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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常常是一个魔幻时刻。对于急诊室来说，这个时刻可以让所有人停下手里的事情，让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在换班前，急诊室的主灯将被调暗，让病人可以好好休息几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值班医生可以把文书工作和其他任务赶完，甚至还可以忙里偷闲地坐在办公桌前，看看初升的太阳照进玻璃窗中的光。每当这时，我都会眯起眼睛，逐渐适应白天的光线，渴望着走出医院，迎接全新的一天。也只有在这几小时里，我才会渐渐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会白天活动的人。
再过几小时，到早上7点，在我能够开车回家之前，我将与六名护士和另外两名医生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讨论昨晚的抢救病例，回顾和审查医院中所有与濒死者抢救相关的问题。我们会一起仔细查看上一周长长的病危者名单，找出急救过程中所有“阿托品”出现的位置。“这个词出现的确切位置对于拯救生命至关重要。”——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没有真正拯救过生命。不管怎样，在用了20分钟时间讨论这个词的位置以后，我还要忍受一个类似的无足轻重的话题——是否要在抢救病历记录表上为“手指针刺法血糖检测”挪出合适的空间来。在寂静的凌晨4点，我要准备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开会讨论这种事？
明天我会收到通知，希望是宣布我得到晋升的电话或电邮，这样就能让我从这种会议的普通参与者变成主持人。我在相对次要的行政职位上工作了不到两年，先是部门的绩效改善主任，然后是急诊科助理医务主任。我已经感到无聊了。医院刚刚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要求一名管理者全面地从医院的运作过程入手，提高医疗质量。我希望得到这个职位，并且我知道自己能够胜任。我在急诊科不可能得到晋升——现在的科室主任们短时期内都不会离开或去世，所以我更应该去争取这个位置。
当我负责管理某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对我就更有意义，更有可能让我做出成绩。当我规定脚踝扭伤的病人需要休息、冰敷、加压包扎和抬高患肢时；或者向牙痛病人解释他的口腔里没有脓肿，不需要去牙科急诊，最重要的是进行详细的牙科检查时——病人们会听我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病情的关键问题。在我接受的任何医疗训练中，我做梦也不曾想过，要用许多小时的时间，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确保一个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在被送入常规医院的4小时内就完成血液培养。但是坦率地说，作为一名专业医生，我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去思考一些实际上并不能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细枝末节，是一种无用的消耗。一定有办法让我以有意义的方式晋升到行政管理的岗位。明天我会把这个办法想出来。
自从两年前完成实习以后，我变得越来越疲惫和焦虑不安。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继续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瑜伽帮助我厘清思路，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健身房的锻炼也对我很有帮助，还扩大了我的社交圈。我还屈服于同辈压力，参加了网络交友活动，努力想“回到正常的轨道”。经历过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能够从自己的内心中获得某种确定的舒适。
30多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件美丽而意外的礼物，那就是开始喜欢自己，尽管我身体上有瑕疵，尽管我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声音沙哑，尽管我在吃了自己做的美味扁豆汤之后会放臭屁（那真是很美味，不过我学会了少吃一点）。
我厌恶网络交友，不是因为要冒面对无数陌生人的风险。恰恰相反，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和完全不认识的人进行交谈是很迷人的事。任何互动都是有意义的，哪怕只是一点简单短暂的交流。不，我不害怕网络交友。我只是不相信它真的有效。的确，我有两位朋友都是在网上遇到了她们未来的丈夫，这样的实际例子很有说服力。（同样是这两位朋友，后来又分别告诉我，如果她们还有力气重回单身生活，她们一定会离婚。只是她们更愿意安于现状，借助一场不愉快的婚姻来确保她们能够在35岁的“高龄产妇期”到来之前有一个孩子。）考虑到我已经不需要在约会这件事上进行“练习”，也许翻阅成百上千份线上交友档案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率的方式，让我找到那位“也许可以接受他，好让生活继续下去”先生。
但我也知道，对我而言，一段感情关系只能发生在让我看到自己和他有灵魂碰撞的那个男人身上。我不认为这种碰撞能够被任何虚拟算法操控，无论硅谷认为它的算法多么具有开创性。
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让步了，于是我见到了里克，他显然是贴了一张自己20年前的照片，并且很喜欢谈论啤酒和高尔夫。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他都不断提醒我——他是一名律师。但是当我最后厌烦了，问他在哪里从事法律工作时，他却给了我一个复杂冗长又不明所以的答案。我听着这个男人不停地扯谎，眼神渐渐呆滞起来。
还有弗兰克，他显然在网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照片。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7年前的离婚，而且他没有爱好，朋友又少，他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似乎都用来和别人共同抚养一个显然不想和他待在一起的少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一位伴侣。我礼貌地开口道：“嗯，很抱歉。我要回家了。我明天还必须去急诊上班。我知道现在刚六点一刻，但我的早班开始得超级早……不，不用了。你请自便。我走路回家很安全，而且我走得很快，所以我不想对你失礼。”我推开椅子，离开酒桌，“祝你今晚过得愉快”，说完这句时，我已经快到酒吧门口了。
弗兰克是我的最后一个相亲对象。正是我和弗兰克的相遇经历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应该是最后一个。这些约会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谢天谢地，他们全都和我再无任何联络。
在凌晨4点之后这段安静的时间里，我不想去理会最新的两个约会请求，我需要为病危病例的审查会做好准备。当然，急诊室里从来没有一刻的空闲，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处理那些网上的事情。只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我还一刻不停地忙了一整夜。那时我匆匆把10小时之前送来的一个醉汉送回家——那时他终于清醒了一点。CT室报告我在9号病室的病人确认有阑尾炎，于是外科医生被叫来完成他在这一班的最后一次手术。我还必须缝合一位老年男子的面部撕裂伤；再给一位因为癫痫发作而摔下楼梯、有多处肋骨骨折的中年妇女办理住院（这位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但血压还很低，必须有一位医生来看看她。但那位医生已经迟到14分钟了）。这时我还能指望谁呢？
但在这个晚上，11月份一个寒冷的星期三夜晚，魔幻时刻是凌晨3:30。我的最后一位病人——一位50岁的男子，抱怨说他的脚“已经痒了3个月”——现在他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他的脚上没有皮疹或感染，只是需要用洗液清洗一下。值班的药剂师很好心地送来了一管普通润肤霜，让病人能够回家去自己治疗发痒的脚。我终于可以坐到电脑前，查看一下我的电子病历追踪页面，确保我所有的医疗记录和医嘱都签署好了。不过首先我要喝杯咖啡——我已经累得连骨头都感到痛了。凌晨4点的疲惫与瑜伽课或者长跑后的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深深的消耗感，一种精神上的刺痛。
于是凌晨4点的休息就同时有了它的好处和坏处。当一切都归于宁静——技术人员不再跑来跑去；病人不再要求得到羟考酮（止痛药）、冰块和火鸡三明治；护士不再要你把昨晚的所有口头指令都输入电脑；你打电话要求提供特别帮助的医生也不再问你“急诊室真的需要我紧急出动吗？还是可以等到明天再说？还是最好先给那位病人预约到以后某个月份？”时，当这一切忙乱都已经过去，你心中的声音就会冒出来，不停地戳你——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的目标又是什么？
但谁有力气在凌晨4点钟思考这种问题呢？
没错，这个时间只适合喝咖啡。
就在我将椅子从书桌下面拉出时，我的屏幕亮起蓝光，告诉我有新的病人到了。魔幻时刻消失了。这种会彻底驱散凌晨4点钟魅力的信息中常常包含着一个词——“痔疮”。
护士报告了病人的情况：埃里克·塞缪尔斯先生，“紧急程度指数”为4——病情的紧急程度等级从1到5，数字越大，严重程度越低，只有5级是不算太紧急的情况。不过我并没有太过着急，还是先查看了一下表格，确保没有漏下任何内容。（虽然已经过去了5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跟随贾斯瓦尔医生查房时的情景。）这位病人没有发烧，其他身体指征也都正常：血压145/86、心率76次/分钟、呼吸频率16次/分钟、血氧饱和度100%。我又扫了一眼他的电子病历。他有痔疮病史，每次似乎都是用短期类固醇乳膏治疗。他还有腹股沟疝气病史。5年前，他曾经到医院门诊就诊，但拒绝了所有手术治疗，此后再也没有来过这里的诊室。看样子，他的情况不算严重。
但我在他3年前的记录上看到了一条黄色标记：“暴力行为警示。”
我们在急诊科需要应对各种危险行为。根据联邦法律，我们被要求对在任何时间来到急诊室的任何人进行评估，无论他患有何种疾病。对于许多人来说，急诊科是他们唯一能够寻求治疗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探讨了有医疗保险的人会选择急诊科的原因——他们常常觉得基础医疗无法满足他们的健康需求。也许他们的医生没有及时回复电话、电邮或短信。哪怕能够预约好一位医生，他们也往往会觉得自己的病情太严重，等不及预约的时间。所以病人来到急诊室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因为严重的感染而失去理智，或者因为滥用化学药品而有些精神错乱，甚至还有好斗的酒鬼和性格蛮横的人做出各种不当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急诊室工作都必须保持高度谨慎。
关于急诊室暴力的统计数据非常少，只有为数不多的专门机构做过。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得到统计的暴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低估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医护人员觉得就算提交了报告，相关部门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显然削弱了人们报告侵犯行为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自己可能会因为没有阻止暴力而面临审查或指责，于是便习惯了接受现状。
美国劳工统计局2003—2007年工作场所安全调查显示，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领域工作的人遭受非致命袭击的可能性，比其他全部行业的普通工作者高5倍。2009年急救护士协会的一项研究显示，20%的受访者过去3年中在工作期间遭受了超过20次的人身攻击。
电视上的许多医疗剧都没能准确地呈现出医院中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在急诊室工作的人不是好莱坞的那些美人，不会出现在时尚杂志上。而且考虑到普通美国人的体型，只用一把牛排刀、一根吸管和一小段细绳来制作紧急呼吸管是极为困难的。但电视剧中的急诊室生活有一点是对的：医护人员经常会遭到他们准备救治的病人的攻击。曾经有一些极端的案例，患者会拿着枪走进医院，直接杀害医护人员。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的确正在发生。
看到塞缪尔斯先生档案里的黄标之后，我深吸一口气，用鼠标点击了详细的警示说明：
当一位女性医师为患者颈部脓肿进行切开和引流手术时，患者抓住了她的左侧乳房。女性医师放下手术器具，离开了病人所在房间。随后的手术由一名男性医师完成。
其余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般的脓肿清创手术记录：建议患者两天后回来检查伤口。
我的喉咙深处仿佛漾起了灼热的胆汁，让我脸部发烫。我不知道最让我感到困扰的是什么地方：是病人的性骚扰、这段描述文字漫不经心的态度，还是病人在猥亵了我们的医生之后，仍然可以复诊。
是的，这个病人可以等一等。他可以等着我把椅子推开，站起来，走进员工厨房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再去休息室完成一些笔记。他可以等我先把一切事情做好。在病人名字旁边的备注区里，我打下了“有侵犯工作人员先例”几个字，然后打电话给分诊护士，要求她给塞缪尔斯先生安排一名男护士。
“好的，他只是屁股有点肿。”那名护士对我说。
我站起身，心中希望员工厨房的咖啡壶是空的，我必须找人教我如何煮一壶新咖啡。然后我就会等待咖啡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直到杯子倒满。
当我转过拐角，向员工厨房走过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拖着脚步走向7号病室。塞缪尔斯先生就被安排在那里。我听到迟缓的脚步声和一阵痛苦的呻吟声。而我仍旧拿着杯子，屏蔽那些声音，继续向厨房走去。
有许多职业的从业者别无选择，必须与所有出现在他们工作中的人打交道，比如餐厅服务员、空乘、售货员、理发师，急诊医生也是一样。但在我成为一名医生以前，我一直都以为急诊室里会更文明，没有那么多暴力。我们最少要接受7年时间的训练，才能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激活停跳的心脏，拼接起断裂的骨头。而现在，当我成为执业医师，我知道了在急诊室工作和其他那些服务行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避开粗鲁和好斗的病人。我们会被拳打，会被脚踢，会被骂脏话，甚至会遭到枪击——任何行业都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但它们的确发生了。作为医生，我们要面对那些对我们施加暴力的人，他们也正是法律要求我们去治疗的人。
我在南布朗克斯的慈恩医院接受过住院医师训练。慈恩医院可称全美最繁忙的一所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在院内部署警力，并配以监禁室。考虑到纽约市那一区域暴力犯罪的猖獗，而慈恩医院又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创伤治疗中心之一，人们自然会以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在不断遭受暴力威胁，不过我的亲身经历并非如此。我认识那里的警官、消防员和急救队员，在医生帮他们处理完当天的第四例枪伤、第二例心搏骤停或者第一例刺伤以后，他们常常会送甜甜圈给急诊室。慈恩医院也许没有最新式的设备，医生也许没有高端的头衔，但我们每天都会等候在医院，会尽自己的全部能力，照顾尽可能多的病人。我们工作的速度越快，病人来得也就越多；而病人越多，他们的病情仿佛就越严重。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腿部受了轻微枪伤的病人。他是一个毒贩，从他口袋里的大笔现金来看，他在这个领域做得应该很成功。在我下班的时候，他招手叫我过去。
“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担心，医生，我罩着你。”他的语气十分认真。我们就这样建立了某种关系。我在南布朗克斯从没有遭受过暴力伤害。
当我来到费城南部，在安德鲁·约翰逊这座为更小社区服务的医院工作时，我才遇到了第一个有暴力行为的病人。那是一个年轻男性，因为饮酒过量被他的母亲带到医院来。（他已经29岁，是一个成年人了，但在这个社区，成年男子在母亲的陪同下来急诊室是一种文化上的惯例。）
那天晚上一直都很平静，直到这个年轻人呕吐着被送进医院。护士停下手头的事情，为新来的病人做了登记和分诊。病人被安排在医生办公室斜对角的房间里。在把儿子平安地交给急诊室工作人员以后，母亲离开了。分诊护士给他的病房关了灯，让他能睡一觉，好消除酒精的影响。他的情况很简单：我会对他进行检查，给他开些缓解恶心的药和静脉补液。等到了早晨，他就可以出院回到父母身边了。实际上，他很可能并不需要这些治疗。一般来说，治疗醉酒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跪到马桶前面。但既然这个年轻人已经被送到了医院，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一些医疗手段，让他的家人安心。
“先生，我能给你做一下检查吗？”我问道。
“当——昂——然。”他一边含混地说着，一边捂住肚子呻吟了一声。看上去他人不错，也会配合我。
我告诉他，我的检查会很快，然后护士会给他送药来，缓解他的呕吐。他向前俯过身——他的肺部听起来没问题。他又向后靠过去，他的心跳也正常。
“好了，现在，睁开眼睛。”
我用耳镜检查了他的瞳孔——我的检眼镜的头不见了，好在任何光源都能帮我做好这件事。就在这时，一只拳头突然砸在我的脸上。在那一刻之前，他完全没有使用暴力的征兆，没有理由，更没有任何正当性。醉酒不会改变一个人，但的确会让他的阴暗面彻底暴露。
我的眼镜掉在地上，顺着地板滑出很远。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我只能模糊地看见这个病人的浅色金发和粉色的皮肤。随着我的头猛地抽动一下，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动作还是我已经为下一次打击做好了准备。就在那一瞬间，我下意识地向前挥出右臂。我用上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耳镜还被我握在右手中，我听见一记碎裂声和一声闷响。病人的身体倒回到床上。
我小心地跪下去，在地面摸索，幸运地摸到了眼镜。它就在柜子旁，完好无损。我戴上眼镜站起身，那个病人仍然闭着眼躺在床上，他在呼吸，我没有看到他流血。但我的确在他的前额正中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小圆斑，应该是耳镜头打到了那里。
就在这时，护士和另一位值班医生冲进来，看我有没有事。
和我一起值班的是克里斯特医生，一位身高一米九多的退伍军人，有一副足以配得上他身材的嗓门。他看了一眼屋里的情况。
“看起来，我们最好给他加一个头部CT。”他说道。
他又对我说，他会负责继续照顾这个病人。然后他以清楚低沉的声音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为这种混蛋工作。这些白痴跑到这里来，以为他们能够为所欲为！谁会在乎他是不是醉了？他就是个下流坯子。为什么那些该死的家伙会把他们的混账崽子送到这里来，让我们来照顾？！”
我的脸还在一阵阵地刺痛。我无法回答克里斯特医生的问题。我知道他在想办法安慰我，我很感激他表现出的怒意。我的愤怒被卡在胸膛里，被我的羞愧死死压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羞愧，但我知道自己的感觉：我因为脸上被揍了一拳而感到羞耻。我的鼻子和面颊上留下了紫红色的印子，让我戴上眼镜的时候就感到一阵阵痛楚。我无法向这个病人吼叫，无法按照我的处事原则，去狠狠揍一顿这个伤害了女人的男人，对此我深感惭愧。也许我最惭愧的是，我本来处在应该显示出力量的位置，却变得如此弱势。我是一个成年人，一名医生，不是在家中眼看父亲实施暴力的孩子。
我和费城警方做了简短的接触，一名警察给我做了笔录。我们提交了必要的书面报告，这样我们医院就不会再为这位病人服务。我放弃了对他提起控告，因为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并且，尽管我相信这个人的暴力倾向和他的醉酒无关——暴力从来都不是酒精引起的——但我很怀疑控告一个严重醉酒的人会引发什么结果。
这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黄色警示，让我再次想起医生是多么软弱无力。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但还是忍不住会去想那位遭到攻击的医生。而我现在就要去对付那个攻击她的人。她当时一定以非凡的意志力克制住了自己，才能够在遭受暴力之后平静地放下手术刀，走出病房。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像她一样。我觉得自己应该做得到——对于那个喝醉酒的病人，我只是确保了自己的安全，没有继续对他动手。我只想活下来，不想惩罚他。那位医生很幸运，没有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时候失手把对她不轨的人杀死。如果这是她受到攻击时的下意识反应，那么她真是一个处事极为正确的人。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在医学界，女性医护人员遭到攻击以后，攻击者往往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甚至连一点补救措施都没有。就好像患者的这种攻击是可以允许的。为什么遭受不公的女性只能安静地走开，而侵犯女性的人却被允许随时复诊，继续得到服务？
员工厨房里有咖啡。我摸了摸壶边，发现咖啡还是热的。在夜晚即将结束的时候，这种饮料已经可以算是美味了。我深吸一口气，喝了一口咖啡。
现在我准备好去见那个无法逃避的病人了。
的确，我对他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这样判断他，是公平的吗？我必须承认，也许有一些情有可原的状况，可以解释这个病人的行为——毕竟我看到的只是记录中那一小段话。也许他小时候受到过虐待。受虐待的孩子变成虐待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然，这绝对不能成为恶行的理由，不过这种人的处境多少也值得一点同情。（就我所知，他在那次袭击行为以后接受了相应治疗，现在是“强奸、虐待和乱伦国家网络”组织的募款人。他未必能够真正悔改，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让他多等一会儿也没什么，只是我知道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待治疗。耽搁他们是不对的。
我已经拖延了6分钟，急诊室里仍然只有一位病人。我抓住那个被指派照顾他的男护士迈克，一起向他所在的病室走去。
迈克低声嘟囔道：“真无法相信，这家伙竟然会被允许回来。这太可耻了。”
我笑了笑表示认同。
病室的门帘半开着。一个身材细瘦的男人躺在病床上，深褐色的头发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档案上说他已经51岁了。床上没有被单和褥子，他不停地左右扭动，病号服掀起来，露出了屁股。我和迈克站在那里，看着他就像一条挂在钩子上的鱼一样不停地扑腾。
我努力用权威的声音说道：“塞缪尔斯先生，我是哈珀医生，你哪里不舒服？”我的声音冰冷得就像是在问他有没有曲别针可以借给我——也许还要更冰冷一点。
“很痛，很痛，”他呻吟道，“它又发作了！”
“是什么发作了，先生？”
“疝气。”他苦恼地低声说道。
我回想起分诊记录上的内容。“疝气？你今天来看的不是痔疮？”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的腹股沟里有东西肿了起来。今天刚开始的。我真是受不了了。”
他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膝盖抵在胸前。说话的时候，脸就埋在手掌中。
“好的，”我说道，“我们看看这个疝气。脸朝上躺好。”
他努力放松双腿，试着把腿分开。我和迈克冷冷地看着他。我们在等他调整好姿势，安静下来。一直等到他的身子不再动弹，我才向他走去。他紧攥着拳头，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疼痛正在侵袭他。他的脚趾也随着这一阵阵痛苦不住地抽搐。我掀起他的病号服，让他伸直双腿。他的手臂开始向上弯曲，朝我移动过来。我立刻放下他的衣襟，向后退去。
“把手放下，”我命令道，“把手放在身体两侧，不要动，腿伸直。”
我轻拍他的右腿。他的大腿紧紧地绷着。“好了，把腿打开。”
他的腿依然夹得很紧。
我没有掩饰心中的焦躁。“先生，你想不想接受检查？”实际上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所以我只是继续说道，“你只有让我看到你生病的地方，我才能给你检查。”
我能感觉到迈克在转眼珠。但我现在距离这个病人太近了，除了板起脸来，我什么都做不了。
病人掀起病号服，张开双腿，露出一块硕大坚硬的肿胀，从他的右侧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左侧阴囊，足有一只茄子那么大。那里的皮肤被撑开到了可以反光的程度。我依然保持着警惕，同时也集中起注意力，伸手去触摸他的阴囊——我没有摸到任何可以分辨的组织。我试着想象出一根粗大的带状肿起，沿着它去寻找腹股沟管，但我真正能摸到的只是感觉敏锐的球形组织。我应该把什么放回到原位？又应该放在哪里？哪个是肠管？哪个是睾丸？是肠穿孔还是肠坏死？是感染造成的吗？
我转向迈克。他已经开始准备器械了。我们的脸色都柔和下来。这个人需要急诊手术，是的，他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他的痛苦是真的。
“先生，我们需要给你做静脉注射和验血。我们还需要给你做CT扫描，对你的疝气进行具体确认。你是对的，你的身体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必须确认这是不是感染，以及直肠脱落的情况。我会叫外科医生来，因为你肯定需要接受手术。与此同时，我们会尽量保证你的舒适，马上给你用止痛药。”
他向我点点头。“谢谢你，女士。谢谢，医生。”
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眼神里带着瑟缩。我不记得曾经被他侵犯过的那位女医师叫什么，只记得听着像印度人的名字。她和我一样是黑皮肤吗？我不由得有些好奇，塞缪尔斯先生在看到我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她。
我脱下手套，开始将指令输入电脑。然后我要办事员通知外科，让那边有所准备。等待回复的时候，我盯着自己的咖啡，回想起在塞缪尔斯先生因为疼痛而扭动双腿的时候，我是怎样不紧不慢地搅着咖啡。当他的肠子在挤压睾丸和阴囊，使它们像气球一样肿起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一粒一粒地往咖啡里加着白糖。对于病人来说，那6分钟的拖延一定漫长得可怕。他肯定应该为自己过去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但方式和时间不应该由我来决定，尤其不应该是在这种时候。
外科的卡丝特利亚诺医生刚好从这一层的一间病房中出来。她说她会顺路过来看看。因为等塞缪尔斯先生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她值班了。5分钟以后，她就来到了病房。
“是的，哈珀医生，情况相当严重。等到化验和CT结果出来以后，请马上给我打电话。如果我值班的时候没有消息，我会告诉白班的丽特尔医生。”
在那个晚上，命运将这个男人交给了三名女医生照料。每个人都冷静地盯着他极度肿胀的生殖器。女医生们对他进行检查，触碰他的身体，最终切开他的皮肉，救了他的命。他有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讽刺？从这段经历中，他有没有体会到无力反抗是怎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否能拓展他对于性别的认知，让他可以更好地理解生为女性和男性意味着什么。
我将他的CT扫描结果迅速传给了外科。这样外科医生就能够确认他的疝气情况，能更好地给他制订手术计划，切除坏死的肠子，缝合筋膜上的缺口，让他的身体不至于再像他的性格一样有残缺。
如果塞缪尔斯先生能够改变性情，那肯定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本来完全不必关心他的人们，选择忽略他过去的行为，全力救治他。
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我必须平等地看待每个病人的伤痛，无论那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做过什么。那一天在急诊室，尽管我对他曾经的行为和可能的道德沦丧充满厌恶，但我仍然选择将他视作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员。
又有两位病人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一个是严重的喉咙痛，一个是眼睛里有分泌物。但他们可以稍等一会儿，让我先把塞缪尔斯先生的事情处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