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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为我国文化的成人时代。自榛狉之世，直到此时，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地域由莽广而渐可指证，器物由窳陋而渐得赅备；在政治一方面，国与国之竞争，日渐剧烈，结援要好的风气，日渐盛行。同时在中国附近的部落（当时所谓蛮夷戎狄的）也极力想找机会，伸张势力入中国的内地，而中国内部的人，也想方法去抵抗他们。在这个政治文化一大转捩的时代，激荡的潮流，迸出来的，都是灿烂的水花，而一本伟大的历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而《左传》便应运而生。它的任务，便是上承《尚书》，下开《国策》，替那文化政治盛极一时的春秋留一影子。它里面的文章，非常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的事项，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后此殆未有其比。其历史的叙述，也有两种特色：一种是春秋的历史，大抵偏重本国，如《春秋》以鲁为中心，又如《竹书纪年》，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独《左传》不单以一国为中心，将当时几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左传》虽称鲁为“我”，他国人之来鲁者曰“来”，但其叙述史实，晋国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而《春秋》叙述鲁事，占全书百分之二十四）。其特点足将春秋各国的进展情形，做一综合的研究；第二，春秋时不特为我国政治上的转捩时代，文化的进展，也极有可观，《左传》之叙述，不局于政治之演进，常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尤以当时之典章文物，记叙最详。以上两个特点，是春秋以前历史所没有的。所以《左传》的作者，不特为我国史学界之革命家，也是我国文学界不祧之大宗，诚不世出的天才。而读《左传》的应该一方面欣赏它文章的秀美，一方面从史事的记载当中，求出春秋时政治和文化演进的痕迹，做一个深挚的体认，才不负这部大著作，这位大作家。
史料最重要的条件是真实，《左传》既是一本历史的著作，它的真伪问题，便有讨论的价值。中国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等，都说《左传》是伪的，说是刘歆把《国语》鲁惠、隐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加上些解经的语句，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的，把它剔出来，仍其旧体例，谓之《国语》；近来勇于疑古的考据家，更谓《左传》不只是刘歆把原有的一本《国语》改作而成，全书都是由刘歆捏造出来的，或是由汉初的学者创作的。由前说，《左传》虽经刘歆窜乱，仍不失为汉以前或焚书以前的真实史料；由后说，《左传》简直是一部伪书，它本身的价值会因此消失了许多。在编者的眼光看来，前说还可信，后说恐未必能成立。
后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春秋二百余年的事，后人断没有全部捏造的力量；即使刘歆或当时的学者，在故老口中，得到一两件口传的故事，把它记载起来，《左传》里面的条贯，恐不能如此精密。（二）《左传》的文章，《史记》引用甚多，世为太史令、载籍极博的司马迁，必不肯引用与己时代差不多的人所作的伪书；且《史记》征引《左传》，常把《左传》艰深的语句，改成浅易，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我，尔身也”一句，《史记》改为“我身，子之身也”，如哀公七年“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三句，《史记》改为“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观此种由深化浅的语句，足见两书年代的先后。自焚书以来，学术界凋零已甚，从汉初至司马迁，数十年间，断不能产生一本如《左传》的伟大著作人才，所以编者认定《左传》为秦以前的真实史料。
再把今文家刘、康辈的主张讨论起来，《汉书》刘歆本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歆传》说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难保他引传文的时候和转相发明的时候，没有把传文来点窜；且当时的太常博士，宁可不做官，而不肯承认《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争辩如此剧烈，想必刘歆干了一件学术上失德的事，才会如此，而康、刘辈的主张也不无蹊径。我们虽不能证实《左传》与《国语》原为一书，或两书各自独立，但至少我们知道解经的语句，是由刘歆窜入，汉儒所说左氏不传《春秋》（见《汉书·刘歆传》与太常博士书）不为无理。我们如仔细一研究，更可以明白：孔子的《春秋》，终于获麟，真正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亦终于获麟，独《左传》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后《春秋》的终止期十三年，分明见得《左传》的性质，与《公》《穀》不同；就文字而论，《公》《穀》里面，除了少数叙事文外，多为“……者何……也”，而《左传》却为叙事文体裁，此点更可见《左传》与句诠字释《春秋》的《公》《穀》二传不同；《左传》即有解经的语句，每多违背经义，至如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所在皆有，《左传》作者如以解释《春秋》为作《左传》的对象，断不至如此空疏。近人如陈澧（兰甫）等，知刘歆牵强地加上几句“段不弟，故不言弟”一类的语句，不足令《左传》与《春秋》发生关系，便曲说谓传释《春秋》之方法有二：一是传《春秋》之义；一是传《春秋》之事。前者《公羊》《穀梁》可以做代表，后者《左传》可以做代表；果如陈氏所说，《左传》的终止期后《春秋》十三年又何以解释之呢？有传无经，或有经无传的，又何以解释之呢？因此编者在编纂本书的时候，很大胆地把《左传》里面的解经的句语删去；私意本不信《左传》为解释《春秋》之书，同时以为今日我们读《左传》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上占有位置，非因它是一本解释《春秋》的书，当然用不到那赘累的解经的语句。
《左传》的真伪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编者相信《左传》是真的秦以前的作品，是采取古文家的主张；相信《左传》里面解经的句语，是刘歆或与他同时的人所加上去的，是采取今文家主张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折衷于两说之间，虽不能说一定可靠，却也颇为稳健。除了《左传》的真伪问题外，《左传》作者的问题，也要注意。最大的记载，有下列两说：（一）《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说经也。”（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上两说，都以《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而两书为我国历史的大著作，内容原极真确。唯崔适的《史记探源》卷四《十二诸侯年表不可以书见也》条下有谓：“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歆《让太常博士书》曰：‘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七略》曰：‘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崔氏之说，源源本本，极可信。《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既已动摇，那么《汉书》比《史记》及《七略》尤后，所称“左丘明……论本事作传”，想亦以讹传讹，因袭之误，且《左传》的作者，据考证的结果，出生的时期，约在战国中叶；左丘明在《论语》中，孔子曾提及过，注家更谓为孔子以前闻人，时代相去，差不多一个世纪，那么左丘明断不是《左传》的作者可知。普通人因受了《史记》和《汉书》的暗示，说到《左传》的作者，很容易举出个左丘明来，这个观念似乎要改正；即不改正，也要对它抱相当的怀疑。
编者说《左传》的作者为战国时人，有四个证据：（一）《左传》终纪韩魏和智伯的事，又举赵襄子的谥号，从前的人，必要死后才有人为他立谥号，襄子的死，后孔子七十八年，已是战国的时候，《左传》成书，后于襄子的死，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一个证据；（二）《左传》文：“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又：“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方有“不更”“庶长”之号，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二个证据；（三）《左传》叙宫之奇以其族行，有“虞不腊矣”句，秦惠王十二年初腊，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三个证据；（四）《左传》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一语，春秋时，只有车战的方法，没有骑兵，战国时苏秦合纵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这是《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第四个证据。此外，《左传》里面的卜筮，鲜有不中，如史苏之占等，则尚可信，盖晋惠之获，伯姫之嫁，两事都在春秋初期，作者故神其说，以骇听闻，犹是中国文人的老脾气，若陈敬仲初亡于齐，即言其“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以现世眼光观之，《左传》作者如非战国时人，安能有此神通？编者敢断定《左传》是战国时一位失名作家的作品。这位作家很好谈战争的事，很好记载那些国际间交涉隽妙的辞令，也许他是一位纵横捭阖的策士如孙膑或张仪、苏秦之流；不过现存的古书有限，还没有方法考证出《左传》作者的真姓名罢了。近人有根据《左传》里面记载分量之多寡，以《左传》作者为晋国人，春秋时晋为大国，记载当然比较他国要多，此说恐不能成立。前人亦有谓《左传》作者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的，并无证据，更不足信。
以上把《左传》的价值、真伪、前人对《左传》误解的纠正和《左传》作者的年代，都说明白了，读者也许对《左传》得了个粗浅的认识。最后，编者于本编编纂的体例，也不能不说一说。
选辑《左传》，编者认为有两点须兼筹并顾：一点是文学；一点是史学。从前一点，本编所选的几篇文字，已很足供读者的观摩欣赏，可不赘述；从后一点，最好是拣几桩有关时代变迁的大事，系统地整理一番，节省读者的脑力。春秋一代的大事，无非是根于周室的衰微，演成诸侯争霸的活剧，本编便依此标准，首先提出郑庄的跋扈，做一个王纲完全扫灭的表示，随后便是齐、晋、秦、楚各大国迭起野心，开出时代的局面，直到吴、越登场，便是这时代的尾声，而二百数十年间的史实，大致已尽于是了。至整理的方法，要算清代马骕所著的《左传事纬》最有头绪，本编便参照办理。编者以为这个编例，还算清楚，要算扼要，读者也还容易研究。倘蒙海内名达加以指正，不胜欣幸！
梁宽
一九三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