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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绪言

一 《左传》在中国文学上和史学上的位置

春秋为我国文化的成人时代。自榛狉之世,直到此时,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地域由莽广而渐可指证,器物由窳陋而渐得赅备;在政治一方面,国与国之竞争,日渐剧烈,结援要好的风气,日渐盛行。同时在中国附近的部落(当时所谓蛮夷戎狄的)也极力想找机会,伸张势力入中国的内地,而中国内部的人,也想方法去抵抗他们。在这个政治文化一大转捩的时代,激荡的潮流,迸出来的,都是灿烂的水花,而一本伟大的历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而《左传》便应运而生。它的任务,便是上承《尚书》,下开《国策》,替那文化政治盛极一时的春秋留一影子。它里面的文章,非常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的事项,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后此殆未有其比。其历史的叙述,也有两种特色:一种是春秋的历史,大抵偏重本国,如《春秋》以鲁为中心,又如《竹书纪年》,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独《左传》不单以一国为中心,将当时几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左传》虽称鲁为“我”,他国人之来鲁者曰“来”,但其叙述史实,晋国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而《春秋》叙述鲁事,占全书百分之二十四)。其特点足将春秋各国的进展情形,做一综合的研究;第二,春秋时不特为我国政治上的转捩时代,文化的进展,也极有可观,《左传》之叙述,不局于政治之演进,常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尤以当时之典章文物,记叙最详。以上两个特点,是春秋以前历史所没有的。所以《左传》的作者,不特为我国史学界之革命家,也是我国文学界不祧之大宗,诚不世出的天才。而读《左传》的应该一方面欣赏它文章的秀美,一方面从史事的记载当中,求出春秋时政治和文化演进的痕迹,做一个深挚的体认,才不负这部大著作,这位大作家。

二 《左传》的真伪问题及其与《春秋》经的关系

史料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实,《左传》既是一本历史的著作,它的真伪问题,便有讨论的价值。中国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等,都说《左传》是伪的,说是刘歆把《国语》鲁惠、隐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加上些解经的语句,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的,把它剔出来,仍其旧体例,谓之《国语》;近来勇于疑古的考据家,更谓《左传》不只是刘歆把原有的一本《国语》改作而成,全书都是由刘歆捏造出来的,或是由汉初的学者创作的。由前说,《左传》虽经刘歆窜乱,仍不失为汉以前或焚书以前的真实史料;由后说,《左传》简直是一部伪书,它本身的价值会因此消失了许多。在编者的眼光看来,前说还可信,后说恐未必能成立。

后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春秋二百余年的事,后人断没有全部捏造的力量;即使刘歆或当时的学者,在故老口中,得到一两件口传的故事,把它记载起来,《左传》里面的条贯,恐不能如此精密。(二)《左传》的文章,《史记》引用甚多,世为太史令、载籍极博的司马迁,必不肯引用与己时代差不多的人所作的伪书;且《史记》征引《左传》,常把《左传》艰深的语句,改成浅易,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我,尔身也”一句,《史记》改为“我身,子之身也”,如哀公七年“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三句,《史记》改为“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观此种由深化浅的语句,足见两书年代的先后。自焚书以来,学术界凋零已甚,从汉初至司马迁,数十年间,断不能产生一本如《左传》的伟大著作人才,所以编者认定《左传》为秦以前的真实史料。

再把今文家刘、康辈的主张讨论起来,《汉书》刘歆本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歆传》说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难保他引传文的时候和转相发明的时候,没有把传文来点窜;且当时的太常博士,宁可不做官,而不肯承认《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争辩如此剧烈,想必刘歆干了一件学术上失德的事,才会如此,而康、刘辈的主张也不无蹊径。我们虽不能证实《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或两书各自独立,但至少我们知道解经的语句,是由刘歆窜入,汉儒所说左氏不传《春秋》(见《汉书·刘歆传》与太常博士书)不为无理。我们如仔细一研究,更可以明白:孔子的《春秋》,终于获麟,真正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亦终于获麟,独《左传》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后《春秋》的终止期十三年,分明见得《左传》的性质,与《公》《穀》不同;就文字而论,《公》《穀》里面,除了少数叙事文外,多为“……者何……也”,而《左传》却为叙事文体裁,此点更可见《左传》与句诠字释《春秋》的《公》《穀》二传不同;《左传》即有解经的语句,每多违背经义,至如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所在皆有,《左传》作者如以解释《春秋》为作《左传》的对象,断不至如此空疏。近人如陈澧(兰甫)等,知刘歆牵强地加上几句“段不弟,故不言弟”一类的语句,不足令《左传》与《春秋》发生关系,便曲说谓传释《春秋》之方法有二:一是传《春秋》之义;一是传《春秋》之事。前者《公羊》《穀梁》可以做代表,后者《左传》可以做代表;果如陈氏所说,《左传》的终止期后《春秋》十三年又何以解释之呢?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的,又何以解释之呢?因此编者在编纂本书的时候,很大胆地把《左传》里面的解经的句语删去;私意本不信《左传》为解释《春秋》之书,同时以为今日我们读《左传》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占有位置,非因它是一本解释《春秋》的书,当然用不到那赘累的解经的语句。

三 《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真伪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编者相信《左传》是真的秦以前的作品,是采取古文家的主张;相信《左传》里面解经的句语,是刘歆或与他同时的人所加上去的,是采取今文家主张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折衷于两说之间,虽不能说一定可靠,却也颇为稳健。除了《左传》的真伪问题外,《左传》作者的问题,也要注意。最大的记载,有下列两说:(一)《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说经也。”(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上两说,都以《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而两书为我国历史的大著作,内容原极真确。唯崔适的《史记探源》卷四《十二诸侯年表不可以书见也》条下有谓:“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歆《让太常博士书》曰:‘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七略》曰:‘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崔氏之说,源源本本,极可信。《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既已动摇,那么《汉书》比《史记》及《七略》尤后,所称“左丘明……论本事作传”,想亦以讹传讹,因袭之误,且《左传》的作者,据考证的结果,出生的时期,约在战国中叶;左丘明在《论语》中,孔子曾提及过,注家更谓为孔子以前闻人,时代相去,差不多一个世纪,那么左丘明断不是《左传》的作者可知。普通人因受了《史记》和《汉书》的暗示,说到《左传》的作者,很容易举出个左丘明来,这个观念似乎要改正;即不改正,也要对它抱相当的怀疑。

编者说《左传》的作者为战国时人,有四个证据:(一)《左传》终纪韩魏和智伯的事,又举赵襄子的谥号,从前的人,必要死后才有人为他立谥号,襄子的死,后孔子七十八年,已是战国的时候,《左传》成书,后于襄子的死,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一个证据;(二)《左传》文:“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又:“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方有“不更”“庶长”之号,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二个证据;(三)《左传》叙宫之奇以其族行,有“虞不腊矣”句,秦惠王十二年初腊,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三个证据;(四)《左传》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一语,春秋时,只有车战的方法,没有骑兵,战国时苏秦合纵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四个证据。此外,《左传》里面的卜筮,鲜有不中,如史苏之占等,则尚可信,盖晋惠之获,伯姫之嫁,两事都在春秋初期,作者故神其说,以骇听闻,犹是中国文人的老脾气,若陈敬仲初亡于齐,即言其“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以现世眼光观之,《左传》作者如非战国时人,安能有此神通?编者敢断定《左传》是战国时一位失名作家的作品。这位作家很好谈战争的事,很好记载那些国际间交涉隽妙的辞令,也许他是一位纵横捭阖的策士如孙膑或张仪、苏秦之流;不过现存的古书有限,还没有方法考证出《左传》作者的真姓名罢了。近人有根据《左传》里面记载分量之多寡,以《左传》作者为晋国人,春秋时晋为大国,记载当然比较他国要多,此说恐不能成立。前人亦有谓《左传》作者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的,并无证据,更不足信。

四 本编的编例

以上把《左传》的价值、真伪、前人对《左传》误解的纠正和《左传》作者的年代,都说明白了,读者也许对《左传》得了个粗浅的认识。最后,编者于本编编纂的体例,也不能不说一说。

选辑《左传》,编者认为有两点须兼筹并顾:一点是文学;一点是史学。从前一点,本编所选的几篇文字,已很足供读者的观摩欣赏,可不赘述;从后一点,最好是拣几桩有关时代变迁的大事,系统地整理一番,节省读者的脑力。春秋一代的大事,无非是根于周室的衰微,演成诸侯争霸的活剧,本编便依此标准,首先提出郑庄的跋扈,做一个王纲完全扫灭的表示,随后便是齐、晋、秦、楚各大国迭起野心,开出时代的局面,直到吴、越登场,便是这时代的尾声,而二百数十年间的史实,大致已尽于是了。至整理的方法,要算清代马骕所著的《左传事纬》最有头绪,本编便参照办理。编者以为这个编例,还算清楚,要算扼要,读者也还容易研究。倘蒙海内名达加以指正,不胜欣幸!

梁宽
一九三一年四月 UqtAZ7DsTTFFE8qffcCMNkQE01pQpE8BhPtkZdV2NAMzAqgZLV5FT0xAuiIpJm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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