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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精神于我而言，
就像呼吸的空气那般平常。
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赚钱，
我觉得这很有趣！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会发现事情在一开始时总是顺理成章。不是吗？但事实上，万事开头难。1983年的秋天，我刚刚起步的电脑公司在正式运作起来之前就险些倒闭——就在我就读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新生宿舍多比2713号房间。更确切地说，是在奥斯汀丽景凯悦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我说得有点超前了。
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成长背景吧。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在休斯敦出生并长大。在我生命的头14年里，我同我的父母、兄弟史蒂文和亚当住在梅尔兰葡萄街5619号一栋简陋的单层住宅里，梅尔兰是休斯敦市西南部一个犹太人聚居区。1979年，在我父母赚了一些钱后，我们搬到了镇上一个更高档的住宅区，那地方叫作“纪念城”。
我的母亲洛林和父亲亚历克斯都是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从纽约搬到休斯敦，因为我父亲听说，作为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不仅文化多元、热情包容，而且充满了机遇。他了解得没错——休斯敦正在蓬勃发展。回到20世纪60年代，如果你是一名医生，你出现在那里，基本上就意味着政府会贷给你一笔钱：“这是你的房子，加油干吧。”我父亲竭尽全力开办了自己的诊所，而且他十分精明：他把诊所开在了一栋楼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就在一座犹太教堂旁边。如果你的牙齿出了问题，而且你是犹太人，我父亲很有可能可以治好你。
除了我父亲之外，还有许多职业人士在犹太教堂旁边的这栋大楼里办公，有牙医、保险业务员和眼科医生，其中很多人都是犹太人。很快，我父母就在想如何买下这栋楼的大部分办公室，然后把它们租给其他人。不久之后，我父亲在休斯敦附近开设了分诊室，使他一跃成为休斯敦市最成功的正畸医生，这主要归功于他比其他人都能干。他总是在盘算：在哪里开设分诊室？在每个分诊室出诊几天？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能给这个分诊室再添一把椅子吗？另一个分诊室是否还需要增加一名助手？让实习医生来执业行得通吗？
与此同时，我母亲负责照顾我们三兄弟，并兼职做房地产经纪人。
他们真是旗鼓相当的一对。
当我们三兄弟出去和朋友们玩街球时，我父母总把一句俚语挂在嘴边：“要友善，但也要赢（Play nice but win）。”
我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在数学和金融方面有着特殊的天赋。我总是愿意相信，她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天赋和好奇心遗传给了我。她是家里的理财高手。在她和父亲搬到休斯敦后不久，她就着手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并做得风生水起。在我上初中时，她获得了证券从业资格证，成了一名股票经纪人，先后为投资大亨E. F.赫顿（E. F. Hutton）和佩恩·韦伯（Paine Webber）工作。
我是三兄弟里的老二。史蒂文比我大两岁，他学识渊博、勤奋认真，最终在奥斯汀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眼科医生。亚当比我小5岁，在史蒂文和我离家后算是家里的“独苗”，同时还是家里的“谈判代表”。他同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也非常成功。上完法学院后，亚当进入了风险投资行业，创办了一两家公司，然后在几年前开发了一款个人理财应用程序，最终被高盛集团收购，他成为其中的一名合伙人。
简单说说三个戴尔家的男孩的故事。休斯敦的圣约翰私立学校很棒，它的招生流程非常严格。史蒂文在七年级时成功申请进入了圣约翰，亚当则是从幼儿园开始进入的。我是在读四年级时申请的，但没成功。有一段时间，我对此感到有点难为情，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想自己还不够好。”但事实上，这并没有让我那么烦恼，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我从小就是个忙碌的孩子。在我和苏珊婚礼的排练晚宴上，我母亲做了一个演讲，开头是：“做迈克尔的母亲并不容易。”她说这话时笑了，大家也笑了，但她是认真的。她以前喜欢讲我3岁时的故事——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但她发誓这是真的：我偷了父亲的钱包去杂货店买糖果。当时，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看到我在那里吃糖果，于是问我：“你母亲呢？”“我不知道。”我说。然后她把我送回了家，我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因此我把钱包埋在了花园里。一周后，庭院工人找到了它。现在看来，这种行为的后果可能非常糟糕。
在我6岁的时候，我对在房子里到处跑十分痴迷。有一次，我径直撞碎了一扇玻璃窗，导致我的腿被严重割伤，到处都是血。我记得自己问母亲，我是否会有麻烦。父亲不在家，所以一个当医生的邻居开车送我去了医院，而母亲和我坐在后座，她抱着我的腿，不停地告诉我要保持清醒。之后，我不得不一整个月都坐着轮椅去上学。
20多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忙着工作，我的助理进来说，一个自称是我一年级老师的女士想见我。现在有很多骗子会编造谎言以达到与我会面的目的。他们总会声称在哪里与我说过话，但事实是，他们说的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不过，当时我让助理问了那个女士的名字。她回来说：“华生太太。”这确实是我一年级老师的名字，所以我们约见了一次。华生太太在见面前问，她能否带一个朋友一起来。我爽快地说：“当然。”因此，我的一年级老师和她的朋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他们俩都年近80岁。当我们回忆起伍德兰霍尔学校（Woodland Hall School）时，时隔30多年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我所能记得的只有：“迈克尔，坐下！迈克尔，给我坐下！”但我不忍心告诉她这些。
我小时候精力十分充沛，对很多事物都很感兴趣。我上二三年级时，父母把我送到了儿童精神科的佩西科夫医生那里。我还记得和他一起玩了桌上曲棍球和猜谜游戏。后来我问父母为什么要送我去看医生，他们表示是因为无法理解我的一些奇怪的行为（我也是个口吃者，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母亲把我送到了演讲教练那里）。好在佩西科夫医生的报告是“一切正常”，他更担心我的父母能否满足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的好奇心太旺盛了，在这一点上，家里没有人能比得过我。好奇心也是我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非常看重的一个特质。其他人家的小孩可能会因为这些“特质”而受到惩罚，而我父母只会一笑置之。我们三兄弟总会把家里的东西拆开，看看它们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专长是拆解任何与电有关的东西——电话、电视、收音机。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把它们复原。
我父母不喜欢运动，周末我们不会闲坐着看比赛。他们谈话时从不谈一些家长里短，而是一直在讨论经济问题，比如美联储正在做什么，油价、利率、货币和股市情况如何。我们家订阅了《福布斯》、《财富》和《巴伦周刊》；我们过去喜欢看路易斯·鲁凯泽（Louis Rukeyser）主持的财经评论节目《华尔街一周》（ Wall Street Week ）。甚至在我母亲开始做股票经纪人之前，她就饱读了很多价值线投资书籍，里面罗列了很多公司的信息。渐渐地，我也耳濡目染，沉浸其中。
20世纪70年代的休斯敦完全是一个新兴城市，到处都是拔地而起的建筑。有时，当父母开车带着我在610环路行驶时，我会看着那些楼外竖有旗杆的闪闪发光的新建筑——心里想，有一天我也要拥有并管理一家公司，公司大楼前面也要竖有旗杆。尽管我还不知道公司具体要经营什么，但小小的梦想已经扎根。
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孩子。我喜欢收集邮票和棒球卡，汉克·艾伦（Hank Aaron）
是我早期心目中的英雄，但很快我的英雄们就变成了商人，尤其是那些勇于挑战、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比如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弗里德·史密斯（Fred Smith，联邦快递创始人）、特德·特纳（Ted Turner）和威廉·麦高文（William McGowan，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创始人）。他们都是我在商业杂志上认识的那些成功人士，或者是股票暴涨时我所关注的那些大人物。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商业、科学和数学。在我早期的记忆中，我对父亲那台老式的维克多加法计算器非常痴迷，那是一种带手摇曲柄的机器。我喜欢转动曲柄时它的金属块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喜欢它在小纸卷上打印的数字列。三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台美国国家半导体电子计算器，它比维克多加法计算器先进多了。我被这台能处理复杂问题的小机器给深深地迷住了。到了七年级时，我上了一门高等数学课，这门课我学得很好，于是，达比老师邀请我加入了独家数字感知俱乐部。有一天，俱乐部聚会的教室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机器：一台电脑电传打字终端。
它实际上不是一台电脑，里面既没有微处理器，也没有显示器，只有一个键盘。但我和俱乐部里的其他同学都发现，我们可以在这个终端上输入数学方程或一些基础的程序，接着把它们发送到某个地方的主机上，然后敲击“回车”就会得到答案。这是我见过的最酷的机器了。
我通常会骑自行车去学校，途中会经过美国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Shack）的连锁商店。当时，这类连锁商店不仅销售警用扫描仪、遥控模型飞机和带警报器的头盔，而且制造和销售的个人电脑数量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同类公司，即便其辉煌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TRS-80
是他们的主打机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常常在商店驻足，只是为了摆弄他们的展示模型。我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店员把我赶出去。
那是微处理器时代的黎明，我当时十分渴望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在达比老师的课上，我接触到了《字节》（ Byte ），它是一本关于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器的杂志。我立马订阅了一份，每期都会从头读到尾，百看不厌。在其中一期上，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苹果公司即将第二次进入个人电脑市场——他们将推出Apple Ⅱ（第二代苹果机）。沃兹尼亚克写道：“对我来说，个人电脑应该小巧、可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
这篇文章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之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Apple Ⅱ。与TRS-80以及Commodore PET 2001不同，苹果的新机型将配备彩色显示器。沃兹尼亚克接着说，与Apple I（第一代苹果机）不同，Apple Ⅱ将具有“更大的内存容量、只读存储器（ROM）Basic语言编译器、彩色视频图形，以及点图形和字符图形，还有扩展系统软件”，更不用说可选的游戏操纵杆了。
看完那篇文章，我觉得自己必须拥有一台。
我恳求父母给我买一台。当时，Apple Ⅱ的标价是1 298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 000美元，但最关键的是（我提醒父母），我可以用自己的积蓄来付这笔钱。
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创业精神于我而言，就像呼吸的空气那般平常。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赚钱：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去打工了。早年的夏天，除了去夏令营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父亲的正畸诊所工作。我每天都会给仪器消毒，为所有患者准备好诊疗室。我喜欢和父亲一起工作，他总是为患者排忧解难，从不退缩。他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就像一位科学家，计算、计划和检查一个都不落，只为了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在威斯康星州的拉玛营地（那时我10岁出头），我发现营地图书馆订阅了《华尔街日报》。于是我常到那里翻阅报刊，查看我投资的股票的行情，还有我在黄金、白银和货币方面的投机买卖。
我并没有在开玩笑。
12岁时，我在当地一家叫作“四季餐厅”（Four Seasons）的中餐馆找到了工作。刚开始时，我是一名洗碗工，后来晋升为茶水工，为客人续水。我的努力有目共睹，不久就被提拔为助理经理，穿着华丽的工作服，招呼客人就座。我记得自己的时薪为两美元，这在当时并不低。
不久，好运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附近一家叫作“洛斯蒂奥斯”（Los Tios）的墨西哥餐厅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想可能是某天晚上，洛斯蒂奥斯的某个负责人来四季餐厅吃饭，一眼就看中了正在认真做事的我。他们给我开出了更高的时薪，我欣然接受。
有一次，我在洛斯蒂奥斯工作时，几个移民管理警察开着一辆车来了。我所有的同事都立马从后门溜走了，整个餐厅只剩下我一个服务人员。他们走进餐厅，我说：“下午好，先生们，有什么能为你们服务的？”
“不用，我们想看看谁在这里工作。”他们说，语气十分严肃。
“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我说。
他们全都盯着我看。“真的吗？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吗？”其中一人还去后厨看了看，但他什么也没发现。
“是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说，“你们想吃点什么？”请注意，我当时只有12岁。
我的工作服上总有刺鼻的气味。有时下班回到家，母亲会让我在车道上脱掉外套，这样她就可以在屋外用水管帮我冲洗干净。
我还在一家珠宝店找到了一份推销珠宝的工作。每完成一单交易，我都会得到一笔提成。此外，我还收集邮票，并在邮票拍卖会上把它们转手卖掉。我经常参加这类拍卖，直到我意识到拍卖师也拿走了一定比例的提成。于是我想，为什么不绕开中间人呢？我说服了一些朋友把他们寄售的邮票交给我，然后我用一根手指笨拙地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一份12页的目录，上面列出了我们所有的邮票。之后我在《林氏邮票新闻》（ Linn’s Stamp News ）上刊登了一则“戴尔邮票店”的广告，并把复印的邮票目录寄给所有感兴趣的人。就这样，我顺利地卖了一堆邮票，也赚了不少钱。
因此，我有了自己的积蓄。我一直在“连哄带骗”地央求父母，直到他们最终同意我的请求为止。在我14岁生日的时候，我终于得到父母的同意，从银行取出了将近1 300美元的“巨款”，订购了一台Apple Ⅱ。我激动极了，日夜盼望着它的到来，每天都度日如年。终于，我接到了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电话，得知电脑已经到了，但由于某种原因，它被搁置在当地的仓库里。期待突然落空了，没人知道我要等多久才能收到它，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我让父亲开车送我去取。当我们回到家时，汽车还没停下来，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小心翼翼地把电脑包裹搬到了自己的卧室，并将它从箱子中取出。它散发着令人舒服的气味，而我立即把它拆开了，因为我想搞懂它是如何运作的。
我父母既震惊，又愤怒，而我欲言又止。如果你不把它拆开，你怎么能真正搞懂它呢？无论是组装，还是拆卸，Apple Ⅱ都是一款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产品。它的其中一个美妙之处，在于它的开放式架构：每个电路都有自己独特的芯片，你可以随意变换这些电路并修改它们。你可以重新编程BIOS
，并对其进行升级。
“这真是太棒了。”我想。我可以给自己的电脑编程了。
不仅如此，我还有更多新发现。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在CompuServe、Prodigy或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之前，曾有一种计算机公告牌系统（CBBS）：使用全新发明的海斯调制解调器，你可以打电话，与全美各地的人深入交流，甚至一起学习、社交和玩游戏。这对我来说太有趣了，于是我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告牌”。当然，要是我的父母拿起电话，听到的是调制解调器铃声而不是拨号音，那就糟了！因此，我打电话给西南贝尔公司（Southwestern Bell），让他们安装了另一条电话线，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幸运的是，我父母并不生气。相反，他们为我感到开心。
我对电脑略知一二这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我开始教附近的孩子们如何充分地利用他们的Apple Ⅱ。这成了我又一个收益不低的副业。我还加入了休斯敦地区苹果用户群（简称“HAAUG”），大家每月都会在当地图书馆聚会一两次，讨论升级、交换零件和交流心得。我会和他们（几乎都是男人）一起出去玩，这会给我改装Apple Ⅱ带来新的启发。休斯敦地区苹果用户群会给每个成员发送点阵印刷的月度简讯，其中包含了以下重要信息：
Apple Ⅱ最便宜的配件之一（此前从未被公开）是程序员助手#1，简称“PA#1”。PA#1是一个2K字节的ROM芯片，可以插入苹果的D0插口。它包含一个例程“库”，Basic用户经常需要这些例程，却无法轻松地访问它们……
我对这一信息很感兴趣。在小组会议上，我遇到了一位二三十岁的电脑工程师，他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技术人员。于是，我决定和他待在一起，看看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一起想出了一些很酷的点子。
当时，开发人员正在为Apple Ⅱ编写软件，可他们还开发了个供大家免费拷贝的软件副本，这就导致开发人员很难赚到钱。拷贝软件所需要的只是两个软盘驱动器：把软件盘放在一个软盘驱动器上，把空白盘放在另一个软盘驱动器上，然后输入一个“拷贝”命令就大功告成了。教育工作者是开发人员公认的最糟糕的客户群体，因为教育工作者认为：“我们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软件付费。”
于是，我和工程师朋友开发了一种拷贝保护的编写软件。每一张软盘都有一定数量的磁道（35条），我们在半磁迹上或磁道之间写入一些数据：当你运行拷贝程序时，它会拷贝磁道上的数据，但不会拷贝半磁迹上的数据，结果就是无法拷贝。我们把这一编写软件卖给了一些编写教育软件的公司，这成了我的又一个副业，我们做得还不错。
不久，我了解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要来休斯敦向我们的用户群作演讲。
那是1980年的春天，我被乔布斯给深深地吸引了。他不仅是一名计算机先驱，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我在商业杂志上读到过关于他的报道，他瞬间成了我的偶像。于是，我又读了一些互联网大人物的故事，例如弗里德·史密斯、查尔斯·施瓦布、特德·特纳和威廉·麦高文。和这些人一样，乔布斯一开始只有一个想法，而且他强烈地想要实现这个想法。他不仅做到了，还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商业生态。乔布斯当时只有25岁，他与沃兹尼亚克共同创立的公司将在1980年引领潮流。当时，正值苹果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和推出Apple Ⅲ（第三代苹果机）期间，Apple Ⅲ还承诺将超越Apple Ⅱ，就像Apple Ⅱ曾承诺超越Apple Ⅰ一样。
乔布斯本人比文章中的他还要有魅力。当他走进会议室时，一切仿佛都静止了。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电脑——他的个人电脑将如何彻底改变世界。他的比喻掷地有声：“现在，购买一列客运列车的钱，就能购买1 000辆大众汽车。但不同之处在于，”他说，“客运列车只能朝着指定的线路行驶，而这1 000辆汽车的主人却可以自由地选择于何时、与何人、以何种方式去何地。”他强调，有了电脑，人们就有能力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当时只有15岁，却听得心醉神迷。更让我无法想象的是，在5年后，乔布斯和我不仅成了同事，还成了朋友。
之后，我的家人从葡萄街搬到了纪念城的一栋更豪华的房子，那是我高一生涯的开始。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一个高档学区里会有一所非常好的高中，纪念城高中也当之无愧。它甚至还有一间计算机实验室，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因此，我有机会上由海恩斯先生担任授课教师的计算机课。
课上，海恩斯先生教我们编程，上课的内容让我感到很亲切，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有所涉猎。青春期的我并不羞于炫耀自己的知识，甚至还有点自以为是，这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有一天，海恩斯先生兴奋地告诉全班同学，他将编写一个程序，用Basic编程语言创建正弦波，以供我们观摩和学习。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用计算机语言编程。这就像直接与微处理器对话一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它而感到骄傲。
因此，当海恩斯先生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全班同学时，我立即自告奋勇地提出了建议。我说：“有一种比Basic编程语言更好的创建正弦波的方法。你可以用计算机语言来做，而且速度会快得多。”
海恩斯先生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好吧，”他说，“你可以用计算机语言写，而我仍用Basic编程语言写，我们下星期二的课上再来比比，看看谁写得更快。”
一转眼就到了星期二。教室里，海恩斯先生运行了他的程序。“滴……滴……滴……滴……”过了许久，正弦波终于出现了。
接着，我运行了我的程序，眨眼之间，正弦波就出现了。
从那天起，海恩斯先生就开始讨厌我了。我知道，但我并不介意。
1981年8月12日，IBM公司推出了它的第一台个人电脑——IBM 5150，它看起来像个米灰色的大盒子，顶部有一个方形的显示屏。它的重量只有11.34千克，有一个运行频率为4.77兆赫兹的英特尔8088微处理器，包含29 000个晶体管。拆开后，内存容量只有16千字节，没有数据存储驱动器，裸机型号售价1 56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 900美元。如果选择了标准版本，配置64千字节的内存可扩展到256千字节，再加上两个5.2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售价会飙升至2 88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 150美元。可用软件包括VisiCalc电子表格、文字处理程序EasyWriter 1.0，以及《冒险》（ Adventure ）——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一家小公司开发的第一款游戏。该软件公司当时仅成立6年，就是现今大名鼎鼎的微软公司。
虽然Apple Ⅱ上有很多游戏，但IBM 5150不仅比苹果电脑更强大，而且更注重细节。IBM进入个人电脑市场是一件大事。多年来，“蓝色巨人”（IBM公司的别称）在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任何公司都无法匹敌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IBM就成了美国最成功、最有价值的公司。IBM 5150的软件是专门为商业用户量身定制的，事实也证明，IBM 5150的商业用户群数量庞大。正如《连线》（ Wired ）杂志后来写的，“蓝色巨人”进入个人电脑市场将“有效地扫除竞争，并在一段时间内独占鳌头”。这篇报道对于时间的措辞，值得引起注意。IBM通过电脑世界（ComputerLand，全美最大的电脑经销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零售IBM 5150，并在4个月内售出了6.5万台个人电脑，圣诞节前更是收到了10万份订单。尽管我对史蒂夫·乔布斯十分崇拜，但这并不妨碍我在1981年8月12日买下了IBM 5150。
我一下子就变成了IBM的忠实粉丝。我认为，个人电脑作为商业机器
是未来的潮流。当我把IBM 5150拆开后，我有了惊人的发现。就像Apple Ⅱ一样，IBM 5150的架构是开放的，你可以真正地理解每个芯片存在的意义。
当我拆开IBM 5150时，我发现的另一件事是，它的内部竟空空如也！它的许多零件来自其他公司，微处理器是英特尔公司生产的，每个芯片都标有制造商的名字。我可以走进美国无线电器材公司的连锁商店或当地的任何一家电子商店，购买我需要的芯片。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MS-DOS也不是由IBM开发的，而是由它的竞争对手微软开发的。
在这个由其他厂家的组件装配成的机器里，IBM 5150只有一件自产的零件：BIOS。事实上，这些组装零件都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我发现，IBM为了抢占先机而迅速推出的个人电脑，配备了现成的组件，因为它担心苹果会抢先一步推出个人电脑。因此，即便它掌握着开发自产零件的技术，却没有创建自己的操作系统，也没有生产自己的微处理器，而是选择了微软的磁盘操作系统和英特尔8088微处理器。它是一家庞大且强盛的典型的美国公司，在大众的认知里，IBM就等同于计算机，没人敢向其权威性发出挑战。
我在纪念城高中读二到三年级时的那个夏天过得极为精彩，不仅仅是因为电脑。我还获得了驾驶执照，这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我以前经常骑着自行车在休斯敦各地逛邮票店，打各种零工或参加苹果用户群会议，有时我还会骑上四五十公里的自行车，从小镇的这一头骑到另一头。但这很耗费精力，有时还会遇到雨天。而现在我可以出行无阻了，我开着父亲那辆1975年产的家庭旅行车——一辆大型的、浅蓝色的奥兹莫比尔弯刀（Oldsmobile Cutlass）肌肉车，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就算你真的撞到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也会毫发无伤，”我父亲说，“这家伙是辆‘坦克’。”
开车也大大地提升了我的经济收入。那年夏天，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和其他数百名青少年一起，向潜在订阅用户推销《休斯敦邮报》（ Houston Post ，现已停刊）。我们要随机给一些人打电话，并说服他们订阅报纸。我满怀雄心壮志，想尽可能多地推销成功。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三件事：第一，如果你的口音与你的潜在订阅用户相近，那么他们更有可能从你这儿订阅报纸。我会带着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与我的潜在订阅用户交谈，结果往往事半功倍。第二，搬进新居的人更有可能订阅报纸。第三，也是第二点的必然结果，即快要结婚的人更有可能订阅报纸，也许是因为他们安定下来后想要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在得克萨斯州，如果你想得到居民结婚证的相关信息，你必须去县法院申请，并留下你的邮寄地址。根据《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作为得克萨斯州的公民，我有权去本地的任何一家县法院说：“我想看看你们在过去一年里办理的所有结婚证申请。”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这么做是在休斯敦市中心的哈里斯县法院。柜台的工作人员看着我，好像在说“哦，我的天”，接着他说：“你确定吗？”然后他在消失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带着一大箱册子回来了。
我想，我中大奖了。
我从随机拨打的推销电话中发现了这些财路，这让我想到了哪些群体更有可能订阅报纸。
起初，我得记下每一个潜在客户的姓名和住址。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可以带上我信任的、比IBM个人电脑轻得多的Apple Ⅱ。只要插上电源，我就能将所有信息输入Apple Ⅱ。
接着，我突然想到休斯敦市周围还有16个县，它们都有法院，而每个法院都有结婚申请的记录。这就像我中了16个彩票大奖！我有汽车、电脑、朋友，于是我雇了我的高中伙伴和我一起去这16家法院，搜集所有结婚证申请信息。其中一些人有自己的Apple Ⅱ，他们有时随身带着，有时借用我的。之后，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直邮活动，向我搜集到的名单上的每一对新婚夫妇寄去订阅报纸报价的广告。
休斯敦市兴起建筑热潮的一部分原因，是所有超大公寓和共管公寓都在扩建。这些公寓里的住户也成了我的新目标客户。我会不厌其烦地和这些住户说：“我来自《休斯敦邮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议，这里所有的新居民都可以在两周内免费领取我们的报纸，只需要填写这张小表格就可以。”
那年夏天，在年轻夫妇和公寓住户身上，我挣了18 000多美元。
我还要说说另一个故事。
在纪念城高中读三年级的时候，我上了一门叫作“政府经济学”的课。授课老师是米勒夫人，和海恩斯先生一样，她并不喜欢我。为什么？很遗憾，事情因我而起。从我在她班上的第一天起，我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走进教室，坐到后排，翻阅电脑杂志。我这么做不仅是出于自作聪明，而且是为了避免无聊——米勒夫人总在谈论基础经济学和政府的关系，而我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些知识点。但她并不知道我的情况，她只是看到我在偷懒，所以非常生气——生气到打电话给我父亲。
“你儿子上课不专心，”她说，“你能管教管教他吗？”
“您给他做过测试了吗？”我父亲语气平静地问。
米勒夫人说：“没有。”
“您为什么不给我儿子做个测试？如果他表现不好，您再给我打电话吧。”我父亲说。
因此，米勒夫人专门为我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我做得很好。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她的喜爱，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几个月后，米勒夫人给全班布置了一项作业：填写1981年的美国联邦纳税申报表。我很顺利地填写完表格，并在截止日期前上交了。
在下一节课上，她把打过分的作业发了下来。当走到我面前时，她停了下来。此时，我仍然坐在教室的后排，正看着《字节》和《个人电脑杂志》（ PC Magazine ）。而接下来，她却拿着我的纳税申报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笑着说：“看来迈克尔在他的申报单上犯了一个大错。”
这立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力，大家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她看了看我的申报单，继续冷嘲热讽道：“这里写着你去年赚了18 000多美元，迈克尔，如果那是真的，你的收入比我1981年的总收入还多！”
教室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而我从容不迫地说：“的确如此，那确实是我真正的纳税申报表。”
如果说有人比海恩斯先生更不喜欢我，那个人无疑就是米勒夫人。
实际上，当我拆开新款的IBM个人电脑，察看内部的零件时，我想的是自己该如何处理它。多亏了从《字节》和《个人电脑杂志》上不断获得的知识，我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我发现这款个人电脑既没有安装内部调制解调器，也没有安装硬盘，所以就想必须自己安装一个。当然，扩展内存也必不可少。
幸运的是，我新加入的IBM用户群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在苹果用户群中，大家探讨的多是技术性的、尚未成熟的想法，处处体现着苹果公司的反叛精神：街机和奇幻游戏（巫师和术士之类的游戏）是探讨的重点。而IBM用户群却完全不同。它的成员多是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人，他们探讨的总是如何将这些想法应用于商业。这使我对个人电脑的强大功能深深地着迷。当时的人们还习惯于使用计算尺、计算器和铅笔来解决问题。而电子表格和文字处理器的问世，让人们可以快速地对大量数据进行运算——这不再是数据处理部门才能做的事。
我还新结交了一位电脑发烧友约翰·哈特（John Hart），他在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s）担任IT工程师。他很友好，年近四十，知识渊博。我常常去他的办公室或是他家拜访他，我们聊得非常投机，因为我们只谈电脑：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电脑更强大？如何将这个程序或那个软件应用于商业？我们仿佛在与未来对话，并为此激动不已；我们讨论的领域似乎没有界限。那时的我17岁，在这个年龄品味着无限，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
1982年6月，计算机领域的盛会——一年一度的全美计算机行业大会于休斯敦市隆重召开。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各大报纸便相继开始预热：“提升职业素养”“80场技术会议”“超过650家公司将在近3 200个展台带你了解行业最新产品和服务”……
我实在太激动了。为期4天的会议将在托洛圆顶运动场举行，更确切地说，是在托洛圆顶运动场附近的两个场馆：天文大厅（以前是休斯敦畜牧博览会大楼）和巨蛋体育馆。其实这两个地方都不太合适，既有些破旧，又没有空调。休斯敦的6月，天气闷热且潮湿，成千上万的与会者无不汗流浃背。但对我来说，这里就像是迪士尼乐园。各个展台上都呈列着我期待看到的产品：周边设备、终端、系统和软件。这让我大开眼界。我的目光很快被一款10兆字节的硬盘吸引住了——物美价廉的Shugart ST412，它的尺寸与5.2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相同，可以直接安装在我电脑内部的一个软盘驱动器插槽中。10兆字节现在听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最尖端的产品。我必须拥有一个！于是，我立马买了一个。
在我扩展了电脑内存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正在教一个孩子如何使用电脑，他当律师的父亲得知我用电脑做了什么后，询问我是否可以为他做同样的事情。他说，内部硬盘和更多的存储器可以使他的办公效率大大提高。于是，我帮他扩容了电脑，这让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付了我零件费，还支付了一笔可观的劳务费用——而我实际只花了将近45分钟，这实在太划算了。他非常高兴，还将他的几位律师和医生朋友介绍给我，这使我扩容电脑的副业做得风生水起。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购买一台IBM个人电脑并让我帮他定制其他组件。我告诉他不用这么麻烦——我会购买个人电脑，并替他配置好所需的一切，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售卖给他。他当即同意了。于是，我购买了一台新的个人电脑，又通过《字节》封底广告订购了我需要的组件，并将它们组装好，交付给医生——一款迈克尔·戴尔定制款个人电脑。他很满意，我也很高兴。
我能为人定制个人电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找我定制的人接踵而至。就这样，我又开始做生意了。
我对驾驶奥兹莫比尔那辆大块头旅行车已经心生厌倦。当我在纪念城高中读四年级时，我和父母去了休斯敦市中心的一家宝马汽车经销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全新的白色手动变速宝马320i：它非常漂亮，满足了一个青少年对汽车的所有梦想。到了付款的时候，售货员自然地看着我的父母，认定这些富裕的父母在纵容自己被宠坏的儿子。随后，当我用一张银行本票和一捆现金全额支付15 000多美元时，我甚至有点享受售货员脸上震惊的表情。事实上，我父母只是为了应援我才一起来的，因为一个17岁的孩子拥有那么多钱很难让人信服。多亏了报纸订阅和个人电脑定制业务，我才得以存下这些钱，而且还有余裕。
我很幸运，因为我父母总是身体力行来支持我的一些奇怪想法。我和他们很亲近，当然，这种亲密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母，但说他们参与了我的生活仅是一种委婉的措辞。史蒂文去上大学了；亚当一向散漫，当时他只有12岁，正处于无法无天的叛逆期。所以，我成了父母关注的焦点。这让我有些喘不过气。在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了反抗。禁止他们干涉我参与电脑用户群和相关朋友的活动，更不用说我的各种副业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我父母总是问我在做什么，和谁一起做，准备去哪里。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不同的地方。”
尽管我深爱着父母，住在家里也很舒适，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
之后，我收到了我申请的唯一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我的人生基本上是父母为我精心安排的：攻读医学预科课程，然后成为一名医生。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医生，只要我能顺利从业，我父母都可以跟人炫耀，“哦，迈克尔，他在做内科手术”，或是别的什么。我就像是一台按照父母设定好的程序来运行的机器。可我的心里却藏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我深深痴迷的个人电脑。而我却无法告诉他们实情，因为这与他们的想法相去甚远。
我本该在1983年5月从纪念城高中毕业，但那年3月，我就用自己的钱在奥斯汀租了一套公寓。那里有一艘橡胶救生筏，还有一片自由的绿洲，离家240多公里。而在我的宝马车后座上有三台升级后的IBM个人电脑，后备厢里还有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