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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大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是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史学还不能成为一“家”，但它却开始突破王侯贵族的藩篱而同私人讲学和撰述结合起来。于是，中国史学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私人历史撰述，其中主要的是《春秋》《左传》《国语》，还有《竹书纪年》《世本》和《战国策》。这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的事情。这时期，也还有官修史书的存在。在百家争鸣中，可以看到各“家”的历史观点的异同及其在实践上的运用，反映了史学在较大的范围里被人们认识到它的社会作用了。
孔子所修编年体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修《春秋》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春秋”本各国国史统称，司马迁亦谓之曰“史记”。孔子修《春秋》，时在春秋末期，故他得以西观周室文献，研讨诸国史记旧闻，博览备采，而以鲁国史事为中心撰成此书。《春秋》编年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鲁国十二公，凡242年
，约18000字
，大致写出了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即缀辑文辞、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这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一是讲究用词造句、连缀文辞，二是善于综合、排比史事。此前，尽管周王朝和不少诸侯国都有国史，且亦兼记他国史事，但毕竟都很有限。孔子在综合阅览、研讨各国旧史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起来，这为人们从一个长时间里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发展大势，提供了清晰的轮廓。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还是第一次。如《春秋》隐公三年记：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亦作尹氏）卒。
秋，武氏子来求赙。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癸未，葬宋穆公。
这里，记载了周王室的大事“天王崩”，天王即周平王；记载了周与鲁的联系“武氏子来求赙”，赙是助丧的财物；记载了齐、郑二国盟于石门和宋国国君去世与安葬之事；还记载了天文现象“日有食之”。这种按年代、四时、月、日记事的程序，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在史学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从上面引文还可看到，记人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书为“崩”，有的书为“卒”，有的书为“薨”。此外，记军事行动，因双方或各方情况不同，而有伐、侵、入、战、围、取、救、执、溃、灭、败等种种书法。记杀人，因杀与被杀者的地位不同，有的书为“杀”，有的书为“弑”。类似这样一些在“属辞”上严谨有序的区别，其实是反映了撰者对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关于《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传》作者借“君子曰”给予这样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说它言少意明，意义深远，表述婉转而又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纡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这是把它的语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司马迁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也是从语言和含义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时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认为：《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他们的看法，道出了《春秋》问世的时代特点，不过所谓“世衰道微”、“乱臣贼子”、王道人伦，等等，都是从旧制度、旧秩序的规范来说的罢了。尽管如此，《春秋》作为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无疑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属辞比事而不乱”，“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这是《春秋》的优点，指的是孔子对于诸多国史纷繁头绪的爬梳、综合、排比，勾勒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轮廓。但它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事件中的有关人物，一般都没有写出它们的细节或他们的活动。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把握历史面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任务，由较晚出的《左传》一书完成了。
《左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上限与《春秋》同，下限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5年史事，比《春秋》下推13年。《左传》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早期问世的历史著作。关于它的作者，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也有人认为它的作者是子夏，是吴起，甚至有人说它是刘歆的伪作。这些说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但从《左传》的纪年和书法来看，它的作者或受《春秋》一书的影响，或与鲁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左传》在流传过程中，又曾为后人所增益（甚至有汉代经师的解经之语）和改编。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所见《左传》一书的写定，并非出于一世之时、一人之手。故顾炎武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日知录》卷4“春秋阙疑之书”条）“可谓富矣”，是说它包含的历史内容丰富。《左传》有196800多字（一说18万字左右），篇幅为《春秋》的10倍。这两部书同为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简略，犹如事目编年；《左传》丰腴，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这是它们在详略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即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写一个人物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就从“初，郑武公娶于申”追叙起，写出了事情发展的全过程；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出亡的经历，是从僖公五年“晋人伐诸蒲城”事追叙起，写出了重耳近20年的流亡生活。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实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
《左传》在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以写战争、写辞令尤为突出。如：庄公十年记齐鲁长勺之战，写出了鲁君采纳曹刿的意见终于以弱胜强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与战争的密切关系。僖公二十二年记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造成“宋师败绩”，接着写他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不因险阻取胜，“不鼓不成列”，末了写了子鱼对他的批评，这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昭示了宋襄公的愚蠢和固执。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曹、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出奔期间所受“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之右师、左师、中军对垒，而首先以下军之一部进攻属于楚军右师的陈、蔡二军，“陈、蔡奔，楚右师溃”；又以下军之另一部引诱楚之中军，同时则以中军与上军夹击楚之左师，“楚左师溃”，于是楚军大败。这里，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也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以至使人对作战场面有历历在目之感。此外，它记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都写得有声有色。《左传》写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间战争频繁的历史特点。《左传》写辞令，往往也都是在列国政治交往中写出了它的重要性。如：襄公三十一年记郑国子产出使晋国，因不受礼遇而令人“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后回答晋大夫士文伯批评的一篇讲话，委婉而不可屈，强硬而不失礼，不仅使晋国为之道歉，而且受到叔向的高度赞扬：“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又如成公十三年记晋厉公使吕相绝秦之辞，更是一篇出色的外交辞令，它首先回顾了秦晋友好的历史，接着指出秦国破坏这种历史关系而“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最后以揭露秦国自称“唯利是视”和诸侯“痛心疾首”为殿。全篇义正词严，有不容反驳的气概，同子产委婉陈词相比，另具一种风格。《左传》写辞令，不限于华族列国贵族的交往，如襄公十四年记戎子驹支驳斥晋国范宣子的一段话，从历史讲到现实，最后是“赋《青蝇》而退”以明志。范宣子听了戎子驹支的一席话，“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这都足以说明，《左传》作者写辞令，不是追求史文的绮丽，而是把握了辞令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这一历史特点。对此，孔子和《左传》作者都以郑国子产为例有明确的论述。
《左传》所反映的另一个历史特点，是这一时期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族和华族以外各族如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布及其分支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同华族各国（主要是齐、楚、秦、晋等国）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以及广泛的互通婚姻等，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关系生机勃勃的局面。它记晋悼公时晋国与山戎（无终）的一段史事，颇具这方面的代表性：晋悼公五年（一说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即魏绛——引者）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悼公的态度是：“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则持同意“请和”的主张，认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晋悼公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八年之后，晋悼公以女乐歌钟赐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请与子乐之。”又说：“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左传》襄公四年、十一年）这不仅写出了魏绛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见识，也写出了晋国与诸戎的关系以及诸戎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左传》作者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在中国史学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撰述上有开创的意义。
《国语》是与《春秋》《左传》同记春秋时期史事的又一部史书，但《国语》在编撰体裁上却不是编年记事，而是分国记言。《国语·楚语上》有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话：“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注：“语，治国之善语。”这说明春秋时期已有“语”一类体裁的史书，韦注说它是“治国之善语”，当得其大体。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说法，意即《国语》为左丘明所撰，但此说并不可信。《国语》是战国早期私人历史撰述，是逐步汇集周与各诸侯国所录之“语”编纂起来的，恐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
《国语》共21卷，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的顺序编次而成。这显然是以周王室为时代的标志，以有关各国与周王室关系的亲疏为编次的指导思想。《国语》记事，上起西周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事（《周语上》），下迄晋国智氏之灭（《晋语九》），首尾400余年。但其所记西周史事，主要见于《周语上》里的几条，其余基本上是记春秋时期史事；其所记晋国智氏之灭当在周贞定王十六年，亦即晋哀公四年（前453），这已是战国初年的事了。
《国语》记各国政治言论，以晋国最多，几乎占了全书半数；以郑国最少，仅载郑桓公为周王室司徒时与史伯论兴衰一事。而其所记各国事，起讫首尾又极悬殊。除《周语》记穆王至敬王十年（前510）事外，其余部分：《鲁语》记曹刿论战至孔子诸事；《齐语》仅记桓公时事，至其称霸（前660）而止；《晋语》记武公伐翼（前709）至智氏之灭（前453），上下限均超出《鲁语》；《郑语》实则仅记桓公三十三年（前774）与史伯问对一事，当西周灭亡前三年；《楚语》记庄王至惠王间事，约当春秋中期至末期；《吴语》《越语》所记，均起于吴之灭越（前494），前者止于越灭吴（前473），后者止于范蠡隐退与勾践封范蠡地，事在春秋、战国之交。这说明《国语》取材的多途和不具备严谨的体例，因而带有明显的资料汇编的性质。但《国语》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包含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这使它在先秦的史书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如《周语》记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与大钟；《鲁语》记曹刿论战，里革论君之过；《齐语》记管仲佐桓公为政诸言论；《郑语》记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楚语》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王孙圉使晋论楚国之宝；《越语》记范蠡诸言论等，都是同政治得失、历史经验紧相关联的。《国语》全书以记言为主，但也有着意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部分。它记晋国史事，始于武公，而于献公时内乱、重耳出奔、文公称霸、悼公复霸、赵魏韩三家共灭智氏等重大史事记载甚详，且首尾连贯、脉络清晰，写出了晋国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初年共200余年的历史进程。又如记齐桓公谋取霸业的历程，记吴越争霸中越之始灭于吴与吴之终灭于越，或层层深入，或曲折起伏，写出了一个诸侯国在一个阶段上或一个重大事件上的始末原委。像这样集中地写一国之史或一件史事的过程，是《左传》不能完全达到的，显示了《国语》在编撰上的长处。《国语》在历史思想上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善于指陈历史形势或对重大政治事件做出历史的总结。如《郑语》记史伯之论“王室将卑”、“周衰其将至矣”后，作者只用了几句话，就把史伯谈话后的历史形势清晰地勾画出来：幽王之乱，平王东迁，秦、晋、齐、楚代兴。这就一下子囊括了春秋时期200余年史事。《齐语》卷末和《晋语四》卷末，分别写了齐桓公“伯功立”、晋文公“于是乎遂伯”，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前者总结了齐桓公外结诸侯、内修政理以及在用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后者总结了晋文公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使民知义、知信、知礼以达到可“用”的经验。这些指陈形势、总结经验的文字，当是《国语》作者在纂辑各国之“语”时撰写的，因而它们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历史思想。
《春秋》《左传》《国语》这三部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自战国中期起，由于私人讲学之盛和“百家争鸣”局面开始形成，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春秋时期的口述史：《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都是解释《春秋》的。
其中前二种经后人在汉代写定，流传至今，后二种失传。后世儒学一派人物，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统称《春秋》三传，把《国语》称作《春秋外传》。其实，《左传》和《国语》都是独立的史书，并非为解释《春秋》而作。《公羊传》和《穀梁传》虽是解释《春秋》的口述史，但在对于历史事实的阐述上，尤其在历史思想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此外，这时期还有以春秋史事为内容的通俗读物，是历史教育的一种初级讲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就是这类作品的写定本或传抄本。
对春秋时期史事的撰写及口述流传，是战国时期历史学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左传》最为突出。战国时期历史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是开始注意到对历史做贯通的考察，一是对当代历史巨变的关注。前者如《竹书纪年》和《世本》，后者如《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人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这样一部重要著作，自战国后期作为魏襄王的随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晋初年出土，历时570余年，却不为世人所知。它是司马迁所不曾见到的重要史书之一。
《竹书纪年》的出土，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不准，人名——引者）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这10余万言的古书竹简装成数十车送至京师，经束皙、荀勖、和峤、杜预等人整理、研究，得文献75篇（内中7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改写成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其中，《纪年》12篇
，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竹书纪年》原称《纪年》，亦称《古书纪年》（杜预《春秋左传后序》）、《汲冢纪年》（《晋书·司马彪传》）。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征引此书时使《纪年》与“竹书”连用，于是乃有《竹书纪年》之称。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后期。于西周、春秋、战国，不分记各诸侯国事，独记晋国（起自殇叔：前784—前781），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又独记魏国，至魏襄王（哀王）二十年（前299）而止，称襄王为“今王”。此书记事，自庄伯十一年后用夏正，编年相次，文意近似《春秋》。据此，前人多认为它是魏国史书，并可由此推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
但此书既可用于随葬，说明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国史，而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
《竹书纪年》开编年记事之通史的先河，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创性工作的成果之一。同时，它对于订正其被埋没期间所问世的有关古史著作，有重要的价值。研究过此书的学者如杜预、束皙、司马彪等，对此都十分重视。《晋书·束皙传》举例说：“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晋书·司马彪传》记：“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谯）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谯）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它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南宋以后，《竹书纪年》一书亡佚不存，于是辑佚本渐出，内中以朱右曾辑录、王国维辑校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较好，得佚文428条，为学者所重视。
《世本》也是通史性质的著作。久佚。《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但从今存《世本》佚文来看，这书下限已写到战国之末的秦王政、魏景湣（愍）王午、赵王迁，并称赵王迁为“今王”
，说明它是一部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战国末年的通史。《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类云：“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以）来祖世所出。”这是完全把《世本》当作世系之书看待。但从《世本》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来看，它并非只是记“祖世所出”的世系之书。现在我们对于《世本》原先的结构，已难以尽知，从后世诸家征引来看，它有“帝系”，有“本纪”，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有“居”，记都邑宫室；有“作”，记器物制作发明、典章制度创制（参见清人茆泮林辑《世本》序）。可见《世本》是包含了多方面内容和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尽管这还处在创制的起始阶段，不可能是很丰富的和很完备的，但其撰述思想和编撰格局，却显示出先秦史学至此开始出现了一种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世本》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是“古史官”，这是很笼统的说法。今按《世本》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而对与赵王迁同时的燕王喜、秦王致、魏景湣王午等则均不称“今王”。这一细微的差别，虽还不能肯定《世本》出于赵国史官之手，但却至少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话，其中有“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的说法。韦注云：“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但从学习“世”可以起到“昭明德而废幽昏”的作用来看，其内容当不限于“先王之世系”。楚国的“世”和《世本》是否是近似的著作，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不过这倒证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拥有《世本》或“世”这样的史书。从《世本》内容的广泛性来看，非史官不得及此，但又超出了史官的职守范围。准此，《世本》一书可大致认定是赵国史官的私人撰述，而其中包含了对前人历史撰述的综合。
《世本》在唐初已佚三分之二；南宋时其书不传。清代学人有种种辑本行世，而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比较严谨。近年有《世本八种》印行，集清人《世本》辑佚之大成。
《竹书纪年》和《世本》二书虽仅存部分佚文，但它们作为先秦史家撰述通史的一种尝试，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值得重视的。同这种追寻历史踪迹的兴趣相对待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巨大变动的关注，《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正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这种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激情。
《战国策》是一部很特殊的史书，它的主要内容是记战国时期各国说客辩士的策谋权变及政治、军事大事和各国关系。这书为战国时人所撰，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于战国末年初步裒辑成编，后经西汉刘向重新整理编次，原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今存《战国策》33卷（含497章），与刘向校订后总数相符。其编次是：东周1卷，西周1卷，秦5卷，齐6卷，楚4卷，赵4卷，魏4卷，韩3卷，燕3卷，宋、卫1卷，中山1卷。这个编次是根据南宋姚宏注本排定的，是否与刘向校订本完全相符，已不可尽知。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对该书的整理经过、主要内容、时代特点和历史价值都有扼要的说明。他指出，这书原系皇家中秘所藏，“错乱相糅莒”，原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脩书》。他以国为别，以时相次，除去重复，写成定本；认为这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从刘向的观点来看，他是把秦统一后的一段历史也划入战国了。但本书所记最晚之事，是《齐策》中记齐王建朝秦后的齐人之歌和《燕策》中记燕灭之后的高渐离事，还不及“楚、汉之起”。
关于《战国策》的时代特点，刘向认为：战国之时，“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上述所谓《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种种策谋长短之说，就是这个时代特点的反映。刘向以“战国策”名书，一表明了历史时代，二表明了书的内容，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刘向还对这书的历史价值提出看法，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此处脱字，说者疑脱一‘划’字——引者）。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是从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以及安危存亡之所系，肯定了本书的历史价值。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刘向所论，可谓得其大体。如果说《左传》是反映春秋时期历史面貌的重要史书，那么《战国策》就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文献。
《战国策》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著作，比起《国语》来，它更善于把记言跟生动的叙事结合起来；《战国策》在写辞令方面的成就，也有超出《左传》的地方。如《秦策一》记苏秦以连横说秦惠王事，既写了苏秦关于“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的说辞，也写了他“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的遭遇，以及后来以合纵说赵王被采纳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自身所受的殊荣，从历史大事到世态人情都写到了。如《赵策二》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事，主要是写赵武灵王同肥义的对话，写公子成、赵文、赵造反对胡服骑射的言论和赵武灵王对这些言论的驳斥，但也写出了胡服骑射这一措施制订的过程及其推行之初的艰难。《战国策》写辞令，善于铺陈形势，阐述利害，意在打动和说服对方，这跟《左传》写辞令多意在申辩，在气势上有很大的不同。如《秦策二》记司马错与张仪为伐蜀、伐韩事争论于秦惠王前，最后是司马错分析伐蜀“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伐韩“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的得失利弊打动了秦惠王，起兵伐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赵策三》记秦出兵围赵都邯郸，魏安釐王出兵救赵而畏秦不进，并派将军辛垣衍至赵通过平原君建议赵王尊秦为帝，以换取秦的退兵。当平原君犹豫未决之时，说士齐人鲁仲连通过平原君会见辛垣衍，反复陈说“梁（魏亦称梁——引者）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的道理，终于打动了对方，“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这些，都把辩士的说辞写得有声有色，有一种滔滔不可挽回的气势。
《战国策》在叙事上富于变化。有的写得委婉屈曲，于末了处方见事情的结果，如《齐策四》记冯谖客孟尝君事；有的着意烘托气氛，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反而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平静、安详，如《赵策四》记触龙说赵太后事。《战国策》有比较多的篇幅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的政治活动，并着意写他们的好士、养士以及这些游客、说士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生动地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风气的特点。《战国策》中所记人物，比起《左传》来，涉及更广泛的阶层，这是战国较之春秋，历史在发生更加剧烈变动的一种反映。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未标书名，经整理，凡27章，11000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据考订，第二十七章《麛皮对邯郸君》所记之事在公元前354年，在本书中为最早年代。第二十五章《李园谓辛梧》为秦王政十二年（前235）事，第二十六章《见田
于梁南》为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事，是本书中年代最晚的。由此推知，此书编集当在秦统一前后，而汉初帛书抄本可能写于高祖后期或惠帝之时，上距此书编集时间只有20年左右。至于该书的编辑者，有的论者认为很可能是秦之零陵守信。
《战国纵横家书》在内容上不及《战国策》丰富，所涉及史事的时间限于战国中后期，也不及后者那样囊括整个战国时代，但它仍有很高的价值。第一，它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因而更真切地反映出战国中后期的重大史事和社会特点。第二，它的27章中有17章不见于《战国策》，因而可据此补充或订正后人对于战国史事的记载。关于这书的性质，有人说是《战国策》的前身，有人说是战国纵横家言的一种选本，但从前引刘向所撰叙录来看，说它是刘向定名为《战国策》的别本当更为贴切。
战国时期还有多种撰述，对于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如《山海经》博取资料，记载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帝王世系、历史人物、奇禽异兽、神话、传说，保存了相当多的可信且很古老的历史资料。如《尧典》和《禹贡》（它们是《尚书》里的两篇）所表现出来的辽阔的地域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的思想，当是现实历史发展趋向的反映。如礼书《仪礼》和《周礼》，关于对古代社会贵族阶层重大活动的记述，关于当时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描述，都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史资料。还有诸子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思想，以及对于历史知识的运用，等等。这些，都可以从史学史的兴起上反映出它们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中国史学经过漫长的胚胎、萌芽、生长时期，终于勃然兴起了。这个兴起的标志，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人们初步完成了从历史是神的安排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过程。由于夏、商、周王朝的更迭、盛衰，人们对神和天表示怀疑了，而对人事有更多的重视，这在《左传》中有相当明确的反映；而在《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人们所关注的是土地、人口、物产、权变、谋略、暴力等。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发展了。尽管天命史观还会继续起作用，但它已无法逆转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这个发展趋势。这是先秦时期人们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所迈出的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与此相关联的，是产生了历史变化和进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同历史不变与今不如古相对立而成为战国时期变法活动的理论根据之一。
第二，在对史学的认识上，人们初步提出对它的社会功能的一些见解，即以史为鉴的见解，“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见解，“疏通知远”（通过了解历史而认识历史前途）的见解，并在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史学工作也就最终摆脱了神职的羁绊而真正成为世俗社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它也从王侯宫廷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第三，在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上，已初步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其中编年体史书和记言体史书已获得相当的成就，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以及典制体也都出现了萌芽的形态，还出现了历表、谱牒、地图，等等。多种体裁之综合运用的初步尝试也开始出现了。有的史书在文字表述上尤其是叙事方面已有较高的成就。
第四，在对待史学工作的认识上，秉笔直书的精神受到高度赞扬，产生了深远影响；“君举必书”和对于重大史事的记载已成为制度；修撰国史，受到普遍的重视；博采古今，综合诸家，这一史学发展的新的趋向已显露端倪。
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4. 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