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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

The Dublin Mystery
都柏林谜案

艾玛·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Orczy
(1865.9.23—1947.11.12)

终于轮到20世纪的作品了。艾玛·奥希兹女男爵是极负盛名的英国通俗小说家。其代表作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红花侠》( The Scarlet Pimpernel )系列。本作出自推理短篇集《角落里的老人》( 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1909),堪称安乐椅侦探(不前往犯罪现场,单靠他人转述推理出真相)的先驱。文中没有给出主人公即侦探的姓名,只称其为“角落里的老人”。在星光璀璨的名侦探中,他与使用无数假名的亚森·罗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乱步评

“在我所了解的伪造遗嘱案里,恐怕没有比这一桩更耐人寻味的了。”

那天,角落里的老人开口说道。他已一言不发地坐了许久。他若有所思地从小夹子里翻出几张照片,挑来选去,反复打量。我猜他很快就会将其中的一张摆在我面前,让我细看。果然,我没等太久。

“这是老布鲁克斯,”老人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人称‘百万富翁布鲁克斯’。他有两个儿子,珀西瓦尔和莫雷。这桩案子真是奇妙极了,对吗?警方全无头绪,我个人觉得,那倒也情有可原。要是那支可敬的队伍里,碰巧有人和伪造遗嘱的罪魁祸首一样聪明,这个国家的悬案可就少多啦。”

“所以我才一直劝你帮帮那群无能的警察,借几分伟大的洞察力与智慧给他们。”我如是说道。

“我知道你那么说是出于善意,”老人用一如既往的淡然口吻说道,“但我终究是个玩票的外行人。唯有精妙棋局一般的犯罪才能让我跃跃欲试。种种繁复的布局,只为达成一个结果——把对手,也就是警方将死。这桩‘都柏林谜案’就完完全全把能力超群的我国警方给将死了。”

“那是自然。”

“公众也不例外。这一桩谜案其实牵涉到了两起犯罪事件,令警方摸不着头脑。其一是帕特里克·韦瑟德律师遇害,其二是百万富翁布鲁克斯的假遗嘱。爱尔兰本就没几个百万富翁,难怪老布鲁克斯广受敬仰。他生意做得很大——主营业务是生产培根——若是换算成现金,他的资产足足超过两百万英镑。

“他的小儿子莫雷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文质彬彬,是都柏林社交界的宠儿。顺便一提,他也是老爷子的心头肉。他长得玉树临风,舞技出色,马术更是完美。自不用说,他是爱尔兰婚恋市场公认的‘抢手货’,许多达官贵人都向这位百万富翁的宝贝儿子敞开了自家大门。

“至于老布鲁克斯的长子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呢,照理说,他将继承父亲的庞大财产,以及那红火企业的大半股份。他的容貌毫不逊色于弟弟,骑马跳舞的本事也不赖,而且谈吐不俗。然而早在多年以前,那些家有待嫁少女的豪门贵夫人就将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剔除出了女婿候选人的名单。

“只怪珀西瓦尔迷恋上了一个叫梅茜·福特斯克的女人。这位小姐曾以奔放的舞姿震撼了伦敦与都柏林的音乐厅,确实魅力无穷,只是她的出身不明不白。这一点广为人知,因此所谓的名门之后都对她望而却步。

“不过珀西瓦尔·布鲁克斯会不会娶梅茜·福特斯克为妻,倒很值得怀疑。毕竟老布鲁克斯对自己名下的财产握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长子珀西瓦尔硬要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娶进自家‘菲茨威廉大厦’的豪门,那些财产可能就没有珀西瓦尔的份儿了。这便是案子的背景。”

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道:

“一天早上,老布鲁克斯的死讯传遍了都柏林社交界。每个人都为之惊愕,哀悼富翁的离世。据说他在自家突然发病,只撑了几个小时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起初,大家都以为他是中风发作了,毕竟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精神矍铄地处理着公务。谁知第二天,也就是二月一日深夜,他就突然去世了。

“大家是在二月二日的早报上读到这一噩耗的。而且当天早报上还刊登了另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用‘祸不单行’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打破了都柏林多年以来的宁静与平和,为一场惊天骚乱拉开了序幕。

“报道称,就在都柏林首屈一指的富豪突然去世的同一天,他的顾问律师——帕特里克·韦瑟德先生于傍晚五时许在菲尼克斯公园遇害了。而且他出事前刚去过菲茨威廉大厦,拜访他的委托人,凶案就发生在他回家的路上。

“帕特里克·韦瑟德是位能干的律师。他总能巧妙地引导证人,套出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样一个人莫名惨死,自然在全城引起轩然大波。这位六十岁的律师被粗重的棍棒状物体击中了后脑勺,然后被勒死。歹徒把他扒了个精光,现金、手表和钱夹都不见了。警方从死者家属口中得知,他在当天下午两点离家时,随身带着手表和钱夹。毫无疑问,他身上应该也是带了钱的。

“警方进行了常规的死因推断,得出的结论是:此案是某个或数个不明人物制造的蓄意谋杀。

“殊不知,席卷都柏林全城的闹剧才刚刚开始。百万富翁布鲁克斯死后备享哀荣,葬礼极尽盛大、庄严之能事。他的长子和唯一的遗嘱执行人珀西瓦尔·戈登·布鲁克斯随后办理了遗嘱的认证手续。死者的企业与个人资产估值约合二百五十万英镑。根据遗嘱,遗产全部由长子珀西瓦尔继承。至于幼子莫雷——当哥哥珀西瓦尔沉迷芭蕾舞者和音乐厅明星的时候,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父亲身上,用心陪伴,鞍前马后,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的青睐——却只能拿到每年三百英镑的生活费,而且就连都柏林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布氏父子’的股份,他也没有分到一杯羹。

“布鲁克斯家族位于市内的豪宅里显然发生了某些事情。公众和都柏林社交界铆足了劲,想要查个水落石出,但都徒劳无功。年轻的莫雷·布鲁克斯在婚恋市场身价大跌,顿时成了众人眼中一文不值的‘垃圾’。名流贵妇与待字闺中的年轻淑女们都在琢磨要如何在社交场合婉转地疏远莫雷。谁知所有的骚动,都因一起轰动的丑闻戛然而止——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它成了都柏林家家户户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

“原来莫雷·布鲁克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认证亡父在一八九一年立下的一份遗嘱。他宣称,如果法院认定这份遗嘱合法,那么后来他父亲在去世当天立下、以他哥哥珀西瓦尔为唯一执行人的那份遗嘱就没有法律效力,是一份假遗嘱。”

“这起诡异的案件扑朔迷离,疑云重重,让所有人一头雾水。正如我之前所说,老布鲁克斯的故人都很疑惑,不明白他为何要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彻底排除在遗嘱之外,只给一点微薄的生活费。

“众所周知,大儿子珀西瓦尔一直令老爷子头疼不已。又是赛马,又是赌博,成天往剧院和音乐厅跑……想必在那位当屠夫起家的老人眼里,珀西瓦尔干出来的这些事都是难以容忍的滔天大罪。而且菲茨威廉大厦的所有人都能证明,父子二人时常因大少爷赌博或赛马欠下的债务激烈争吵。不少了解老布鲁克斯的人都猜他宁可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也不愿看到它们被挥霍在装点音乐厅舞台的明星和舞女身上。

“初秋时分,法院开始审理此案。那时,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已经和狐朋狗友彻底断绝了来往,在菲茨威廉大厦安顿下来,继承了亡父的生意,不靠任何经理人,而是凭着一股热忱与先见之明把生意搞得有声有色——看来他还有些宝贵的才华,只是过去长期浪费在寻欢作乐上了。

“莫雷则搬出了他出生长大的老宅,免得触景伤情。他借住在威尔逊·希伯特先生家里,希伯特先生是那位遇害的律师帕特里克·韦瑟德的合伙人。他们一家都是文静朴实的人,住在基尔肯尼街的一栋小房子里,很是寒酸。可怜的莫雷不仅要平复失去父亲的悲痛,还要忍受从豪宅到陋室、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的巨大落差,心里肯定委屈得很。

“如今,哥哥珀西瓦尔·布鲁克斯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生意,每年收入超过十万英镑,但却严守父亲遗嘱上的每个字眼,一年只给弟弟三百英镑,多一分都不给。这种丝毫不知变通的做法招致外界的激烈批评。毕竟对他而言,这点微不足道的小钱无异于从豪门盛宴上丢下来点面包屑。

“因此,这场围绕遗嘱真假的诉讼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所有人都热切期盼着开庭的那一天。那警方在此期间又做了什么呢?他们侦办帕特里克·韦瑟德律师遇害一案时曾滔滔不绝,公布了不少案情。然而从某天起,警方开始三缄其口,发布的信息也少到了极点。这种沉默在公众心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不安。直到有一天,《爱尔兰时报》刊登了一段诡异而神秘的报道:

权威消息称,本地名流韦瑟德律师遇害一案将有重大进展。据信,警方已掌握一条极为关键且耸人听闻的线索,但为顺利实施逮捕行动,警方目前仍在想方设法隐瞒此事,以待某众所周知的遗嘱认证诉讼尘埃落定。

“于是都柏林市民在开庭当天拥进法院,生怕错过了这场遗嘱大战的法庭辩论。连我都大老远去了一趟都柏林。拨开拥挤的人群,成功在旁听席落座后,我便观察起了这出大戏的主角们。因为我是打算作为一个观众看个尽兴的。

“首先是诉讼的当事人,珀西瓦尔与莫雷。兄弟俩都很英俊,衣着得体。就位后,两人不约而同地与各自的律师谈笑风生,这恐怕是为了表现出他们都对这场诉讼胜券在握,对即将开始的法庭辩论的走向毫不在意。与珀西瓦尔·布鲁克斯一起出庭的是爱尔兰著名皇家律师亨利·奥兰莫尔。而陪同莫雷的律师则是司法界的后起之秀沃尔特·希伯特,也就是威尔逊·希伯特的儿子。

“莫雷要求认证的遗嘱是老布鲁克斯在一次病危后立下的,签署日期是一八九一年。这份遗嘱一直由韦瑟德与希伯特律所保管,也就是死者的顾问律师那里。根据这份遗嘱,老布鲁克斯的个人财产将平均分给他的两个儿子,而公司企业将由小儿子全部继承,每年从公司账上拨出两千英镑给大儿子珀西瓦尔。这下你肯定明白了,莫雷·布鲁克斯是想以这份遗嘱为依据,让法庭认定第二份遗嘱无效。

“原告方代理人沃尔特·希伯特深得老奸巨猾的父亲希伯特律师的真传,做了一番精彩的开场白。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他将代表委托人证明,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的那份所谓的‘新遗嘱’绝不可能是已故的老布鲁克斯先生所立,因为它与死者生前态度截然相反。即便老先生确实在那天立下了新的遗嘱,也绝对不是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先生所认证的那一份,因为那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假遗嘱。作为原告代理人,他希望传唤几位证人出庭,以证实己方的主张。

“而皇家律师亨利·奥兰莫尔的表现也毫不逊色,给出了痛快却不失礼貌的反驳。他也打算传唤几位证人,证明老布鲁克斯先生确实在那天订立了新遗嘱。至于遗产的分配方式,无论死者以前有何意图,他都无疑在去世当天改了主意。因为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先生办理过认证手续的新遗嘱是在老布鲁克斯先生去世后发现的,压在其枕头底下。上面有死者的正式签名,以及两名见证人的签名,在各方面都合规合法。

“唇枪舌剑就此开始。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名叫约翰·奥尼尔。他是菲茨威廉大厦的管家,为布鲁克斯家族服务了三十年之久。

“‘那天早上,我正在收拾早餐的餐具,却听见隔壁书房传来老爷的声音。天哪,老爷好像气坏了。我听见他骂了什么不知羞耻啦、无赖啦、骗子啦,什么竟敢骗他之类的,还提到音乐厅的舞娘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辱骂某位女士的话。因为老爷骂得有些难听,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起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老爷生前常用那种话责骂大少爷,我早就听惯了。于是我拿着东西下楼去了。谁知我刚开始擦洗银器,书房的铃声便是一通猛响。只听见大少爷在大厅里喊我的名字。他说,约翰,快来,赶紧去请穆里根医生!又说老爷身子不舒服!让我叫个人去请大夫,再上去帮他把老爷扶到床上去。我就派了个马夫去请医生……’”

“约翰继续作证。旁人一看便知,他十分敬爱过世的雇主,直到现在仍沉浸在悲哀之中。‘我赶忙去二楼查看老爷的情况。只见他倒在书房的地上,大少爷正用手撑着他的头。大少爷说,老爷突然就晕倒了!他急需有人帮把手,在穆里根医生赶来之前,先把老爷抬到卧室去。’”

“‘当时大少爷脸色煞白,慌得六神无主——这也难怪啊。把老爷挪上床之后,我便跟大少爷说,我觉得这件事也得通知小少爷一声,但他一个多小时前去办公室了,要不要我跑一趟?可就在这时,医生赶来了,于是大少爷也没来得及下指示。’”

“‘我仔细观察老爷的面色,只觉得大限之期不远了。而且一个多小时后,我送医生回去的时候,医生也说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再来的。一听到这话,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

“‘过了没几分钟,老爷摇铃让我过去,命我立刻派人去请韦瑟德律师。如果他来不了,请同一家律所的希伯特律师也行,十万火急。老爷还对我说——他说,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他的心脏不行了。是医生说的,他的心脏彻底废了。老爷还说,也许男人就不应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迟早会顶撞父母,让你心碎哀叹。’”

“‘听老爷这么说,我也是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但我还是按他的吩咐,马上派人去了趟韦瑟德律师的律所。当天下午三点整,律师亲自来了。’”

“‘他和老爷在房间里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被叫了进去。律师对我说,老爷希望我和另一位仆人见证他签署一份文件——那份文件当时就放在床头桌上。于是我叫来了车夫领班帕特·穆尼。在我们的见证下,老爷在文件上签了名。接着,韦瑟德律师把笔递给我,让我在老爷的签名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帕特·穆尼也要这么做。签好名之后,他就让我们退下了。’”

“第二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上门接收遗体,却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张纸。管家约翰·奥尼尔也见证了这一幕。才瞥了一眼,他便意识到那就是自己前一天签过名的文件,便把它拿给了大少爷。

“在回答原告代理人沃尔特·希伯特的问题时,约翰不假思索地断言——他从殡仪馆工作人员手里接过那张纸之后,就带着它直奔大少爷的房间。

“‘房间里只有大少爷一个人。我把纸递了过去。他一看就吃了一惊,却什么都没说。所以我也立刻退下了。’”

“‘你一口咬定那是你家老爷前一天签署的文件,可你凭什么断定那张纸就是当时的那份文件呢?’”

“希伯特律师直截了当地抛出了这个问题。旁听者们听得聚精会神,大气都不敢出,而我也不禁探出身子,凝视证人的脸。

“‘在我看来,那就是同一张纸。’”

“证人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

“‘那你看过那张纸的内容吗?’希伯特律师追问道。

“‘当然没有!我怎么会随便看呢!’”

“‘那前一天呢?那时你看过吗?’”

“‘没有,我哪儿敢啊!我只是看着老爷签名罢了。’”

“‘那你是只凭纸张的外表,便认定了是同一张纸?’”

“‘反正在我看来就是同一张纸。’”

“证人固执己见。说到这儿,你肯定也明白了。”

角落里的老人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此刻却显得格外起劲,他从大理石小桌的那边倾过身子,又继续往下讲:“总而言之,莫雷·布鲁克斯的代理人的论点是,老布鲁克斯确实新立了一份遗嘱,却出于某种原因把它藏在了枕头底下。那份遗嘱按约翰·奥尼尔刚才讲述的经过落到了大儿子珀西瓦尔手里。大儿子销毁了那份遗嘱,换了一份伪造的遗嘱,把父亲的万贯家财全部留给了自己。这是一项非常大胆也非常严重的指控——毕竟,被指控的那位绅士虽然曾经年少轻狂放荡不羁,但早已浪子回头,成了爱尔兰上流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

“庭上所有人都被他们听到的内容吓破了胆。我周围也有不少人窃窃私语。总的来说,舆论似乎不太支持莫雷·布鲁克斯对他哥哥的大胆指控。

“然而,约翰·奥尼尔的证词还没有结束。原来沃尔特·希伯特律师还藏了一手。他又拿出了一张纸——正是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办理了认证手续的那份遗嘱。他向约翰·奥尼尔展示了遗嘱,问他有没有印象。

“‘当然有,’约翰回答得不假思索,‘那就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家老爷的枕头底下发现的纸,我一拿到就把它送去了大少爷的房间。’”

“接着,律师将折起来的纸展开,放在证人面前。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奥尼尔,这是你的签名吗?’”

“约翰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抱歉’,从怀里掏出一副眼镜,小心翼翼地戴上,再仔仔细细打量那张纸。

“最后,他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如此回答:

“‘那好像不是我的签名。’说完,他又补充道:‘乍一看确实像,但仔细一瞧就觉得不像了。’话音刚落,我就看到一种表情从珀西瓦尔·布鲁克斯脸上闪过。”

角落里的老人用温和的语气继续说道:“我立刻就明白了。事发当天的争吵、突然发病的老布鲁克斯,还有伪造的遗嘱,我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没错,我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帕特里克·韦瑟德遇害之谜,也跟着都解开了。

“一旦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便是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线索明明白白摆在眼前,怎么一个个都察觉不到呢?诉讼双方都有学识渊博的律师协助,可他们愣是在争论、演讲和盘问证人上耗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却总也无法得出最要紧的结论——打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存在其他可能性的结论。

“一言以蔽之,那份万众瞩目的遗嘱是伪造的——而且伪造得非常拙劣,非常荒唐。因为约翰·奥尼尔和帕特·穆尼这两位证人都断言纸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写。伪造者唯一模仿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老布鲁克斯的签名。

“这里牵涉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正是这个巧合,使伪造者得以迅速了事。也许是韦瑟德律师赶到后意识到委托人大限将至,想要节约时间,他没有起草格式与用词都很考究的常规遗嘱,而是采用了在任何一家文具店都能买到的现成表单。

“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当然全面否认了对方的严重指控。他承认,管家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给他送来了那份文件。他看了一眼之后,也确实非常惊讶,因为他发现那竟是父亲的遗嘱。但他表示,令他惊讶的绝非遗嘱的内容,因为他早已知晓父亲的意图。之所以吃惊,只是因为他认定父亲立好遗嘱之后会当场将它托付给韦瑟德律师罢了。毕竟长久以来,父亲的法律事务都是由韦瑟德律师负责的,立遗嘱的事情自然也少不了他的参与。

“‘至于遗嘱上的签名,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珀西瓦尔的语调自始至终非常冷静清晰,‘我做梦都没想到,那些签名竟然是伪造的。我父亲的签名模仿得非常好,哪怕你们告诉我那是伪造的,我都难以置信。至于两位证人的签名,我就不好下定论了——因为我恐怕从没见过他们的签名。反正,我当时直接把文件拿给巴克斯顿先生与莫德先生看。这两位律师之前一直为我处理事务。他们向我保证,那份遗嘱是有效的,格式与用词都没有任何疏漏。’”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没有把遗嘱交给父亲的顾问律师时,他如此回答——

“‘原因很简单。就在遗嘱来到我手中的半小时前,我在报上看到了帕特里克·韦瑟德律师在前一天晚上遇害的消息。我个人也不认识他们律所的初级合伙人希伯特律师。’”

“之后,笔迹鉴定专家就死者的签名上台作证。虽然只是走个形式,但专家滔滔不绝讲了许久。证词的内容不仅没有与确定无疑的推论相抵触,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可信度。于是法庭认定,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订立的新遗嘱是伪造的,一八九一年订立的旧遗嘱才是合法有效的。莫雷·布鲁克斯成了唯一的遗嘱执行人。”

“两天后,警方申请了对珀西瓦尔·布鲁克斯的逮捕令。他因涉嫌伪造文书遭到了逮捕。

“后来,检察官正式提起公诉。这一回,被告聘请的仍是著名的皇家律师奥兰莫尔。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〇八年十月的那一天。站在被告席上的珀西瓦尔泰然自若,仿佛他坚信自己的清白,全然没有考虑到法院有时也会误判。毕竟他是百万富翁之子,哪怕执行旧遗嘱,他依然可以分到相当可观的资产。想必他的许多朋友直到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从容不迫的模样。

“在当天的审理中,与老布鲁克斯的最后时刻和那份假遗嘱有关的所有证据都被重新过了一遍。公诉方认为,改写后的遗嘱对被告极度有利,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由此可见,除了假遗嘱的受益人,没有任何人有伪造遗嘱的动机。

“听到公诉方逐一列举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饶是珀西瓦尔·布鲁克斯也不禁面色苍白。他有一双深凹的漂亮眼睛,极具爱尔兰风情。然而他的双眸之间,早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

“他时不时转向奥兰莫尔律师,与他轻声交换意见。律师的神情却十分冷静,可谓面不改色。

“你见过奥兰莫尔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吗?真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他就像一个从狄更斯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尽管他说起话来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身材肥胖,脸也是圆滚滚的,却刮得干干净净,一双硕大的手也不总是一尘不染的——讽刺漫画家经常用这一点大做文章。

“这场令人难忘的庭审开始后,人们很快便发现,为了让法庭做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裁决,这位律师准备了两张王牌。而且他运用了自己的所有技巧,将这两张王牌用到了极致。

“王牌之一是时间问题。约翰·奥尼尔在接受奥兰莫尔律师的盘问时毫不犹豫地表示,他是在上午十一点把遗嘱交给大少爷的。紧接着,著名的皇家律师把巴克斯顿律师请上了证人席。他就是在被告拿到遗嘱之后立刻接收了文件的律师。

“证人席上的巴克斯顿律师在国王街开设了律所,在业界以能力过人著称。他明确表示,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在当天十一点四十五分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律所的两名工作人员也出庭作证,表示巴克斯顿律师给出的时间准确无误。奥兰莫尔律师据此主张,短短四十五分钟时间,不足以让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前往文具店购买遗嘱表单,伪造起草了真遗嘱的韦瑟德律师的笔迹,再模仿亡父、约翰·奥尼尔和帕特·穆尼的签名。

“如果珀西瓦尔早有计划,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也反复练习过,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行。更进一步讲,如果他有能力应付伪造遗嘱带来的一系列麻烦事,倒也未尝不可。然而站在常识的角度看,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法官心里似乎还没有下定论。这位著名的皇家律师的辩护确实极大地动摇了法官对被告的印象,但这还不足以彻底洗清被告的嫌疑。不过律师还没有使出第二张王牌。他以堪比卓越编剧的技巧,将王牌留到了大戏即将落幕的时刻。

“他一直在仔细观察法官脸上的表情。而那模棱两可的表情,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委托人还没有绝对安全。于是,他请出了压箱底的两位证人。

“其中之一名叫玛丽·沙利文,是菲茨威廉大厦的女仆。二月一日下午四点十五分,厨娘派她把护士吩咐厨房准备的热水送到老爷的房间去。她正要敲门,门却开了,韦瑟德律师走了出来。玛丽端着水盆停在门口。这时,律师转身望向房内,清清楚楚地说道:‘您就放心吧。心态放平,保持冷静。您的遗嘱就在我的口袋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变,除您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写它——一个字都改不了。’”

“当然,法庭是否认可女仆的证词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这也是法律的棘手之处。你看——她引用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对另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说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传闻证词罢了。毫无疑问,如果对方拿出有力的证据或证词与之对抗,玛丽·沙利文的证词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说,法官明显已经动摇了,不再认定被告有罪。而奥兰莫尔律师使出的最后一击,彻底瓦解了法官的疑虑。

“他使出了怎样的一击呢?他请出了穆里根医生。作为医生,他有无可置疑的权威,说他是都柏林医学界的第一人也毫不为过。而他的证词印证了玛丽·沙利文的证词。他在当天下午四点半第二次前往布鲁克斯家,并从患者口中得知律师刚离开不久。

“老布鲁克斯虽然非常虚弱,但他心态平和,很是镇定。虽然医生认为,他因突发的心脏病生命垂危,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他的意识依然清晰,还能在痛苦的喘息间告诉医生:‘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医生……我立下了遗嘱……韦瑟德刚来过……他把遗嘱装在口袋里带走了……所以我可以放心了……谁都动不了了……’”

“他的话到此为止,之后便再也没说出过一个字。咽气之前,两个儿子都来了,可老布鲁克斯几乎没认出他们,甚至没看他们一眼。”

“就是这么回事,你看,”角落里的老人总结道,“事已至此,诉讼的失败成了板上钉钉的事。但奥兰莫尔还要乘胜追击。遗嘱确实是伪造的,这一点千真万确。遗嘱是为了珀西瓦尔·布鲁克斯伪造的,只对他一个人有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珀西瓦尔有没有察觉到遗嘱是伪造的呢?莫非他明知那遗嘱是伪造的,却佯装不知?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明。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一项事实可以体现出珀西瓦尔知情。这些证据表明,单就‘伪造’这一行为而言,他显然置身于离有罪最遥远的地方。你看——穆里根医生的证词是不可动摇的,玛丽·沙利文的证词同样坚不可摧。

“总而言之,有两位证人明确表示,老布鲁克斯在去世前不久新立的遗嘱是由韦瑟德律师保管的,他在四点十五分离开菲茨威廉大厦的时候带走了遗嘱。而当天下午五点,律师死在了菲尼克斯公园。但从下午四点十五分到晚上八点,珀西瓦尔·布鲁克斯没有离开过自家一步——这一点后来也被奥兰莫尔律师证明得一清二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在老布鲁克斯枕头底下发现的遗嘱显然是后来伪造的遗嘱。那么他临死前立下,之后被韦瑟德塞进口袋带走的那份真的新遗嘱究竟上哪儿去了呢?”

“当然是被偷走了,”我说道,“就是那群杀害律师,把他扒了个干净的家伙。对他们来说,遗嘱一文不值。他们肯定把遗嘱撕碎扔了,免得警方通过遗嘱查到他们。”

“看来你认为律师的死只是个巧合?”角落里的老人起劲地反问道。

“您的意思是——”

“韦瑟德遇害被劫的时候,正是他口袋里揣着那份遗嘱的时候——也正是有人在伪造另一份遗嘱的时候。这会是巧合吗?”

“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有些蹊跷——如果是巧合,那未免也太巧了。”我沉思着说道。

“没错,太巧了,”他带着尖刻的讽刺重复道,同时跟往常一样,用那骨节分明的手指拨弄着那根绳子,“多么奇妙的巧合啊。你想想看,梳理一下整件事的经过。一位拥有庞大财富的老人。他有两个儿子。他溺爱其中的一个,跟另一个却势同水火,经常吵架。

“一天,他又跟儿子吵了起来,这场争吵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激烈,都要不堪入耳。父亲终于被这一切弄得失望透顶,突发心脏病倒下了——说他是心碎而死也不为过。没过多久,他就更改了遗嘱。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了新遗嘱。谁知查了以后才发现,那份遗嘱是伪造的。

“事已至此,所有人——包括警方、媒体和公众,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既然珀西瓦尔·布鲁克斯是假遗嘱的唯一受益者,那么伪造遗嘱的一定是他。”

“可是‘找出犯罪的受益者’也是您的一贯主张啊。”我争辩道。

“哦?”

“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分到了足足两百万英镑的财产啊!”

“不,他拿不到那么多钱。他得到的遗产,只有弟弟继承的份额的一半。”

“现在是这样没错,但那只是旧遗嘱里的规定啊——”

“然而那份新遗嘱伪造得太过拙劣了,签名一看就是假的。也就是说,人们会立刻发现那遗嘱是伪造的。你就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

“是很奇怪,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他打断了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整件事跟白昼一样清清楚楚。听着,那天的父子口角——从结果看,正是这场争吵要了老布鲁克斯的命——并非如大家所想,发生在父亲与大儿子之间。争吵的对象,其实是故人视若珍宝、信赖有加的小儿子。你还记得约翰·奥尼尔听到的那些字眼吗?——老布鲁克斯骂对方是‘骗子’,还说了‘竟敢骗他’,对吧?

“珀西瓦尔·布鲁克斯从未欺骗过他的父亲。每个人都把他的放荡看在眼里。而小儿子莫雷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一味讨好父亲,阿谀奉承。然而和大多数伪君子一样,他的恶行终于败露了。也许是因为赌博,也可能是因为牵涉到女人的丑闻,总之他背上了一笔巨额的债务——具体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作为绅士,他当然不能赖账。而且这件事突然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你就不觉得,这才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导致了那场激烈争吵的原因吗?

“你应该还记得,是珀西瓦尔一直陪着病倒的父亲,也是他把父亲抬去了卧室。在那个漫长而痛苦的日子里,在父亲奄奄一息的时候,莫雷到底身在何处?——那个被父亲百般溺爱,捧在手心里的小儿子呢?没有一个人在证词里提到,家里乱作一团的时候,莫雷是在家的。但他很清楚自己惹恼了父亲,也料到了父亲会改写遗嘱,让他身无分文。他知道韦瑟德律师被请来了,也知道律师在四点过后不久离开了他们家。

“之后的事情可以充分体现出他的精明。他埋伏在公园,看准机会用棍子猛击韦瑟德律师,将其杀害,夺走了新遗嘱。但他不能彻底销毁它。因为,也许有其他证人知道老布鲁克斯立了一份新遗嘱——好比韦瑟德律师的合伙人,律所的工作人员,或者菲茨威廉大厦忠实的仆人们。这就意味着在老人死后,必须有一份新遗嘱出现才行。

“话虽如此,莫雷·布鲁克斯并不擅长伪造文书。那可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需要多年的钻研才能掌握。就算他伪造一份新遗嘱,也会立刻露出马脚——没错,露出马脚是必然的结果。

“那么,如果打从一开始就做得明显一点,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呢?伪造的遗嘱不需要太精巧。等造假的事情败露,法院正式认定它是假遗嘱后,一八九一年订立的旧遗嘱——也就是对这位毒辣的青年极为有利的那份遗嘱就成了合法有效的遗嘱。

“莫雷之所以伪造一份显而易见的假遗嘱,又在遗嘱上写下极其有利于哥哥珀西瓦尔的内容,究竟是出于对哥哥的恶意,还是格外的谨慎所致?事到如今,也没人说得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这才是他巧妙至极的犯罪计划中最为高明而恶毒的一笔。能想到这样的坏点子着实不易,但执行的难度并不高。他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布局,入夜后把假遗嘱塞到死者的枕头下也不费吹灰之力。毕竟莫雷·布鲁克斯这样的人本就不会对这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抱有畏惧之心。

“之后的事情,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那珀西瓦尔·布鲁克斯后来怎么样了?”

“陪审团判他‘无罪’。因为本就不存在任何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

“可遗产呢?那个无赖不会还独占着遗产吧?”

“那是当然。他确实逍遥了一阵子。但在三个多月前,他突然死了,而且没有提前订立遗嘱。到头来,他的哥哥珀西瓦尔还是继承了所有生意。如果你有机会去都柏林,一定要试试布氏父子牌培根。我保证,味道相当不错。” Z6JlK6uTHWRgDG6+BWDi79UGB8wucFIjuY0f1QH/8yvxbhcfLruSGoMg63v/Zw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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