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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气再一次在窗外变换着形状，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构成——柔软起伏的条带、流动的气层和像烟雾一样弯弯曲曲的气流，细小柔和的漩涡、各种幅度的平滑波浪，这些气流相互缠绕、阻隔，形成了各种扭结、圆圈和螺旋。伊达看着窗外的这种雾气流动，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些黑暗悠远的形状，隐藏在这气浪的后面。她放下之前一直无力地攥在手里的听筒，从锅里拿出一个冒着热气的带皮土豆。土豆很烫，土豆皮一块块地掉下来。

她的妈妈以前也给家里的母鸡煮这种土豆。母亲把土豆碾成泥，然后往里面加一些黑麦粉。那时他们养了不少母鸡，后来都被狐狸叼走了。那狐狸很勤劳，每天晚上来偷一只鸡——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只剩下了一只勇敢、好战的母鸡。这只母鸡天天坐在家门前的楼梯上，有时还会凑到人群里，可能是因为孤独，也可能是因为害怕狐狸。后来母亲把它从人群中赶走，因为她不喜欢母鸡或者任何鸟儿，她讨厌羽毛、蛋和肉。每次父亲把抓来的鸟儿杀死，用开水烫过之后拔毛，这时母亲就去园子里锄草，或者就是单纯出去。她穿着长筒袜——在家里她穿一种厚实的袜子，用袜带固定，而外出时穿那种又薄又光滑的袜子，使她的腿看起来像是塑料娃娃的腿。她在这些轻薄的长筒袜上系一根带子，袜带上的橡胶夹子紧紧地抓住尼龙，仿佛时刻注意着将其拉紧。后来，某一天晚上，那只勇敢的母鸡也消失了。

伊达咬了一口土豆，很不错，一口下去，绵软、温暖的口感在口腔中蔓延开去。

母亲出门的时候，她和父亲两个人看着妈妈穿着花裙子的曼妙身材。母亲几乎是一路向下跑进村里，父亲扫视了女儿一眼，眼神中有一种请求女儿理解母亲的意味，仿佛在说：“她这样，并不是她的错。”然后接着默不作声地干着手里的活。

检查没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她就是有点轻微的心律失常，应该是天生的，或者是由儿时的心绞痛引起的。

“没什么事。您很健康。”医生说着，看了一眼病历卡上方的两个数字——“54”，“以您这个岁数看，您的身体挺好。”

然后医生静静地开了药方——一点温和的镇静药、助眠药和增强免疫力的药。

12月初，她在一个周六去了一家私人诊所，那里干净又卫生。取号之后，她拿到了一杯咖啡和一张像菜单似的东西：一张精致的印有医院徽标的硬纸片上罗列着这家医院可以提供的所有检查项目。旁边用小号字标着价格。她拿了一支铅笔，坐在那里画起了圈——弓形虫病、B型黄疸病、艾滋病、高密度和低密度胆固醇、甘油三酯、血尿素氮、大便潜血、红细胞沉降率、白细胞……大部分名字她都不懂。她把那些字圈起来，只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史前动物的名字——血小板、血细胞比容、单核细胞、尿胆素原、胆红素。然后，接待处的一个年轻优雅的护士从她手里接过了像订单一样的卡片，给她指定了检查时间，并嘱咐她空腹前来。护士递给她一个精巧的、又有点好玩的尿杯，并祝她愉快。这是个新的工作风格，以前可没有护士祝病人愉快。伊达从那里出来，在医院的药房买了一个装在塑料盒里的体温计，决定以后每天一起床就测体温。一开始她坚持了几天。把测量结果记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用磁石吸在冰箱上。36. 7℃;36. 4℃;36. 6℃;36. 6℃——这温度曲线看起来应该平平无奇，不过也正因现在看着这无波无澜的体温记录，她才意识到，她已经不会排卵了，她身体里的那片漆黑的深海已经沉寂了下来，上面笼罩着比海洋还黑的夜。那是一种平静的浩瀚。那里的海浪，已不会拨动任何一个贝壳。

三十几年前，她上大学的时候，也这样测过体温。那会儿宿舍里所有女孩都有体温计，还有个小本子记满了数字，而每月相对固定的几天，体温会略高，那数字旁边就会打上感叹号。她记得那伸向温度计的昏昏欲睡的女孩的手，那个被水银柱刺穿的蒙蒙胧胧的身体。

那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体验——用冰冷的工具——一根玻璃棒来检查自己，以一种相对应的比例显示发生在封闭、黑暗身体内部的过程。尴尬之处还在于，人需要工具来检查自己的身体，因为由于某些糟糕的原因，由于大自然的某些错误，人类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人应该与身体合一，人就是这个身体，他用手指指着胸口说“我”，但他却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比如刺痛、头晕、疼痛，特别是疼痛，却不知为何疼痛。只有当你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对象，在你自己身体里插入一个玻璃管子，才能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身体内部就是一个个无声的、黏糊糊的角落和缝隙，又像一块肉乎乎的、无形无状的手表，这只手表没有滴答作响，而是释放出一些能够精确测量时间的圆形颗粒。组织肿胀，然后缓解。一个圆形的“o”沿着狭窄的迷宫滑向未来。身体对自己一无所知，只有通过给自己做检查，才能知道自己的机体是如何工作的。

伊达想，她和她的身体一定没有共同的缘起，她和它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她和它必须依靠体温计、B超和X光片才能交流。

护士让她脱了衣服接受检查。她进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有洗手池和衣架。她穿上了一件白衣服——一种像睡衣或者亚麻西装似的衣服。她抽了两次血——一次静脉血，一次指尖血。然后她跟着一个年轻女人去拍片子——她们之间没有交谈，甚至没说一句话，都好像彼此知道各自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忙，不需要遵守某种社交规则。护士急匆匆地把她一个人扔给了机器，她的乳房贴到了金属板上，由圆变平。上帝的灵魂在一瞬间降临到了这机器上，于是她能够看到隐秘的、被隐藏的东西，它们存在于黑暗之中。另一位护士从她手中拿走了接了尿的容器，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化学过程的证据，它在五十多年前由一些未知的原因开始出现。容器上写了她的姓名，和其他被同样方法命名了的容器站在一起。那上面还有日期——“2003年12月8日”。她来过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而且从这上边可以看出，这痕迹是什么。

然后她被带到这个私人诊所的地下咖啡厅。这里提供给她一杯咖啡和一个法式牛角包。邻桌坐着另一个女人，侧身对着她。她看到女人有一张紧窄的嘴，每次咬食物的时候，就像鳄鱼张嘴的样子。她记得这样子。她们微笑着相互看了一眼，继续安静地吃东西。

几天后，她再次去到那里。年轻的女医生，还是个姑娘，仔细地看了检查报告，然后说了跟之前的医生同样的话——伊达很健康。

“血红蛋白这里有一点点超标，这是唯一一个还可以再复查的地方，”医生说，“除此之外您的身体非常好，值得羡慕。”

女医生以为，病人一定会很高兴，会松口气，开心地走出医院，进城大采购。节日前的城市有股湿润的味道。她以为，她凭借自己的经验让伊达放松了下来，可是她显然想错了。伊达向她说了声谢谢就出去了。年轻女医生留在了自己的诊室里，就像会预言的女神皮提亚，等着下一个病人——而她有可能要对这个病人说同样的话；或者完全相反——她现在准备下判决，对那个长着鳄鱼嘴巴的女人说：您得了重病，就要死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她对着每一个坐到她面前的人说：女士您会死，先生您会死，小朋友你会死，我也会死，那才算是说了实话。所有人都会死，我们应该对此做好准备。应该成立一个临终支持组织，给学校投资，教会学生面对死亡，让我们在人生最后一次经历中不犯错误。应该在体育课上训练，如何死亡，如何缓缓地躺进黑暗之中，如何失去清醒，如何让自己在棺材里看起来整洁体面。应该组织示范课，肯定有人同意把自己的死亡过程拍摄下来，拍成教育片。死亡培训中还应该有民俗课，讲解有关死亡的一切，提起死亡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怎么理解，为什么有的语言里，“死亡”这个词是阴性的，可在有的语言里又成了阳性。人死后去向何方，抑或，人死后是否真会去向某处。这门课就应该像生物课一样，成为高考科目，还应该有死亡学，这些知识都应该通过期末测试进行考核，在结课证书上面标明成绩。“我的死亡学考试可能要挂科”，学生们可能会一边违反校规在厕所抽着“有害健康”的香烟，一边这么说，然后复习所有可能考的定义、曲线和数字，直到天亮。而且所有人都会对学习这门功课心存感激。

伊达的心脏并不在乎检查结果。依旧时不时地在夜里搞一次小抗议。它会停跳一小会儿，就像是在反抗——它已厌倦了这无聊的工作。

伊达听到外面响起一阵嘈杂声，谷仓大门吱扭作响。一定是主人们在那里，伊达这样想。她怀疑房主在那些谷仓里养了动物，也许是为了获取狐皮、貂皮而养的狐狸和水貂，又或许就是养了些鸡。那燕麦粥就是他们为这些动物熬煮的。奥尔加的岁数应该和伊达的妈妈差不多大，如果妈妈还活着。不，可能比妈妈小一点。房子里现在空空荡荡。伊达站在烧热了的炉盘前面，烤着双手——这样的炉台可真不错。她记着要给炉灶加柴火，还得把开水倒进茶壶里。母狗微微抬起头，目光追寻着她的动作。

伊达走到窗边，感受到母狗停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你想要什么？”她问。

狗儿看看茶壶，又看看碗。碗空了。它想喝水。

“你就像个哑巴。”她一边对狗儿说，一边笑着对自己说，她说的是些废话。她给碗里倒了些水，把碗推到了狗儿面前。可是它没反应——它看着碗，似乎想用目光把碗挪动，于是伊达小心地拽起它的头。伊达从指下感觉到，狗儿的脖子轻颤，它的头很沉。狗儿一动不动，鼻子贴着水面，似乎在积蓄力量，然后不连贯地吸溜了几口水，溅起了水花，然后再次僵在原地，鼻子贴着水面。伊达一只手拿走碗，另一只手把毛茸茸的狗头放在垫子上。它喘了口气。这时伊达抚摸着它的——可以说是——脸颊。

主人们回来了。他们跺着脚，把鞋上的雪甩掉，又开始下雪了。雾气碎成小颗粒，然后化作雪花。奥尔加在冰箱里翻找，拿出了刚才吃的那块黄奶酪、一罐辣根和蛋黄酱。伊达帮忙做着准备，把餐桌整理干净。

“我应该给你打个电话，但是忘记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说，“我今天睡不着觉，一有灯光我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

“那会儿的光很奇怪，所以你不自在。”斯特凡慢慢地说。

伊达仔细地看着他的脸，在上面寻找着某种解释：笑容意味着他在开玩笑，严肃的表情则说明了他的偏执，可能他记性也不好，许是因为年龄，虽然他看起来并不老态龙钟。她的目光撞上了奥尔加的眼神。奥尔加微微耸了耸眉毛，那意思就是说，他说啥，照单全收就是了。

男人把一罐狗粮加进煮着燕麦的锅里，用木头勺子搅拌着。

“我觉得您看起来状态不错。我们这儿的空气和水质都很好。人在这里越活越年轻。”斯特凡两手端起装着燕麦的锅子，快步走向门口。

伊达为他打开门。

“赶紧回来吃早餐，戴上帽子！”妻子在他身后叫道。

伊达和奥尔加两人将黄奶酪切成片，摆放到盘子里。然后切了酸黄瓜，也放进盘子。

奥尔加问：

“你从哪儿来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告诉过我了，可是我不记得。从弗罗茨瓦夫？”

伊达答道：

“我从华沙来。”

“噢，你怎么来的？”

伊达耐心地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了一遍。

“那父母呢？你的父母可还健在？”奥尔加问。

“不，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伊达答道，突然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她在脑子里快速地检查：钥匙、证件是否齐全，她的外套被他们挂在哪儿了？她看向电话——她必须打个电话，现在就走，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她受够这些人了——他们老是打乱她的思绪。她急促地走到画着鱼的挂历前面看了一下，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还是星期五？星期一她要去华沙看医生。星期三她必须回去上班。

奥尔加把茶倒进玻璃杯里，她用一个茶包泡了两杯茶。

“可我觉得，我们一直就住在这里，”奥尔加说，“多少人已经来过这个房子了。我跟他说过的，”她用下巴指了指门，“做一个广告牌，上面写上‘农家乐’，然后立在路旁，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在路上看不到。可是没有广告牌，人们还是来了。你呢？你在华沙做什么工作？成家了吗？我觉得你看起来是个聪明的女人。”

伊达冲着自己笑了笑，对这种出乎意料的老式恭维感到满意，并敦促自己记得向主人支付食宿费用，显然他们对像她这样迷路了的旅行者是收费的。然而，她主动忽略了奥尔加问题的第二部分。她决定在出发之前再喝杯茶。奥尔加好奇地看着她，一片一片地吃着面包；下巴一动一动的，就好像跟脑袋的其他部分都不相连。

“我带领旅游团旅行。”

“有这种职业？”奥尔加感到稀奇。

这时斯特凡进来了，准确地说只是把头伸了进来，冲着妻子说：“过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急，很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伊达张着嘴愣住了——她觉得好像同样的场景今天或者昨天已经发生过了，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时间被拉长了的、已经发生过的、似曾相识的循环。她用力摇摇头，这种感觉就像耳朵里进了水——声音被扭曲，一种无处不在的噪音充斥耳中，必须使劲摇动才能摆脱。

奥尔加乖乖地从桌边站起来，披上毛坎肩，戴上毛呢帽，然后走了出去。他们的活计可容不得拖拖拉拉。

没什么好等待的。伊达拨出了报警电话——997，这是她从电视上看到的，从那些粗制滥造的警匪节目中。她听到一声长长的“哔”声，就像一个凄美的空虚信号。无人接听。她又试了一次。依旧是悠长的、悲伤的声音，好像远处火车头的汽笛声。从这里到任何地方都很远，哪怕对于电话信号的传递。突然她觉得，在电话的另一端，尼科林拿起了听筒，用他那微弱、疲惫的声音说：“喂？”

每当她想到自己的丈夫，总是先想起名字：尼科林——曾经，这名字听上去不错，曾经，就是他们还年轻的时候，那时他们穿着一样的牛仔裤，梳着同样的发型。但现在“尼科林”听起来就像它本来的样子，和事实一致——是一个朋友的姓而已。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在咖啡厅见个面，他自己也总是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人们从大街上、从人群中、从汽车的嘈杂声中进入那里，穿过黑暗的大门，进入一个突然安静下来了的世界，那里很平和，略带些潮湿的气味，那是一种小花园的味道，其实就是夏天摆放的几个带有藤蔓的、用来将桌子隔开的花盆的味道。

尼科林——他总是坐在最靠里面的角落，那里逼仄又昏暗，只有借着头顶小壁灯的光才能阅读。

伊达远远地注意到他苍白的、略显松弛的脸和灰白稀疏的头发。他总能从某处感知到，她，他的前妻，正走进来，这时他坐在角落的黑暗里，目光逡巡着她。他确信，她还没有看到他，至少距离还很远，她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所以他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事实上伊达甚至在他调整表情之前就看到了他那张充满怨恨的臭脸。他总是换上一副面孔，抿唇笑笑，不过分热情，完全是一种友好的、普通朋友的笑容。她看到了他不愿被别人看到的表情，并且知道它所表达的情绪：厌恶、愤怒、嫌弃——不一定只针对她，更是对一切跟他自己不一样的人和事。

尼科林穿着各种不适合自己的衣服，或者故意选了一些风格不相配的衣服：衬衫、羊毛背心、一条像丝巾一样的方巾、肘部带补丁的西装、宽松的灯芯绒裤子，西装的胸兜里还放着一块手帕。太烦琐了，这是一种奇怪的优雅，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机械地穿在身上。尼科林一边放下书，微笑地看着她，这笑容现在是友好的，一边伸手去拿已经嘬了一个小时的啤酒。

一般都是他先打电话给她，一般都是他需要一些小小的帮助：推荐个医生，借点钱；邀请她一起干点什么——看场演出，吃顿晚餐，听场讲座——都是些他不想自己去做的事。她总是出现得不情不愿，面露疲态，常常是在外出办事的空档之间，有时手里还拎着采买的东西。事实上，他的意思总是一样的：我很无助——他的格子夹克、秃顶的脑袋、胸兜里的手帕、嘴巴周围疲惫的皮肤、发灰的眼袋、小而纤细的手和手指上握笔留下的老茧，这一切都在述说着——我迷茫无助，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切，邻居家淹了我的浴室，我丢了保险合同，我的血糖升高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有自杀的念头，我老了，我虚度了光阴；带我回家吧，照顾我，我病了，我很虚弱。

可是从他嘴里说出的只有具体的事实：我家的热水管破裂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技工，你能不能找他来帮帮我？我现在一直在家。“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伊达说。“嗯，好的，我自己打电话。”他安静下来，又说，“我能去你那儿喝杯咖啡吗？”伊达耸耸肩。“我又要出门了。”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追问。

他总是带着一份报纸来，在厨房的餐桌旁占据他原来的位置，她在那儿切着一些东西，随便做点吃的。他坐在她的厨房里，看着摊开在桌子上的《周刊》，大大的纸张垂落下来。厨房很小，尼科林和那张打开的报纸占据了整个空间，吸入了所有的空气，所有的光线。他们低声交谈，有气无力。他们偶然发现——看着彼此都会感到厌倦。伊达会给他点儿吃的，把一碗汤放在他鼻子下面的报纸上。尼科林感激地笑笑，默默地吃饭。他就像一只已经长大的小鸟，却失去了离开巢穴的能力。他的笑容越是充满感激，他越是觉得汤好喝，伊达就越生气。那种感觉就好像被禁锢、无法动弹时的愤怒。这太疯狂了。伊达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等着男人喝完汤，从他手中接过空碗。放在水槽里，然后让他离开。他一言不发，没有丝毫叹息，从衣架上取下外套就离开了。只会说一句“再见”或“保重”之类的话。可是这话更像是喃喃自语，含糊不清。

玛雅上大学之后，他们就把房子卖了，重新买了两套小的，分开住。第一年，他总是过来拿他那些放在纸箱子里的书，每次拿三四本，这样就总有借口经常过来。他总是说，他家里的书架不够用。他总是去冰箱里觅食，和伊达一起吃顿饭，然后离开。他总是磨磨蹭蹭的，在门口徘徊。

尼科林研究媚俗艺术已有多年，他本应在二十年前就此写一篇博士论文。现在他在高中教历史课，但这并不影响他研究这个东西——他在他遇到的每件事中都能找到媚俗的影子。他分析媚俗艺术，反复解析，对它又爱又恨。这个游戏他永远也玩不够——他把所有现象作为媚俗的潜在载体去研究。他和缓地、固执地用他那小小的女性一样的手在笔记本上系统地记录下他的观察，然后把这些话当作警句抛给他的学生。

媚俗艺术是对真正经历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现的东西不加思考的、空洞的模仿。它试图使用一种曾经创造过的形式进行次要的、重复的、屈从的创作。媚俗艺术是对情感的模仿，它挖掘基本的、原始的情绪，并用过于紧凑的内容来修饰它。任何为了唤起感情而假装不同的东西都是媚俗的。

任何一种模仿在道德上都是坏的——因此媚俗是危险的。对人类而言，没有什么比媚俗更危险，哪怕死亡也比不上。

伊达怀疑，这个话题有另一个象征性的深渊，而尼科林无可救药地陷入其中，扮演着某种神秘，走近一个深刻而黑暗的秘密，在这其中媚俗只是一个借口，一把钥匙。

人们相遇，只是为了看到彼此之间有多么地不同。那些相差最大的人们，留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就好像生活想要展示给人们一切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和尼科林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在证明，他们之间的差距是无法消弭的。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八年。

她看着他在索引卡片上做着简短的笔记，每句话最多只有两个词，看起来像一串密码。最危险的是情绪，因为它们痴迷于寻找任何形式的表达，它们不耐烦，等不及创造一些崭新的、具体的东西——所以它们在匆忙之间流于一些陈旧的形式。情感越强烈，使用陈旧形式的诱惑就越大——脚越痛，就越容易找到旧的、踩烂了的拖鞋。“媚俗是情感的强迫”，尼科林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行小而凌乱的字，看起来就像一串染色体。

他们曾面对面地站在厨房里。这场景持续了好久。他们用目光彼此较量——他们也就能玩得起这样的战争。她看到他难看的表情，转瞬间消失在因为惊讶而扬起的眉毛下面。她也记得他脸上那看似一闪而过、被小心隐藏起来的异色。这是一张空洞的、陌生的面孔。一切爱情都是骗人的，爱没有新的形式，因为爱的所有形式都已经被用过千百次了。没有形式，所以没有爱。伊达在她心脏附近的某个地方感到一阵疼痛，因为她的尼科林已经死了。

有些人总是干些不该干的事，她这样想着。如果他们开始第二个话题，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个对他们真的重要的话题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说一些重要的话。同时，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话题，完全专注于其他的事。这就是他们，因为生活而死去。

听筒里传出单调的、长长的信号音。没人接电话。这怎么可能？

母狗突然喘了口气，然后坐了下来，左右摇晃着。它冷漠地看着前方。费力地大口喘着粗气。

“你想要出去？你想要干什么？”

狗儿没有反应。伊达又给它端了一碗水。母狗先是毫无兴趣地闻了闻，然后，突然，仿佛记起了一切，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水，搅动水花飞溅在它的窝和伊达的裙子上。然后，它又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突然停了下来，笨拙地躺回原来的姿势。它侧躺着，呼吸又快又浅。它的眼睛闭着——伊达不确定，这母狗能否看得见，或者它的眼睛已经失明，最多只能看到一些它内心想象的图像。她觉得一直朝一边侧躺着不太好，于是小心翼翼地挪动着狗的身体，这时她听到一声呻吟，和人的声音很像。

“我只是想帮你翻个身，很疼吗？”她小声说。

她轻轻地扶着狗儿的腿，慢慢地把它翻过来。狗儿的身体毫无反应地随其摆布，没有任何调整姿势、躺得更舒服点的尝试，她抚摸着它的头和耳朵，它的眼睛在抽动，眼皮微微上扬，伊达知道，母狗注意到了她。

她回到桌边，打开面前的电话黄页，这本子从昨天起就放在这儿，就好像是他们特意为她准备的。她要再次打电话，先打给警察局，然后打给道路救援，打给公司。还要给玛雅打个电话，给她电话留言。还得打给英格丽德。她要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出车祸了。我撞到了树上，车撞坏了。砰！哈哈哈！不过我没事，嗯，至多有点头晕，一对老人收留了我，为我提供了一个房间，我会留在这里直到一切都解决。最晚到明天。他们人非常好，有一个养鸡场或类似的东西。此外，一切都很好。哒哒哒哒。伊达突然感到一阵愉悦的能量在涌动，仿佛终于从半梦半醒的疲惫中醒了过来。

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就是那辆柴油车，老人们的孙子开的那辆蓝色面包车。他们关上了大门。伊达听到了他们三个人的声音。她透过窗户看到了亚德里安——他正打开皮卡车的后门，从上面拿出几个大箱子，箱子表面有些孔洞，这是用来运母鸡的箱笼。他们小心地、一个接一个地把箱笼放进谷仓。然后消失在谷仓里面。

浓雾散去，柔和、慷慨又大方的太阳露了出来。屋顶的排水沟流出的水形成了一个个刀子形状的闪着光的冰柱。天气就要转暖了，也许春天就要来了。伊达走到另一个窗户跟前。在一片灰色的灌木丛中，一座山显露了出来，上面覆盖着层层叠叠的白雪，形状对称而完美；山几乎是秃的，上面只有些斑斑点点的白桦树。两条笔直的路在山上交叉着，盘旋地伸向顶部。是的，现在可以看出来，那是矿山，右侧可以看到老生产线留下的一些金属零件，矿车就从上面驶过，沿路掉下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看上去是没啥用的。在那山包的下面，应该有一个相似的山包，一个虚空的存在，地上和地下两个山包的方向正好相反。伊达把它想象成一个相同形状的圆锥体，被缠绕在一条螺旋形的山路之中——只是在那里，在地下，它的顶峰直指下方，山路也向下盘绕，而不是向上攀爬。这座地下的反向的山包由虚空构成，指向地心，从地底垂下，如同虚无的石笋。沿着矿山往上爬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往下落，好像被分成了不同的两个人。肉身向阳，爬上斜坡，向着天空；由空虚构成的无形体向下移动，去到地球的中心。 HdtnqhlhYlw6ykU0T/HDwfuR58Da4EZ6kWfsOK3uR07xyvqAnKsrCkbXyzSJlj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