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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可谓无人不知。作为世界文坛的一座奇峰，他创作的《巴黎圣母院》（1831）不仅是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而且赋予中世纪建筑艺术研究一股全新的活力；他在流亡期间完成的史诗小说《悲惨世界》（1862），更是承前启后，通过对比原则实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无独有偶，这两本小说还于2000年同时入选《纽约时报》世界十大名著之列。1885年5月22日，雨果与世长辞，法国政府并未多虑，便决定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先贤祠之内，近两百万巴黎民众自发为伟人送殡，亦如高堂正门三角楣上镌刻的那句“祖国感谢伟人”
所言。然而，雨果在世期间，甚至时至今日，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文学领域之外的绝世才华。
今年九月，笔者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有幸翻译《雨果旅行画记》。在此之前，我眼中的雨果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文豪；随着翻译工作推进，我逐渐认识到，正如中国古代的诗人，他同样是书画兼备的天才。或许，艺术的诸多门类，都一脉相承、触类旁通吧！在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看来，雨果本可轻易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但他“并不以绘画自居……必须得有慈善事业的圣洁劝诱，才可从他那里获得出版这些画稿的许可。”雨果在世期间，虽从未中断绘画，但他更多将其作为一种消遣，而非像职业画家那样刻意为之。对于用纸他并不太讲究，时常是在信中作画；对于用料他则以墨为主，颇有中国水墨画的神韵。
国内学者程曾厚就雨果传世的画作数量，曾向巴黎橘园美术馆前馆长皮埃尔·若热尔（
Pierre Georgel
）请教，而后者经过多年考证认为约在三千五百幅
。尽管留有数量如此庞大的作品，但我们的“画家”生前却仅出版过一本《雨果画册》（
Dessins de Victor Hugo,
1862）。这本画册共收录雨果的十三幅作品，由刻版家保罗·舍奈铜版雕刻，泰奥菲尔·戈蒂耶
作序，其中包括《敦刻尔克近郊》(
Près de Dunkerque
)、《古堡》（
Burg
）等优秀画作。其实，雨果之所以同意出版这本画册，是因为他当时住在根西岛结识了不少贫苦人家，其目的正是用所得稿酬“每周一次，给贫穷的孩子开一顿饭”
，并本着互助友爱的精神不时在衣物上接济他们。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大师，“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更体现在他自己的行动之中。
在我译《雨果旅行画记》之际，适逢2019年上海明珠美术馆举办的《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画展。对国内大多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近距离欣赏雨果画作的机会。我欣然前往一睹展出的画作，由此得以感悟雨果的惊世才华。原来我们崇敬的伟大作家，居然在设计、绘画等方面亦有如此高超的造诣，并有如此丰富的游记、书信、画作传世，这实在令人刮目相看。这本画记将大师的部分画作，与他写给亲友的信件和游记合二为一，在交代雨果创作时间地点的同时，也很好地再现了大师的处境以及他观察世间万物的视角。无疑，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要比任何单纯的游记或画册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这本画记中，不少是雨果写给妻子阿黛尔的信件。在一位风流丈夫向自己的妻子倾诉脉脉温情时，雨果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茫茫大海的迷恋，对璀璨星辰的向往。因为在他看来，自然以其神秘莫测的力量造就的伟物，任何艺术家的杰作都难以与之竞相较量。
在1836年游历布列塔尼期间，看到浩瀚的大海，雨果喜不自胜，急切地赤身奔向大海，“海浪每次把我包围，并将我冲到泡沫之中，那都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其实，雨果对于大海抱有独特的情怀，或许正是罗曼·罗兰（1866—1944）所谓的“海洋情感”
。在上海刚结束的画展上，雨果创作的两百多件作品中，那幅名为《我的命运》（
Ma Destinée
，1857）的钢笔水墨／水粉画尤其吸引我的目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狂风正卷起巨浪袭来，一条小船飘摇在浪尖，上空一缕青烟随风而散。此处，雨果借风雨飘摇的小船与滔天巨浪的激烈争斗，来衬托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意气之中不屈不挠的那种豪迈精神尽现纸面。
除写给妻子阿黛尔（1803—1868）与个别几位好友的信件外，这本画记中取材最多的莫过于他的游记《莱茵河：致友人书》（
Le Rhin: lettres à un ami
）。这本游记首次于1842年出版，由雨果于1838—1840年三次与朱丽叶·德鲁埃（1806—1883）游历莱茵河畔期间，写给远在巴黎的妻子阿黛尔的二十几封信组成。在这本出色的游记中，雨果以优美的文字和灵动的笔触，记述沿途见闻，采撷古老传说，描绘壮丽风光，勾勒古堡陋厦，为我们精彩呈现了莱茵河畔的山水建筑与人文风貌。古今中外，大凡圣贤豪杰，无不对山水具有一种独特的情怀，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君子仁智之德，实见于山水之乐也。作为百溪之王，江河是人类早期文明发祥的源头，日夜川流不息，处下而不居高；作为大地之脊，高山巍峨绵延千里，以其雄宏威震四方，让人心驰神往。对于欧洲的大河大川，雨果更对莱茵河情有独钟：
莱茵河集万千容貌于一身。它像罗讷河一样水流湍急，像卢瓦河一样雄浑宽广，像默兹河一样峭壁夹岸，像塞纳河一样迂回曲折，像索姆河一样绿水悠悠，像台伯河一样历史弥久，像多瑙河一样雍容华贵，像尼罗河一样神秘莫测，像美洲河流一样波光闪烁，又像亚洲河流一样蕴含寓言与幽灵。
在诗人的笔下，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莱茵河，俨然一位千变万化的精灵。作为欧洲航运的大动脉，正是这条高贵而雄伟的河流，让法德两国之间缔结了亘古难解的恩怨离愁。河畔旖旎的风光，形式各异的古堡，葱茏翠绿的森林，离奇惊悚的传说，这一切美景都在这本画记节选的章节中有精彩的呈现。
不过，对于自然造化魅力的折服，并未削减雨果的人文主义情怀。他或乘坐马车或徒步跋涉，造访沿途所至的城市，徘徊于宏伟教堂，寻访古堡废墟，对城市景观艺术的留恋，无不透射出作者对人本身的关怀。因为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就曾写道：“世间比海洋更广阔的景象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景象是人的心灵。” [1] 若说寄情山水表达了艺术家的豪情万丈，那么对于城市建筑艺术的眷恋，更是作家人文诉求的集中体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缩影，是历史变革的见证，更是人民智慧的展现。对于所到的很多城市，雨果不仅漫步大街小巷，而且登高揽胜。在欣赏与阅读这些画作和文字的时候，我们仿佛已经步入艺术家的内心，可以深彻感悟伟人的超凡魅力与恣肆才华。对于游遍欧洲主要城市的雨果来说，他还向读者推荐了游览城市景观的不二法门：
对我而言，参观一座城市有两种方式，二者可谓相得益彰。首先，是逐条街道、逐个房屋地去细看；其次，是站在钟楼上从高处俯看。通过这种方式，人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这个城市的面貌。
也正是基于这种鸟瞰市景的需要，国内外很多城市后来都建起地标性楼厦，并在上面设立观景台以供游客获得雨果这里谈到的全局视野。无疑，这种登塔揽胜不仅是概观一座城市容貌的方法，它何尝又不是一种超然世外、通天接地的玄思，这与我国古代文人的登高情怀多少有相通之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就曾指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登高作为一种兴起手法，带来的是一种壮志凌云的万丈豪情，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在沿途所遇的人物中，雨果尤其对妇女、儿童和劳动者，无不自然表露出满心的喜爱和热情。此外，他也探讨城市的历史发展，并对如何协调新旧城区布局提出个人看法，“必须要在两个城区之间保持平衡，并制止两个城区之间的纷争；既要美化新城，也要保护老城。”在城市高度发展的今天，雨果的这些建议尤其值得借鉴。
在《雨果旅行画记》中记述的每个城市，雨果对当地的教堂和古堡格外青睐。他流连于中世纪那些壮丽的教堂（沙特尔、亚眠、济韦、圣米歇尔、兰斯、内穆尔等），沉醉于那些哥特建筑的恢宏与静谧，才思与情怀在教堂高耸的尖塔引领下飞升。有着不俗绘画天分的雨果，显然在建筑艺术方面，有很高的观察力和深刻的见解，这一点在他对今年4月15日遭遇火灾的巴黎圣母院的评述中就可见一斑：“可以说，这是一首宏大的石头交响乐……从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出在艺术家的才华指引下工匠们迸发的奇思妙想。总之，人类的这件杰作，它雄伟而富饶，正如上帝的造物一样，似乎窃取了多变与永恒的双重属性。” [2] 从信仰层面来看，这些宏大的宗教建筑在向世人昭示天国的至高荣耀。
这本画记中所描述的教堂，大多为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的常年失修，有的修缮不周，有的装饰粗劣。目睹这些恢弘的教堂经历种种惨状，雨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担忧和惋惜。不过，除描写教堂的壮丽与宏伟、肃穆与宁静之外，在画记从《莱茵河》选取的一封1842年8月1日的信中，雨果对济韦教堂的钟楼描写如下：
神勇的建筑师先拿来神父或律师的一顶方帽。在这个方帽之上，他倒放一只色拉碗；以这个碗底为平台，他又叠置一个糖罐；糖罐上面，是一个水瓶；在水瓶上，又是一个太阳，以正下方的放射线为柄；最后，在太阳上面，一只公鸡插入正上方的放射线里。
雨果在信纸上，专辟空白以钢笔勾勒济韦钟楼的外形。收信人看到纸上的那幅简笔插图，读到上面谐谑而揶揄、幽默而灵动的文字，又怎能不捧腹开怀呢？反正，作为译者的我早已为这种妙趣横生的形容忍俊不禁了。
画记的后半部分，雨果主要记录了自己遭到路易·拿破仑（1808—1873）驱逐之后在流亡途中的见闻。雨果生在法国历史上局势最为动荡的岁月。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不久便于1852年创立帝国，雨果也因公开批评政府而遭到流放，由此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流亡岁月，直至普法战争结束才回国。作为法国文坛领袖，雨果心系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对暴政和压迫可谓深恶痛绝。在他的政论杰作《小拿破仑》（1852）中，正如国内学者柳鸣九所言，“它像滚烫、炙热的熔浆从十二月事件这个火山口喷发而出，其冲劲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它是强有力的檄文，是令人折服的起诉书……是对当时已成为法国皇帝的窃国者的一次毁灭性的抨击。”
作为胸怀天下的志士，在英法联军1860年入侵北京后，雨果虽身处异乡根西岛，却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在1861年11月25日《致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中，从人道主义立场对这次暴行加以审判：“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格兰……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历史在前进，政府已更迭，人民永不变！
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从泽西岛的“海景台”到根西岛的“高城居”，雨果不断遭到驱逐，多次举家迁移，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不过，在读这本画记有关他流亡生活的章节时，我并未感到太多的悲情和自怜。与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伟人在窘境下的豁达释然与自得其乐，因为生活中本不缺少美，缺的只是发现美的眼。或许一个人只有走出国门，才能以更好地审视自己；只有回顾过去，方可勇敢拥抱未来。作为异乡的游客，一草一木皆为风景，一堂一堡都是杰作。然而，对于久居当地的土著而言，却早已看惯这些风景和建筑，也不可能像游客那样投以欣赏的目光，恰如苏轼在《题西林壁》中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游遍欧洲各地的雨果，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你告诉愚蠢的市民，那些壮丽居所的庸人，当你对他们说他们的城市美丽、迷人、令人羡慕，他们会瞪大眼睛把你当成疯子。”
在译这本《雨果旅行画记》期间，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昔日年少的我，独自拉着一辆人力车，载着满车的米面，朝回家的方向前行。那现实中消隐的村庄，不就近在咫尺吗？但眼前的路望着近，走着远；隔着山，隔着水。一时山重水复，险象环生。我翻山越水，四处向行人打听，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梦醒时分，我恍然大悟：人世间最远的路，就是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刹那之间，我可以切身理解雨果飘落他乡，身为游子流亡的那种凄凉与豪迈，以及十几年后回到法国的那种苦楚与喜悦。
我时常仰望蓝天，羡慕鸟儿能自由高飞；我时常凝视夜空，渴望与眨眼的群星对话。如果我是岁月可以承载的一片落叶，又或是漫天飞舞的一片疾云，我愿乘着那不羁的劲风，去游览世间的大川大山，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在即将迈向不惑之年时，我向往再次迈上征途，真正体会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心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
的超然境界。只是这一次，我不仅要亲眼去观赏沿途的风景，更要用心去体悟世间的气象万千、人性的善恶美丑。人沉浮于世，若不虚一行，定要览遍人间的美景，遇见相惜的知己，珍藏难忘的回忆。让我们跟随雨果的步伐，去领悟这位艺术大师在用文字描述山川流峙、教堂古堡、城市风光的同时，又如何以笔墨将这些美景转化为一幅幅或趣味昂然，或激情澎湃的画作。
陆泉枝
2020年9月于上理工
[1]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Edition Libre et Universelle，2011.
[2]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Gallimard，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