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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里根总统任命艾伦·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他将担任这一职务长达18年半，只比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少4个月。
1926年，格林斯潘出生于纽约市的华盛顿高地。“二战”期间，他在高中毕业后前往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短暂地做过爵士乐乐手，曾经与萨克斯管演奏家斯坦·盖兹（Stan Getz）等杰出的音乐家们一起演出。在那时，格林斯潘就已经表现出对金钱和金融方面的兴趣，他负责给乐队成员报税。
他离开乐队之后进入了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本科和硕士学位。他曾担任商业分析师，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师从阿瑟·伯恩斯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工作越来越繁忙，格林斯潘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了，但20多年后，51岁的他向纽约大学提交了自己多年以来撰写的文章合集，以此作为毕业论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担任商业顾问的职业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名为“陶森-格林斯潘”（“Townsend-Greenspan”）的经济顾问公司度过的，他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对美国经济细致入微，甚至是独有见地的了解。
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和“赤字鹰派”，格林斯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担任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格林斯潘年轻的时候，他曾是自由主义哲学家、《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一书的作者艾茵·兰德（Ayn Rand）的忠实粉丝。因此，当里根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时引起了一些“左派”的恐慌。然而，在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格林斯潘被证明是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实用主义者。作为华盛顿社交圈的常客，他能够同时与两党执政的总统和议员都建立密切的关系。他在美联储通常负责的领域之外的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也被广泛关注。他愿意参与一系列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有时会给美联储带来政治风险。然而，格林斯潘却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应对了这些风险，在他的任期内，美联储的声誉和政策独立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政策挑战。第一，如何在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同时，巩固沃尔克对抗通胀的成果。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成功的。通胀在1990年短暂上升，但这主要是石油价格的暂时飙升造成的，随后通胀便保持在稳定的低位——在格林斯潘长达18年半的任期内平均仅为3%。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通胀仍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实际产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每年3.3%的惊人速度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曾梦想着能够驯服经济周期，在控制通胀的同时，能够缓和经济从衰退到过热再到衰退的剧烈波动。凭借对经济数据的了解，格林斯潘灵巧地运行着美联储，在他的前任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他设计了一场难度很高的经济“软着陆”，提出了针对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新思路。他在管理货币政策的10多年中提出的结构性技术变革甚至使许多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通胀常识都变得过时。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长时段的经济扩张，仅次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2020年。
格林斯潘面临的第二个政策挑战是，在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复杂、互联和国际化的时代，该如何确保金融稳定。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东南亚和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海外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在每一场危机中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他与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合作，同时制定货币政策以避免海外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附加损害。美国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不断上涨，这引发了棘手的问题。一些评论人士对格林斯潘的批评更为尖锐。在一本以他的名字命名、内容全面且广受欢迎的传记《格林斯潘传》（The Man Who Knew: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an Greenspan）中，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批评道，格林斯潘偷偷地选择仅以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作为通胀目标，却并没有充分关注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
在马拉比看来，经济稳定需要“逆风”货币政策，以避免资产市场的过度波动，就像马丁之后的美联储主席们一直针对通胀的风向采取逆势操作一样。
当然，保持金融稳定性是美联储的核心责任。然而，限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统工具是设定规章制度，监管金融机构和市场，以及在危机发生时，由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除了追求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以外，是否也应该将金融稳定性纳入考量范畴，这仍然是一个困难且有争议的问题。格林斯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市场观察者，他至少在一开始对马拉比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在任期内他曾多次利用货币政策和个人话语权，试图对他认为可能存在的股票价格泡沫进行压制。然而，格林斯潘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他无法做到同时抑制市场过热和促进经济良好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将重心更多地放在对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就业率的关注上。
回想起来，正如格林斯潘所承认的那样，他在金融风险的控制方面确实存在盲点，但这并不是缺乏对资产价格的关注，而是他对市场力量可以约束金融机构和市场从事冒险行为的能力过于自信。这一误判最终将在世界范围内对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的声誉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斯潘与股市的亲密接触从他刚开始在美联储任职就开始了。1987年10月，美国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并在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跌至谷底，仅仅这一天，道琼斯指数就暴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3%。股市的下跌是全球性的，从日本到英国再到墨西哥，股市都出现了严重的下跌。尽管对经济的担忧已经蔓延了几个月，但此次股市崩盘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因。一些观察人士将股市这种前所未有的下跌速度归于早期的计算机交易系统，特别是“投资组合保险”程序。只要价格下跌，该程序便会自动发出卖出指令，这会导致不稳定性快速叠加并产生恶性循环。尽管格林斯潘本人也认为市场在崩溃前的几个月已经被严重高估，但和其他人一样，他对下跌的幅度同样感到震惊。
在随后的几年里，交易员们经常提到这个词——“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原意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美联储至少在某些时候会为了保护股市的投资者而降息，而不是为了稳定整体经济而降息。（这个词其实是半开玩笑、戏谑性的。看跌期权是投资者以预定价格卖出股票或其他资产的一种期权，用来对冲价格下跌的风险。）美联储对1987年股市崩盘的应对并不支持进行看跌期权的操作。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其实并没有试图扭转股价下跌或将股价目标设定在某个特定水平，而是专注于缓冲金融和经济系统崩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了控制股市崩盘的后果，格林斯潘和他的团队遵循了央行教科书般的标准操作流程。首先，正如当初创建美联储的目的一样，美联储随时准备充当最后贷款人，以确保不会加剧金融机构的恐慌性撤资。本着这种精神，格林斯潘在股市大跌的第二天早上迅速发布了一则简短而有效的声明：“美联储将充分践行作为国家央行的职责，我们在今天再次声明，美联储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这一声明“就像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样凝练……虽然可能没那么荡气回肠”
。在实际政策上，该声明确认美联储准备通过其贴现窗口出借现金（将贷款和证券作为抵押），以帮助银行履行其短期义务，从而防止由于短期流动性不足（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债权人的需求）演变成更加危险的银行违约和破产。
传统剧本中解决危机的第二个方式即“道德劝说”（其实就是官方施压的礼貌性说法）——说服主要的金融系统玩家互相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1987年，格林斯潘将大部分道德劝说的重任托付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脾气暴躁的杰拉尔德·科里根（Gerry Corrigan）。科里根是美联储的资深成员，曾担任沃尔克的特别助理。他向企业施压，要求它们在市场动荡的情况下，继续以惯常的条件与客户进行交易和贷款。美联储的应对有助于阻止股市低迷蔓延到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在崩盘期间抛售股票的投资者遭受了损失，但没有大型金融机构违约，也没有交易所被迫关闭（哪怕是暂时性关闭），金融市场很快便恢复了正常运作。
由于预期经济可能放缓，美联储的确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相对温和的0.75个百分点，但其实当时的经济并不需要太多帮助。到1988年初，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便开始逆转降息的趋势。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道琼斯指数在两天内收复了一半以上的跌幅，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超过崩盘前的峰值。正如格林斯潘回忆的那样：“今天，市场崩溃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因为它对整体经济没有明显的持久影响，所以人们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实最后令我吃惊的是，危机的影响竟然微乎其微。”
格林斯潘的结论是，股市下跌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很小，因为除了美联储迅速且令人安心的反应外，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其实并不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因此，股价下跌并没有迫使股票投资者违约或在市场上抛售其他金融资产。
到了1988年的春天，事实证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未担心经济放缓，反而开始关注日益增长的通胀压力。除了逆转股市暴跌之后的降息举措，委员会还启动了一系列的额外加息，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约300个基点。
尽管1987年的股市崩盘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但格林斯潘的上任也伴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根源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济衰退通常发生在美联储因通胀过高而收紧货币政策之后。最明显的例子是紧接着1981—1982年沃尔克抗击通胀之后发生的严重衰退。1970年的经济下滑和1973—1975年的经济深度衰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货币政策制定者试图抑制通胀的结果，哪怕这两次美联储最终其实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永久性地降低通胀。相比之下，1990年以后，在通胀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金融业的混乱在经济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随着金融行业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不论市场全球化、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有什么好处，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及其经济后果都会显著提高。
始于1990年7月并持续了8个月的温和衰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过渡性案例，其原因包括货币紧缩和财政压力。1988年的春天，美联储预防性的紧缩政策帮助冷却了经济，而银行贷款的减少，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信贷紧缩，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滑。信贷紧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房地产贷款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高点，这反过来又反映了多种因素，包括房地产税收待遇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当银行持有的房地产损失开始侵蚀其资本时，它们变得不太愿意也没有能力放贷。储贷危机（S ＆ L crisis）的最后阶段进一步减少了信贷供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大约有一半的储贷机构消失了。危机在新英格兰地区尤为严重，那里的银行陷入了高风险的房地产贷款泥潭无法自拔。
值得称赞的是，美联储预见了经济衰退，在1989年2月就业增长放缓时及时结束了紧缩政策，然后于当年6月开启了长时段的降息周期。1989年几乎高达10%的联邦基金利率在1992年9月一路降至3%。尽管经济衰退时间很短，但持续的降息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仍然很不景气。1990年上半年的平均失业率为5.3%，1992年6月达到7.8%的高峰，在经济衰退结束两年多以后的1993年中期，失业率仍停留在7.0%。（当经济活动停止收缩并再次开始增长时，从官方意义上说便可以宣布经济衰退结束。这并不一定要求失业率开始下降或经济状况开始恢复正常。）在随后的经济周期中，衰退后的“失业式复苏”成为一种常见的模式。
1991年7月，乔治·W.布什总统提名格林斯潘延续第二个任期，为期四年。
这绝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简单决定。尽管美联储在1987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很好，但大部分领导层都来自杰拉尔德·科里根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88年大选前，格林斯潘的加息举措激怒了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布什，布什曾公开警告美联储不要采取可能阻碍经济的行动。
1989年布什上任后，美联储的态度发生180°大转弯，它转向降息，这虽然缓解了但却没有阻止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随后到来的“失业式复苏”。
美联储和政府更多的冲突也接踵而至。1990年3月，《洛杉矶时报》曾援引一位匿名人士的消息称，格林斯潘不会连任，因为他在降息方面的迟缓已经让总统“暴跳如雷”
。布什在199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呼吁降低利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众所周知，我确实认为人们过于悲观了。稳健的银行应该发放稳健的贷款，现在应该降低利率。”
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格林斯潘还在货币政策以外的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成功抵制了财政部于1991年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统一联邦银行机构”的计划，该计划将剥夺美联储监管银行的大部分权力。格林斯潘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该提议。实际上，美联储监管银行的能力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并充分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银行管理者们提供的信息也有助于美联储更好地了解经济运行的状况。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失去银行监管权力将是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灾难。对其辖区内的银行进行监管是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主要职能，如果格林斯潘希望获得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在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其他事项上的支持，那么他就需要保护这项职能（以及相关的工作岗位）。格林斯潘的游说成功挫败了财政部的计划。
在货币政策之外，格林斯潘在有关财政政策的辩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支持削减赤字。早在进入美联储之前，他就对财政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曾在1981年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建议进行改革以改善社会保障的长期财务状况。然而，对于美联储主席来说，介入本应由国会和政府负责的财政政策领域可能存在政治风险，尤其会被视为他在与两党之中的一方结盟。
格林斯潘显然认为，为了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政策，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他与白宫内部人士密切合作，制定了削减赤字的法案，并公开主张联邦政府要勒紧裤腰带。与20世纪60年代马丁与约翰逊的顾问进行谈判时的情形相似的是，格林斯潘似乎也愿意以较低的利率来回报那些愿意实施赤字削减的政客。当布什总统在1990年9月30日宣布一项削减赤字计划，打破了他那句著名的“听好了，我绝不加税”
的竞选承诺时，格林斯潘随后便于10月2日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授权他只要国会通过削减赤字计划，便可以宣布最多两次、每次25个基点的连续降息。尽管当时极不寻常地出现了四票反对票，格林斯潘还是做到了。在国会批准预算案之后，格林斯潘便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
如今看来，格林斯潘介入财政事务不仅像是政治上的越界，更像是一次错误的分析，因为最新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存在适度政府赤字的经济风险很低。
那么，为什么布什要让格林斯潘进入下一个任期呢？格林斯潘显然很有能力，在华尔街和国会都有许多支持者。他积极讨好两党政客，并且很容易得到参议院的认同。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美联储主席的连续性将对信心构成支撑。反之，在一旦出现经济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布什的顾问们也希望美联储主席能够支持共和党的议程。
然而，让格林斯潘继续留任并不像白宫预期的那样，会对布什的连任竞选起到好的作用。1992年，美联储确实继续降息了，但速度相对缓慢，失业率仍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面对比尔·克林顿的竞选主题“傻瓜，关键是经济”，布什在包括独立候选人H.罗斯·佩罗（H.Ross Perot）在内的三方总统竞选中最终落败。在1998年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的采访时，布什对格林斯潘进行了指责，他说道：“我认为，如果利率大幅降低，我很可能会再次当选总统……是我让他进入了下一个任期，但他的表现让我失望。”
民主党总统当选并没有改变格林斯潘的运作风格。他很快与比尔·克林顿建立了私人关系，并再次推动削减赤字。格林斯潘对克林顿财政紧缩计划的公开支持不仅表现为他在国会听证会证词中给出的积极评价，还包含一次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认可”——当克林顿在1993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一项削减赤字的承诺时，格林斯潘就堂而皇之地坐在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蒂珀·戈尔（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夫人）之间。
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之外，尤其是在财政问题上的涉足，遭到国会甚至美联储同僚的猛烈批评。但他认为，他所参与问题的重要性反而证明了他遭遇强烈反对的风险的合理性。而且，尽管他知道自己经常给人以害羞和书呆子气的印象，但他对自己的政治技巧充满信心。最终，格林斯潘与克林顿的亲密关系被证明对美联储和他自己都是有利的。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克林顿更倾向于鸽派政策，他任命了一些州长，希望能推动格林斯潘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逐渐认清美联储主席在华盛顿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后，民主党人克林顿两次延长了共和党人格林斯潘的任期。
驯服两位数的通胀需要沃尔克的坚定不移和勇气，但或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精妙操作或复杂理论。与他的前任相比，格林斯潘在不破坏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将通胀引导至可持续的低水平，这在政治上更容易，但在技术上更困难，最后他成功了。1994—1996年，格林斯潘帮助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紧缩的程度足以抑制通胀，但却并不导致经济衰退。
软着陆的概念与菲利普斯曲线推理密切相关。根据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当经济陷入衰退、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明显疲软时，通胀压力应较低。作为回应，美联储通常会放松货币政策，让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重新投入市场。但在一个需求强劲、不断扩张的经济体中，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往往会更快。为了避免过高的通胀，美联储必须在某个时候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尺度，过快或过度紧缩都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夭折。另一方面，紧缩力度过小或过慢，可能会导致通胀反弹，这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金发姑娘”
。理想的政策首先是帮助经济复苏，然后使经济放缓到足以稳定增长的程度，进而实现温和、稳定、低通胀下的充分就业。软着陆的原理似乎十分简单，但预测甚至准确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难度，再加上货币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失业率等关键参数的模糊性，都使软着陆在实践中变得十分棘手。
格林斯潘设计软着陆的机会出现在1990—1991年经济衰退后的漫长复苏时期。由于经济复苏最初并未带来多少就业增长，美联储推迟了收紧货币政策。但是到1994年初，应当采取行动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4年2月4日召开会议时，失业率已经从7.8%下降到6.6%。随着经济增长加快，失业率正在明显地持续下降。当时联邦基金利率是相对较低的3%，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值大约为零。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也转递了他们所在地区联络人关于物价上涨压力的报告，但经过测算的通胀率稳定保持在2.5%～3%。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应该采取行动吗？
对委员会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希望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50个基点。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需要在通胀加速之前采取行动，他还担心有迹象显示通胀预期可能正在上升。然而，由于担心过于突然的加息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他说服了委员会同意更为温和的加息25个基点。
在当时十分不同寻常的是，格林斯潘发布了一则新闻来宣布这一决定。由于这是五年来的首次加息，他希望确保市场充分接收到这一信息。
为什么要在通胀率仍很低、失业率仍很高的时候就开始加息呢？几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证词中解释了委员会这样做的理由。他说道：“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滞后效应。激烈的政策立场可能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都不会在物价指数中显现出来。因此，如果美联储要等到实际通胀恶化后才采取对策，那就太久了。在这一点上，适度的纠正措施将不再足够……相反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即使这会对短期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对于格林斯潘来说，最后一点很重要。在他看来，如果先发制人的压制通胀手段能够避免日后采取更极端的紧缩措施，那么它就不会阻碍经济增长。他说，通过及早行动，美联储希望能够“通过预先阻止未来通胀压力的不稳定累积，来尽量维持和保护目前的经济扩张”
。在发生实际通胀之前就将政策紧缩的概念——后来被称为“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与马丁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当聚会渐入佳境时收走大酒杯”的名言相互呼应。
1994年2月的加息只是一个新的紧缩周期的开始。到1995年2月，考虑到通胀压力，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一倍——从3%提高到6%。这项政策看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是在给经济降温，但它有明显的副作用。债券市场对这一政策的转变反应十分强烈，长期利率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和未来进一步加息的预期而大幅上升。在1993年底还不到6%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到1994年底却飙升至将近8%。由于债券价格与收益率成反比，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在内的债券持有人在1994年所谓的“债市大屠杀”中蒙受了巨大损失。
加州奥兰治县就是受害者之一，该县由于在债券相关的衍生品合约上遭受重大损失而最后破产。
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同意了格林斯潘支持的一项减少预算赤字的计划，部分原因是他的经济顾问们及格林斯潘承诺，稳定联邦财政前景将增加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并降低长期利率。该计划宣布后，长期利率确实下降了。但美联储的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市大屠杀”正将长期利率推高。民主党政客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马里兰州参议员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将美联储比作“一架飞来袭击农舍的轰炸机”
。然而，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说服克林顿，批评美联储将适得其反，他们认为格林斯潘的政策目的是控制通胀，长期来看，尽管债券收益率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但较低的通胀一定会带来较低的利率。（事实上，长期利率在1995年和随后几年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认为总统试图阻碍美联储压制持续通胀的努力，那么长期利率最终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克林顿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拒绝公开向格林斯潘施压或批评，这是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新标准。布什和奥巴马都将以克林顿为榜样。
1995年2月，当联邦基金利率达到6%时，格林斯潘认为已经采取了足够的紧缩措施，并在当月晚些时候的国会听证会证词中暗示，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大。随后的1995年7—12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5.5%。经济反应良好，失业率继续逐步下降，通胀稳定在3%以下。看起来软着陆已经实现，经济扩张还将继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完成这一艰难的壮举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1996年11月，强劲的经济帮助比尔·克林顿再次当选为总统，这是对他的忍耐和宽容的回报。
保罗·沃尔克在1982年提高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债务国的金融危机。1994年格林斯潘的紧缩政策同样给墨西哥带来了压力，与1982年一样，这个国家在违约的边缘摇摇欲坠。然而，1994年的这次危机却有所不同，它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在过去10年中的重大变化。1982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债权人一直是美国的大型银行，因此债务危机也有可能成为美国银行体系的危机。然而，由于债权人在1982年吸取了教训，因此在1994年，墨西哥的借款并不再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而是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售给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们。重要的是，就像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海外出售的债券一样，许多墨西哥债券实际上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一措施旨在让债权人避免比索兑美元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然而，汇率风险并没有消失。相反，墨西哥政府承担着风险，如果比索贬值，它将被迫以更多的美元偿还债务。此外，大部分与美元挂钩的墨西哥债务被称为“Tesobonos”，这其实是一种短期债券，意味着就像储户陷入困境而导致银行发生挤兑一样，如果贷款人对墨西哥失去信心，他们就会撤资。
墨西哥于1994年与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在签订协议的前几年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包括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并为其确定一个正式的通胀目标。全新改革后的墨西哥前景乐观，这吸引了许多外国资金的流入。
但信心可能是脆弱的。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的价值上升，这提高了墨西哥偿还债务的实际成本。除此之外，1994年墨西哥遭受了严重的政治冲击，恰帕斯州发生叛乱，总统候选人也被暗杀。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政府在大选前放松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在短期内加强经济，但同时也让人怀疑该国对改革的长期承诺，特别是在控制预算赤字和通胀方面。这一系列事件刺激了资金外流，迫使墨西哥央行动用其有限的美元储备来支撑比索的价值。
到了12月，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维持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迫使新总统突然宣布比索贬值。外国投资者担心墨西哥无力偿还与美元挂钩的债务，开始以更快的速度撤出资金。如果得不到帮助，墨西哥很快就会无法履行其国际义务。
如果格林斯潘还处于早期自由主义时期，那么他可能会拥抱简单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即任由墨西哥违约，以避免救助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墨西哥及其债权人认为美国政府会始终保护它们免受错误后果的影响，那么它们便会被鼓励承担过度的风险。然而，身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担心墨西哥违约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失去信心，从而引发更多挤兑，进而危及国际金融体系。此外，由于墨西哥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崩溃可能也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增长。最后，对格林斯潘这位美联储主席有吸引力的一个论点是，就像一家本来状况良好的银行面临储户挤兑一样，可以说墨西哥的问题更多的是暂时性的流动性不足，而不是根本性的资不抵债。总体来说，美国可以作为墨西哥的“国际上的”最后贷款人，从而避免违约和由此产生的损失。通过确保墨西哥及其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代价，道德风险问题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格林斯潘、财政部长鲁宾和副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一致认为，防止墨西哥违约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们成功说服了克林顿总统，但是他们无法说服国会为一项似乎不受欢迎的外国救助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鲁宾、萨默斯、格林斯潘三巨头找到了另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在格林斯潘的支持下，财政部利用外汇稳定基金为墨西哥的一揽子救援计划提供资金。该基金是国会在大萧条时期设立的，目的是让财政部能够在必要时买卖美元，以稳定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价值。然而，由于任何危机都可能对美元产生影响，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基金的使用是相当灵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一个帮助协调各国央行活动的多边机构）为墨西哥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其中200亿来自美国。
墨西哥最终全额偿还了援助，并被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下进行经济改革，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虽然墨西哥避免了违约，但它在1995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从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看，在这场危机中，墨西哥债券投资者的表现反而更好，与美元挂钩的债券持有者基本上得到了补偿。然而，其他外国投资者，包括墨西哥股市和以比索计价的债务的投资者则遭受了重大损失。
格林斯潘在救助墨西哥的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提升了他作为金融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他的影响力超越了制定利率的范畴。这一事件的更大意义在于，它将成为接下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前兆。
央行行长历来都是一群神秘的人。第一批央行，包括已有300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最初都是私人机构，它们的行长保持着职业银行家所需的谨慎性和保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扮演了更加公开的角色，但多年来盛行的观点认为，保持神秘感（即央行官员知道的比他们透露的更多）对于政策灵活性和最大化央行声明对市场的影响力十分重要。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是1921—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古怪人物，据说他的个人座右铭是“绝不解释，绝不辩护”
。他经常断然回绝参加议会听证会，认为这是一种冒昧的要求。
在国际上，央行保密制度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过时。一个关键的时间是1990年，当时新西兰储备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与两位数的通胀做斗争，随后便与政府合作宣布设定0%～2%的正式通胀目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许多央行都追随新西兰的脚步。
除了设定官方目标，其他透明化举措还包括公布更多信息，如央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报告。
这种新的开放性背后有两个理由。首先，如果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决策者的想法，那么货币政策将会更加有效。毕竟，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市场回报和资产价格发挥作用的。更好地理解政策委员会的目标和策略应该有助于金融市场更好地反映决策者的意图。其次，在“大通胀”时代之后，美联储和其他央行面对短期政治压力已经变得更加独立。人们认为“大通胀”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造成的。如果非民选官员被赋予做出相应货币政策决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应该会为自己的政策做出充分的解释。这种问责制只有当信息透明时才能充分实现。
在全球央行向更高透明度转变的过程中，格林斯潘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比较倾向于传统学派。他十分重视话术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对于信息保密，正如他上任后不久就开玩笑说的那样：“我已经学会了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
他的确是个“说废话”的能手。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关于政策的沟通往往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尽管美联储在信息的透明度方面总体上落后于其他央行——特别是格林斯潘反对设立一个正式的通胀目标，但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推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其中许多步骤都改变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决议后发表的声明。
在现代的美联储观察人士看来，这些演变似乎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们致力于详细分析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的每一个措辞或语气的变化。直到1994年2月，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并没有在会议当天宣布，这打破了惯例。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货币政策的改变也没有在会后立即通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给了美联储主席决定具体变化时间的自由裁量权。）相反，财经记者们咨询了那些跟踪短期市场利率走势的华尔街分析师，并就政策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发表意见。一名财经记者援引分析师的话称，美联储其实已经采取了行动，而实际上却并没有宣布，这并非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1994年2月开启软着陆进程的那次加息是特殊的。它是自1992年9月以来的首次政策调整，也是自1989年以来的首次紧缩。格林斯潘想要确保这一变化在市场上有充分的曝光率，因此只得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会议后再正式宣布这一决定。
与此同时，格林斯潘也依然保持着他所珍视的灵活性小步前进。会后的声明是由格林斯潘本人发表的，而不是整个委员会，因为委员会没有机会修改或批准该声明。声明的措辞晦涩且简洁，只是暗示“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有望小幅上升”，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格林斯潘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不会在未来的每一次会议之后都发表声明，特别是在没有采取行动的会议上。不过，1994年2月的声明仍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
除了强调做出政策方向改变的个人意愿之外，格林斯潘还有另一个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动机，那就是来自国会的压力。众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冈萨雷斯（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曾在一段时间内领导国会要求公开更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审议情况。作为回应，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于1993年3月同意了这一要求，在随后的会议中开始公布每次会议的纪要，但公布纪要大约有7周的延迟。
由于对此并不满意，冈萨雷斯计划就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该法案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60天内公布每次会议的完整文字记录和录像。他邀请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所有成员（包括理事会成员和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内一共19位）共同出席。在1993年10月19日举行的那次引人注目的听证会上，5位理事会成员和10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站在了格林斯潘一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他参与者也提交了他们的声明。
当格林斯潘透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已经被录音多年，并被转录成文字以帮助工作人员制作会议纪要时，这场听证会立即变成了媒体的焦点。录音文件被定期删除，但那些未经编辑的转录文字版本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7年前。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部分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些文字记录，他也只是在准备听证会证词时才知道这些文字记录的存在，但美联储显然处于守势。在最终的妥协中，尽管仍然有所保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同意了在5年的延迟时间内公布其所有会议的完整但经过简单编辑的文字记录（最终会发布在美联储网站上）。当然，这些材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而且虽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提交的，但它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些问责依据。只不过，公布的文字记录删去了会议上的意见交换内容和自发讨论内容。
这些文字记录保存下来的经验可能使格林斯潘相信，他并不能决定美联储的透明度，允许对幕后进行窥视或许会达到某些政治和政策目的。1994年2月以后，虽然只是多余的，而且一般只在采取行动的会议之后才发表，但这些声明终于开始逐渐对公众发布。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变化的更明确的信息，首先是其与贴现率之间的关系，然后是（1995年7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本身。此外，声明还提供了更多有关政策行动的基本原理。事实上，1994年8月的声明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政策。注意到贴现率提高了50个基点并将“完全体现”到市场利率上，格林斯潘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这些措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足够的”，暗示了加息的暂停。（不过，这一暗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当年11月，委员会又将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两个问题一直在酝酿中。第一，除了向市场通报当前的行动外，美联储是否要对未来可能的政策方向提供系统性的指引。委员会在一份指令中，已经就利率可能的调整方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出了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部门负责执行货币政策，根据需要买卖国债，以管理银行准备金的供应和联邦基金利率。）这种方向性的指引被称为政策“倾向”（“bias”）。“倾向”可以是上行（意味着利率可能上升）、下行或中性。显然，这种倾向性对市场参与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但它却是在之后延迟长达7周的会议纪要中才公布。到那时，信息已经过时了。经过大量讨论，委员会于1998年12月同意在其会后声明中对政策倾向做出重大改变。
反过来，政策“倾向”本身也在逐渐演化。2000年2月，委员会转而使用围绕经济的“风险平衡”概念构建的语言体系。如果经济看起来在走弱，声明会说风险“主要集中在可能导致经济疲软的因素”。如果经济看起来可能过热，那么风险“主要偏向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升高的情况”。风险平衡公式隐含了菲利普斯曲线逻辑，即经济冷热和通胀冷热通常会同步。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经济活动可能过冷，而同时通胀却过热——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一样，这种可能性很难用风险平衡来描述。
第二个消息传递问题是该声明的所有权是谁。早期的声明只来自格林斯潘本人，不包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任何意见。但很快人们就发现，通过影响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声明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格林斯潘面临着为声明中增加委员会意见的压力。1995年初，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阿尔·布罗德斯（Al Broaddus）曾建议工作人员准备一份替代声明（可能带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并建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措辞进行正式投票。格林斯潘承认，这种倾向性确实是影响货币政策制定的一个因素，但他认为在会议期间修改声明是不切实际的，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有一段时间，格林斯潘或他的副手唐·科恩（Don Kohn）只在委员会就货币政策行动进行投票之后，即会议结束时才宣读声明。
随着这份声明影响政策预期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明显，格林斯潘也改变了立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9年5月首次宣布，在联邦基金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其倾向（转向紧缩）。市场反应强烈，似乎这就是一份加息的声明，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在1999年12月的会议上，格林斯潘分发了供审议的备选声明，从2000年2月的会议开始，委员会的表决议程不仅仅是货币政策行动，还包括审批该声明本身。
2002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又向着更高的透明度迈出了一步，会议结束后将会立即公布货币政策行动和声明的投票结果，甚至包括反对意见。尽管部分是出于法律上的考虑（《信息自由法》似乎强制要求选票必须即时公布），但对于货币政策行动的反对者来说，能够在会议声明中提出反对意见本身就是吸引更多人关注他们想法的好工具。
尽管自1994年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直到2002年，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央行相比，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的透明度仍然十分有限。但基本经济和政策环境的转变很快也会导致沟通方式发生改变。
1994—1996年的软着陆将经济扩张延长到了第六个年头。美联储是否能够一直好运——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只伴随着低失业率和稳定的通胀？它确实做到了，当代的观察家们把大部分功劳归于格林斯潘。2000年，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出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了一本关于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的书，名为《别了，格林斯潘：一个巨人的背影》（Maestro: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艺术大师”这个别称一直流传下来，标志着格林斯潘的地位甚至上升到像摇滚明星一般炙手可热。在软着陆之后的时代，他确实成功地处理了许多问题，但真实的故事要远比那些过度偶像化的传记中描述的复杂得多。
1996年中期，美联储面临着与1994年相似的情况。经济正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上半年大约为3%，失业率为5.5%，略低于工作人员估计的自然增长率。按照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线逻辑，通胀应该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格林斯潘在1994年倡导的“先发制人”策略，那么应该尽快开始加息进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完全赞成这一策略。
然而，格林斯潘本人却并不那么肯定，而是更倾向于谨慎行事。他从1994年就知道，在一段利率持平或下降之后，突然开始一系列的加息可能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尤其是债券市场。此外，1996年的情况与两年前有些不同。首先，1996年的货币状况显然没有那么宽松。联邦基金利率当时为5.5%，而不是1994年的3%，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在1996年中期几乎没有通胀的迹象。以核心CPI来衡量，通胀稳定在2.7%，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在7月的会议上报告说，他们的商业联络人表示无法在不损失销量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工资上涨似乎也很温和，只有零星迹象显示工资的上涨比通胀更快。针对通胀先发制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对着并不存在的“敌人”开枪射击，那就需要仔细斟酌了。
由于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采取谨慎措施是合理的，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经济强劲、失业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为什么通胀没有像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推理所预示的那样逐渐走高呢？
格林斯潘提出了一种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尽管经济在扩张，劳动力市场在如此坚挺的时候，工资和物价却只实行小幅上涨。在他看来，这是技术变革开始加速的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革命引发了有关新经济的讨论，格林斯潘也成为科技的信徒。
他认为，新经济对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在任何给定的资本和劳动力组合下的产出数量的增加，从两个方面减缓了通胀。首先，像在工厂使用机器人或在办公室使用先进软件这样的技术变革，使工人在工作中感到不那么安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更容易被取代。根据格林斯潘的“员工不安全感假说”，尽管失业率很低，但这些发展使工人不太愿意要求加薪。其次，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抵消工资增长对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影响，这反过来也缓解了通胀压力。因此，格林斯潘总结说，尽管经济强劲，但技术和生产率的迅速进步将有助于控制通胀，减少美联储采取“先发制人”策略的必要性。
美联储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员并不同意格林斯潘的这两种观点，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在1995年9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员工不安全感假说”，当时格林斯潘还没有对此加以关注。在那次会议上，研究部主任迈克·普雷尔（Mike Prell）告诉委员会，工作人员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和失业风险指标来检验这一假设，但并没有得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结论。尽管如此，各种小道消息和公开媒体报道还是让许多委员会成员接受了格林斯潘关于劳动力市场力量平衡已经发生变化的观点。
委员会决定在1996年夏天按兵不动，保持利率不变。
用格林斯潘的话说，1996年7月至9月会议的市场数据“扑朔迷离”。坚挺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趋紧，失业率下降到5.1%。工人们的不安全感显然也有所减轻，因为一些数据显示工资增长在加快，但以CPI衡量的通胀还保持在低位。
格林斯潘仍在犹豫是否加息，他退守到论点的第二部分：即使工资小幅上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阻止工资增长转化为通胀。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再次与持有官方数据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分歧。根据当时可用的数据，1996年第二季度的每小时工作产出（一个简单的生产率指标）仅比1995年同期增长了0.9%，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增长率，它甚至低于美联储1994年开始加息时的数值。然而，格林斯潘（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许多成员）再次受到一些小道消息的影响。据这些来自业务联络人的小道消息称，生产效率实际上已经大幅提高了。格林斯潘指示工作人员进一步挖掘这些传言的可信性。他认为，现有的数据可能低估了实际的生产率增长情况，原因有两个。第一，尽管工资增长了，但企业利润一直很高，这表明效率的提高确实压低了成本。第二，最容易衡量的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相当强劲，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在格林斯潘看来，服务业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精确的衡量。
委员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在推动收紧货币政策，但格林斯潘的论点和个人影响力让他们决定暂缓，以获取更多信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在1996年9月开始新一轮的加息周期，而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保持利率稳定。事实上，经济继续表现良好，通胀没有上升。格林斯潘的预测是正确的，坚持加息的工作人员和鹰派的委员们是错误的。
然而，紧缩政策并没有推迟那么久。到1997年初，尽管经济没有明显的变化，格林斯潘的观点却开始转变。在1997年2月的会议上，他宣布采取行动的时机即将到来。“我们正在接近这个点——3月可能是适当的，那时我们将采取行动，除非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显示经济扩张正在显著放缓。”
委员会确实在3月提高了利率，但它将很快暂停加息，因为另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这次是亚洲）即将发生，而整个经济环境的形势都会逆转。
格林斯潘在1996—1997年的表现是否证明他在伍德沃德的书中和其他地方所受到的吹捧名副其实？这些吹捧大多时候的确是合理的。最重要的是经济确实很好。稳定增长和低通胀一直持续。毫无疑问，这段时期展示了格林斯潘的实力，包括他管理委员会的能力，以及他超越标准经济数据的洞察力。他对生产力的见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修正后的数据显示，1996—1997年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正如格林斯潘所预测的那样，明显高于首次测量的水平。
在其他一些方面，格林斯潘的分析就不那么准确了。无论如何，当工资开始上涨时，他放弃了员工不安全感假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假说并没有很好地站住脚。随后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工人认为在这一时期失业的风险低于正常水平，而不是更高。如果硬要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工作保障的话，反而比前几十年要高。
此外，格林斯潘预见性地指出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只是通胀未能回升的一部分原因。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和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当时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后来合著了一本关于美联储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书，书中淡化了生产率增长在抑制通胀方面的作用。
他们认为，回顾过去，那一时期通胀意想不到的疲软可以被其他短期因素解释，比如美元走强、石油价格下跌，或者衡量通胀的方法发生改变。
现在许多证据也表明，当时通胀的基本行为正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虽然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并不精确，但从1980年到90年代中期，自然失业率似乎下降了大约一个百分点。
在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劳动经济学家拉里·卡茨（Larry Katz）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将这种明显的下降归于几个因素。首先，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劳动力比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人更有经验，受教育程度更高，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通常失业更少。第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例如临时工的出现，为失业者提供了另一种找到工作的途径。
较低的自然失业率使经济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实现了更强的增长和更少的失业。
另一个抑制通胀压力的关键因素是美联储作为通胀斗士的信誉的恢复（主要是在沃尔克的领导下实现的，并在格林斯潘任期继续强化）。随着家庭和企业对美联储关于物价稳定的承诺更有信心，由通胀预期推动的工资-物价螺旋形上升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由需求快速增长或供应冲击引起的通胀上行压力，可能只会对价格增长率产生短暂的影响，而不再是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产生持久的影响。格林斯潘将他对通胀的预测基于生产率（不可否认这的确有先见之明）而不是其他因素，这可能确实有运气成分，但正如棒球队高管布兰奇·瑞基（Branch Rickey）经常说的那样，运气也是精心设计和规划之后的产物。
最后，格林斯潘对生产率的见解只将货币紧缩推迟了大约6个月，这也许还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但如今我们知道，在1997年3月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时，生产率实际上正在加速上升。也许那一时期的政策效力被夸大了，但却进一步提升了格林斯潘的声誉，使他不仅在美联储，而且在更广泛的经济政策领域都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在格林斯潘娴熟的货币政策管理下，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表现良好，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它再次面对来自海外的金融危机压力。这次的“震中”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一直在强劲增长，收入迅速上升，投资率很高，资产价格也不断攀升。因此，有寻求高回报的外国资金大量涌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后在1997年7月，出人意料的是泰国政府耗尽了外汇储备，并被迫贬值其货币——泰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的货币纷纷跟随泰铢贬值。正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贬值时一样，投资者情绪突然改变，银行从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大量撤资。一种被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恐慌冲击了全球市场，受影响的国家遭受了显著的经济放缓或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逆转？像往常一样，政治和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回顾过去时便更容易看到脆弱性的存在。首先，在许多情况下，当地银行既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也没有很好地被监管，它们只是充当了向东亚提供大量海外贷款的中介。而且，在那个令人兴奋的时代，银行承担了过度的风险。通常情况下，政客们倾向于将贷款引向自己喜欢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因此，尽管整个东亚的经济前景看起来很强劲，但大部分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却没有得到好的投资。
资本流入的形式也很重要。亚洲本地银行严重依赖短期融资，相比长期融资，短期融资成本更低，更容易获得，但也更容易发生挤兑。与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当地银行从国外借入与美元挂钩的证券，同时以当地货币放贷。只要美元与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固定（正如东亚各国政府所承诺的那样），这种货币错配就不一定是问题。但是，一旦外国投资者开始撤资，美元储备有限的政府就会发现要保持汇率稳定是不可能的。亚洲货币的贬值严重损害了当地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它们对当地企业的贷款和所持有的资产（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与国际负债（以美元计价）相比就会大幅贬值。在这个恶性循环中，银行倒闭所带来的威胁会导致外国投资者进一步撤资以及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
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冷静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至少最初是这样。美国经济在1997年似乎很稳定。事实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3月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时，曾以强劲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通胀风险为理由。利率的上调以及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上调的迹象吸引了资本进入美国，并使美元走强，这可能促成几个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不过，有一段时间，亚洲的金融动荡似乎与美国没有什么关系。当美国股票价格终于对亚洲日益加剧的动荡做出反应时（最显著的是在10月27日下跌了7%），格林斯潘仍然保持乐观。他指出，由于有助于控制逐渐显现的通胀风险，给他认为过热了的股市降温，亚洲的麻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
就像三年前墨西哥经济危机时的情况一样，格林斯潘和美联储与财政部长鲁宾和他的副手萨默斯进行了密切合作。像往常一样，在国际债务危机中，他们需要说服贷款方选择继续合作，而不是撤回资金，并要促使债务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向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条件是这些国家需要实施改革。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多要求，比如削减政府预算赤字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都是为达到长期收益而选择在短期内承受巨大的痛苦，因此谈判气氛十分紧张。
一个特别棘手的时刻发生在1997年11月，当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韩国的美元储备比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也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人们担心随着其货币不受控制地大幅贬值，它将拖欠许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这进而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银行倒闭（美国银行是主要债权人之一）和股市崩盘，从而传播恐慌。韩国对美国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与朝鲜接壤，而且在那里建立了大量的美国军事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财政部和美联储合作，说服美国银行延长对韩国的短期贷款，通过55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化解了这场危机。《时代》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萨默斯、鲁宾和格林斯潘的画像，标题是“拯救世界委员会”。在杂志封面上，格林斯潘站在中间，鲁宾和萨默斯站在两侧，这充分反映了格林斯潘与克林顿政府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国内货币政策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核心作用。
1998年上半年，尽管亚洲经济危机还在继续，但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到了8月，俄罗斯突然爆出债务违约，反映出全球经济放缓，当时石油（这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商品）价格也跌至每桶11美元的低点。由于俄罗斯不接受改革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对其贷款，之后就发生了债务违约。俄罗斯的违约震惊了全球市场，甚至动摇了格林斯潘本人对外国金融动荡不会威胁美国经济的信心。
格林斯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讲话时告诉听众，俄罗斯违约引发了“美联储的重大反思”。
他说道：“美国不可能像一片绿洲一样，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压力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繁荣。”换句话说，为了履行国内使命，美联储还必须考虑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特别是那些在国与国之间即时传导的金融事态的发展。这与格林斯潘在亚洲金融危机初期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美国，一家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成为俄罗斯金融动荡中备受瞩目的受害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于1994年由著名的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债券交易员约翰·梅里韦瑟（John Meriwether）创立，董事会成员甚至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在格林斯潘手下工作的美联储前副主席马林斯（David Mullins）也是一位关键的负责人。该公司采用了复杂的量化策略，一开始非常有利可图。它的杠杆率也很高，在1997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每1美元的资本就对应着30美元的债务。
该公司的策略包括充分利用特定资产的价格与其正常水平之间的暂时偏差来获利。它的赌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正常的关系而重新确立，偏差也逐渐消失。然而，俄罗斯违约导致市场波动加剧，价格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移动，这使得这一战略失效，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很明显，这家资本薄弱的公司不太可能生存下去了。
由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从多数华尔街的大公司大量借款，美联储开始担心该公司失控倒闭可能会严重扰乱市场，特别是如果它被迫以低价抛售资产的话。格林斯潘同意尝试寻找解决方案。1998年9月23日，16家华尔街大公司的高层官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会面，主持会议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美联储只提供了会议场所（还有三明治和咖啡，就像传闻中的那样）。在麦克多诺的推动下，16家公司中有14家同意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资36亿美元，避免其很快倒闭，从而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得以更有序地解散。（拒绝参与的两家公司之一是贝尔斯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贝尔斯登的客户，而贝尔斯登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加速了这场危机。更为讽刺的是，10年后贝尔斯登也沦落到需要政府援助的境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终在2000年被清算。
当时，美联储因其干预行为可能会激励其他公司不计后果地冒险，引发了道德风险而广受批评，就像政府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时进行干预而受到批评一样。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格林斯潘对美联储的介入表达了一些不安。
然而，尽管救助很少受到欢迎，但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似乎是合理和可以辩解的。首先，它是基于决策者的判断，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受控制的破产将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并最终对整个经济构成严重风险。不同的是，美联储在1990年认定当时的金融体系能够处理德崇证券的倒闭，因此选择在其倒闭时不进行干预。其次，此次干预的道德风险可能很小。所有用于防止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的资金都来自其债权人，而不是公共部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所有者最终损失了大部分投资且名誉受损——这条路几乎没有其他人想去效仿。一种更为合理的批评是，救助是临时性的，这会造成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人们对公平的担忧。在这方面，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处理方式就像美国政府之前（以及未来）的金融救助一样，对于如何应对系统性且关键的金融机构的潜在破产风险，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因此困难重重。
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之间和之前，格林斯潘越来越担心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违约危机（并已经蔓延到拉丁美洲）对美国经济的综合影响。在1998年9月21日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上，他说：“经济之前一直保持稳定，但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迹象。”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随后在1998年秋季连续三次降息25个基点。在11月的最后一次降息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其声明中强烈表示，尽管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但美联储已经做得够多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9年6月提高利率之前一直按兵不动，并认为随着金融状况变得更加稳定，可以安全地取消1998年的部分宽松政策。
格林斯潘1998年的三次降息暗示了货币政策策略的微妙转变，不仅要更多地考虑经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还要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1998年9月最正确的猜测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减缓美国的经济增长。在1998年10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格林斯潘对委员会表示：“如果这种金融环境从出现到最终消退都没有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放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改善经济最有可能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格林斯潘也在思考概率问题。在为首次降息辩护时，他指出经济放缓是有可能的，但其放缓轨迹并不确定。他表示：“可以想象，我们最终可能不会把此次行动（降息）视为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而只是视为一种保险。”
换句话说，利率的削减幅度会比可能性最高的预测的合理幅度要大一些，额外的宽松政策是为了防范那些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便会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
1998年的“保险性利率削减”与格林斯潘认为的风险管理方法非常吻合，即试图将各种风险的不确定性纳入决策过程。实际上，格林斯潘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在必要时调整政策，以对抗经济中最令人担忧但相对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在人们担心的风险没有发生时将这种保险收回。格林斯潘会把亚洲金融危机事件看作这种做法的起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美联储对亚洲和俄罗斯事态发展的反应“反映出美联储正在逐渐进化，并且背离了标准的政策制定的条条框框”。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精力和赌注都押在实现一个单一的最佳预测指标上，而是依据一系列可能的情境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回应。
格林斯潘并不是第一个将风险平衡纳入政策分析的美联储主席，但自从他任职以来，政策制定者们变得更加明确地考虑到对经济的核心预测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以及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政策如何才能为此做好准备。
1987年的股市崩盘是格林斯潘担任主席后的第一次考验。美联储迅速做出了反应，帮助限制了此次崩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但在20世纪90年代，股市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
随着经济年复一年地增长，通胀保持在低位，股票价格已是十年前的三倍多。当时的经济学家对股市上涨是否预示着风险存在分歧。与芝加哥大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效市场学说否认了股票市场被高估或低估的观点。相反，它认为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汇集了数以百万计投资者的观点，恰当地反映了经济在任意特定的时间点上的所有可用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可避免是不完美的。根据这一学说，股市繁荣是对经济更加乐观、利率较低（这使得股票相对于债券更具吸引力）或其他基本因素的理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尽管市场有时肯定会出错），那么政策制定者不应该试图取代市场的判断。
从整体来说，格林斯潘有着自由主义的根基并对市场有着坚定的信念，但他并不是一个有效市场理论原教旨主义者。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他经常就股票市场价值的合理性发表看法。此外，至少在他任职美联储的最初几年里，他准备利用货币政策来对抗他认为不合理的市场情绪波动，理由是这种大幅波动以及经常会发生的情绪逆转都可能危及整个经济体。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94年2月，他终于决定开始加息，在这次货币紧缩周期中，利率最终上升了300个基点。加息的主要目标是对通胀实行先发制人打击，引导经济软着陆。但格林斯潘也在考虑股市。他在2月4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我认为，现在让市场对我们上调利率抱有预期可能会非常有帮助，因为这将抑制股市的投机行为……如果我们有能力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市场之上，我们就可以防止其失控。”
两个多星期后，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格林斯潘认为早期的努力是成功的：“回顾我们的行动，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影响力比预期要强大得多。我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正在兴起的股市投机活动。”关于债券泡沫，他还观察到：“我们也戳破了它。”
然而，格林斯潘宣布胜利还为时过早。加息是否戳破了不可持续的债券泡沫，还是说只是债券交易员改变了他们对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前景的看法，目前尚不清楚。无论如何，就算存在债券泡沫，它的收缩也是剧烈的而不是温和的，这是一场对金融稳定产生副作用的债券市场“大屠杀”。此外，一旦紧缩政策结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趋势将逆转。至于股票市场，道琼斯平均指数在1994年仅上涨了2%，这与政策收紧的抑制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长期利率急剧上升是一致的。但股市上涨缓慢是暂时的。1995年，随着政策的适度放松，股市再度飙升，涨幅超过33%。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胀和引导经济增长方面似乎非常成功，但事实证明，在管理反复无常的长期债券收益率和股票价格方面，它的精确度要低得多。
1996年，格林斯潘荣获“艺术大师”称誉的那段历史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市场运行方式。格林斯潘推迟了紧缩政策，理由是更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将缓解通胀压力。从逻辑上讲，更强劲的生产率增长也将证明股市强劲上涨是合理的，但支持提前加息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仅提到了通胀风险，还提到了股价可能超过其基本价值的风险。格林斯潘认为，过早地提高利率而使市场降温会不必要地减缓经济增长，于是他尝试了一种限制股市上涨的新策略——强烈呼吁。但是，他能仅靠呼吁就做到让股价下跌吗？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和委员会听取了两位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诺贝尔奖得主）和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报告，他们认为股票价格与股息的高比率表明股票市场被严重高估了。
此后不久，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公开表达了他对市场的担忧，他问道：“我们该如何判断非理性繁荣过度推高资产价值，然后导致这些资产突然崩塌的时间点？日本在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他告诉听众，对美联储官员来说，只有在资产泡沫可能危害经济的情况下才会被关注，尽管如此，“面对资本市场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我们绝不能低估泡沫的破坏性或者是过度自满。”
道琼斯指数在第二天早上开盘后的30分钟内下跌超过2%，这也许是因为交易员认为格林斯潘在释放即将加息的信号。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市场很快便开始重新上涨。
事后看来，在格林斯潘当时演讲的时候，股价可能并没有被严重高估。一些传统的指标，比如股票风险溢价、股票和安全的政府债券之间的预期回报差，都在历史正常范围内。事实上，如果你在1996年底，即格林斯潘担忧“非理性繁荣”的时候购买了一篮子有代表性的股票，并于2002年底，即股票市场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的谷底时卖出，你仍将获得高达32%的收益，包含股息再投资的名义收益。
直到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繁荣的到来，泡沫的迹象才变得清晰和明显。
格林斯潘在控制股市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7年3月的加息标志着“艺术大师”时期的结束，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任何通胀压力。但格林斯潘后来写道，3月的紧缩政策也是出于他对“股市泡沫可能导致通胀不稳定”的担忧。
他回忆说，在1997年2月的会议上，他“告诉委员会，我们可能需要提高利率，来尝试遏制牛市”。但无论是加息还是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危机，都没有对股价造成太大影响。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受益于互联网热潮的推动，股市持续上涨。1999年3月29日，道琼斯指数首次收于10 000点以上。正如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繁荣在年底达到顶峰……大多数投资股票的人都感觉未来会更加繁荣，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这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难题：如何在健康的、令人兴奋的经济繁荣和由负面的人性驱动、充满了放纵与投机的股市泡沫之间划清界限？正如我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
与认同金融市场是有效和理性的观点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对股票估值是否合理有着强烈的负面看法。他通过加息和强烈呼吁等手段，多次努力减缓他认为不可持续的股市繁荣。不过，他充其量只是暂时取得了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区分股市繁荣“好”与“坏”的能力，以及预测股价将如何回应美联储的政策干预，都变得不那么自信了。无论干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困难。
尽管一些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表达了对市场的担心，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在1999年初提高利率。然而，出于对不断上升的通胀的忧虑，美联储确实在当年晚些时候开始大幅收紧货币政策。讽刺的是，虽然压制股市并不是紧缩政策的既定目标，但是加息无疑也为从2000年春季开始的股价暴跌加了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