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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我国近代史发轫时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思想犀利，敢于直言，多触犯时忌，因此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二十七岁中举，二十九岁开始做内阁中书这样的小官。后应会试，屡次不第，直到三十八岁，才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历仕宗人府主事、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受尽排挤。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便卒于丹阳书院。由于他童年即随父在京，后来又做朝官，一生在京城居留时间很长，对统治阶级上层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在学术上，龚自珍十二岁时就跟他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开始受到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严格训练，主张由“小学”而通经。二十八岁时，又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接受了经今文学的影响，他曾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下引此题简称《己卯杂诗》），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决心抛开束缚思想的训诂考据之学，研究具有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利用它讥切时政，倡言改革，从而把清代的今文经学从经师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与当时社会改革的潮流联系起来。关于龚自珍的生平事迹，吴昌绶编《定盦先生年谱》及张祖廉撰《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均附《龚自珍全集》之后）记载甚详，可参。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朝国势急遽衰落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折的时期。当时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知识分子惊醒起来，想方设法挽救危势。龚自珍就是这一类人突出的代表，当时与魏源齐名。龚自珍担心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无情地揭露与批判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提倡改革，幻想对封建制度做一些局部的改良，使“衰世”回到“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虽然终未跳出封建阶级的圈子，但由于他富有爱国思想，并对腐朽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力倡变革，特别是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所以他在晚清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起了直接的启蒙作用，从而成为先驱思想家。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既“若受电然”，又“厌其浅薄”，仿佛是矛盾的，然而准确地反映了龚自珍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思想上的犀利和朦胧两者对立统一的特征。
龚自珍是一个思想家，怀有政治抱负，他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又说：“臣将请帝之息壤，惭愧飘零未有期；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盦诗。”（《飘零行，戏呈二客》）可见他并不甘仅仅做一个文人。但是他毕竟又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诗、文、词兼长，而以诗的成就为最高，下面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分别主次，加以论述。
龚自珍的诗不同凡响，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既是他斗争生活的产物，又是他进行斗争的武器，里面充满着战斗的气息。“偶赋山川行路难，浮名十载避诗坛。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己卯杂诗》其八。自注：谢姚亮甫丈席上语。）由于他的诗敢于干预黑暗的政治，以致遭到达官贵人的纠讯，使自己的朋友不得不以开脱之词为之回护。然而他实际认为他的诗歌，就是人间关于政事的“清议”，正是有感于世路难行时局艰险而发的，表现出一种无畏的精神。这首诗作于1819年，还只是就他早期的诗作（大部分已佚）说的，后来这种精神有增无减，贯穿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之中。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他曾发誓戒诗，但是当年就破戒了。为什么要戒诗？是因为在黑暗的文化政策迫害之下，深有难言之苦。又为什么要破戒？是因为他对现实深有感触，欲罢而不能，必吐而后快。他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与江居士笺》）这里以风比喻现实，以水比喻他的心境，风吹则水动，水欲静而风不止，怎能甘于寂寞呢！所以他正视现实一生，也坚持战斗的诗歌创作一生。
龚自珍的诗作是相当多的。他于1827年（道光七年）自编的《破戒草》和《破戒草之馀》各一卷（共一百八十五首，写作时间始于1821年，终于1827年），以及1839年（道光十九年）中辞官后写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还完整地流传下来。而据《己亥杂诗》第六十五首自注“诗编年始嘉庆丙寅（1806），终道光戊戌（1838），勒成二十七卷”云云，当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散失了。龚诗的辑佚，只有龚橙的《定盦集外未刻诗》，收诗九十七首，多半是1819、1820两年（嘉庆二十四、二十五年）中的作品。其中《破戒草》编定以后的作品，又仅见数篇，且不是每年皆有，而1819年以前的作品更是只字不见。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又有所补遗，但尚难称为完帙。这一工作大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龚自珍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有较深刻的感受与认识。反映封建社会的没落，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大声疾呼变法改良、解放人材，成为龚诗的一个重要内容。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己卯杂诗》其一二。自注：“题陶然亭壁。”
这决不是泛泛写景之作，最后一句是深有寓意的，那正是当时社会没落形势的写照。其他如：“白日西倾共九州，东南词客愀然愁”（《怀沈五锡东庄四绶甲》），“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二），“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等等，也是如此。总之，“秋气”、“夕阳”——这就是诗人基于深刻的现实感受与观察，对社会危机所作的艺术概括。
面对这样的形势，诗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且让我们看两首诗：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二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诗人是“不得不悲辛”的“慷慨士”，是达官贵人眼里多虑的“杞人”。他“心史纵横”，既把一腔热情倾注于现实，又对历史经验进行冷静的观察，渴望通过改良挽救危势。但是顽固的保守势力当道，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忧心忡忡，乃至想愤然退隐。这里流露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表现了急切的改革弊政、力挽颓波的理想，反映了与腐朽势力的尖锐对立。当然这里也隐含着诗人与封建制度共命运的思想情感，这是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开明知识分子，龚自珍不可能产生新制度的理想，他只能向往封建社会的所谓“开明盛世”。但是，他决不想保留一个破烂摊子，他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才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矛盾，狠狠批判社会黑暗，无情地鞭挞那些苟延残喘、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诗人与保守势力是势不两立的，他用不为“秋气”所惊的“堂内燕”，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养尊处优、麻木不仁的丑态，有力地揭露了他们腐朽没落的本质。
龚自珍不仅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而且明确提出了变法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提倡的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理想的归宿，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人材解放，即把社会的命运寄托在开明的、有才干的封建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思想在他的诗中有集中、鲜明的表现。例如：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己亥杂诗》其一二五
这首诗通过对现实的深刻反映，集中地表露了诗人的变革思想。“风雷”象征着雷厉风行的变革，它是保持生气的根源，而保守势力却害怕它，压制它，百般禁锢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万马齐瘖”的可悲局面；“风雷”是要靠有作为的人来鼓动的，而这样的人却遭到扼杀，昏官庸才反而身居势要。这一点是最为诗人所痛心疾首的，因此，抨击官僚集团腐败、反对专制主义思想禁锢、呼唤人材解放的诗作在龚集中屡见不鲜。如：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己亥杂诗》其一二三
张祖廉所撰《定盦先生年谱外纪》有一则说：“明徐贞明撰《潞水客谈》，论西北水利事实，其一条云：‘东南转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国计因之以蹙。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东南民力，庶几获苏，其利一也。’先生议曰：‘东南之漕运，国家设漕务各官兵役胥吏，及一切转输之费，浚河道之费，国家亦以数石而致一石也。畿辅稻熟，则取之也近，国帑减省，亦一利也。’”而统治者却因袭弊政，不事筹划。他们根本不顾国计民生，一味滥加搜刮，以致使人民破产，农业萧条。这首诗即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又如：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其八三
这首诗是诗人辞官南归时，在淮浦看到运粮船所发的感慨，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情。末二句决不仅限于内疚和自愧，实际上是对整个素餐尸位的官僚集团的愤怒谴责。
诗人对官场的揭露不限于就事论事，已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例如：
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
——《歌哭》
末句意出《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是说论歌哭哀乐，还是前贤较有真情，而现实官场的一班人，根本不忧国忧民，为了一己私利，到处钻营周旋，随机应变，歌哭无常，虚伪之情，可恨可鄙！
诗人所希冀的人材是既有“性情”、又有“学术”的人，而当时那些权贵佞臣却是“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明良论四》）。何谓有性情？是指有独立的人格，敢做敢为，锋芒毕露，对恶势力不唯唯诺诺俯首听命，而不是“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何谓“有学术”？是指有真才实学和济世之策。如在《治学》一文中，龚自珍认为“治”、“学”、“道”三者应该是统一的。这样的人现实中并不缺乏，而他们却遭到专制统治的压迫和束缚，受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们怀才不遇，但很有骨气。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赞美他们的人格。如《太常仙蝶歌》序赞扬姚祖同“见排挤不安其位”，但“岳立不改”；《少宰命赋诗》一首歌颂王鼎“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在《己亥杂诗》中，他为“如此奇材终一令”的朋友惋惜，为身遭埋没的众多师友痛心、不平：“夜思师友泪滂沱，光影犹存急网罗。言行较详官阀略，报恩如此疚心多！”（自注：近撰平生师友小记百六十一则。）德富才高却是“官阀略”，高度地概括了当时一切正直的、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诗人所肯定的，不止是一些刚正不阿的文人，他还赞赏肯为人排患解难，伸张正义的侠士，如《送刘三》：“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龚自珍的这一类诗，不仅歌颂与同情那些怀才不遇的人，更重要的还在于批判了摧残人材的黑暗势力和官僚制度。例如：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咏史》
这是一首借咏史以讽今的名作。“牢盆”二句深刻揭露了权佞统治的实质。“避席”二句表面上委婉，实际等于直言不讳地对清王朝实行的高压统治和思想禁锢表示了不满和抗议，而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却充满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最后两句用刘邦许以“大者王，小者侯”，招降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笼络欺骗的伎俩，提醒人们不要上当。
又如《汉朝儒生行》，也是同类主题的借古喻今之作。诗人先写了一个有才学而“门寒地远性傥荡，出门无阶媚天子”的儒生，然后借他的口，让不平人传不平事，道出一个出身寒微而有才干的将军如何被打击、遭埋没。这个将军原是有功之臣：“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不结椎埋儿，不长鸣珂里，声名自震大荒西，饮马昆仑荡海水。不共郅支生，愿逐楼兰死”；曾深受兵士的拥戴：“山西少年感生泣，羽林群儿各努力。共知汉主拔孤根，坐见孤根壮刘室。”而结果却是：“不知何姓小侯瞋，不知何客惎将军；将军内顾忽疑惧，功成定被他人分。不如自亲求自附，飞书请隶嫖姚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贤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虫达曾无羞。此身愿爵关内老，黄金百斤聊可保。”这里对被迫害者的退缩自保，虽然也有微词，但矛头所指主要在“不知何姓小侯瞋，不知何客惎将军”那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嫉妒与扼杀人材的上层社会。诗后面还写道：“汉家庙食果何人？未必卫霍无侪伦；酎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则直指最高统治者。“酎金失侯”是汉代统治者削除列侯爵位的阴谋手段，诗人写在这里深有微旨，狠狠地批判了清王朝猜忌志士功臣，实行权佞统治的官僚制度。
“一山突起丘陵妒”（《夜坐》）。龚自珍在当时是一个卓然不群、叛逆正统的人物，以致“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乞籴保阳》）。还在年轻的时候，就曾有人劝过他：“唯愿足下循循为庸言之谨，抑其志于东方尚同之学，则养德养身养福之源，皆在乎此。”（《年谱外纪·王铁夫覆书》）所谓东方尚同之学就是儒学。但是他决不甘心就范于统治者给一般士人安排好了的顺随服从的生活道路。他既不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俯首帖耳做奴才；也不愿像当时的汉学家那样畏首畏尾，埋身于故纸堆，逃避现实。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与保守势力、黑暗现实坚决对立。关于这方面，他写了不少直抒胸臆、感情炽烈的诗歌。
前面已经谈到，诗人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构成他与统治集团矛盾的主要原因。此外，“放诞忌于国”，诗人的作为还有许多突破封建思想、伦理的地方。例如，对一直为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的鄙视就是如此：“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〇）这决不只是学术上的异端思想，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挑战。正因为这样，诗人一生才备受坎坷。他清楚地知道，信奉道学可以得到功名利禄：“科名几辈到儿孙，道学宗风毕竟尊”（《荐主周编修贻徽属题尊甫小像，献一诗》），但是他不能违心地去这样做。他也知道，埋头于统治者用来笼络文人、禁锢思想的朴学，也是一条稳妥的道路，但是他决不肯放弃政治抱负，“终贾华年气不平”；决不甘心钻故纸堆，“至竟虫鱼了一生”（《己亥杂诗》其四七）。晚年，他曾对儿子说：“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己亥杂诗》其三〇三）这里是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回顾与检点，而对儿子的告诫不过是出自对后代继续遭受迫害的忧虑，丝毫没有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忏悔之意。
阿谀奉承，营私舞弊，当时整个官场和上层社会到处充满着虚情假意，随时可见到勾心斗角。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热切地追求纯真的心灵，赞许光明磊落的行为。纯洁的“童心”，一再为他所讴歌，如：“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太常仙蝶歌》）；“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这无瑕的“童心”与那险恶的“机诈”，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不假造作的朴诚，也一再为他所赞美，如：“黄犊怒求乳，朴诚心无猜。犊也尔何知，既壮恃其孩！……智亦未足重，愚亦未可轻；鄙夫较量愚智间，何如一意求精诚？仁者不
愚痴之万死，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呜呜
》）诗人已厌倦官场的应酬，纯真的“童心”现实中难寻，他梦寐以求：“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其一七〇）而媚态取宠的奴性，则更为诗人所厌恶：“缱绻依人慧有馀，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己亥杂诗》其二一〇。诗末自注：忆北方狮子猫。）这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诗人对上流社会的虚伪情态，是那样地憎恶，以至于责怪起“造物者”为什么要如此矫饰地造出这样一班人：“陶师师娲皇，抟土戏为人；或则头帖帖，或则头
；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他所希望的是朴素自然，天真烂漫：“因念造物者，岂无属稿辰？兹大伪未具，娲也知艰辛；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剧场不见收，我固怜其真；谥曰‘人草稿’，礼之用上宾。”（《人草稿》）如果说龚自珍的经济、政治思想还未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那么他在人性、伦理方面的个性解放思想，可以说已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情况紧密地联系着。
诗人出污泥而不染，傲岸不群，与上层社会的权贵们强烈地对立着。如：“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而《能令公少年行》一首，通过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描绘，同样表现了这一矛盾：“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痀瘘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僮。”
诗人与黑暗现实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他清醒地感到自己是处在“世人皆欲杀”的境地。我们试看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天步其艰哉，光岳钟难恃。肓气六合来，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无比。一夫起锄之，万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万夫怒用耳；目怒活犹可，耳怒杀我矣！”（《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九）他简直成了腐朽势力的众矢之的，于是忧患便一个个接踵而至：“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赋忧患》）由于反动势力的暂时强大和个人反抗力量的单薄，诗人的一生只能涂着浓重的悲剧色彩。他以秋天的凄凉比自己的心境，以春暮的落花比自己的身世。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消极的情绪，如“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琌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这是想以琐事细行消磨自己的意志；“从此请歌行路易，万缘简尽罢心兵”（《四月初一日投牒更名易简》），这是想不问世事，息心简虑，以免患难；“危哉昔几败，万仞堕无垠。……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四），这是想皈依佛教以求解脱。但是，这只是诗人矛盾心境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他的精神状态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战斗的。如：“多情难似汝？未忍托禳巫”，“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再拜何敢当，借以战道力。”（《寒月吟》）这是对忧患的嘲弄。“一日所履历，一夕自甄综。神明甘如饴，何处容隐痛？沉沉察其几，默默课于梦。少年谰语多，斯言粹无缝。患难汝何物，屹者为汝动？”（《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六）诗人并不想逃避不幸的命运，我行我素，问心无愧，蔑视患难，不为所动，骨头不能说不硬！“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天花岂用铃旛护？活色生香五百春。”（《己亥杂诗》）这正是诗人自己坚强性格的写照。读龚诗不时会感受到郁郁勃勃的乐观倔强的精神。“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己亥杂诗》其三）客观存在的恶势力不能说不强大，但诗人的主观精神是轻松的。这首诗，幽默之中带着对厄运的戏嘲。“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这里不能说没有惆怅，但是与失望却是绝缘的，他甘愿以“落红”之身，去护新生之花。“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西郊落花歌》）！这里诗人决不袭“古来但赋伤春诗”的老调，在他看来，落花并不值得怎样悲哀，如果它有新生作为替身的话；最可悲的是新生也遭到扼杀，他是把理想寄托在生生不已之上的。“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哭郑八丈》），这是写别人的诗句，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如《秋夜花游》：“恨不称花意，踟蹰清酒杯。酒杯清复深，秋士多春心。且遣秋花妒，毋令秋魄沉。云何学年少？四座花齐笑。”决不能把这类诗看作是诗人在故作旷达语，这实在是他不灭的理想与顽强的性格的自然流露。他看到保守势力已经腐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才觉得有一定的力量。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对理想的执着，如果没有一定的真理信念的支持，他不会凭空发出那样乐观的歌唱。
“一官虱人海，开口见牴牾”（《题兰汀郎中园居三十五韵》），这种处境使他最后不得不与统治集团决裂，辞官归隐。但是他始终没有逃避现实而消沉下去。辞官南归时写的《己亥杂诗》中有“舟中读陶诗三首”，其一曰：“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其二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长久以来，陶渊明被人们披上一件仙衣，打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而龚自珍却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作出这样准确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也决不是偶然的，正因为他与陶渊明心心相印，所以才能直探心曲。这里诗人正是以陶渊明自况。从《己亥杂诗》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国计民生仍睠睠于怀。前面所举“只筹一缆十夫多”一首，就是明显的例子。再如：“太湖七十溇为墟”一首，是写“陈吴中水利策于同年裕鲁山布政”（诗末自注）的。吴昌绶评此诗曰：“先生曩在北，陈北直种桑之策于畿辅大吏，过苏州，则陈吴中水利策于同年鲁山布政，民物之怀，固无时不睠睠也。”的确如此。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严重危机。诗人忧虑重重，一方面对不思抵抗、反而沉醉于毒品的达官贵人作了无情的讽刺与斥责，如“津梁条约遍南东”、“鬼灯队队散秋萤”等诗；一方面想挺身而出为抵抗侵略贡献力量。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他本想南游协助，终不得实现，深以为憾：“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己亥杂诗》其八七）这时诗人对未酬的安边济世的壮志也没有忘怀，抚今追昔，有无限感慨：“九边烂熟等雕虫，远志真看小草同！枉说健儿身手在，青灯夜雪阻山东。”（《己亥杂诗》其二九八）但是他并不绝望，他相信自己的一些谋略是正确的，即使暂时被埋没，将来也必定实现。如他曾就《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此篇已佚）两文自信地说：“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此句是说莫要把这些文章看成像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那样单纯的历史考据）。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其七六）而对于现实“万马齐瘖”的局面，他更是热望着“风雷”来冲破。
总之，尽管诗人的心境是矛盾的，但他“心史纵横”一生，对现实生活从未冷漠过；呼唤“风雷”至死，理想的火花始终闪烁着光亮。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诗充满着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
龚自珍在清代诗坛上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诗中的犀利思想新人耳目，还因为在艺术上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前人多以“瑰奇”来评龚诗，正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有助于了解龚诗的艺术风格，有必要先看看他的诗歌主张。我们知道，清朝自康熙以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沈德潜的“格调说”被奉为诗坛正宗。沈氏主张诗歌格调必须模拟唐人，而又“将求诗教之本源”（《唐诗别裁序》），认为“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这是一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诗论，其实质是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以达到粉饰太平、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目的。而龚自珍则主张用诗歌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抒发不平和感慨，与这派理论针锋相对。他说：“诗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阁夜锼冰。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己亥杂诗》其二九一。自注：“王秋垞大堉《苍茫独立图》。”）这首诗系为友人王秋垞题画之作，主要写了王氏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他认为王诗摹拟唐人，专事雕琢，上宗风雅，温柔敦厚，多盛世之音，根本不像杜诗，与其《苍茫独立图》内容不符，而现实所需要的却是像杜诗那样反映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苍茫”风格。其次，龚自珍也反对脱离现实的吟风弄月的倾向。如：“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他标榜中晚唐，强调感慨，其实质就是要求文学慷慨悲歌地用批判的精神反映没落的社会现实。否则如当时诗坛“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同样会起粉饰太平的恶劣作用。他的创作非常出色地实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铁石心肠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见。”（《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根植于现实的深沉感慨，正是龚诗最鲜明的特色。还应指出，龚诗中固然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那种情调，而他的感慨又不全同于中晚唐诗人，他对未来的憧憬，使得他的诗调子激昂得多，气势雄浑得多。
深邃含蓄是龚诗的又一特色。他说过：“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己卯杂诗》其一四）龚自珍不仅善于深刻入微地观察与体验社会，而且善于用凝练得像格言一般的形象语言，把他的认识与感受表达出来。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两句，高度地概括了时代的形势和气氛，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和愿望。又如：“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己亥杂诗》其三〇三）看来是平淡的家常话，但其中饱含着诗人辛酸的生活体验，也概括了当时知识分子中两种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和遭遇。写朴诚难得他能引纯真可爱的牛犊为喻：“黄犊怒求乳，朴诚心无猜。”（《呜呜
》）这是多么含蓄而强烈地表现了不带一丝造作的真率。其次，龚诗往往寓意于景，这也是形成含蓄的一个因素。如“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夜坐》），“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既是写景，又是暗喻在扼杀人材的社会中自己的沦落。“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己亥杂诗》其二四。自注：道旁风景如此。）这里寓有不图长远、不树人材的感慨。这一类诗，或是基于深刻感受的自然联想，或是贴切的比喻，意和景之间并无隔碍，不是概念的图解，也不是牵强的象征。另外，龚诗中还多用反语、曲笔，这也构成了含蓄。“纵有噫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舒轮囷？”（《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表面上似乎要甘于忍气吞声，其实非像“大块舒轮囷”那样，不足以倾吐心中不平之气。“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寒月吟》其二），明明是受惩治，却偏偏说成受矜宠。“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己亥杂诗》其三），表面说感戴，实则是奚落。“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材身”（《秋心》），好像是自愧不才，实际是傲岸不群。“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容努力”并非想真努力，肯定还会使“上相”眠不宁的。这些诗都是冷中有热，屈中带强，柔中含刚的。还有一些讽刺诗，如《人草稿》、《己亥杂诗》“狮子猫”等，也是平淡中含着辛辣，光滑中隐着芒刺，似褒而实贬，含蓄而有力。
当然毋庸讳言，龚诗也有它隐晦的地方，这主要是统治者高压和禁锢政策所造成的。诗人明说过：“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故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况凡所云云，又鳞爪之馀……”（《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一五）难言之苦，倾诉殆尽。
由于诗人的感慨不是低沉的呻吟，含蓄也不是懦弱的躲闪，因此，他的感情像压抑在地壳下的岩浆一样，有时就难免会爆发为震撼大地的火山。“高吟肺腑走风雷”（《三别好诗》），这是他题方百川遗文的诗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不也是十分恰切的吗？像《能令公少年行》、《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西郊落花歌》、《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等诗，都是这一风格的鲜明体现。这些诗，情感激切，想象奇特，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成了龚诗的第三个特点。龚诗的这一艺术特点，与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三）。又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可见，他非常喜爱庄子、屈原、李白的艺术风格，受到他们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在近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很大。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康有为、黄遵宪，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柳亚子、高旭等，都曾刻意学习过龚诗的思想、艺术成就，这可从他们的诗作中找到痕迹。鲁迅和龚自珍是邻乡人，他很喜爱龚自珍的诗，在艺术上也受过龚自珍的影响。唐弢《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说：“先生好定庵诗。”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二二节中，曾录鲁迅1933年在上海为杨杏佛送殓后写的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接着评道：“这首诗才气横溢，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
最后谈一谈龚自珍的散文和词。
龚自珍一生大约写了四五百篇文章，收入《全集》的有三百七十七篇。1975年出版的《全集》后附《龚自珍佚著待访目》载著作目或文章目六十一种，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龚文大致可分为奏议政论、学术考订、传记碑铭、书信及杂文寓言等类。其中有不少文艺散文或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在他整个的文学成就中仅次于诗而列居第二。本书入选的散文，正是从文学角度着眼的。
龚自珍散文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与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大致相应。
“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京师乐籍说》）在他的散文中占重要地位。对内他观察到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提出限制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主张。在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写的《平均篇》中，他认识到贫富悬殊是世俗败坏、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但提出的解决办法还比较抽象，认为“此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而乃试之以至难之法，齐之以至信之刑，统之以至澹之心”。作者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为此文所写的自记中说：“越七年（值道光三年），乃作《农宗篇》，与此篇大指不同，并存之，不追改，使备一，聊自考也。”《农宗篇》较《平均篇》所谓“大指不同”，是指由限田到不限田，由防其不齐到任其不齐：“天谷没，地谷出，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农宗》）。这是一种按天赋能力和耕种实效分配土地的思想，虽已改“平均”之法，但仍强调劳动农民不应失去土地。在生产与交换上，主张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衣食之权重”，“泉货之权不重”。十分清楚，龚自珍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始终未跳出封建主义的窠臼。对外他主张安边守疆，防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龚自珍所关心的边事，一在西北，一在东南。于西北，他十分担心沙俄对我国的蚕食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媚外卖国，写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主张于新疆置行省，下设府州，移民垦边，尽撤屯田，“公田变为私田，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出之行阵，散之原野”；从而以“足食足兵”（“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达到“以边安边”（“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于东南，他十分忧虑英国的鸦片贸易、武装侵略和官僚买办的里通外敌，写有《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其有关思想由《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文可见一斑。在前文中他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凶残、狡猾，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后文写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被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鸦片烟之时，他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严惩贩者、造者、吸食者，警惕夷人奸民的对抗，加强武备，抵御侵略。
面对国内外的危机，作者痛切地感到必须变法图治，改革时政，而实行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人材。这是龚文的一个中心主题。如《上大学士书》说：“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反映这一思想的文章很多，如《明良论》四篇，《乙丙之际著议》第七、第九等。作者在倡言改革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虚伪的世俗、污浊的官场、腐败的时政，写出《松江两京官》、《识某大令集尾》、《臣里》、《与人笺二》、《与人笺三》等文。作者在疾呼人材解放的同时，揭露了摧残人材的科举官僚制度、忌贤妒能的达官贵人、滥施专制淫威的最高统治者，写出《尊隐》、《三捕》、《干禄新书自序》、《杭大宗逸事状》、《病梅馆记》、《吴之癯》、《京师乐籍说》、《与人笺五》等文，并且鼓吹个性解放，写出《宥情》、《论私》等文，其中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这些文章或如解剖刀、投枪，直刺黑暗腐恶；或如闪烁的星星，寄寓着理想和希望。当然，由于思想水平所限，他在憧憬未来时，总还有些迷离、渺茫。
龚自珍的文学散文在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这一段话对于了解龚自珍散文的写作背景和风格是很有帮助的。他的政治处境是“居下位”，而敢于正视现实，是非臧否，感慨激奋，昌昌大言，正是他的散文的基本特点和总的风格。固然在他的散文中既有畅怀纵论、冷嘲热讽、痛快淋漓的作品，也有曲折隐喻的寓言作品，具体风格有所差异。但即使他的寓言作品也照例旗帜鲜明，锋芒毕露，气势磅礴，激奋之情溢于言表，试看他的《尊隐》、《三捕》、《病梅馆记》不正是如此吗？他追求文章的“达”、“诚”、“情”，最鄙视“东云一鳞焉，西云一爪焉，使后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那种含糊其辞、躲躲闪闪的做法（见《识某大令集尾》）。
龚自珍的散文在表现手法上是多样化的。在议论杂文中，他不仅善于言简意赅地阐明精辟的见解，而且多运用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抽象的道理。如《明良论四》专论对人才束缚之害，一开头就连用了两个比喻，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与人笺五》在说明“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的道理时，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最后在揭露统治者一味欣赏、培养昏官庸才时，又用了比喻：“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怵目惊心，发人深思。作者才高识广，取喻之博，运用之妙，不能不令人叹服。如《论私》在“纵论私义”时，上取天文，下取地理，博古贯今，遍涉经史子书。《明良论三》在鞭笞用人问题上的资格论时，还引用了谚语：“城东谚曰：‘新官忙碌石
子，旧官快活石师子。’盖言夫资格未深之人，虽勤苦甚至，岂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莫如柱外石师子，论资当最高也。……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在臧否人物的文章中，他观察深刻，既善于用画龙点睛之笔勾勒出人物的神态、风貌、气质，又善于用庖丁解牛之刀剖析人物的心理隐情，而作者自己的爱憎往往不言而露。《杭大宗逸事状》是一篇奇文，表面上只客观地摘述了几端逸事，而杭大宗的敢于直言、耿介倔强，乾隆皇帝摧残正直有才之士的专横，统统跃然纸上，同时我们也仿佛看到作者辛酸的眼泪、听到作者愤慨的叹息。《吴之癯》写一愤世嫉俗、忧国忧时之士，作者概述之语只有三句话：“其行无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尽口过也。”其馀皆录其言、记其行，寥寥数笔，像一个个特写镜头，把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给反面人物勾画脸谱，揭露心术，也是如此，如《臣里》和《与人笺二》。特别是《与人笺二》，仅用一百八十多字就为十种人（其中七种实有所指）画了像，他们同属两面派而又面目各异。作者没有单纯写景之作，但在一些说山川形势之作如《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等及记游之作如《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中也表现出他的景物描写才能。他往往把舆地家的观察和写实笔法与山水画家的艺术眼光和写意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独具风格的风景画卷。有时还兼写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平添不少意趣；或连及时事形势，寄寓兴亡之感，发人深思。在龚自珍的散文中，寓言作品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其立意深邃，想象奇特，形象鲜明，隐喻自然，韵味隽永，已为人们所共知。
龚自珍的散文像他的诗一样，在当时文坛上是别具一格的。他不仅鄙弃空洞教条、歌功颂德的科举时文，而且冲破风靡当世的桐城派古文诸如模仿古人、讲究“义法”、追求“雅洁”、熔铸考据、义理、词章于一炉的种种清规戒律，有感而发，畅所欲言，恣肆纵横，挥洒自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后世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的文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龚自珍的词作也较多，《全集》中收录了作者自编的《无著词选》、《怀人馆词选》、《影事词选》、《小奢摩词选》（以上四种刊定于道光三年，《怀人馆词选》后有增益）、《庚子雅词》（辑于道光二十年），总计一百五十首。其中已经过作者汰选，故也不是全部。龚词婉约、豪放二格兼备，前者感情之缠绵悱恻，笔触之委婉细腻，意境之幽雅清丽，不减古人；后者感慨世事，抒怀言志，感情之奔放，笔力之雄健，意境之奇伟，颇多新创，与他愤世嫉俗的战斗诗篇异曲而同工。本书所选，以后者为主，并兼顾前者。关于龚词的艺术成就，段玉裁有过评论，《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说：“其曰《怀人馆词》者三卷，其曰《红禅词》（按系《无著词》之初名）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此并非溢美之辞。当然龚词中也有空虚无聊之作，则另当别论。关于龚词的特点，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在清代词坛中的地位，叶恭绰先生在《全清词钞序》中纵论清词时曾言及，他说：“如顺治和康熙初期，实沿明末馀习，虽其间杂以兴亡离乱之感，情韵特深，才气亦复横溢，然其弊为纤仄与芜滥。浙西一派出，救之以清雅，敛才就范，然其弊也为饾饤与肤廓，且标举两宋为宗，而其所重者往往为琢句遣词，堕入宋人词话所谓词眼窠臼。犹之论唐诗的，仅知摘一二佳句以为轨范，而对胸襟、意境、情感、气韵、骨力，皆不注重，这如何可以论诗。自是以后，传为衣缽，仅得糟粕门面。降至乾隆中叶，颓靡更甚，一片荒芜。及乾嘉以还，张惠言、周济、龚自珍等创意内言外之旨，力尊词体，探源诗骚，推崇比兴，于是论词者渐明诗和词系一贯的东西，无所谓诗馀。因此上推及于诗三百篇及楚词、乐府，下沿及南北曲杂剧，一切声歌韵语，可以融为一体，词之领域愈廓，包孕亦愈宏深，其所见殆出宋元人上矣。虽当时所作，是否能悉如所论，仍是问题，但途径既开，大家可以竞驰，这实是词之中兴光大时代。”此论允恰，龚自珍在词的领域，无论内容上，还是艺术上，开拓之功是很明显的。
本书入选的诗、文、词，文字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的王佩诤校订的《龚自珍全集》为据（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系据1959年版旧纸型重印），个别地方据他本重新校定，均作说明。《全集》原存旧校异文，优者间采注中。三部分作品各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次。至于注释体例，每篇注后着一“说明”，交代写作时间、背景，简析思想、艺术。注释力求注明难词、名物、制度、典故及所涉人物、地理、历史事实。作者诗、文、词常用隐喻曲笔，对此综考有关篇什，参验核证，加以揭示，但注意避免龚诗解释中索隐一派的刻意求深，牵强附会。
笔者于1958年至1960年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的选注工作时，即对龚自珍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编注一本龚自珍文学选集的意念蓄之于心已久，这次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支持下，实现了这一夙愿。近些年来，关于龚自珍诗选或诗文选的专著已出版多种，特别是刘逸生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他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出版）功力尤深。笔者在这次选注工作中，参考吸收有关专著的成果，获益匪浅。初稿完成后，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审阅，提出宝贵意见，又作了进一步修改。谨此一并深致谢意。由于笔者水平所限，本书在选注方面肯定会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孙钦善
198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