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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会议：
我需要参加的会议，
我不需要参加的会议，
事关戴尔公司未来的会议……
其中有些纯粹是走流程的，
而一些则被证明是真正有意义的。
首席执行官：听起来很重要的头衔；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听起来更重要的头衔。是这样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
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创始人，都是为股东和董事会服务的。董事会对股东负责，首席执行官则要定期向董事会汇报工作。董事会决定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并监督他的管理活动，还有权解雇他。
首席执行官与股东发生冲突并被董事会罢免的例子不胜枚举。有时，这甚至会发生在大公司的重要创始人身上，譬如众所周知的史蒂夫·乔布斯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一脚踢开的例子。
因此，当我开始寻求将戴尔公司私有化时，我并没有抱着任何幻想。我不觉得自己无懈可击或无所不能。我从没想过自己要独自或不付出任何代价就拿回公司。我对董事会负责，一旦我想将戴尔私有化的消息公开，股东也会参与进来。
幸运的是，董事会允许我与私募股权公司进行讨论。但我还需要找到可以为这笔交易提供贷款的银行。我必须对所有这些讨论守口如瓶。在通常情况下，当大型交易在宣布前泄露——尤其当它是一笔极其重大的交易时，交易就很难再进行下去。
当涉及一笔重大交易的消息泄露出去时，外界事态的发展是不可控的，而你对此却无能为力。你可能不得不说：“无可奉告。”协议还没有达成，你也不知道是否会达成，而你所能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误解，甚至危及协议达成的可能性。而在正式宣布交易的时候，你需要进行大量的沟通，无论是对投资者、团队成员，还是对客户。你需要就这笔交易进行必要的解释。你需要向所有受影响的人保证，他们的利益会因为这笔交易而增加。你需要让每个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安心。
而一旦有关重大交易的消息泄漏出去，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泄密本身会对你的团队造成困扰、滋生混乱，同时降低团队的士气。你也会因此面临危机，即失去那些与你并肩作战过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你的客户流失也给了竞争对手可乘之机，他们会借此扰乱你的得力干将，让恐惧、不确定和怀疑在公司蔓延开来。
当你把一家公司私有化时，这基本上意味着你在出售它。而我想成为那个最终买下戴尔的人，与我竞争的还有一家或多家私募股权公司：谁能为我们的股东提供最高的报价，谁就能买下戴尔。但在将公司私有化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试图阻止这一交易，甚至将公司从我的手中抢走。
我的公司——这是一个悖论。我不能说戴尔是我的，因为它是一家上市公司：我持有的流通股不到16%。但它是我一手创办的，我一直打心底里把它当成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自己和它有着某种联系，或许旁观者也会这么认为。
2012年9月13日，特别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布莱恩·格拉登就管理层对戴尔未来财务业绩的预测发表了观点。特别委员会聘请的德普律师事务所（Debevoise & Plimpton）的法律顾问也参加了这次电话会议。而我又一次不在这场会议的名单中。
布莱恩（我在下文中会提到他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详细代理委托书）介绍了戴尔公司2013财年的最新前景，反映了我们在7月已察觉到的令人失望的销售业绩和糟糕的消费环境。但他表示，除了对这一严峻的新现实进行必要的考量外，公司2016财年的管理层预测仍保持不变。
然而，特别委员会对此持不同意见。
特别委员会要求布莱恩修改这一预测，从而反映出戴尔未来财务业绩不容乐观的一面。他们还要求布莱恩将预测延长至2018财年，这样能为公司的潜在出价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进行估值分析。
特别委员会随后召开了执行会议，讨论管理层的预测。这次，布莱恩和我都不在出席名单中。正如代理委托书后来所述：“鉴于公司未来业绩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司管理层在实现之前财政的季度预期时遇到的困难，特别委员会决定继续探索可能的战略方案，包括继续执行管理层的长期计划，保持戴尔上市公司的现状，就之前的计划进行可能的调整，以及就管理团队做出调整。”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所有的可能性都要被重新考虑，包括保持戴尔作为上市公司的现状，甚至替换掉我。
这不是战争，这就是公司的运作方式，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我与董事会一直保持着开放、透明的关系：我喜欢并尊重每一位成员，我非常确定他们对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我从来都不想成为资讯“守门人”。我一直告诉董事会，他们有权随时与公司里任何一个人谈论我或任何人、任何事情。毕竟，董事会对戴尔公司及股东负责，而不是我。新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尤其如此，在我试图将公司私有化时，它要承担一项基本任务——像鹰一样审视每一种可能的发展。而特别委员会以坚定的决心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我需要参加的会议，我不需要参加的会议，事关戴尔公司未来的会议……其中有些纯粹是走流程的，而一些则被证明是真正有意义的。
夏去秋来，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召开会议。如果特别委员会真的认为我们不应该私有化，他们就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吗？这样我们都可以专注于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不至于分身乏术。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让人无可挑剔。
电话会议结束后的几天，我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我们时常会在一个对公司很重要的国家开会，而中国从始至终都是我们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很多业务，包括将近12 000家销售戴尔产品的合作门店。戴尔带有独特的倾斜字母E的标志，即使是在不使用英文的中国，也具有很高的普及率和辨识度。
抵达上海后不久，我约了亚历克斯·曼德尔一起聊聊天。
为了避免泄密，我们决定在酒店外面边走边聊。我想要小心地表现出自己对一系列会议持续时间之久感到沮丧的情绪，所以，我尽可能礼貌地问亚历克斯：“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弄清楚我们是否可以私有化？”
亚里克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本人就是一名企业领导者，在领导金雅拓公司之前，他曾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运营官。他举止得体，讲话时略带奥地利口音。他很清楚自己作为董事会首席独立董事的职责，尤其是作为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责，因此他回答我：“迈克尔，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股东都能受益，无论这一过程的结果如何。”
他的回答意味着，这个过程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我礼貌地穷追不舍，而他则礼貌地回避了我的问题。我们两个都表现得很绅士。后来，我们又在酒店附近闲逛了一会儿，但这场聊天并没有让我获知有价值的信息。
与此同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特别委员会聘请的专家正在对戴尔公司的状况做一些颇有启示意义的评估。
在9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我仍旧没有受到邀请），特别委员会聘请的财务顾问摩根大通集团（J. P. Morgan）表示，尽管杠杆收购市场强劲，但考虑到我们庞大的市值、不断缩水的个人电脑市场份额的风险敞口、近期经营业绩的下降，以及在过去几年中没有任何第三方对收购戴尔表示过兴趣，他们对戴尔私有化提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我后来了解到，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中，专家们对戴尔的基础产品和“摇钱树”产品（个人电脑）在未来几十年的前景持绝对现实的态度，并不断地抨击特别委员会。他们认为，个人电脑已经死亡，或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苟延残喘。正如摩根大通集团在10月初对特别委员会说的那样，“行业分析人士预测，由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个人电脑份额将不断缩水，个人电脑市场将持续萧条”。
个人电脑将会消失！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正如我一直在反对这样的观点一样，即戴尔实际上已经不再做个人电脑业务，而是正在转向提供端到端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软件和服务……特别委员会聘请的专家们也振振有词地说，依靠不断下滑的个人电脑业务来为我们新业务的拓展提供资金，存在着严重的风险。
按照专家们的逻辑，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即将完蛋了。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会完蛋，一点儿也不。我在2010年第一次想到私有化的原因，也是我现在全力以赴的原因，是国际形势和股市形势风云诡谲，而我从中看到了机会。是的，虽然专家们看到的是阴霾和厄运，但我看到的是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我知道，机会往往来自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或是以逆向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如果包括业内专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说，“个人电脑的前景会好起来的”，那我则无法想象戴尔会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戴尔个人电脑在2012年下半年的销售情况不容乐观，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微软即将推出最新的操作系统Windows 8，人们都在等着看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在发布新版本之前，消费者需求通常都不高，可我却信心满满。
是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是当下最热门的产品。Windows 8的用户界面是专门为平板电脑设计的，包括微软自己的Surface平板电脑，都与苹果的iPad针锋相对。可我相信，尽管这些设备很有魅力，但它们不会取代个人电脑，恰恰相反，它们会让个人电脑更加强大。人们可能会把个人设备带到办公室，但个人电脑作为基本生产力工具的价值非常稳固，尤其是在商业市场上。我相信顾客会选择在智能手机上阅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在平板电脑上阅读），而选择在个人电脑上工作。
因此，虽然个人电脑销量一度下滑，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多久。顾客可能会推迟一段时间来更换旧电脑，但他们不会永远这么做。我相信我们可以创造出足以再次推动更换周期的新产品。
当我得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戴尔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杰夫·克拉克（Jeff Clarke）也认可我的想法时，我很高兴。早在1987年，他就以工程师的身份加入戴尔。当时，我们只有150名团队成员——一群意气风发、行为怪异的人。而杰夫凭借自己的技术专长获得了晋升。他以细心、高效和出色的执行力，率领戴尔设计了几代台式机产品，并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设计能力，使戴尔的主板从第一代起就无可挑剔。
很快，我们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种能力：极其善于出谋划策。
乍一看，杰夫是一个从圣安东尼奥乡村走出来的善良小伙，一个粗野的空军小子。但事实上，他对我们业务的了解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不会因为对方是老板，就只讲些阿谀奉承之辞。成功人士面临的最大恐惧之一，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好消息的虚假世界中，听到的永远只是好消息。而杰夫·克拉克直言不讳的特质，让他深得人心。
但当我把戴尔私有化的打算告诉杰夫时，他激动得难以置信。和我一样，他渴望成功：要友善，但也要赢。我们都认为，私有化是解放公司的一种方式，可以重振公司在起步时的创业精神，可以让员工更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利益份额，可以投资研发并提升销售能力。
“这是否意味着，你要让我重整个人电脑业务，让它重新焕发竞争力？”他问道。
“当然。”我告诉他。
他像圣诞节早晨的孩子一样咧嘴笑了。
个人电脑是杰夫的主攻业务，也是他最爱的一个技术领域。在他看来，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用商业生产力设备。当然，我也持同样的观点。作为产品和运营部门的负责人，他和公司里的其他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了每个季度的财务压力。他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私有化意味着戴尔的竞争态势要从偶尔的进攻转变为持续的进攻。
如果以私营公司的状态运营，我们将能够更主动灵活地为公司的个人电脑和服务器定价。然而，如果你没有建立足够广泛的客户关系，仅仅降低价格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私有化将有利于我们雇用更多销售人员，并扩大渠道结交更多合作伙伴，从而向多种多样的客户群体销售更多产品。提升销售能力通常是我们市场份额增长的关键。
私有化还能使我们增加研发投资，从而推动产品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并优化解决方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项挑战。
说说我和苏珊的生活。我们的四个孩子都年轻有为，让我们为之骄傲。那年秋天，我们的大女儿基拉在瓦萨学院读大二，她专注于国际研究并掌握了几门语言。我们的二女儿亚历克莎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非学位特殊课程项目中努力深造。我们的双胞胎朱丽叶和扎克是16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仍然和我们一起住在奥斯汀市。朱丽叶从4岁起就开始学习马术，驯养了多匹阿拉伯马，并赢得了几次全美锦标赛冠军。她在马术比赛中崭露头角，并正在为她的世界锦标赛首场比赛做准备。扎克在高中期间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夏令营活动，展示了自己的商业天赋，并开始研究他的下一个创业想法的可行性。
至于我的长辈，情况则不容乐观。1984年，当我创办戴尔公司时，我的母亲——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突然被长时间的极度疲劳所压垮。她去看了医生，被诊断为患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艰难治疗，她的病情得到了缓解。我们都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
但在2009年，母亲的疾病再次复发，并且没能痊愈。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到2012年秋天已经命悬一线。苏珊和我每隔几周就要去休斯敦看望她，并尽可能地在她、我父亲和孩子们面前表现得开朗、乐观。然而，我们每次离开时，都感觉到世界在崩塌。我试着尽可能地保持乐观，并将自己分成了几个部分。
有些人爱吹嘘自己一心多用的能力——我不确定自己做得有多好，但我知道我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拆分自己。当你领导一个拥有11万名成员的团队时，往往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而面临的风险也极高。而我必须同时兼顾许多事情：领导公司，安抚团队，监管我们不断扩大的收购计划，到世界各地拓展业务，并同时做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和好兄弟，还得对我将戴尔私有化的计划绝对保密。
这一切并不容易，甚至有些艰难。因为我不能向我的父母、孩子或兄弟透露只言片语。在戴尔内部，我可以信任的人屈指可数。但庆幸的是，我的妻子可以为我的一切秘密守口如瓶。感谢有她在我的身边——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将戴尔私有化的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常常在长途散步和骑行中聊天，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件事的可行性。一开始，苏珊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成功过不去呢？”这是她对这件事的客观看法，并不是以永远支持我的生活伴侣的身份来看待的。她了解商业：我们在1988年见面时，她在为特拉梅尔克罗（Trammell Crow）工作，那是当时北美最成功的商业房地产公司之一。苏珊是一名工业租赁经纪人，她擅长这项工作，并且很有头脑。
因此，当我把想要推动公司转型、花巨款回购公司并促成可能的发展，以及我对个人电脑未来的乐观看法全部告诉她时，她立刻明白了我在说什么，并且站到了所有反对者的对立面。反对者真是太多了，而且他们都很权威，还固执己见。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看看戴尔公司的股票价格就知道了。
苏珊明白，尽管这些人都很权威、有影响力，并且很固执，但在这件事上，他们都表现得目光短浅。我们边走边聊，苏珊的信任给我带来了前进的力量。
数据空间听起来很神秘，就像间谍电影里的事物，但实际上它更奇特：一个安全的在线共享存储空间，有点像Dropbox或Google Drive，你可以在那里存放共享文档，不同的人可以异地登录并阅读它们。那年秋天，我们创建了一个数据空间，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戴尔的信息和文件，包括各种历史财务信息，以及对业务产品、客户、运营和供应链各个方面的概述。KKR和银湖合伙公司都获得了访问权限，尽管我仍不清楚双方就戴尔私有化所持的态度。他们研究了戴尔，10月初，我们与每家公司都举行了尽职调查会议，先是KKR，然后是银湖，时间间隔了一周。
为了让会议尽可能地保密，我们选择了奥斯汀山上我家一楼的会议室。这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有着一张长桌子和多扇大窗户，可以眺望远处城市的美景。置身其中，你可以看到得克萨斯大学的主塔，还可以看到詹姆斯·弗兰克·多比（James Frank Dobie）住宅中心，那是我大一时住的高层宿舍。有趣的是，如果你从我宿舍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就这样干过），越过美丽的奥斯汀城市风景线，尽头就是我的家。我还记得自己之前从那个破旧的宿舍小窗户向外远眺时所想的：“希望有一天我能住在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山上。”
这两场会议很相似，但也截然不同。
与会者都穿着商务休闲装出席，气氛友好并且各方都有合作意愿。毕竟，如果任何一家公司出价成功，它都会成为我的合伙人。银湖和KKR都列出了他们想讨论的关键问题或话题。作为管理层，我们有义务回答每家公司提出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充分了解戴尔的业务，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地准备自己的报价。
大约有十几个戴尔公司的高管参加了每场会议：除了我之外，还有首席财务官布莱恩·格拉登、总法律顾问拉里·图、财务总监汤姆·斯威特（Tom Sweet）、杰夫·克拉克，以及运营财务副总裁杰夫·利科萨（Jeff Likosar）。特别委员会派了一名德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一名摩根大通集团的银行家一起监管法律和金融走向。每家意向公司都派出了5人参会。在第一场会议上，乔治·罗伯茨带头向KKR提问。乔治和我在这一点上谈了很多次，所以我们很快就切入了正题。
KKR主要想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将如何发展，我们能否重新夺回日益缩水的市场份额，我们对个人电脑的未来有什么看法，我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打算如何推动公司转型。
一周后，我们在同样的地点与银湖团队会面。他们也对我们的财务状况很感兴趣，但他们想谈论的显然更多。与KKR不同，银湖是一家专注于技术的私募股权公司。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包括埃根·德班，都来自银湖硅谷办事处。他们都非常了解技术，这让我们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从一开始，银湖就清楚地了解KKR几乎没有问过的业务问题：收购的重要性、知识产权的价值、操作系统周期的性质。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一家专注于技术的私募股权公司，他们对技术了如指掌。因此，当我们谈论虚拟化、微处理器或NAND闪存
，以及我们行业中的任何复杂事物时，他们都心领神会。
银湖知道我所知道的：即使Windows 8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好，微软最终也会创造出一个客户想要的版本，我们的个人电脑业务也会随之回弹。他们了解提升销售能力和扩展新客户对我们的意义。当我们谈到云、存储、安全和物联网的新发展将如何影响戴尔的产品战略时，银湖团队都比KKR有更多的认同和反馈。
10月23日，也就是与银湖召开会议12天后，KKR和银湖都提交了初步无约束力提案。KKR提议以每股12～13美元的价格收购我们的所有流通股，除了我和东南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股份都将在交易中展期。除此之外，他们还建议由我额外投资5亿美元。银湖提议，除我持有的股份（同样，他们也认为所有股份都将在交易中展期）外，我们所有流通股的回购价格为每股11.22～12.16美元，并表示我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但两家公司都还不够有诚意，他们本可以给出更高的报价。
毕竟，作为首席执行官，我的工作是代表所有股东尽我所能地提升公司的价值。因此，通过信件和随后在我家举行的会议，我鼓励KKR和银湖提高他们的报价。我强调了戴尔正在进行转型的每一个细节，尽管它们可能会在尽职调查会议上被忽略或被低估。我要求他们给出尽可能高的报价，因为我知道董事会将拒绝任何其认为不理想的报价。
与此同时，特别委员会聘请了波士顿咨询公司，以进一步探讨他们一直在谈论的潜在战略选择。
而此时，Windows 8问世了。
微软吹嘘的新操作系统的性能与我的预期正好相反。他们一直在大肆宣扬面向平板电脑的新用户界面：但事实证明，用户并不认可这种界面。“这是操作系统界的埃德塞尔（Edsel）
，”电脑杂志网（PCMag.com）评论员写道，“没有人会坐在电脑旁边说，‘哇，我等不及要升级到Windows 8了’！”个人电脑销量每况愈下。尽管戴尔公司的现金流相当强劲——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达到了32亿美元，但我们的收益显然受到了影响。
部分原因是，公司正处于转型期，正在投资一些我们深信不疑的新领域。但投资者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些新领域投资？它们没有产生任何收益！而且，你们的个人电脑业务正在垂死挣扎，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你们公司。”
2012年11月15日，我们公布了2013财年第三季度的收益。这些数字并不漂亮：137.2亿美元的收入比8月预测的第三季度指导范围的中点低了2.6亿美元。
第二天，戴尔普通股的市价下跌了7.30%，跌至每股8.86美元。
我的心情五味杂陈。在某种程度上，我承认，我很受挫。我感觉自己被公众股东抛弃了。他们似乎完全不理解整件事情，也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欣赏这家公司，也没有好好珍惜它。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会说：“他们太蠢了，不配作为戴尔的股东。”我承认我一时意气用事了——我向戴尔的股东道歉！但当时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尽管我有一定的自愈能力，但这也无法阻止我表达自己强烈的情绪。
我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乐观是一种比其他态度更好的生活态度。如果你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是你没有积极的冒险意识，你就很难创办公司。我绝对相信戴尔的转型会成功，并且我从骨子里知道，低股价并不代表我们陷入低谷，而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向KKR和银湖郑重重申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但两家公司都有所保留，如果他们没有慎重考虑，他们可能会说出和戴尔代理委托书中相似的陈词滥调：“公司最近未能实现预期销售额，个人电脑市场日益疲软，在新兴市场失去份额，并在转向企业软件和服务供应商上具有执行风险。”
感恩节后的第4天，银湖给了我一份修订后的提案草案，他们提议的收购价格留空。又过了4天后，KKR也如出一辙。这本身并不是很重要：它只能说明，这两家公司都未下定决心，仍在考虑价格。为了帮助他们坚定决心，我承诺，愿意以任何价格将我持有的15.7%的公司股份出让给任何一家愿意出资的成功竞标者。
在11月的最后一天，我给特别委员会主席亚历克斯打了电话，表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实现戴尔私有化。我还告诉他，我可以为交易出让尽可能多的额外股权。同时，亚历克斯和我都知道，我能够出让多少股权是有上限的。
戴尔在过去的28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我们不断进取、不断扩大的团队功不可没。许多团队成员和我都因此受益，变得非常富有。理论上，我自己也可以变卖所有必要的股权来回购我的公司（请原谅我这么说），但这会带来各种潜在的法律问题。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为私有化设定股价，那就不会被视为合法的价格发现
，因为我是最终的幕后操控者。由于没有外部投资，董事会就缺少任何可以与我的报价进行比较的价格。
11月29日，我会见了波士顿咨询公司。我曾和这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次碰面，但这次参会的没有一个是高层管理人员，与会者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既然特别委员会选择聘请他们作为顾问，我就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我向他们陈述了我对公司转型的乐观看法，他们却面色凝重，各怀心事。他们就戴尔削减成本和重获市场份额的能力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则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念——私有化后，戴尔完全有能力重返巅峰。
会议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顾问们并没有给我留出更多时间，比如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他们也没有要求再次与我见面。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这个结果不言而喻。
截至12月3日，公司又少了一份报价。
那天，乔治·罗伯茨打电话说，KKR不会向戴尔提交第二份报价。他给出的理由并不令人惊讶：个人电脑业务的下滑趋势，以及行业分析师对戴尔面临的竞争压力的担忧。KKR认为，我们令人失望的第三季度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乔治祝我好运，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失望了吗？我也是个平常人，当然会失望。但我安慰自己，我并不需要10家私募股权公司来帮助我完成私有化，我需要的只是一家。
第二天，银湖提交了一份新的无约束力提案，他们想以每股12.7美元的价格收购戴尔公司。
12月6日，我会见了整个董事会，包括特别委员会。亚历克斯·曼德尔向所有人介绍了最新的工作进展，以及摩根大通集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两家公司都对私有化持怀疑态度。之后，我做了发言。
这是我的董事会，我是他们的主席。然而，我和他们之间却产生了一条鸿沟。因为我把一些新的、有争议的，甚至让一些人害怕的想法引入原本稳定的状态中。可一家大规模的、全球知名的连锁公司，它的成长历程难免伴随着痛苦。我曾是“戴尔”这艘船的掌舵者，被众多人期待着辨识方向，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现在，我成了一个制造不确定性因素的人。我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我需要有把握地说话，让大家放心。但我真的对私有化充满信心。因此，我平静却充满激情地表达了我的信念，即对戴尔、股东和客户来说，将公司私有化是最好的选择。我告诉与会者，一旦我们进入私有化流程，下一步将如何具体操作。
我们将通过在研发和额外收购方面的大量投资来扩展公司的企业软件，提高服务能力。
我们会雇用大量销售人员。
我们会在新兴市场谋求扩张。
我们会在个人电脑业务上投入大量资金。
这些步骤是前进的必由之路。然而，如果戴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采取这些举措，我和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举措在股市的反响会很差，因为它们会导致公司的短期盈利能力降低，增加运营费用和资本支出，并涉及重大风险。
我坚持认为，私有化符合戴尔股东的最大利益，因为他们将以股票溢价的形式从这些举措中获得一部分潜在收益，而不必承担与执行这些举措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说完我的观点，我期待地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然而，他们的表情不置可否。显然，他们心存疑虑。
为什么银湖是这个过程中最合适的合作伙伴？董事会是否应该在讨论还未公开时，再找一两家意愿公司？或者，冒着无法预料或控制的风险，我们是否应该公开该计划？
我重申了我的信念，即拥有技术根基和专业知识的银湖，将是一个极好的合作伙伴。此外，我非常愿意考虑董事会可能引进的任何一家意愿公司。正如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那样，私有化是里程碑式的一步。我们不应忽视为股东争取最大利益的任何选择。
但如果在这一切之后，交易根本无法达成呢？
“如果戴尔继续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准备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留下来，并尽可能完整地执行我的计划。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市场不会高兴，股东也不会高兴。”
平心而论，2012年12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我希望接下来的几个月会让12月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当特别委员会及其顾问、我的执行团队和我从多个角度考虑私有化时，一切活动都在严格的法律和财务规范下进行。然而，在公司合规合法开展私有化工作的表层之下，到处都暗流涌动。
在我向董事会阐明观点后的第二天，亚历克斯·曼德尔根据摩根大通集团的建议，联系了私募股权公司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并邀请该公司提出收购戴尔的建议。摩根大通集团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多个潜在赞助商非常重要。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同意考虑提出一份提案，在签署保密协议后，被获准进入数据空间。11日，我在奥斯汀市中心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会见了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的合伙人，向他们介绍了戴尔和我们的转型过程，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既聪明，又敏锐。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觉得银湖是唯一一家真正懂我们的公司。
但在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亚历克斯告诉银湖，其12.70美元的报价太低，特别委员会只有在银湖提出更高报价的情况下，才会允许银湖继续参与这一流程。埃根·德班随后请求特别委员会允许其向微软寻求融资。亚历克斯告诉埃根，他将与特别委员会及其顾问讨论这一请求。当天下午，当德普律师事务所的一名首席律师联系埃根讨论微软的要求时，埃根表示，除非我们允许银湖与微软对话，否则不会继续这个流程。
第二天，当我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的合伙人会面时，特别委员会决定允许银湖与微软和少数几家银行讨论债务融资，前提是各方必须签署保密协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戴尔与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签订了保密协议，银湖、我和我的团队将于12月17日与多家银行会面。
在此之前，我于16日晚上飞往纽约，和我的二女儿亚历克莎共进晚餐。
会议于17日早上8点15分在西57街9号坡面玻璃大厦的银湖办公室举行。那是曼哈顿凉爽多雾的一天，城市中挤满了假日购物者和观光客。我们在32楼的一个大型会议室见面，有很多人在场：除了我、布莱恩·格拉登、埃根和他的团队之外，每家银行都有十几人，另外还有一群律师。环顾这个拥挤的房间时，我感到害怕。
我并不害怕在场的任何人，也不害怕会议上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这一切都很好，都有助于推进戴尔私有化的过程。让我害怕的是，我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想象这群掌舵者和副手不会对自己的妻子、丈夫、女朋友或男朋友泄露一个字，他们中间难免会出现一两个蠢蛋。
在我看来，这次会面的消息极有可能泄露出去。如果真是这样，推进戴尔私有化将难于上青天。
但这没有发生。那一周，以及之后的一周，都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会议结束后，我直接飞回奥斯汀，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邦德曼和他的技术投资主管约翰·马伦（John Marren）共进晚餐，讨论他们与我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提出了我预料到的问题，我也给出了让他们满意的答案，气氛低调而亲切。但一周后，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的合伙人吉姆·库尔特（Jim Coulter）和马伦打电话给我说，出于各种原因，包括所需的股权核查的规模以及他们对银行融资的担忧，他们不打算提交提案。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亚历克斯。我后来才发现，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真正的困扰在于戴尔个人电脑业务的下滑，更不用说我们的经营业绩缩水了。
因此，我们又把目标锁定在最初表达合作意愿的公司银湖身上。银湖和特别委员会之间的会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来来回回地进行着。
假期来了又去。我后来发现，2013年1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顾问们会见了特别委员会，并对戴尔做出了悲观的财务预测。他们特别关心的是我们长期领跑市场的终端用户计算业务——个人电脑、显示器和其他配件。他们预测，整个终端用户计算市场将继续从所谓的高溢价导致的高利润增长向低利润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用户在亚洲能买到更便宜的个人电脑。他们还预测，在未来4年内，终端用户计算市场的整体价值可能会缩水100亿美元。他们担心，随着我们继续向其他方面转型，戴尔与现有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可能会恶化。他们提醒特别委员会，虽然在过去4年中，我们使用了将近114亿美元现金为企业软件和解决方案业务的收购提供资金，但我们65%的收入仍然来自终端用户计算业务和由它驱动的业务，而这些正是他们持悲观看法的业务。
1月4日，我们曾与之会面的4家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瑞士信贷、巴克莱银行和美林证券的代表再次回到会议桌上，同时带来了极具诚意的报价，并全力支持戴尔私有化。很快，微软承诺将提供20亿美元贷款帮助我们私有化。严格来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贷款，但这种贷款结构有助于降低我们的银行借款利率。
看来私有化进程终于步入了正轨。接下来的一周，我内心平静，满怀信心。
然而，在1月14日星期一，爆炸性的内容传开了。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公司去年损失了将近1/3市值，两位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正在与私募股权公司进行私有化谈判。”
让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有两个蠢蛋参加了那天在西57街9号的大型会议。也就是说，有与会者直接或间接地泄露了本该是机密的信息。
我们的股价单日上涨13%，达到每股12.29美元。谣言开始满天飞。我们要和谁合作？其中一位匿名的消息人士提到了银湖和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什么时候宣布协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可能在那周就要宣布，但事实证明，他是多么欠考虑。
但在某种程度上，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戴尔私有化的计划已经完全传开了，混乱的种子已经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