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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让对比新大陆与旧大陆发展的“实验”尽可能地富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尽可能地了解两大半球的人们在最开始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找不到相似性的话，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有何不同。显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我们所探讨的时代至少是在15000年前，本章和下一章涉及的许多材料比这个时代还要久远得多。虽然时间之久远令人望而生畏，我们还需时刻谨慎地对待这种性质的材料——因为很多是猜测性质的，纵然是基于可靠信息做出的猜测——但这不应使我们踌躇不前。在几年前，想回答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归功于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地质学、宇宙学、气候学、语言学和神话学等领域的发展，我们对于遥远历史的了解比过去要多得多。我们能够得出一些结论，虽然是尝试性的，但也值得为之努力。
一方面由于DNA、基因，特别是线粒体DNA（通常记作mtDNA，只通过母系遗传）和Y染色体（只通过父系遗传）等领域的发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了解了DNA的突变率，因此通过对比分析全球范围内现代种族的DNA，我们可以评估过去不同时代的人和现代人之间的联系。 [1] 实际上，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mtDNA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母系史前时代的渐进史”，而Y染色体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父系史前时代的演进史。对我们而言，在这一理论图像（大部分仍需考古学的确认）中，主要构成要素如下：
●大约150000年前，现代人在非洲进化而来。
●或许早在125000年前，一批人类离开非洲，很可能渡过了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大约低230英尺），再穿越阿拉伯半岛南部（当时这一地区比现在潮湿得多，遍布湖泊与河流）。虽然尚未发现人类遗骨，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处岩居——杰贝尔法雅发掘出一些原始石器，它们与差不多同一时期非洲智人所制造的石器类似。全世界现存个体的遗传学证据显示，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这一小批穿越阿拉伯半岛之人的后裔。在非常干燥的时期，杰贝尔法雅居民可能被隔绝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后来，他们沿着河道（如今已淹没在波斯湾）向东迁徙。这样，他们就能避开这一地区干旱的内陆沙漠，最终经由伊朗和巴基斯坦沿海地区到达印度。这个关于世界人口分布的“沿海岸流浪”理论仍然只是一个理论假设，但它得到了遗传学证据的支持，众多海岸遗迹中古代贝冢的存在也提供了证据支持。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6000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因此，当时地球的旱地面积可能比现在多16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可居住面积的10%，这是一个重要的、富有吸引力的资源。我们也知道，海洋/沿海地区总体上较之于内陆地区，具有更丰富的营养环境，能供养更为稠密的人口，提供更稳定的定居点。到目前为止，古代沿海和陆桥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对人类史前史来说是次要的，但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离开非洲的这群人可能人数不多：Y染色体研究显示它可能由大约1000名育龄男性和同样数目的女性构成。如果加上老人和儿童，人数可能有5000。他们可能也不是一起出发的。对捕猎者的研究显示：他们喜欢结群而居，群体规模约为150人。不过，当他们不再沿海岸流浪时，例如停居在澳大利亚，他们便形成若干部落，部落人数在500至1000人之间（这是欧洲殖民者在18世纪末到达澳大利亚时发现的情况）。
●70000年前以后，人类进入澳大利亚。
●50000至46000年前，在现在的伊朗/阿富汗地区，一群人离开海岸，向北向西迁徙，聚居于欧洲。
●大约40000年前，第二次分离发生，这次发生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因为另一群人经内陆进入中亚。
●大约与此同时，“沿海岸流浪者”到达中国，环游了东南亚“拐角”后，折向西方，大致沿着后来的“丝绸之路”迁往内陆。
●大约30000至20000年前，从巴基斯坦/印度地区向内陆挺进的人群分为两支，一支向西迁往欧洲，另一支深入西伯利亚，可能与从中国沿海迁往内陆的人不期而遇。
●在约25000至22000年前的某个时期，人类到达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不过，在楚科奇地区或阿拉斯加发现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他们直到15000年前才来到这里。当时，世界正处于末次冰期，这次冰期从110000年前一直持续到大约14000年前，造成的结果是世界上大部分水被禁锢在巨大冰川中——数公里厚的冰川覆盖地球。因此，那时世界的海平面要比现在低400英尺左右。反过来，这意味着当时世界的地形与今天有着本质的不同。它造成的一个重要、关键、有趣的结果是，白令海峡在当时并不存在。该地区由旱地或遍布池塘与湖泊的灌木林地构成。但即使如此，对于早期人类来说，这片地区还是可以通行的。因此，大致说来，在20000年前到14000年前之间的某个时候，早期人类迁徙到后来被冠以“新大陆”“美洲”“西半球”等各种称呼的土地上。然后，同样关键的是，距今14000年以后，世界变暖，末次冰期结束，白令海峡再次被水所填充，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成为不同陆块的组成部分，而新大陆由此与旧大陆分离。
从红海南端到西伯利亚最东端的乌厄连，直线距离（或乘波音747客机）大约是7500英里，而沿印度和东南亚海岸迁徙的距离是该距离的两倍多，甚至三倍，考虑到当时的人类无法依靠任何技术手段，遇到山脉、湖泊和河流只能绕行，因此抄近路穿越中亚大陆也不会缩短太多距离，并且可能更艰险。可以说，这段20000英里的旅程用了50000年的时间（虽然早期人类在到达极寒地带之前可能扩散得比较快）。
但最终，早期人类到达现在的楚科奇半岛，俯视着即将成为白令海峡的那片地区。不仅邻近阿拉斯加的西伯利亚地区有考古学证据证明早期人类经由这条路径（当时陆桥的最窄处仅有60英里宽）进入新大陆，我们还从其他地方找到了三个遗传学证据。如果将它们串联起来，我们就能为早期人类进入美洲的历程绘制出一幅前后连贯、令人信服的画面。
西伯利亚东部的楚科奇人，虽然可以说生活在世界的边缘——至少是现代世界的边缘，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处于这幅画面的中心位置。直到今天，他们还靠放牧驯鹿、在河冰中凿洞捕鱼为生。 [2] 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早期人类选择在这样艰苦的地区生活。或许他们是追捕猛犸和其他大型猎物来到这里；或许他们根本不是选择住在那里，而是在西部和南部人口的压力下被迫迁居于此。那里的生活到底有多艰苦？考古学研究证实：在19000至18000年前之间，西伯利亚的这部分地区不存在任何人类遗迹，这说明在人类再次移民于此之前，由于极度的严寒和遍布的冰雪，这片地区曾被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狩猎采集者遗弃了一段时间——这些先民频繁地变换营地，以便获得重要的动物资源——大部分遗迹只有一种类型的大型猎物遗骸，如驯鹿、赤鹿或野牛。不管情况如何，自20000年前起，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离楚科奇还有段距离）——如久赫泰和马尔塔等地——已有人类居住。这个时间与位置一样至关重要。
这个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早于20000年前的考古学人类遗迹。不过，在遗传学和语言学方面，却有证据证明人类早就已经进入了新大陆。这种证据存有争议，未被普遍接受。这些遗迹的位置很重要，因为人类在如此遥远的北方从未成功实现农耕，所以如果早期人类了解任何农业常识的话，他们就不会进入新大陆。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直到大约10000年前，农业才开始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些地方，但至少那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图景是清晰的，即在大分离发生时，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缺乏农业（虽然已开始驯养狗）。
DNA证据显示楚科奇人在基因方面具有独特性。按照基因地理工程（见下文）的研究，他们具有一个遗传标记（该遗传标记是一个独特的基因模式，学术上称为M242）及其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他们起源于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大约于20000年前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或中亚。即使是南达火地岛的美洲印第安人也具有这些遗传标记，因此遗传学家认为，早期人类是在20000年前以后的某段时间从西伯利亚进入新大陆的。 [3]
当基因地理工程的第一批成果出来后，这一图景得到了支持并被充分论证。基因地理工程创立于2005年，由《国家地理》资助，利用了IBM公司的大规模计算技术。这项庞大的研究检测了五个大陆上大约150000个个体的DNA，以绘制出遗传学史上最细致的图景。基因地理工程所利用的最基本技术是检测所谓的单倍群，它们是基因突变中那些独特和典型的模式，构成mtDNA或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显示人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们在过去的联系（M242就是一个单倍群）。
这一研究证明了我们所关切的两件事。首先，今天的美洲原住民在基因上彼此相近，大多数独特的基因标记处于20000年前到10000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点，集中于16000至15000年前这段时期。这个时间的重要性在于：它正处在末次冰盛期——20000至14000年前之间。当时，末次冰期的冰川规模达到最大，海平面比现在低400英尺，白令海峡在当时是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一座陆桥。
人们发现，位于Y染色体的一个单倍群存在于北起阿拉斯加、南至阿根廷的美洲原住民中间，它连同另一个由此衍生的单倍群，几乎是在南美洲所能发现的唯一一支Y染色体谱系。 [4] 在北美洲西部有另一支谱系，似乎是后来到达新大陆的，并且从未扩散到南美洲那么远的地方。但在它们之间，这些遗传标记在美洲原住民Y染色体所占比例达到99%。另外，在美洲原住民中只有5个mtDNA单倍群，这与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所发现的几十个mtDNA和Y染色体谱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5] 发现于北美洲西部的第二个谱系被称为M130，关于它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也有发现。这说明那些沿太平洋边缘、亚洲东海岸迁徙的人群构成了后来迁入美洲的第二支谱系，他们在大约8000年前进入新大陆，此时白令海峡再次被淹没。因此，他们一定是乘船而来的。这一谱系通常出现在讲纳德内语的印第安人中间，而纳德内语是北美第二大语系（见下文）。
第三条证据来自另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这个团队由来自9个国家的27名遗传学家组成，哈佛大学的王思佳负责协调工作，其成果在2007年发表。 [6] 这一团队从分布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24个美洲原住民群体中选出422人，对他们的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并将它们与世界范围内54个其他土著群体相比较。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
●他们发现，与其他大陆人口相比，美洲原住民的遗传多样性较低，而变异性较大（这与上文提及的基因地理工程的发现相吻合）；
●美洲原住民距离白令海峡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与西伯利亚人的遗传相似性越少；与西伯利亚居民最类似的美洲原住民是加拿大北部的奇帕威安人（讲帕德内语/阿萨巴斯卡语），最不相似的是南美洲东部的原住民；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美洲的印第安人之间遗传分化相对缺乏；
●他们发现一种情况：对于迁徙中的民族来说，海路相比陆路更易穿越；
●他们发现遗传相似性和语言分类之间存在一些重叠；
●研究显示有一个“专属”美洲的特殊等位基因（遗传变量，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美洲土著人的DNA中），这支持了新大陆先民的大部分血统“可能源于单独一拨移民”的观点。
这幅画面再次与基因地理工程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对楚科奇人DNA的分析表明，大约550代人以前，有一批人从西伯利亚单独进入美洲——换句话说，他们到达新大陆的时间是在（550×30=）16500至（550×20=）11000年前之间，这些人可能利用了沿海路线，而非冰川之间的内陆路线（见下文）。除王思佳及其团队外，其他一些研究团队（规模没有前者那么大）针对早期人类进入美洲的时间，也得出了近似的结果。但是，它们证明早期人类分两拨而非“单独”一拨进入美洲，第一拨是在18700年以前，第二拨是在16200年以前。这与下面即将呈现的语言学证据不谋而合。 [7]
在这一点上，我们理应强调一下，有一些DNA研究证明人类进入新大陆的时间比前述时间还要早得多——有的认为是在29500年前，有的甚至认为在43000年前。 [8] 然而，最近规模最大的研究——基因地理工程和王思佳团队所做的研究——不仅相互印证，而且大体说来，它们也与从阿拉斯加到新墨西哥的北美全境发现的考古学证据相一致。对于这种证据，我们马上会在下面加以扼要叙述，但在第3章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第二种生物学证据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克里斯蒂·特纳的研究，他是研究人类牙齿演化的专家。 [9] 特纳专门研究了史前美洲人、西伯利亚人、非洲人和欧洲人的20万颗牙齿的牙冠和牙根，研究理由如下：（a）它们很好地展示了不同人群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b）它们比其他进化特征更稳定，而且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或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它们的差异不会太大。对我们来说，他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将所谓的“中国型牙”（Sinodonty）和“巽他型牙”（Sundadonty）区分开来。中国型牙主要见于中国北方人和北亚人（西伯利亚人）之间，其特征是：“铲形门齿”（牙齿内侧为铲形），双铲形门齿（两侧均为铲形），上颌第一前臼齿单根，下颌第一臼齿三根。特纳在中国北方出土的骨骸中发现了中国型牙，这些骨骸至少可追溯到20000年前。
他发现，中国型牙局限于中国北部、亚洲北部、古代阿拉斯加和其他北美居民之间。与此相反，在更靠西的地方（比如贝加尔湖地区）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骨骼没有表现出中国型牙的特征，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骨骸牙齿也是这样。这同样适用于东南亚地区所发现的古人遗骸（特纳将这一类称为“巽他型牙”，因为在旧石器时代，东南亚像白令陆桥一样位于海平面以上，那里的大陆架被称为巽他陆架。关于这一现象，我们会作进一步讨论）。通过中国型牙在北亚和北美的扩散，克里斯蒂·特纳推测，有一批人经蒙古东部、勒拿河上游盆地向西伯利亚东部缓慢迁徙，并从那里穿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最初的美洲人正是由这批人发展而来。
一些美洲土著部落的婴儿在出生时带有所谓的“蒙古斑”（Mongol Spot），这是一种浅蓝色胎记，位于脊椎底部，不久就会消失，在西藏和蒙古地区的儿童中间也有发现。 [10] 这一事实进一步为前面的构想提供了生物学方面的支持。
因此，如果将所有这类遗传学证据放到一起，我们可以认为现今所有美洲原住民有着一批共同的祖先。粗略来说，其先民大概是在16500至15000年前，从东北亚某地——今西伯利亚地区，最南可能从蒙古来到美洲。在此之前可能就有小批人到达美洲，但他们对后来居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后来可能还有其他移民迁入，我们稍后将对这方面证据加以考察。
蒂莫西·弗兰纳里认为，虽然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因纽特人和东北亚人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例如，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居民所说语言是因纽特语的一种形式，阿留申群岛居民所使用的各种针灸疗法与中国人的针灸相似），但是几乎找不到人员或思想从美洲回到亚洲的证据。唯有尼古拉斯·雷及其同事进行的遗传学研究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他们谨慎地推断，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在390代以前（或9750年前）返回亚洲。现存唯一讲叶尼塞语的族群是西伯利亚中部的凯特人（距白令海峡数千公里），关于他们的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显示，叶尼塞语和纳德内语之间存在语言学上的联系。但是，从遗传学角度看，凯特人与他们周围的其他西伯利亚族群非常相似，与北美操纳德内语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对于这一反常情况，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推断，主要迁徙路线是从西伯利亚经白令陆桥到阿拉斯加，关键是它发生在冰河时代即将结束时。 [11]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个遗传学证据——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拉恩的研究成果。他发现有两个基因与人类大脑的构造和扩展有关。每个基因含有几个替代形式或者说等位基因，但在某些特定群体中，一种形式比其他形式常见得多。这一差异必然意味着这种等位基因具有极为重要的进化意义，它提供了一种选择优势。其中一个等位基因就是一种被称为“微脑磷脂”的基因。这个基因最先出现于37000年前，被70%的欧洲和亚洲人口所携带，但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口中却不常见，在那里携带人群的比例在0至25%之间。第二种等位基因被称为“ASPM”（异常纺锤形小脑症相关基因），约在6000年前出现并继之在中东和欧洲迅速扩散。这种等位基因不见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东亚只有微弱表现。 [12]
鉴于这两种等位基因扩散得非常快，它们肯定赋予了携带者某些认知方面的优势。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应该极其谨慎地解读这些材料，这也是布鲁斯·拉恩本人的建议。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等位基因和智力的增长有关；然而，连同以上提到的其他成果，所有这些发现似乎对我们有两点暗示。首先，就大约37000年前出现的基因突变而言，有人可能会问，这种等位基因是否与古生物学记录中出现的、肇始于33000年前的“文化大爆炸”有关？是否与欧洲某些地区岩穴壁画艺术的繁荣有关？同样，出现于6000至5000年前的等位基因是否与约5500年前出现的文明发展有所联系？我们在这里是不是看到了基因与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设想过这种联系，因为这样的结果无从获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第二个暗示就与本书的论点相关。约37000年前发生的第一次基因突变，如果它的适应性够强，它就可能迅速传播至欧亚大陆各处，其中包括那些最终移居到新大陆的先民。换句话说，美洲原住民应该具有这种等位基因。这已为研究所证实：微脑磷脂实际上普遍存在于新大陆居民中。
另一方面，约6000至5000年前的第二次基因突变在早期人类穿过白令海峡后才在旧大陆出现。这意味着，美洲原住民很可能缺乏这种进化。这也已被研究所证实：在新大陆居民中完全不存在ASPM。
现在断言微脑磷脂或ASPM赋予它们的携带者以某种认知优势，还为时尚早。即使它们的迅速扩散证明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人脑容量似乎保持稳定。尽管如此，这显然是旧大陆居民与新大陆居民之间潜在的重要基因差异。我们通过冰岛的证据获知，即使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框架内（人类移居冰岛只是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也会出现相当大的遗传差别。因此，用遗传变异来解释新旧大陆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由于这一科学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除了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可能性之外，我们在这里不能做更多的解读。
最后谈谈对于遗传学的看法。正如基因地理工程和王思佳团队的研究所显示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美洲原住民的基因相对缺乏多样性，这可能意味着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第一，在某一时期，白令陆桥上存在一个遗传“瓶颈”，也就是说，一小批基因受限的人曾在此居住一段时间，可能是在冰川围绕的一处地方避难，当时他们被迫实行内部群婚。第二，后来出现很多一夫多妻的现象，一些更有势力的男性拥有多名配偶，而另外一些男性则一个配偶也没有（比如说，就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尼人中观察到的那种模式，在那里，29%的男性有2到9位妻子，而38%的男性则没有妻子）。 [13] 而且，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战事频繁造成的。男人们承担打仗的责任，将子女留给幸存者抚养（我们还观察到，在达尼人中，29%的男人在战争中被杀）。 [14]
这种有限的遗传多样性所造成的一大后果是：与旧大陆相比，新大陆的进化节奏更为缓慢；这也就使得新大陆居民更易受到外来疾病的传染。
白令海峡两边极其相似的遗址为美洲先民从西伯利亚进入新大陆的说法提供了考古学证据。1967年，雅库茨克科学研究院的俄罗斯考古学家尤里·莫卡诺夫用阿尔丹河上的一处遗址将西伯利亚地区离白令海峡最近的一批定居点命名为“久赫泰文化”。阿尔丹河位于北冰洋边缘，向北流入拉普捷夫海。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猛犸和麝牛的骸骨、两边砍削过的矛尖和箭头，以及石叶和楔形、扁圆形的石核——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间在14000年前到12000年前之间。此后，在该地区陆续发现其他遗址，包括两面器、石叶，甚至石刀，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目前尚未发掘出早于18000年前的东西，大量遗迹均属后来的文化期。久赫泰文化最北端的遗址发现于比奥廖廖赫，它位于印第吉尔卡河河口附近，处在西伯利亚北岸。
正如早期人类沿欧亚大陆东南海岸“流浪”到达中国一样，他们可能是从比奥廖廖赫沿西伯利亚的北冰洋沿岸向东“流浪”，最终抵达白令海峡——只不过那时的海峡是陆地。一些古生物学家，例如阿拉斯加大学北极生物研究所荣休教授戴尔·格思里，认为久赫泰的细石叶是插进鹿角尖上充当武器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会使问题更复杂，因为它说明：同样存在于北美的这项技术，与其说是被新大陆居民从旧大陆那里学习或模仿过来的，不如说是对新环境——这里拥有充足的鹿角——的一种合理适应。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迁徙的证据。
但事实是：在西伯利亚的久赫泰文化群与阿拉斯加所发现的遗址之间还有其他几处文化相似性。应当说，这两个文化都是陆地文化，他们习得的技能中不包括航海，这说明这些早期人类至少是徒步穿过白令陆桥的，而不是靠独木舟或其他类似东西（有一篇有趣的考古报告说：在勘察加半岛乌什基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只家养犬的墓葬，距今约11000年。考虑到如下事实：即使今天，冬季徒步在北极圈地区转转也比夏季要容易得多，因为冬天地面冻得很结实，而夏天的地面则十分湿软，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在阿拉斯加发现的几个史前遗迹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但我们没必要就此否定上述设想。正如布莱恩·费根在其著作《伟大的旅程：古代美洲居民》中所说：“尽管数年来耐心探索，但仍没有人在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发现年代上确定早于15000年前的考古遗址。” [15] 在旧克罗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北美驯鹿胫骨，这里靠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边界。无疑，这块胫骨经由人类之手变成了一件从兽皮上刮肉用的“剥皮工具”。一开始，这块骨头及相关骨器的年代断定为27000年前，但后来又被修定到仅仅1300年前。此后，随着对捕猎者在猎杀过程中让动物骨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还发现，在旧克罗发现的其他某些骨“器”实际上是自然生成的。
在旧克罗西南大约40英里处的鲑鱼洞遗址中发现了被屠宰动物的遗迹。结合花粉分析，考古学家断定该遗址年代是在15550年前到12950年前之间。一起发现的还有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石制工具——而且正如费根所说，这些石制工具放在久赫泰，也不会不合时宜。 [16] 之后，在特雷尔溪、坦戈湖、唐奈利山脊、费尔班克斯、葱港和德纳里也有类似发现，时间大多在11000年前至8000年前之间。起先，考古学者传统上将它们称为久赫泰遗址群，或德纳里遗址群，或尼纳纳遗址群，但是现在人们更愿意用“古北极文化”来称呼这些遗迹及稍晚的古器物。石器尺寸小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这可能是因为如下事实：通过分析这一地区的花粉，人们发现从约14000年前开始，这里发生了一次急速的植被变化，当时草本苔原（青草，苔藓）被灌木苔原（繁茂的灌木丛）所取代，这会引起哺乳动物数量缩减并可能因此迫使早期人类离开白令陆桥。当他们迁移时，小工具更易携带。
并非白令陆桥东部的所有遗迹中都有细石叶。其他一些遗迹中发现有大石核和石片工具，包括简单的抛射器尖头和大石叶。沿着阿留申岛链的海岸，在阿南古拉发现有石叶工具，但没有像德纳里石器那样小的细石叶，因此在11000年前的白令陆桥地区有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我们只是不清楚，这是否代表当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或是为应对不同形式的野生动植物而设计的替代性适应策略。
尽管如此，这一证据说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横渡”白令海峡。早期人类先是迁徙到西伯利亚东部，然后扩散到现在的育空和阿拉斯加地区。自14000年前以后，海平面开始上升，白令陆桥东部的居民被迫前往更靠东的地方，那里的巨大冰川正在融化，可以向南通行。他们走后，海平面上升，他们由此被隔绝在新大陆。
另一种观点认为，早期人类是沿海岸进入新大陆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前文已提及的遗传学证据的支持。这不无道理，不仅鉴于遗传学证据，还因为早期人类在离开非洲后确实曾沿着“海岸流浪”的路线行进。在智利南部蒙特佛得角的一个早期遗址中也找到了证据支持。在这里的古炉灶里发现了几种海草的残迹，而其他遗迹似乎表明古代海草已经被嚼成“经过反刍的食物”，这是一位参与挖掘的考古学家汤姆·迪勒亥的看法。 [17] 其他几位科学家已经指出，实际上沿太平洋北部边缘分布着成片的海草。他们提出，由于海草是一种有用的营养来源且具有药用价值，因此对早期人类来说，沿海草区分布是合情合理的。
在王思佳及其团队进行的遗传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遗传学和语言相似性之间有所重合。由纳尔逊·法贡德斯及其同事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证明：在巴西讲图皮语的人群中，遗传学和语言之间显示出密切的联系。若要理解这样的结果，必须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由于证据充分，人们已经一致认为有些语言是由其他语言发展而来的。这个结论由威廉·琼斯爵士首次正式提出。威廉·琼斯是18世纪后期英国驻印度殖民地的一名公务员和法官，他观察到梵文和几种现代欧洲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 [18] 比如说，我们知道，西班牙语和法语都来源于拉丁语，而拉丁语本身又从古意大利语发展而来。 [19] 事实上，除屈指可数的几种语言外，几乎所有欧洲语言都是从原始印欧语发展而来，这意味着数千年前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脉广大地区分布的诸多语言有着一个共同的来源。有人已经对北美的语言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语言学家的某些构想与我们所称的末次冰盛期共识完全一致。例如，澳大利亚语言学家罗伯特·迪克森推测，在20000年前到12000年前之间有12支操不同语言的群体分别进入美洲。另一方面，英国语言学家丹尼尔·内特尔认为，现在新大陆居民所讲语言的差异始于过去的12000年，也就是他们到达美洲之后。
应当说，比起遗传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不算牢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确切的办法来了解过去的人类讲什么语言，特别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对于没有文字的社会，我们仅有的证据就是今人所说的语言、它们在全世界的地理分布以及某些对于语言变化或发展的过程和速度的看法。虽然聊胜于无，但这仍意味着我们对于过去语言的重建最多是理论上的，往坏的方面说则纯粹是猜测性的。这就是“年代语言学”或“语言年代学”一直备受争议的原因。在接下来的阅读中，读者不妨记住上述评论。
从原则上说，将语言进行比较是很简单的。比如说，英文单词“two”在梵文中是duvá，在古典希腊语中是duo，在古爱尔兰语中是dó，在拉丁语中是duo。我们能找出几千个类似的例子，以强调“特定的语言是相互关联的”这种观点。问题在于如何为相似的语言进行排序，以便证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众所周知，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划分为两派——“统合派”和“分割派”，前者认为相对少量的语族扩散到全世界，后者则贬低语言之间的联系。我们在这里首先强调一下：分割派与统合派一样闻名；分割派的核心思想是，对于语言在全世界的扩散，几乎得不出什么结论；在阅读下文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考察统合派的观点。（需要再次提醒的是，上文说到在遗传学研究中发现了语言和遗传学之间的重合之处，这说明统合派至少赢了一局。）
按照美国语言学家、“分割派”重要（也是最富争议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格林伯格的观点，在新大陆有三种主要语族：因纽特—阿留申语、纳德内语和美洲印第安语。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暗示有三拨移民。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也是圣菲研究所的一位导师）梅里特·鲁伦在重新分析了格林伯格的材料后认为，美洲印第安语是欧亚语系的一种形式，但因纽特—阿留申语是欧亚语系的一个分支，“美洲印第安语作为一个整体与欧亚语系相关”，但它与因纽特—阿留申语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其他任何欧亚语言更近。美洲印第安语的许多特征（例如亲属称谓语）是美洲独有的，几个特征常见于北美、中美、南美地区。鲁伦认为，在新大陆尚未被操其他语言的人占领的某段时间内，这一语言迅速扩散到整个新大陆。
第二个语族纳德内语是第二次迁徙的证据，这次迁徙比操古美洲印第安语的居民大迁徙要晚，纳德内语与德内——高加索语系有关系，而后者似乎起源于东南亚/中亚地区并包括汉藏语。纳德内语与遗传标志M130有重合之处，而后者发源于中国北部，未见于南美（见上文）。 [20]
最后，第三个语族因纽特—阿留申语是欧亚语系的一个分支，它为最近的迁徙提供了证据。这一语族沿加拿大北部边缘的稀疏分布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理论。
到目前为止，语言学证据大致与遗传学证据一致，它们共同证明：早期人类进入新大陆的那次主要迁徙发生在20000年前到12000年前，移民是一群操欧亚语系分支美洲印第安语的人；很久以后，大约8000年前，一群讲纳德内语的人作为第二批移民进入新大陆。纳德内语是德内—高加索语的分支，起源于东南亚/中亚。语言学证据也证明有第三批移民迁入——时间上晚近得多——移民讲因纽特—阿留申语，沿加拿大北部边缘分布。我们不必过多考虑这次迁徙，因为因纽特—阿留申人在我们的故事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21]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然而，少数遗传学研究显示人类进入新大陆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即早于20000年前至12000年前这段时期（末次冰盛期共识）。如出一辙的是，一项语言学分析也证明了大致相同的情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安娜·尼科尔斯估计世界上存在167种语言“家系”（stocks，能追溯到一个共同分岔点的语言群）。她的研究以下述语言特征为基础：词序（主—宾—动，或主—动—宾），人称代词的形式，动词是否比名词更容易“发生词尾变化”（动词是否按照意义和上下文改变其词尾），如何处理数字，如何在动词上体现单数和复数，等等。 [22] 运用这一方法，她考察了世界各地的174种语言，并通过这种相互关系得出了三个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全球范围内只有四个大的语言区域：旧大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和新大陆。第二，在与外界影响相隔绝的大陆或次大陆地区（如南美和澳大利亚），语言“家系”的数量作为时间的简单函数而增加。 [23]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尼科尔斯的第三个结论。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要［对语言的多样性］进行历史的解释，学者将假定旧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群体中间发生了一次古老的分离，当时太平洋充当着语言扩散的次要中心和环太平洋殖民的发源地。正是环太平洋殖民而非旧大陆居民的扩散，使得人类分布于世界大部分地区，催生出人类语言的大部分遗传谱系并使得人类移居新大陆。通往新大陆的入口无疑是白令陆桥；但语言类型学显示经由白令陆桥进入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涉及环太平洋殖民模式的沿海居民，而不是最终在欧亚大陆中部大扩散驱动下迁徙的西伯利亚内陆居民。”关于这幅画面的最后注解是，“新大陆的第一次殖民大约发生在35000年前”。 [24]
当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让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陷入了混乱。末次冰盛期共识、遗传学证据、克里斯蒂·特纳的牙齿学证据、白令海峡两边的考古学证据、格林伯格与鲁伦的语言学证据一致证明：早期人类经由内陆路线穿越中部和北部欧亚大陆，在约16500至15000年前到达白令陆桥。之后，发源于东南亚的第二批人在约8000年前穿越海峡。乔安娜·尼科尔斯的语言学证据认为，早期人类从东南亚岛屿向北穿行，经环太平洋地区的西海岸、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大约在35000年前到达白令陆桥。这两种构想能调和吗？
对于早期人类进入美洲这个问题，尼科尔斯的语言学证据不同于遗传学证据。正如早先提到的，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两个有遗传差异但相互隔离的群体在主要移民群体进入美洲之前即已进入新大陆，因为它没有严重威胁到整体图景的主旨。但尼科尔斯的语言学证据显然适用于大的人群，而不是孤立的小群人。
若要解答矛盾之处，我们不得不诉诸年代语言学方法的不确定性。尼科尔斯的许多同事虽然接受她将语言划分为4个“系属”的理论，但并不认为她关于时间深度的论点靠得住；她本人没有运用语言年代学。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从考古学上来说，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在14500年前有早期人类出现于阿拉斯加以外的美洲，但我们也将在第2章看到，地理学、宇宙学和神话学证据充分证明了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波移民潮，这批移民在离开东南亚岛屿后环太平洋迁徙，并于约8000年前到达新大陆，这比第一批移民到达的时间要晚得多。换句话说，乔安娜·尼科尔斯至少对部分新大陆语言起源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关于时间深度的论断是错误的。（请记住：在比较语言学中，关于时间深度的推算是很有争议和不可靠的。）我们也会看到，认识这种不一致的关键恰恰在于，尼科尔斯坚持认为在旧大陆语言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之间发生了一次古老的分离。为什么会这样？在遥远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引起这种分离？
下一章将详细解释那次分离，我们也会看到，在后来定居美洲的先民前往新大陆途中，有些人经历了一系列独特的事件，让他们形成了一些心理或经验性特征。这些特征将使他们区别于那些留在欧亚大陆的人，并可能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发展。我们还将看到，在这些特殊事件中，有一些其实就发生在8000年前，这与单倍群M130的遗传学证据一致。前文提到，M130与操纳德内语的人关系密切，而他们进入新大陆的时间恰好在那一时期。
在过去，搜罗关于深层历史的证据即使不算全无可能，也可谓困难重重，但现在情况已经改观。多亏了遗传学和语言学上的进步，以及地质学和宇宙学方面的进展，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对于遥远历史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而且这些研究已经证明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惊人联系。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神话不是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的想象出来的模糊叙述，而是密切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与以前人们所认为的大不相同。一旦我们学会解释它们，它们就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远古的历史。
[1]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研究的细节在此不再赘述。这项研究众所周知，关于它的科普报道见诸许多资料，如注释中列举的奥本海默（Oppenheimer，1998）、瓦德（Wade，2007）和威尔斯（Wells，2007）的论著。突变率依物种和性别而变化（有些研究显示雄性的突变速度是雌性的4倍）。如果每隔33代（以20年为1代）就发生一次突变，这在进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每200个突变中，大约有190多个是中性的，约5个是致命的，约1个是有益的。人类突变率的数量级为每百万年每个碱基对（核苷酸碱基对由氢键连接，构成双螺旋）从0.12到0.57不等。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个突变率自距今20000至15000年前已开始下降，当时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人口变化，早期人类不再生活在小规模的、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中，因为这些群体可能会受到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从而造成遗传多样性的瓶颈。（S. J. Armitage et al., ‘The Southern Route “Out of Africa”: Evidence for an Early Expansion of Modern Humans in Arabia’ , Science , Vol. 331, pp. 453—456, 28 January 2011; Michaeol D. Petraglia, ‘Archaeology: Trailblazers across Africa’ , Nature ,Vol. 470, pp. 50—51, 3 February, 2011; Brenna M. Henn et al., ‘Characterizing the Time Dependency of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 Rate Estimate’ ,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 Vol. 26, Issue 1, pp. 217—230, 2008; Geoff Bailey, ‘World Prehistory from the Margins: The Role of Coastlines in Human Evolution’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Archaology , Vol. 1, No. 1 (Summer 2004),pp. 39—50. P.M. Masters and N.C. Flemming (editors), Quaternary Coastlines and Marine Archaeology: Towards the Prehistory of Landbridges and Continental Shelves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passim.）
[2] Brian M. Fagan, The Journey from Eden: The Peopling of Our World ,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0, pp. 234—235. Spencer Wells, Deep Ancestry: Inside the Genographic Project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7, p. 93. Tedn Goebel, ‘The “Microblade Adaptation” and Recolonisation of Siberia during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 Issue 1, pp. 117—131, January 2002.
[3] Wells, Op. cit. , p. 96.
[4] Ibid , p. 100.
[5] Ibid , p. 99.
[6] Sijia Wang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Native Americans’ ,http://dx.doi.org/10.1371%2Fjournal.pgen.0030185. Als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Ugo A. Perego at al., ‘Theninitial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A growing number of founding mitochondrial genomes from Beringia,’ Genome Research , Vol. 20, pp. 1174—1179,2010. Brenna M. Henn et al., Op. cit.
[7] Douglas Wallace, James Neel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clock” for the Amerind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iming their entry into North Ame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994; 91 (3), 1158—1162.
[8] Brian Fagan, The Journey from Eden ,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0,p. 198.
[9] Fagan, Op. cit. , p. 205.
[10] John Hemming, Tree of Rivers: the story of the Amazon ,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Hudson, 2008, p. 278.
[11] Tim Flannery, The Eternal Frontier: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and its peoples ,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2001, pp. 231—232. James Kari and Ben A. Potter(editors), The Dene-Yeniseian Connection ,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New Series, Vol. 5, Nos. 1—2, 2010/.
[12] Nicholas Wade, Before the Dawn: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 , London,Duckworth, 2007, p. 99.
[13] 当然，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没有配偶的男性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孕育过子女。在澳大利亚有些证据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14] Wade, Op. cit. , pp. 151—152.关于没有妻子的男性留下子嗣的情况：Peter Bellwood,personal communication。
[15] Brian Fagan, The Great Journey: The Peopling of Ancient America ,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87, p. 122.
[16] Fagan, The Great Journey , Op. cit. , p. 127.
[17] Ibid , p. 125.
[18] 在1774年库克的第二次远航中，约翰·莱恩霍尔特·福斯特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南岛语得出了相同的观察结论。
[19] Merritt Ruhlen,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New York: John Wiley, 1994, p. 295.
[20] Ruhlen, Op. cit. , map 7, p. 90, and map 8, p. 108. Nelson Fagundes et al., ‘Genetic,Geographic, and linguistic variation among South American Indians: possible sex inf lu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 Vol.117, 2002, pp.68—78.
[21] Ibid , pp. 134—137.
[22] Joanna Nichols,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Space and Time ,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9—10.
[23] Nichols, Op. cit. , p. 298.
[24] Ibid , p. 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