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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格列佛游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这本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与它谈到的几方面的主题息息相关：首先，斯威夫特在文中讽刺了欧洲的政府，欧洲人将宗教差异小题大做导致的弊端；其次，他还探讨了人性，人究竟是天生堕落还是后来才变坏的？另外，他重申了在《桶的故事》中坚持的“古今之争”的观点。
就斯威夫特当时来说，英国人喜欢读《格列佛游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书中影射了当朝各色人物，以及各种乱象，读者可以对号入座。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该书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主要问题，例如政治与宗教难题的复杂纠缠。
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书中所谈现象和问题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比如“高贵的野蛮人”与“邪恶的现代人”之间的对比，政治斗争、宗教斗争和文明斗争的普遍丑态，及具体权力结构中的人性百态等等。
每个时代的读者都从这本小说中看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内容。上世纪中叶，随着反乌托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格列佛游记》第三、四卷中的专制统治和乌托邦（慧骃国）感兴趣，并有过一些讨论。今天，对斯威夫特（尤其是《格列佛游记》）的批评中，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等方兴未艾，还在不断地刷新我们对斯威夫特的认识。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是一个在爱尔兰出生和长大的英格兰人。他的祖上因为逃避清教革命引起的内乱，来到爱尔兰，在那里定居下来。斯威夫特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前染病去世，母亲在他三岁大的时候回英国娘家去了。斯威夫特是由伯父带大的。他在都柏林上了小学和中学，后来入了都柏林大学，但因严重偏科（他喜欢诗歌和历史），只落了个勉强毕业，1686年获得学士学位。他后来继续在母校攻读，想获得硕士学位。
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出于对爱尔兰政治环境的担忧，斯威夫斯中断了在都柏林大学的硕士学业，前往英国，在母亲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份工作：给退休的外交官员坦普尔担任秘书。他深受坦普尔影响，博览群书，尖锐思辨，锤炼文笔，展现出杰出的讽刺才能。
坦普尔死后，斯威夫特得不到有力人物的支持，只好到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当起了牧师。在那里他事情不多，闲暇时间都用来莳花弄草，整理园林。1700—1710年之间，他很多时候都在都柏林，并且频繁地去往伦敦。这十年时间，他写了很多作品。1702年，他从都柏林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704年出版了《书的战争》和《桶的故事》，这为他赢得了文名。
1714年左右，斯威夫特参与组成了“涂鸦社”，其成员以一帮擅长讽刺写作的托利党才子为主，主要有斯威夫特、蒲柏、盖依、阿布思诺等。首相哈利有时也参加“涂鸦社”的活动。“涂鸦社”名垂青史，堪称英国最有名的两三个文学社之一，斯威夫特的小说和蒲柏的诗歌成为“双绝”。
1710-1714年，是斯威夫特人生最风光的几年，他不仅跻身著名文人之列，还成功地进入了托利党内部圈子。托利党整体垮台并受到清算后，斯威夫特心灰意冷，自我流放，回到爱尔兰都柏林，不再有意仕途。他在从事教务之余，潜心读书和思考。
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人民受到英国压榨，官位都被伦敦派来的皇亲国戚占据，土地也多被英国权贵圈占。斯威夫特虽然血统上是英国人，但是在爱尔兰生，在爱尔兰长，视爱尔兰为自己的家乡，对爱尔兰人的不幸遭遇颇为同情。
1721年，斯威夫特开始写作《格列佛游记》，将他所接触和了解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过去和现状，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以隐喻和讽刺的方法写到笔下，书在1725年写成。1726年3月，他带着一份手稿回到阔别了十二年的伦敦，和“涂鸦社”的老友们安排好了出版的事，最终于在10月匿名出版了这本奇著。书一经出版，即获大卖，到1727年年初便印刷了四次，还在同年很快就有了法文、德文、荷兰文版，爱尔兰也出现了盗印。
1727年4月，斯威夫特再次启程去往伦敦，跟《格列佛游记》的出版商谈订正版的事（第一版删除了敏感章节且错讹太多），但出版商不仅没改正以前的错误，还把新的序言漏掉了，总之糟上加糟。最主要的，还是从都柏林传来他的终生女友斯德拉重病的消息，使斯威夫特不得不在九月中旬离开他所住的蒲柏的家，连招呼也来不及打。斯德拉于1728年1月28日去世。
斯威夫特早年在穆尔庄园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患有美尼尔综合症（有眩晕、耳鸣、耳聋等症状）。斯德拉的死是对斯威夫特的沉重打击。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在“涂鸦社”的几个文友也相继凋零。1738年他疾病缠身，1742年中风，不能说话。为了保护他不受论敌伤害，他的朋友们说他精神不佳、精神失和，也有人说他精神失常。
1745年10月19日，斯威夫特在都柏林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就葬在他身为教长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与斯德拉为邻。他的遗产悉数捐出，部分用于周济穷人，部分用于建立爱尔兰第一家精神病医院。该医院迄今犹在。
后来成为世界名著的《格列佛游记》写于1720—1725年，共分四卷。斯威夫特先写了第一和第二卷，1723年写了第四卷，1724年写了第三卷。1725年全书统稿完成。
斯威夫特对当时流行的世界航海游记非常熟悉，比如丹皮尔《环球航行记》，在《格列佛游记》第四卷十二章，他也对当时许多胡编滥造的游记做了讽刺性的批评。
1719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出版后风行一时，斯威夫特不可能不知道这本书。有人认为《格列佛游记》是对《鲁滨逊漂流记》中对个人能力的乐观主义，以及将个人置于社会之上的反驳，因此，《格列佛游记》不将格列佛置于荒岛之上，而是置于人类社会当中。格列佛的角色是在船上充当外科大夫，为他人服务。在第三卷里，邀请格列佛航海的船长就名叫“鲁滨逊”。除了斯威夫特外，后来还有些作家对笛福进行了反驳。比如，戈尔丁的小说《蝇王》就描述了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的自我消耗和毁灭，从而揭示人性之恶。这无疑承袭了格列佛的悲观主义。
《鲁滨逊漂流记》是对当时流行的“航海游记”的内容上的现实主义改编，《格列佛游记》则是对航海游记的形式上的滑稽模仿。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骃国不可能现实地存在，但斯威夫特写得一本正经，按照航海游记文体的时空叙述把格列佛在它们那里的经过一一道来。
第一卷：小人国游记（1699年5月4日—1702年4月13日）
一般认为，小人国是对英国政治的讽刺。
这一卷里的格列佛，其形象与遭遇跟斯威夫特的朋友、托利党重臣波林布鲁克相似。利立普特指英国，布莱夫斯古指法国。这一卷里讽刺英国的党派之争，不过是“高跟党”和“低跟党”之争，欧洲的宗派之争，不过是“大端派”和“小端派”之争，都是大同小异、毫无意义的非理性之争。宫廷内部的“绳技”表演，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王权下官员争宠上位的丑恶嘴脸。海军大将和财政大臣等因为格列佛让他们失宠，为争权夺利而拼命陷害他，挖空心思要置他于死地，都揭示了当时英国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第二卷：大人国游记（1702年6月20日—1706年6月3日）
大人国国王是个开明、仁厚的国王，一般认为，国王身上有斯威夫特所尊崇的恩师坦普尔的影子。大人国政风古简，相当淳朴，正是“古今之争”中古代王国的投影。对英国议会制度和其他方面（如武器与战争科学）所谓进步的抨击，可视为作为古代派的坦普尔和斯威夫特对新制度、新科学的批判。
第三卷：飞岛国等国游记（1706年8月5日—1710年4月16日）
这一卷写作时间是最靠后的，它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古今之争”中现代人的治理问题，因此在今天引起重视和讨论。
飞岛国利用类似“磁悬浮”的高科技对殖民地的强力统治，跟古代统治是不同的。高科技带来了一种悬殊的实力差距，当这种高科技发展出了核武器之类绝对差距时，被统治者能否反抗就成了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斯威夫特的时代才刚刚显露出来。
飞岛国（影射英国）对属地林达里洛（影射都柏林）的统治遭到了反对，林达里洛的人也想出了对付飞岛压顶的招数（如在高塔上安上磁石吸引飞岛下坠），飞岛国终于妥协了。这种关系结构，类似于宗主国英国与殖民地爱尔兰之间的拉锯。这也是斯威夫特一生都在关心的爱尔兰的独立自由问题。
第四卷：慧骃国游记（1710年9月7日—1715年12月5日）
在这卷里，马（慧骃）是理性的，人类（野胡）是非理性的，马统治着野胡。从古希腊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斯威夫特根据他的观察、经验和思考认为，把人定义成“理性的动物”是错误的，它只是“能使用理性的动物”而已。由于人能使用理性，用理性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造成的危害比动物要多千万倍。
在慧骃国里野胡之间发生争吵，也类似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贪欲，大搞军备竞赛，发展武器科学，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在斯威夫特看来是非常不理性的，对这一现象的反对也是伴随着斯威夫特一生的主题。
格列佛是真正的文学大师。
1720年，在致一位教士的信中，他对于“风格”有一个著名的定义：
把合适的词放在合适的地方。
（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斯威夫特跟笛福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曾经为托利党办过报纸（但没有直接交往的记载），两人都写出了风靡世界的名著，但文字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胜在故事内容和对现实主义的描述上，但是文字上是普通作者的文字，有时句子冗长拖沓，不够凝炼。
斯威夫特则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才子之一，其语言精炼简省，结实机警，格言迭出，绝不拖泥带水，能以最少的词汇传达最多的含义。讽刺的手法，本身就要求在正常的语义之外，尚呈现额外的甚至相反的含义（如反讽和戏仿），这是倾向于现实主义描写的作家较难达到的语言能力。也因此，讽刺作家尤其是斯威夫特这样还带有高度反讽的作家，常常遭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解。
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
反讽是一种危险的模式，会邀来误解。
而斯威夫特是欧洲文学中“最伟大的反讽者”，他总是在“言此而指彼”。
《格列佛游记》影响巨大，在近300年的流传中，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
在18世纪的时代背景下，《格列佛游记》其实主要还是一部政治哲学小说，它里面很多关于欧洲（主要是英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各地风土人情的描述，都不是小说情节，而更近于对国情、政治与人性的考察。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列佛游记》在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因其奇特的想象力和简洁犀利、辛辣幽默的语言风格，成为“儿童文学”和“奇幻文学”的经典。
《格列佛游记》在晚清进入中国，出现了三个译本。首译本名为《谈瀛小录》，文言文，是对第一卷的改写，1872年5月下旬在上海《申报》连载四天，译者未署名。第二个译本先名《僬侥国》，后改名《汗漫游》，1903年7月至1906年3月以白话体全文连载于《绣像小说》，译者未署名。第三个译本为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只译出前两卷。
此后出现了几十个中译本。1949年后，大陆比较常见的版本是张健译本（人民出版社，1962）。进入新世纪后，与版权法的实行相配合，出现了更多的中译本。如白马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杨昊成译本（译林出版社，2017）等。
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时时感觉到斯威夫特这位语言大师的精炼带来的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添词增句，以便让中文读者充分地理解其简句的含义。译者尽力贴近原文，使之符合中文阅读习惯。倘有不周之处，尚祈读者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