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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给世界各地的中产家庭带来了舒适、方便和富足。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工业国家中普通家庭的收入可以购买的服务、消费品和电子设备数量已多到令人咋舌。曾经需要耗费大半天工夫的家务活现在只需按下按键就可以完成。电视机和录像机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享受到低廉的、全天候的娱乐。今天，对于许多富裕的人来说，家庭与其说是一个辛苦劳作的地方，倒不如说是一个吃饭、睡觉和玩乐的地方。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直到19世纪，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家庭仍是社会、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主要来源。即使是呈上升趋势的美国社会也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这些家庭基本上是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单位运作的。许多家庭拥有农场，它需要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的协作配合。女孩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在家里忙活。他们洗衣、叠衣、切菜，然后晾晒农产品。年龄稍大的男孩帮着种植和收割庄稼。
在那个时候，很多家庭都会安排孩子做家务活，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做家务活是天经地义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福祉，甚至生存，都依赖于孩子的贡献。要求孩子承担家务活并不需要酌情考虑，所有关于儿童的社会政策都是在这一经济需要的指导下制定的。例如，在19世纪，当我们开办公立小学，实施强迫入学和免费义务教育时，我们强制实行了时间很长的暑假，以便让孩子们在农忙时节帮助父母种植和收获庄稼。现如今，我们的学校仍然保留着漫长的暑假，这表明我们的学校拒绝改变由来已久的惯例。早期迫切需要儿童参与经济活动的一种更可怕的表现形式是，在许多城市工厂使用童工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现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社会进步的三大动力源泉（科技的发展、富裕的生活和公众对童工剥削本质的认识）将儿童从工作和做家务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很多家庭都受益于社会进步的这三种动力源泉，几乎所有家庭都至少受益于其中一种动力源泉。因此，孩子获得了欢享童年的机会，并有时间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和知识。
与这一变化相伴的是，我们的社会看待儿童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孩子不再被视为追求家庭福祉的必要手段，相反，他们现在本身成为一种目标，是父母们关心和呵护的对象。父母努力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孩子的福祉。养育孩子已成为家庭的首要目标。现代家庭的存在是为了养育孩子，而不是反之。家庭不再期望孩子们的经济贡献，而随时准备好将自己的大量资源用于养育孩子的开支。
其中一些资源是经济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读大学前的平均成本为18.6万美元。对于如今出生的孩子来说，念完大学还需要一笔与此大致相当的费用。当今许多儿童享受的另一项宝贵资源是成年人的大量休闲时间，尽管流行的看法与此相左。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孩子相比，当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成年人接触的机会更多，这是因为他们的长辈们已从繁重的辛苦劳作（唯一的例外是“二战”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当时许多母亲既享有现代化的便利，也有低生活成本的优势，这使得她们可以待在家里，不用去工作）中解脱出来。大多数现代家庭都会将很多空闲时间花在孩子们身上。除此之外，他们觉得有责任照料孩子，并使他们开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产家庭的成年人都可以提供足够的陪伴时间，以确保从孩子出生到童年结束都相当好地履行养育之责。成年人给予子女这么多年的持续关注，这是历史上没有多少孩子能享有的特权。
在20世纪，孩子社会价值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对青少年优先事项的考虑彻底重新排序。新的优先事项中蕴含着许多智慧。任何社会的未来都依赖于它的年轻一代。一个社会致力于研究如何以适宜的方式养育孩子，这是自然的，也是开明的。当富裕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腾出资源来协助人们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任务时，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在健康和营养等方面，许多孩子的生活因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得到了切实改善。
我们不再把孩子看作是经济资源，这种转变使我们的努力重新聚焦于用最好的方式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目标上。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孩子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的许多社会政策都以他们的福祉为中心。我们的法律和实践开始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导向，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种导向使儿童保护法、儿童健康护理以及用于发展儿童智力和体魄的许多场所—学校、博物馆、公园、游乐场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代资源的丰富和我们想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儿童福祉的意愿使这些福祉变为现实。
富裕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给当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这对于无数孩子来说无疑是种好运，收回这些好运是愚蠢的。但与许多好运一样，它们也伴随着我们必须提防的风险。然而，许多风险仍然不为大众清楚认知。由于我们还没有学会识别风险，因此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规避或控制风险。 其结果是，本应拥有美好前途的孩子，却发生了太多的伤亡事件；本应拥有无尽希望的孩子，却有太多人没有完全发掘出自己的潜能。
无论是富裕的生活还是社会的进步，它们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灵丹妙药。它们可能会在这一方面提供受人们欢迎的工具，比如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但它们没有提供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指导。而且，它们是有潜在风险的，如果我们不想让它们最终成为破坏性的力量，而想让它成为建设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些风险。这就好比你发明了一台新的机器，它有强大的力量为人类服务，但是它也带有被其光环掩盖的致命副作用。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很多孩子（包括我自己）一连几个小时在鞋店的X光试鞋机上扭动自己的脚趾，玩得不亦乐乎。幸运的是，在这项技术还没有造成太多伤害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它的危害。这项技术的滥用最终得到了控制，X光在医学上的用处让我们冒的险是值得的。
现代中产家庭可获得的营养和医疗保健条件已大大改善，这显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孩子的福祉。但是，我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的好处还不甚明了。以娱乐行业为例。在当今工业社会里，孩子们可以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这在仅仅5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生活在最糟糕的环境中，孩子们也有很多机会自娱自乐，各种新的视频媒体设备会不断出现。孩子们喜爱的东西不再局限于一两个手工制作、当宝贝珍藏多年的小雕像：现在大多数孩子的壁橱里塞满了各种令人惊叹的小玩意儿、布偶和玩具。几乎每个月都会有针对青少年的新主题公园出现，而且参观者络绎不绝，足以使其成为我们社会中增长最为强劲的行业之一。我们可以随意地购买各种儿童消费品，包括名牌服装和运动鞋、精美家具、特别有趣的美食和昂贵的单车。据估计，美国家庭每年花在孩子们吃、穿、娱乐和度假上的钱超过了500亿美元。
孩子们开心地玩乐，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很对。然而，在当今的世界，我们必须审视儿童玩乐的本质。我们必须从我们为其设定的目标角度来看待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和他们的消费模式。我们必须研究看电视、炫目的玩具、名牌服装以及在追求这些东西上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如何影响孩子的能力和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确定我们的孩子们在看电视或逛街的时候没有做什么。他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缺失某些可能有助于他们能力和性格发展的东西呢？现在的孩子在与朋友玩乐时，以及在学校里都学到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快速看一看20世纪最后十年一个美国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生活。我要列举的活动和事件是如此平凡，以至于它们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值一提。这正是我所持的部分观点。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对青少年的期望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我们对童年和青春期的共同愿景中，平庸已成为常态。这极具讽刺意味，也让人感觉很悲哀，因为青春期一直是，也应该永远是，人一生中最有希望的时期。
从5岁到18岁，中产家庭大多数孩子的生活都是围绕每天大约6个小时的上学时间来安排的。在大多数上学日，这种安排给孩子们留出了大约8到10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处理其他事情。在美国，公立学校每学年通常为180天。这就是说，每年剩下的185天完全由孩子和或父母自由支配，其中包括周末、节假日和暑期。根据我的计算，这意味着美国的孩子一生中有大约1/3的时间是在校园内度过的，有2/3的时间是在校园外度过的，包括放学后的时间和非上学日。当然，我说的是孩子们醒着时的生活。
让我们先从上学日来看一看这位中产家庭孩子的生活。在最近一波对当前学校教育状况的恐慌浪潮中，有许多关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校教育状况的报告让人不禁有许多遐想。其中一些报告是严厉的批评，另一些报告则表示同情和担忧。较具批判性的报告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我们的学校—“荒漠”“监狱”“市场”和“平庸的避风港”。较为友善的报告则指出了一些敬业但却屡屡受挫的教师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责任感，谴责了这些教师身处的过于集权的、官僚化的和僵化的工作环境。所有的报告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把当代学校教育描绘成了一种失败的妥协，即社会教育青少年的需要，与我们赖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愚蠢、低效和完全落伍的教育机构之间的妥协。没有一份报告形容今天的校园生活管理严谨、要求严格或令人愉快。
就像所有与人有关的事物一样，不同的学校和学生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里仍值得重复—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是趋势和预兆，而不是想要囊括当今世界上每个孩子的状况。在各地的社区中，仍然有许多勤奋好学的学生，他们刻苦学习，以求充分发挥自己潜能，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作业、学校报纸、科学博览会项目、运动队、社区服务和表演艺术中。通过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这些年轻人正在获得个人责任感，培养持续专注的能力，以及享受成功的喜悦。仍然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学校千方百计鼓励他们的学生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才华。若说这些现象已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殆尽，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我想说的是，它们已变得非常稀缺。 不幸的是，这些趋势已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但幸运的是，我们有能力再次扭转这个局面。
尽管最近对我们学校的批评存在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但人们的言论仍有许多共通之处。人们观察了当今的校园生活，并获得了三个方面的感受。首先，学生是消极的、自由散漫的。其次，他们没有学到他们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茁壮成长所需要的任何知识。在这里，批评者在思想上出现了分歧，有人希望看到学生学会更好地思考，有人则希望看到学生获得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还有人认为学生应该两者兼顾。第三，批评者指出，由于长期对冷漠的学生、前后不一致的教学要求以及用来评估学生学习表现和教师教学表现的无效考试感到失望，很多教师变得愤世嫉俗。
对这种混乱状况最新颖、最尖锐的批评之一是西奥多·西泽（Theodore Sizer）描绘的一位名叫霍勒斯的典型教师。霍勒斯在高中任教时显得玩世不恭。霍勒斯对他的学生采取了很另类的“妥协”办法。他与学生们达成的默契是这样的：如果你让我完成一天的教学任务，而不给我带来太多麻烦，那么我就会让你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毕业。而且，如果你能安安静静地上课，你就能够获得你需要的文凭—高中学历证书。西泽的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冲击了人们的认知，每当有真相被揭露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冲击。
现在的学生很容易接受许多像霍勒斯这样的老师给他们提供的妥协条件。我想起了一位高中生，她的家人跟我很熟，在这里我会叫她苏珊。她正是人们羡慕的那种聪明有天赋的孩子。苏珊来自一个重视智力成果的家庭，她也是一所顶尖学校的佼佼者。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孩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到担忧的，但是她的父母却发现她的态度有些令人费解，甚至令人不安。
最近当全家去一个讲法语的景点度假时，苏珊又出现了这个苗头。她已经学了好几年法语。她的成绩堪称表率，她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对父母自然认为苏珊会欣然接受这个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法语，磨练自己的技能，展示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他们还记得自己读书那会儿尝试说外语时的兴奋之情。在旅途中，苏珊的父母特意与只会说本地语的当地人交流。
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每当有人试图和他们说法语时，苏珊都缄默不语。她不愿说法语，即使这对她的家人有帮助，因为他们从没有学习过法语。她表现得好像听别人说法语或自己发出那些奇怪的元音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苏珊的父母从来不觉得他们落落大方的女儿是害羞的人。他们关切地问她，怎么了？苏珊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她是在度假，不想做任何让她想起学业的事情。此外，她说，她一直讨厌法语。她的父母表示他们对此感到失望。苏珊有些激动地回应说，为了拿到好成绩，她拼命学习，这难道还不够吗？她熬了四五年，刻苦学习才考上大学，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们到底还想要期望什么？
这对父母希望苏珊从她的努力中收获一些快乐和骄傲，希望她愿意用她的劳动成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她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希望她把这视为完善和提高自己技能的机会。她的父母觉得这段小插曲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不是个例。他们不记得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主动去追求过有价值的东西。她忠实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她很少表现出追求更高成就或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
即使在成绩优异的学生当中，苏珊也算得上是佼佼者。在今天的学校里，与她相比，很多同学是如此普通，若没有老师的帮助，他们就无法写出意思连贯的段落，或解出一个代数公式。尽管苏珊显得态度冷淡，但她却是一个可靠的学生，属于少数的幸运儿，很有希望在我们的社会中取得最终的成功。然而，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成年人—父母、老师或辅导员—认为她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潜能。
对于我们太多的孩子来说，学校的活动没有任何意义，与他们的生活完全绝缘。作为学生，他们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老师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上。目前，他们的学校还没有把学科变得生动有趣，足以吸引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他们的学校也没有凸显读写和算术技能的重要性，足以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需要这样的能力。对于当今的许多学生来说，学校的学习课程—学科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著名的“3R”（阅读、写作、算术）—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毫无用处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表现得敷衍塞责，无精打采，不过是走走过场。
人类发展的一个原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将会决定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表现和参与程度会形成他的个人经历，塑造他的世界观和习惯。在童年和青春期这段性格形成的时期，尤其如此。
如果孩子把宝贵的校园生活花费在仪式性的、无用的练习中，那么他们就会学到一种空洞的反应模式，这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努力和抱负。对于孩子来说，像履行义务一般的学习并不是一种好的体验。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体验。它可能导致学生对学习和成绩漠不关心。
有关学校教育的最新批评详细地说明了我们学校的学生错过了什么。这些学生没有学到数学和科学的基础知识，他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加拿大，他们不知道如何写出意思连贯的段落，他们没有埋头认真做功课，他们在体育馆里也没有好好表现，等等。然而，这些批评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所有这些在课堂上一连坐几个小时但心理状态却接近停止的孩子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想在这里大胆地回答一下：从发展方面来讲，这些孩子正在养成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并不能很好地为他们自己或社会服务。 这是游手好闲的习惯，以最小的努力得过且过的习惯，是对努力取得成就不屑一顾的习惯。这是偷懒的习惯、愚笨的习惯、任性无能的习惯。
通常而言，我们的学校没有为学生提供激励其智力和道德发展的环境。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将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学校。学校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隔绝。学校只能反映决定我们整个文化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此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只占其醒着的时间的大约1/3。在孩子们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又学到了什么，错过了什么？
对于当今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占据孩子们非学校时间的活动，都是图自己快乐的娱乐消遣。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看充满愚蠢幽默或无端暴力的电视节目。这是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因为它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投入到探索世界、培养技能和塑造性格上。今天年轻人可以获得的其他许多流行娱乐项目也是如此，包括传播范围更广泛的电影、视频和CD。
孩子们参加一些丰富生活和增进友谊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当他们充满活力和智慧地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不想说现在的所有娱乐活动都有问题。例如，对那些愿意全身心投入的孩子来说，音乐和舞蹈课、运动队和各式各样的青少年俱乐部无疑都是值得参加的。与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时光有益于你的发展，让你获得重要的情感满足。然而，当我们考虑孩子们的课外生活总量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到了无聊的娱乐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满足他人需求的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
综观历史，在非工业社会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传统上都指望孩子在家中和社区里帮忙。他们在厨房里打下手，照顾生病的人和年迈的老人，照看婴儿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他们帮助大人跑腿、做家务。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它们给家庭和孩子都带来了很多好处。对于家庭来说，它减轻了忙碌不堪的大人们的压力；对于孩子来说，好处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帮助家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培养孩子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品德是孩子性格发展的核心，孩子们越早获得它们，就越能够茁壮成长。
在我们的社会中，父母通常有三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要求孩子帮忙做家务活。首先，他们说教孩子做对事情比他们自己亲自做更费事。其次，他们担心孩子已经被现代生活的各种活动和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给孩子额外增加负担会增加情感上的负累，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从他们的高压生活中放松下来。第三，他们相信孩子有“权利”享受他们自己的时间—孩子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这些观念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它们在专家和知识分子当中的流行程度并不亚于在普通人当中的流行程度。在最近一次关于人类发展的高级别学术会议上，我听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演讲，他的主题就是孩子帮忙做家务活的问题。这位经济学家的结论是，父母要求孩子们做任何家务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要求的代价（唠叨、斥责、对孩子们搞砸的事情重新返工）远远超过父母从中获得的好处。这个经济学结论被心理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专家们默默接受了。事实上，他的分析甚至引起人们热烈讨论尊重孩子的时间的新方法。在这场讨论中，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说，在一个家庭里，孩子的时间和父母的时间同等重要。因此，如果要让孩子暂停自己的活动去做家务活，那么他们就必须得到公平的补偿—这就是说，要给予物质奖励。与会人员对此均无异议。相反，一些与会者感叹说，孩子的生活现在变得非常忙碌。另一位心理学家报告说，现在要想让孩子帮忙做些家务活，父母们可能需要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他指出，父母要么哄骗孩子说这项家务活做起来很好玩，要么他们更可能自己想其他办法来完成。
在第4章中，我将探究父母对期望孩子定期帮忙做家务活感到担忧的根源和合理性。现在，我只需要简单地指出，今天的担忧远远超出了对儿童福祉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早期剥削性地使用童工的实践，这是无可厚非的。今天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父母的便利、孩子的情感负担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共识，即公平原则要求父母充分尊重孩子的时间。这些担忧并没有包括对孩子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
富裕的生活和现代的情感使大多数孩子摆脱了艰辛的生活，这当然是幸运的。与此同时，它们也让孩子摆脱了外界对其时间和精力的要求，以至于努力本身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即所谓的“职业道德”—这种概念正在迅速变得过时，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人们曾认为它几乎定义了国民的性格。但最近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只有略多于1/4的美国年轻人把努力学习放在首位，而日本年轻人的这一比例约为3/4。富裕学区的高中老师经常引用当今最聪明的学生们说的话：“随便应付一下，用最少的努力轻松过关，这很酷。”或者，“这就是美国人的方式—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预见的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最好的结果”其实并不怎么好。无论我们从哪方面来衡量—考试成绩、创造性项目或是单纯的求知欲—当今学生们的学习表现总体上差强人意。在课堂之外，除了看电视、逛街购物和偶尔敷衍地上上音乐课之外，大多数孩子几乎无所事事。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不努力也表现在他们的身体健康上。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写道：“美国现在的孩子们比起20年前的同龄人变得更胖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肥胖儿童的数量增加了超过1/2，而高度肥胖儿童的数量则翻了一番。这篇报道称：“健身机构和媒体大声疾呼，我们的年轻人成了肥胖的一代人，他们沉溺于看电视和吃薯片时浑浑噩噩的状态而无法自拔。”
在现代社会的许多富裕阶层，年轻人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这种态度变化的科学研究非常缓慢，但是这种现象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充满激情的草根图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书通常是自助出版的。这些书警告说，由于父母倾向于娇惯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些孩子的态度明显恶化了。一位作家写道，当今的“聚宝盆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很低，对别人的要求却极高。另一位作家在一本名为《被宠坏的一代》（Spoiled Rotten）的书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这本书源于我对年轻人行为的日益失望……他们的工作和行为道德准则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滑。我对许多年轻人的成就之低感到惊讶，因为拈轻怕重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我厌倦了看到父母迎合孩子们的每一个突发奇想，他们付出了这么多，通常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回报。
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孩子们丧失了为别人服务的意识。就算我们的孩子被培养成世界上最有见识的、最有艺术细胞的和最健康的孩子，这一切也无济于事，除非他们能发现超越自我的一些事，看到除他们自己之外的一些人，并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使孩子们比现在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数学作业和钢琴课，他们仍然需要培养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仍然需要关心他人，为他人谋福祉，按照共同的社会规则生活，控制自己的行为，培养建立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否则，他们就无法在一个体面的社会里与他人共同生活，也不能把优秀的文化遗产传给自己的后人。
如果不学会服务和尊重他人，孩子们就无法形成社会责任感。没有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社会也就不会有未来，可能只需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就会退出文明社会的行列。可见，忽视培养孩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是当下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
除了冷漠、不努力、表现平平以及浪费大量宝贵时间外，当今中产家庭的孩子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事实。这个事实直接源于他们尚未形成历经无数代人传承的社会责任感。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品行不端，富裕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安全、舒适和便利。原本轻松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太多的年轻人没有学会接受自己在社会契约中的角色。
年轻人总喜欢调皮捣蛋，这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调皮捣蛋应该是有度的。在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许多年轻人似乎都无视道德。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她和丈夫离开郊区的家去进行为期三天的旅行。他们18岁的儿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邀请了一大帮朋友和熟人过来举行饮酒派对。我的朋友回到家，发现家里酒气熏天，到处是空瓶子，看起来乱七八糟。然而，让她最为震惊的时刻是她与儿子对峙并察觉他的态度时。这个男孩不愿承认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男孩说，他到别人家里参加过几十次这样的派对，其他孩子的父母都能容忍。
后来有一次，我与家乡警署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一位警官交谈。这位警官告诉我，像这样趁父母不在家时“大闹天宫”的事情，是青少年最喜欢的活动。在这个小而稳定的中产社区，这位警官每年都会接到几次报案电话，并出警查看“被搞得面目全非”（这么说也许有些过于严重）的家。这位警官表示，他觉得现在的父母不可能会相信自己的孩子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乖乖待在家里。他指出，在他年轻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能出现这样的事。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年轻人在他们的生命早期倾向于追求反社会的东西。他们来自每个阶层，或富裕或贫穷，尽管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确实提供了通常可以防止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激励和威慑措施。现在，以前的激励和威慑措施正在失效，甚至在看起来最有能力支持青少年的社会阶层也是如此。结果，曾被视为“边缘化”的行为出现在了我们最稳固的社群的中心。而且，一种新的极其恶劣的行为甚至开始出现在我们“最好的”社群的周围，其可怕程度超过了我们社会历史上任何一代青少年做的事情。
1993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则头版新闻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这则新闻的标题是《中产家庭居住的郊区帮派成员迅猛增长》。这对于美国的警察和校长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这对于城市维护服务人员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们一直在负责清除郊区建筑物上与帮派有关的涂鸦，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这段内容还是发人深省的。年轻帮派的活动已经渗透到了中产社群。“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从涂鸦到破坏公共财物；他们也实施各种暴力行为，尽管受害者更有可能被送进急诊室而不是停尸房。”这则新闻报道称，我们无法从本报道的最后一句话中获得多少安慰—报道最后援引的是一名17岁少年的话，他说中产家庭青少年之间的帮派斗殴“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它已从拳打脚踢发展到使用剃刀、棍棒和瓶子，再发展到现在的持枪”。
事实上，新闻媒体刚刚发现了一个已困扰警察和社会学家多年的现象。通过帮派实施的青少年犯罪和暴力活动正在持续上升，而且这一趋势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长期以来，青少年帮派在城市中无处不在，但现在，它开始在曾经安全的郊区迅速发展。郊区青少年的参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正在扩大。在过去，每当中产家庭的青少年有从事反社会活动的冲动时，他们就会前往市中心。他们会与城市帮派交易毒品和偷来的物品，他们会在别人的社区里喝酒闹事。而现在，他们正在组建自己的帮派，并在自己的社区开展犯罪活动。
这些犯罪活动与年轻人一直追求的那种反社会活动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更有组织、更加持久罢了。在匹兹堡市松鼠山郊区的泰勒·奥尔德迪斯高中，学生们在一个系统性的作弊团伙中相互协作。他们买卖作业，偷窃和交换试卷，并将参考书偷偷带进考场。泰勒·奥尔德迪斯高中充斥着如此堕落的气息，以至于一名学生将这种道德规范概括为“作弊有回报”。自然，在新闻曝光后，泰勒·奥尔德迪斯高中的教职员工们感到尴尬不已。但是，这所学校绝非特例。现在，有3/4的大学生承认在读高中时作弊，相比之下，50年前只有1/5的大学生承认有作弊行为。
学校作弊行为既不是早期性格发展的征兆，也不是社会扭曲行为的征兆。学校里总会有孩子们作弊，毫无疑问永远都会有—尽管不会像泰勒·奥尔德迪斯高中的学生们那样频繁地、绞尽脑汁地作弊。孩子们作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决定的。在那些高度重视诚实品质，同时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工作的学校，预防这种现象发生并不是特别困难。
而对于我们社会现在各个阶层的年轻人的其他反社会行为，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旱獭联盟是由一起打比赛的八所高中组成的联盟，它禁止了一项古老的传统：赛后握手。自联盟成立以来，赛后失败的球队用握手和“击掌”的方式来祝贺获胜的球队，这一直被认为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体育精神。然而，近年来，这一原本用于展现风度的时刻已变成了双方扭打和相互侮辱的场合。当学校官员意识到这种敌意可能会升级为真正的暴力时，他们禁止了联盟所有比赛的仪式。他们认定，最明智的做法是阻止对阵球队之间的任何接触。
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许多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指出，在当今青少年当中，性骚扰现象呈猛增态势。1993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AUW）的一项调查发现，2/3的学生—82%的女孩和51%的男同学—表示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遭到过其他同学的性骚扰。大约1/3的女同学声称，她们经常遭到其他同学的挑逗。由于AAUW的研究对性骚扰的定义很宽泛（包括眉目传情和说俏皮话等），因此它可能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这项研究表明了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已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异性恋关系越来越多地成为青少年追求廉价欢愉和展示男子汉气概的场所，而不是亲密或浪漫的源泉。在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人当中，这或许一直是男女关系的特征。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就想变成不成熟的人，而不想成为成熟的人。
最近，青春期前的孩子们当中流行一种叫作“旋涡”的夏日游戏。一群男孩把一个女孩围在中间，并向她慢慢靠近，然后，用一个兴奋的参与者的话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1994年，美国全国妇女研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这样描述了这种活动：
在当地的一个游泳池里，一群男孩围着一个女孩，抚摸她，拉她的泳衣。没有人抗议。救生员心想“男孩终究是男孩”，然后把目光转向别处。这项被称为“旋涡”的有损人格的游戏，已变得司空见惯。大多数女孩宁可在池边晒日光浴，也不愿到池子里游泳。最终，又一个女孩在游泳池里遭到人身攻击。
多年来，年轻人一直把性当儿戏，“旋涡”游戏只不过是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虽然一些报告称这种行为只与贫困地区或贫穷青少年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中产社区的孩子们也表现出了完全相同的倾向。最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莱克伍德镇发生的“马刺帮”事件。
莱克伍德事件被记载得很详细，很有启发性。1993年3月19日，莱克伍德高中的8名学生被洛杉矶县治安署的警官拘留。这些学生被指控强奸和猥亵年仅10岁的女孩子们。此事吸引公众关注的地方不是一群青少年对另一群青少年实施了性犯罪。事实上，人们早已知道未成年人要为现在的很大一部分虐童案负责。但是，莱克伍德事件确实有一个值得进行新闻报道的转折点。帮派（“马刺帮”）中的男孩们互相比赛，通过性征服游戏来赢得积分。每实施一次性征服就会得到一分，不管女孩是否同意，分数都是一样的—强奸与性爱一样会得分。在性征服游戏中，这群男孩已把他们的女朋友变成了征服的对象。
然而，事实证明，该帮派的反社会行为并不局限于他们的性征服游戏。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还发现该帮派是笼罩这个社区的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该帮派的成员被控入室行窃、袭击别人、纵火，而且还引爆了一枚20厘米的土制铁管炸弹。据一名成员交代，这枚炸弹是为了杀死他们想报复的一个对象。整个镇上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一再被该帮派实施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吓到，比如他们耀武扬威地开车经过别人家门口，就好像要将人撞倒。
在这起事件的所有显著特点中，最具有启发性（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特点是这个社区对帮派的犯罪活动已习以为常。这位警官实事求是地说：“这在学校里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积分游戏，女孩子们是否同意并不重要。如果她们同意了，那就记上一分；如果她们不同意，也记上一分。”他还报告说，社区里的一些居民采取的态度是“男孩终究是男孩”。
这所高中的校长显然对该帮派的犯罪活动漠不关心，以致他未能根据早期的警告信息采取行动，结果事情被媒体曝光。后来，当遭到质问时，他辩解说：“这不是学校的问题。”该校的体育老师领会了校长的意思，对《纽约时报》说：“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被媒体过分夸大了。”事实上，在记者琼·迪迪恩对整个社区居民的后续采访中，她发现“被过分夸大”成了人们的一种口头禅。她指出，居民们把新闻报道而不是男孩们的行为，看作是该镇的真正问题所在。
由于这个社区的反应并不激烈，这些男孩也就不会把他们的不当行为放在心上。在美国臭名远扬后，他们接受了脱口秀节目的采访，表现得桀骜不驯、傲慢自大。他们被灌输了“自尊”的观念—我将在第4章中深入阐述这一点。现在，我在这里引用琼·迪迪恩的深刻的观察结果：
男孩们似乎听说过“自尊”这个词，最近一次是在警察逮捕帮派成员却又无罪释放后学校匆忙组织的“道德规范”大会（“约会强奸，说不行就是不行”）上听说的。“我当然对我自己和我的自尊感到满意了。”其中一个帮派成员在著名犯罪纪实节目《日界线》（Dateline）上说。另一个帮派成员在《莫里秀》（Maury Povich）节目上被问及他是否喜欢自己时说：“是啊，为什么不呢？我是说，我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值得我喜欢吗？”
“马刺帮”事件是一种反常现象，还是代表了社会各阶层青少年现在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可以改变养育孩子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猜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马刺帮”事件。
“马刺帮”也不应该被视为社会最边缘的反社会青少年。美国各地警察的记事簿上记录的青少年犯罪活动，可能会让最顽劣的“马刺帮”成员都感到毛骨悚然。每个县的检察官都会告诉你，他在过去几年中调查过的恐怖案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而且这些案件的增长速度还一直在加快。
其中一些案件，但并不是所有案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密苏里州一名十几岁的班长伙同两名同学用棒球棍将一名同班同学殴打致死。俄克拉何马城一名16岁的男孩在父母熟睡时对着他们的头部近距离开枪射击。亚特兰大的三名青少年在夜晚长时间折磨一名因多发性硬化症而致残的男子，并导致其死亡。休斯顿的8名男孩和女孩为了好玩，兴致勃勃地拍下了他们自己的犯罪狂欢活动。在一名妇女报警后，他们放火烧了她的房子，砸了她的汽车。在马萨诸塞州田园风光般的罗切斯特，一名15岁的少年承认在一个美丽的秋天夜晚，他冷酷地杀死了他的父母和妹妹。这起可怕的案件让人不由地想起了迪迪恩描述的“马刺帮”事件：男孩的父亲总是用令人宽慰的辩护词“男孩终究是男孩”为自己儿子的长期反社会行为辩护。最近的所有犯罪活动都发生在中产家庭聚集的郊区，由家教一向不错的中产家庭的孩子实施。
根据琼·迪迪恩的报告，“马刺帮”的年轻人还有的来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们为自己的家庭优势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上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良好的教养。他们当然没有缺乏父母关爱的苦恼。迪迪恩描写过一个帮派成员的家庭：“根据这家人和其他人的说法，这家人对他们的三个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个家庭中的母亲哀怨地说：“当我们进入少年棒球联盟，我们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们会走过来对我说‘你的孩子们真棒’。我也感到很自豪……我一直都是年度最佳母亲。我为我的孩子牺牲了一切。”
本章在一开始指出了现代富裕生活给中产家庭带来的舒适、安逸和安全。然而，在本章最后描述的家庭生活却不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舒适、安逸和安全，以及预测了一个充满恐惧和耻辱的未来。中产家庭的梦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事实上，中产家庭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并非像许多人所写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富裕生活和物质利益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的后代正在沉沦。在这方面，我们社会的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同病相怜。在现在年轻人幻灭的旋涡中，这两个社会阶层正在汇聚、打旋。这种相同的困境是一种艰难却不可避免的命运—毕竟，这是我们必须共同生活的社会。只有当我们想方设法地激发出每个年轻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的最佳状态，这个社会才会恢复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