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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1931年4月。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耳（Emil Julius Gumbel，1891—1966）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个坦率的和平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反对反动的复仇运动，曾写过几本书和小册子揭露德国秘密进行重新武装的活动，以及暗杀许多和平民主人士的罪行，因此大大激怒了极右分子。
1925年，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通过决议，对他进行谴责，并且长期不给他晋升教职。1931年，魏玛共和国当局介入此事，给他一次小的升迁，但引起了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的法西斯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声称政府侵犯了学术自治，并且要将贡贝耳驱除出校。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31年4月，德国保卫人权同盟在柏林召开群众抗议大会，声援贡贝耳。爱因斯坦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事先准备了这篇讲稿，但当时他没有得到发表这个讲话的机会。
大学里的教职席位有很多，但睿智、高尚的老师却很少；宽敞的报告厅有很多，但真心渴求真理和正义的年轻人却很少；大自然批量生产的产品无以计数，但精品却少之又少。
我们明知这一点，为何还抱怨呢？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而且将会继续这样下去吗？的确，人应该接受大自然赐予的东西。但是还有一种时代精神，标志着一代人的心理状态，它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给当时的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为改变这种时代精神贡献出一点点力量。
比较一下100年前大学里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与现在占主导的精神！那时人们相信人类社会能够得到改善，尊重每个诚恳的观点，并且具有伟大人物曾为之献身奋斗的宽容精神。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被称作“德国”的更大政治实体的统一而努力。当时赋予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
如今我们仍旧对于社会进步、对于宽容和思想自由、对于现在被称作“欧洲”的更大政治实体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现今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已不再是人们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载者了。任何一个能清醒冷静地去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审视自己。召开这场会议的外在原因是贡贝耳事件。这位正义的使者凭借极度的勤勉、巨大的勇气和堪称典范的公正态度揭露了许多尚未得到惩治的政治罪行，他通过他的书对整个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却遭到他所在大学里的学生和不少老师的竭力驱逐。
绝不能容忍政治激情发展到如此程度。我坚信，任何虚心拜读过贡贝耳先生的书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若要建立一个政治结构健全的社会，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
让每个人都能根据他自己所读到的东西独立地做出判断，而不是听信于他人！
如果能这样，那么贡贝耳事件还是能在一个不太光彩的开始之后，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