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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温斯顿死的时候正在和妻子通话。
“我们需要——”她说，但他永远也不会听到她的答案，他的胸膛像被什么重物击打着，把气息从他的身体里逼了出去。话筒从他手里脱落下来，打碎了书桌上的玻璃镇纸。
就在一周前，她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杰夫？”然后是一顿，不是永久的，也不是最后的，和这次致命的停顿不同，而是叫人明显可以感觉到她还有话要说。
当时他坐在餐桌旁，琳达喜欢把那个地方叫“早餐角”，尽管那根本就不是个独立的空间，不过是一张小胶木桌和两把椅子，难看地夹放在冰箱左边和干衣机前方的空地之间。琳达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柜台前切洋葱，兴许是她眼角的泪水让他陷入了思考，使得她的发问比她的本意来得更意义深远。
“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杰夫？”
他原本想回她说：“是什么，亲爱的？”眼睛则盯在《时代周刊》休·赛迪就总统职权撰写的专栏上，语气显得心不在焉，意兴阑珊。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分神，赛迪的长篇大论他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实际上，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么专注和警觉过。于是，他良久不语，只是凝视着琳达眼里假惺惺的泪珠，思索着他们需要的东西，他和她。
他们需要离开，重新开始，需要乘飞机去某个温暖富庶的地方——也许是牙买加，也许是巴巴多斯。自从五年前那个计划了很久但最终令人失望的欧洲之旅后，他们就没有再进行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杰夫没有将他们每年例行去看望他在奥兰多的父母和琳达在博卡拉顿的家人的旅行算进去，那些不过是对日渐逝去的过去的探访，如此而已。不，他们需要的是花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去某个异域荒岛，在无边无际、荒无人烟的沙滩上欢爱，而夜里，空气中的雷鬼音乐
像极了开到茶靡的花朵的馨香。
有个像样的房子也很好，也许就像无数个令人怀念的周末，他们驱车驶过蒙特克莱尔的上山路上庄严的老房子，或者是怀特普莱恩斯的某个地方，靠近高尔夫球场的列格维大道上的十二间房的都铎式建筑。倒不是他想要重新拿起高尔夫球杆，只是所有那些名为枫树荒野和韦斯切斯特山坡的慵懒的大片绿草地，应该能创造出更怡人的环境，而不是给布鲁克林皇后区的高速公路当坡道和通往拉瓜地亚的滑行道。
他们也需要个孩子，兴许琳达对这个缺失比他感到的更为敏感。杰夫总是幻想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已经八岁，自动跳过了婴儿期的所有需求，却还没有到达恼人的青少年时期。一个好孩子，不过分聪明，也不早熟。男孩女孩不重要，只要有个孩子就好，她和他的孩子，会问千奇百怪的问题，看电视的时候会坐得太近，会显露出他或她成长中的独特个性。
但不会有什么孩子，他们几年前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自从琳达在一九七五年经历过那场宫外孕后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在蒙特克莱尔或怀特普莱恩斯也不会有什么房子。杰夫时任纽约WFYI新闻频道的新闻总监，这个职位在外人听来比它本身更有地位，也更赚钱。兴许他还有机会跳到电视台，但在四十三岁的年纪，这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谈谈，他想。直视着彼此的眼睛，直接说：这行不通。什么都不行，浪漫也好，激情也罢，还有那些辉煌的计划。全都是白费心机，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情况就这样了。
但当然了，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这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鲜少触及更深层的需求，从未提及横隔在两人之间的痛彻心扉的不完整感。
琳达用手背拭去了洋葱熏出的一滴毫无意义的泪水，“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杰夫？”
“嗯。听到了。”
“我们需要的是，”她说，眼睛朝着他的方向却没有落到他身上，“一条新浴帘。”
很有可能在他死之前，她在电话里要表达的就是这种程度的需求。“几个鸡蛋，”她的话有可能就这么结束了，或者还会加上一句，“一盒咖啡滤纸。”
但他为什么这会儿会想到这些？他不解。天哪，他正在一点一点死去，他最后想到的难道不应该是更深刻、更具有哲理性的事情？或者也许他应该在脑子里飞快重温一遍自己的毕生高潮，他的人生才不过短短四十三年。人们在淹死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他此刻的感觉就像是溺水，拉长的一秒秒在流逝，他想道：这可怕的快感啊，这为呼吸而作的无望的挣扎，还有咸湿密集的汗水从他额头流下、刺痛他眼睛时，那浸泡着他身体的黏湿感。
溺毙。垂死。不，该死的，不，多么虚空的词语，它应该用在鲜花、宠物或其他人身上。老人，病人，不幸的人。
他的脸垂向书桌，右颊平压在琳达打来电话时他正要去看的文件夹上。镇纸上的裂缝像巨穴一样呈现在他睁开的一只眼前：那是世界自身裂开的一道缝，一面折射他体内撕裂般痛苦的锯齿状的镜子。透过那块破裂的玻璃，他能看到书架上电子钟显示的亮红数字：
1:06 PM OCT18 88
接着再没有什么愿意去想的了，因为他已无法再想。
杰夫无法呼吸。
他当然无法呼吸，因为他已经死了。
但如果他死了，那他为什么能意识到自己不能呼吸？还有其他的一切？
他把头从拢成一团的毯子里挪开，呼吸。陈腐、潮湿的空气里充满了他自己的汗臭味儿。
那么他没有死。不知为何，认识到这一点并没有让他兴奋，就好像他之前觉得自己死了也没有让他感到恐惧一样。
也许他内心里是欢迎死神到来的。而现在，生活不过还会像从前那般继续：那份不满，那份渐逝的野心，还有那份既非造成他的婚姻失败、也非因为他的婚姻失败而萌生的希望，他再也记不清它们的先后了。
他把毯子从脸上揭开，蹬着皱巴巴的床单。漆黑的房间里，某处，有音乐在播放，几不可闻。这是一首名叫《 Da Doo Ron Ron 》的老歌，来自菲尔·斯佩克特捧出来的女子乐队。
杰夫摸索着找灯的开关，但完全没有方向感。他要么是在医院里，是在办公室里倒下后被送到这里进行治疗的；要么就是在家里，刚从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噩梦中惊醒。
他的手摸到了床头灯，拧开了。他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杂乱的小房间里，衣服散落一地，书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两个毗连的书桌和椅子上。既不是医院也不是他和琳达的卧室，但莫名地熟悉。
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头贴，照片里，一个女人一丝不挂，正笑眯眯地回望着他。那是《花花公子》里的一张裸体照片插页，一张过时的照片。丰满的、浅黑肤色的女人，假正经地俯卧在一艘船的后甲板的充气床上，红白相间的圆点花纹比基尼系在扶手上。她戴着活泼的圆形水手帽，黑发仔细打理过并喷了发胶，酷似年轻时的杰奎琳·肯尼迪
。
他在其他墙上看到类似过时的青春期装扮：斗牛海报，一张放大的红色捷豹XK-E照片，一张戴夫·布鲁贝克
唱片集的旧封面。一张书桌上插着一面红、白、蓝相间的三色旗，上面用星条纹状的字母写着：“×他妈的共产主义”。杰夫看到那个时咧嘴笑了，他在读大学时从保罗·克拉斯纳当时名动一时的名叫“现实主义者”的小服装店里定了一面颇为相似的，那时候——
他猛地坐直了身子，血管在耳边突突地跳。
他想起来了：最靠近门的书桌上有盏鹅颈管的旧台灯，他只要一动它，它就会从底座上脱落。马丁床边的地毯上有块血红的大污渍——是的，就在那里——那天，杰夫把朱迪·戈登偷偷带上楼，她就开始绕着这群流浪汉的房间跳起了舞，结果撞翻了一瓶勤地酒。
初醒后的模糊混乱现在演变成了彻底的困惑。他揭开被单，下了床，摇摇晃晃地朝一张课桌走去。那张课桌是他的。他扫视着桌上的书：《文化模式》《萨摩亚人的成年》《统计母体》，都是些社会学入门读物。什么教授的课来着？丹佛斯还是桑伯恩？校园远端一个充满霉味的大旧讲堂里，早上八点的课，他总是在上完课后吃早餐。他拿起班尼迪克的书，翻了翻，有几个部分下面被重重做了记号，他还亲手在书页边做了笔记。
“……本周热门音乐来自水晶团体！接下来的这首是卡罗尔和波拉送给玛利埃塔的博比的。那些漂亮的女孩只想让博比知道，她们和雪纺纱乐团的意见完全契合，她们认为‘他真是太棒了’……”
杰夫关掉收音机，擦掉了额头上的一层薄汗。他不舒服地注意到自己完全勃起了。他多久没有这样甚至连性的念头都没有就已经那么硬了？
好吧，是时候把这件事弄清楚了。肯定是有人跟他开了个精心策划的玩笑，但他不知道谁会玩这种真实的玩笑。就算有，又有谁能这么“不辞辛苦”？那些书里面有他做过的笔记，多年前就被扔掉了，没有人能这么准确地复制出它们。
他的桌上放着一本《新闻周刊》，封面故事讲述的是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下台。期号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杰夫定定地盯着那些数字，希望能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
可他什么也想不出来。
这时，房间门被猛地推开，里面的门把手“砰”地撞到了书柜上。还是跟从前一样。
“喂！你还在这儿搞什么鬼啊？还有十五分钟就十一点了。你不是十点要考美国文学嘛。”
马丁站在门口，一手拿着瓶可乐，一手拿着一摞教科书。马丁·贝利，杰夫大一时的室友，也是他整个大学时期以及随后几年最好的朋友。
不过一九八一年，马丁自杀了，就在他离完婚又碰上破产之后。
“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马丁问道，“准备拿个不及格？”
杰夫看着这位过世已久的朋友，顿时傻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候的马丁，头发依然乌黑浓密，发际线还未后退；皮肤也很光滑，尚未爬上皱纹；尤其是那双眼睛，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还不曾蒙上痛苦的阴霾。
“哎，怎么了？杰夫……你没事吧？”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
马丁笑着把书扔到床上。“来，跟我说说。现在我算是知道，我老子为什么要警告我，不让我把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本酒混着喝了。嘿嘿，不会是昨晚在曼纽尔酒吧勾搭上哪个小妞了吧？当时朱迪要是在的话，一定会杀了你的。那妞儿叫什么名字？”
“呃……”
“少来了，你没醉成那样。你准备打电话给她吗？”
杰夫转过身，心中愈发感到惊慌。他有太多太多的事想告诉马丁，但和眼前这离奇的状况相比，这些事都不那么重要了。
“出什么事了，兄弟？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呃，我得出去一下，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马丁困惑地朝他皱了皱眉，“好吧，我也觉得你需要。”
杰夫随手抓起扔在桌边椅子上的一条卡其裤，然后打开床边的衣柜，找了件薄棉衬衫和灯芯绒夹克。
“记得顺便去趟医务室。”马丁说，“跟他们说你感冒了，这样说不定加勒特会让你补考。”
“好的。”杰夫匆匆穿好衣服，套上双马皮便鞋。他感觉就快呼吸不过来了，强迫着自己放慢呼吸。
“别忘了今晚要去看希区柯克的《鸟》，好吧？七点宝拉和朱迪会在杜利餐馆跟我们碰头，看之前我们先去吃点东西。”
“没问题，那晚点见。”说完杰夫走进走廊，关上身后的门。然后他找到楼梯，一口气跑下三层，当经过的某个年轻人跟他打招呼时，他只是敷衍地回了声“嘿！”。
休息室和他记忆中的一样：右边是电视机房，现在空空荡荡的，但每逢运动赛事或有航天飞机发射时就挤满了人；几个女孩聚在楼梯脚下咯咯娇笑着，等着男朋友从楼上下来，她们是不允许上去的；还有那几台可乐贩卖机，依旧立在布告栏对面，栏上贴着学生们的各种小广告，购买或者出售车、书、公寓，征求或提供到梅肯、萨凡纳或佛罗里达的便车。
外面，山茱萸全都盛开了，散发出粉白的微光，反射着庄严的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白色大理石，装点着整个校园。毫无疑问，这就是埃默里大学，南部精心打造的带有经典常春藤风格的大学，它是当地人自己的大学。这类建筑永不过时的特点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当他缓缓地穿过那片方形建筑，走过图书馆、法学院大楼的那刻，杰夫觉得自己很容易把一九八八年当成了一九六三年。可其实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迹象，即便是那些正在校园广阔的绿地上闲晃的学生们的衣着和发型，除了活像末日过后的朋克造型外，八十年代年轻人流行的穿着打扮和他大学早年时期根本没有多大差别。
天哪，他想起了曾在校园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了那些从这里诞生却从未实现过的梦想……还有那座通往神学院的小桥，过去，他和朱迪·戈登多少次在上面消磨时光？再过去的是心理学馆，大三那年他几乎每天都和盖尔·本森在那边见面，一起去吃午餐，当时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女人保持真正柏拉图式的亲密友谊。为什么他不更了解盖尔一些呢？他是怎么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远离了那些诞生在这令人宽心的平静绿草地上、宏伟建筑物里的计划与抱负的呢？
到达学校正门前，杰夫已经跑了一英里多。他本以为自己会上气不接下气，结果却没有。他站在格伦纪念堂下方的矮坡上，低头注视着迪凯特北路和埃默里村，那片是校园的小型商业区。
成排的服饰店与书店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特别是其中一家叫霍顿药房的酒吧，勾起了他一波波回忆的浪潮。他能在脑海中看到杂志架、长长的白色冷饮柜台、附有个人点唱机的红色皮革雅座。他还能从某个雅座的桌对面，看见朱迪·戈登那张青春洋溢的脸，闻到她干净的金发的味道。
他摇摇头，重新专注于眼前的风景。同样地，还是无法断定今夕是何年。自从一九八三年美联社举办关于“恐怖主义与媒体”的研讨会过后，他就再没到过亚特兰大了，而自从……天哪，可能在他毕业一两年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埃默里大学了。因此，他无从知晓那里的店铺是老样子，还是已经被新盖的大楼——没准儿是个购物中心取代。
汽车倒是一个线索。现在他注意到了，他发现下面的街道上看不见一辆日产尼桑或丰田。全都是老款车，大多是个头大又耗油、产自底特律的车子。而且，他看见的“老车”可不只是六十年代早期的款型，呼啸而过的庞然怪物中有许多都是五十年代的车。不过当然了，不管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八八年，路上车龄达到六年和八年的车子都一样多。
他还是没法下结论。他甚至开始怀疑，在寝室和马丁的短暂相遇是否只是个不寻常的逼真梦境，一个做到一半突然惊醒的梦。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此刻无比清醒，而且身在亚特兰大。或许之前他为了忘却那早已变得沉闷混乱的生活喝醉了，然后因为怀旧，一时冲动便搭乘午夜航班来到了这里。满街的旧式汽车很可能只是巧合。毕竟现如今，随时都有人开着他在任何地方都早已司空见惯的小巧日本车从身边经过。
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大步下山，朝迪凯特路上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三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排着队候在那儿。他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司机很年轻，或许是个研究生。
“去哪儿，伙计？”
“桃树广场饭店。”杰夫对他说。
“哪里？”
“桃树广场，在市区。”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您有地址吗？”
天哪，这年头的出租车司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该先进行某种测试，记一记城市地图和地标吗？
“那你该知道丽晶酒店吧？凯悦饭店呢？”
“喔，知道，知道。你要去那里？”
“就那附近。”
“好嘞，伙计。”
司机便往南开了几个街区，然后在庞塞德莱昂大道右转。杰夫伸手往裤子屁股口袋里掏了掏，突然意识到这条陌生的裤子里可能没有钱，不想却掏出了一个棕色的破钱包，那不是他的。
至少里面有钱——两张二十的，一张五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这下他不用担心车费了。以后他把钱包还有随手穿上的旧衣服物归原主时，得记得把钱还给人家……不过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呢？物主又是谁？
他打开钱包里的一个小格子，寻找答案。他找到一张埃默里大学的学生证，上面的名字是杰弗里·L.温斯顿；一张埃默里的图书馆借书证，还是写着他的名字；迪凯特路上一家干洗店的收据；一小张纸巾，上面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辛迪，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一张父母站在奥兰多老房子外的照片，在父亲病重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一张彩色快照，照片里的朱迪·戈登笑靥如花地扔着雪球，年轻快乐的脸上裹着一圈御寒的外翻白皮毛领子。此外，还有一张杰弗里·拉马尔·温斯顿的佛罗里达州驾照，失效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凯悦丽晶酒店顶楼状似UFO的北极星酒吧里，杰夫独自坐在一张双人卡座上，看着亚特兰大市无垠的天际线每隔四十五分钟在身边旋转一圈。其实，不是那位出租车司机孤陋寡闻，而是此时七十层楼高、呈圆柱形的桃树广场根本还没开始建。同样不见踪影的还有奥姆尼国际酒店、由灰色石块打造的佐治亚太平洋大厦以及那幢如同巨大黑盒子的公正大楼。整个亚特兰大市的最高建筑就是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其大厅被后世建筑广泛效仿。不过和女服务生聊过几句后，他就明白了，这座酒店才刚刚落成，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对杰夫来说，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看见吧台后镜子中的自己。他完全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很清楚自己会看到什么。话虽如此，可当他真正面对镜中那个苍白、瘦长的十八岁男孩时，还是震惊不已。
客观来说，镜中的男孩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成些。在那个年纪，他买酒已经很少会碰上麻烦了，就像刚才让这个女服务生上酒时一样容易，但杰夫清楚，那都是身高和深陷的眼眶给人们造成的错觉。在他看来，镜中人不过是个未经世事、未曾受过伤的毛头小子。
而那个毛头小子正是他自己。不是出现在记忆中，而是就在此时、此地：那双正握着酒杯的光滑的手，那对正凝神看着自己的犀利眼眸。
“亲爱的，还要再来一杯吗？”
女服务生对他露出漂亮的微笑，鲜艳的红唇掩映在刷着厚重睫毛膏的眼睛和旧式蜂窝头下。她的穿着很有“未来主义”的风格，一身闪亮的蓝色迷你连衣裙就是未来两三年年轻女性常穿的款式。
现在算起的两三年后，也就是六十年代初了。
老天哪。
他再也无法否认所发生的一切，或奢望找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将它们掩盖过去。他本因心脏病正奄奄一息，却活了过来；他本是在一九八八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可现在……他却到了这里，一九六三年的亚特兰大。
杰夫苦苦思索，却怎样也想不通，连最牵强的理由都找不出一个来。青少年时期，他也读过不少科幻小说，但他目前的处境却跟他读过的时空旅行情节没有一个相似的。他这里没有时光机，也没有疯狂或有其他毛病的科学家；还有，和他狂热阅读过的那些故事人物不一样，他的身体也回到了年轻状态。仿佛只有他的心灵跨越了这些年的时光，抹去了早期的意识，为十八岁的大脑腾出空间。
如此，他到底是已经逃离了死神的魔爪，还是只是暂时避开了它？在另一条未来的时间长河里，他那已失去生命体征的躯体是否正躺在纽约的某个太平间里，被病理学家的解剖刀切开、剥离？
也有可能他正处于昏迷：在饱受摧残、濒临死亡的大脑命令下，绝望变成了假想的新生命。然而，然而——
“亲爱的？”女服务生问道，“需要我再帮你倒一杯吗？”
“唔，我，我想来杯咖啡，可以吗？”
“当然可以。要不来杯爱尔兰咖啡？”
“一般咖啡就好。加点奶，不要糖。谢谢。”
来自过去的女孩端上了咖啡。杰夫凝视着窗外逐渐黯淡的天空下，兴建到一半的城市中那些疏疏落落的灯火。太阳消失在绵延至亚拉巴马州的红土山丘后，仿佛通向那充斥着动荡与巨变、悲剧与梦想的年代。
热气腾腾的咖啡烫伤了他的唇，他啜饮一小口冰水冷却。窗外的世界并不是一场梦，它像它的天真单纯一样坚实，像它的盲目乐观一样真实。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
有那么多选择等着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