情诗《小城》中，我们看到一段译文：“还有你，可爱的诙谐者/你把梅里波敏娜的/宝剑和厚底靴/竟送给了塔莉”。译者没有作任何注解，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可爱的诙谐者不能把梅里波敏娜的宝剑和厚底靴送给塔莉。这里译者显然不了解这两个人物的身份，没理解其中说的是什么事。其实查查资料就知道，梅里波敏娜一般译为墨尔波墨涅，是希腊神话中缪斯之一，主管悲剧，即悲剧女神，而塔莉一般译为塔利亚，也是缪斯之一，主管喜剧，是喜剧女神，因此诗中“可爱的诙谐者”（指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把墨尔波墨涅的宝剑和厚底靴送给顽皮的塔利亚，意思指把悲剧专用的服饰、道具宝剑和厚底靴用到喜剧上去了，这是说明克雷洛夫的诙谐。
普希金作品中的一些常用词语如不作研究、斟酌和查考，也容易译错。例如“半夜（nолночный）”这个词除了“半夜”这个主要含义外，在普希金的用语中常取“北方”之义，例如把“夜”和“诗人”“国度”连用，应译为“北方诗人”“北方国家”，可是许多译者却译为“夜晚诗人”“黑暗国度”。又如“再见（прости）”这个词，有两个含义，即“再见”和“请原谅”，如果不认真研究，常常用反。而犯这种低级错误的译者并不在少数，我在翻译过程中正因为做了许多查考、勤查词典和资料的工作，才避免了前人和同行的许多误译，从而保证了译文的正确。
对译文做反复推敲、修改，力求准确表达，这是翻译工作中的常态。人们常把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作为古人“炼字”的范例，其实，翻译过程也是个“炼字”的过程。在众多同义词中用哪个词最能准确表达原意，最能表达诗中的意境、诗人的风格、原作的语气，表现最准确的修辞色彩，在落笔时都颇费思量。有一首诗，我译了近四十年，至今仍不甚满意，无法最后定稿。那就是读者很熟悉的《致凯恩》。普希金在彼得堡初见凯恩，即为她的容貌所倾倒，然而匆匆见了一面，就没有机会再相见，直到六年后，在流放地重逢凯恩，他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为重逢凯恩而万分激动。最后三节上世纪80年代时我译为“在偏僻的乡间，在幽禁的日子/我无所希求地虚度着光阴/失去了歌咏的对象，失去了灵感/失去了眼泪、生命，失去了爱情//如今我的心灵又苏醒了/你又在我面前飘然出现/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我的心在欢乐中激烈地跳动/在它里面又重新萌生/歌咏的对象，萌生了灵感/萌生了眼泪、生命，萌生了爱情//”。最后一节用的“萌生”，我太不满意了，因为“萌生”表示刚刚萌发了一点点，这完全不能表达普希金当时如山洪暴发般的感情，但为了和“爱情”押韵，又不能用“发生”“产生”等词。现在我将这一节改为“我的心因喜出望外而欢腾/在它里面又重新涌动/歌咏的偶像，涌动灵感/涌动眼泪、生命，涌动爱情//”。那种激动的心情似有所表达了，但能不能表达得更好呢？我还在思索。类似的情况在翻译其他作品时也常常遇到。
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以极其严格的格律写成的叙事长诗，全书以约四百首四音步抑扬格十四行诗组成。普希金为这种十四行诗创造了一种格律，称之为“奥涅金诗节”，我称之为“奥涅金诗体”。这种诗体把每首十四行诗分为四节，前三节各四行，最后留下两行自成一节。第一节的四行，韵式为abab，即一三行押韵，二四行押韵，相应的音节为9898，即一三行各由九个音节组成，二四行各由八个音节组成；第二节的四行，韵式为ccdd，即一二行押韵，三四行押韵，相应的音节为9988；第三节的韵式为effe，相应的音节为9889；最后两行押一韵，为gg，以88音节组成。上世纪80年代初我着手翻译这部长诗时，对如何译好它颇费心思。当时国内已有查良铮和吕荧等译本，他们都没有用与普希金相应的格律译这部长诗，而以中国旧体诗常用的隔行押韵的办法表达。我在反复阅读这些十四行诗时又发现，诗中的完整句常常和普希金规定的韵式不一致。例如有的完整句由三行组成，有的完整句由五行或七行组成，这样一来，一个完整句可能被置于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半当中，而第二个完整句的头几行又被置于上一个小节的末尾……在结构上很不和谐，即内容和形式有矛盾。例如按“奥涅金诗体”韵式译成的第一章第五十节：
会来临吗，我获得自由的时日？
来吧，来吧，我在向它吁求，
我在海滨踯躅，等待着天时，
向飘过的海船频频招手。
何时我才能沿着自由的海路，
在风暴掩护下，同浪涛角逐，
开始我那自由的逃亡？
我该离开这乏味的海疆，
抛开这与我为敌的海岸，
在南方微微泛起的涟漪中，
头顶着我那非洲的天空，
为幽冥晦暗的俄罗斯悲叹，
我在那里爱过，饱受风霜，
在那里我把心儿埋葬。
这首诗包含着三个完整句。第一个完整句是头四行，完整句正好和规定的韵式合拍。但第二个完整句只有三行，到全诗的第七行“开始我那自由的逃亡”，第三个完整句是余下的七行。按“奥涅金诗体”处理，第二个完整句只占三行，这一小节便在规定的韵式中呈残缺状态；第三个完整句的第一行必须置于第二小节的最后一行，和第二个完整句余下的后半段共同组成一个小节……在这样考虑之后，为了让诗的内容（句子）与形式（音韵）尽可能一致，我决定采取以不同组合的办法仍以十四行诗的形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一种探索，看着效果如何，等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完善它。就以上引这一节诗为例，我将它另行分组，译成：
我获得自由的时刻会来临吗？
来吧，来吧，我在向它吁求，
我在海滨踯躅，等待着天时，
向飘过的海船频频招手。
何时我才能冒着风暴的喧腾，
同浪涛搏斗，顺着自由的海路，
开始我那自由的航程？
我该离开这寂寞的海岸了，
我将抛弃这敌视我的海涯，
在南方微微泛起的涟漪中，
在我的非洲的天空底下，
为乌云密布的俄罗斯悲伤，
我在那里尝过苦痛，爱过，
在那里我把心儿埋葬。
我的译本在三十余年中印行了三十余万册，受到读者一定程度的欢迎，我仍珍惜它。但是近几年来许多译家都主张在译文中移植原作的格律。我认识的前辈和朋友中就有这样的译家，如屠岸先生、余振先生、智量先生、黄果炘先生等都有这样的主张，而我在长期的译诗过程中也逐步体会到这种主张的合理性。译诗从不理会原作的格律到移植、体现原作的形式，从而完整地表现原作的形式和内容，黄果炘先生称这种现象为“译诗的演进”，认为这是一种趋势。因此我在年届八十的耄耋年纪，决定重新拿起笔，仿照普希金的“奥涅金诗体”的格律重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在2015年完成了这个译本的翻译，并且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于翌年顺利出版，完成了另一次探索。这个译本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否定前一个译本，因为两个译本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所以我把新译本称为第二译本，而让第一译本继续印行。读者究竟喜欢哪个译本，就由他们自己选择吧。
至此，经过了四十年的跋涉，我已基本在翻译普希金文学作品的崎岖小道上走到了终点。由于年事已高，体力不济，今后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的工作，参加一些有关的活动，希望有更多有志于传播普希金的人士把普希金的作品译得更加完美。
冯 春
2018年2月初稿
2021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