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夜班总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非常像是宿醉：年纪越大，就越难以恢复。对一些人而言，夜班是荣誉的勋章。他们就好像在以马拉松的方式跑短跑，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以长跑运动员的耐力不断冲刺。对我而言，夜班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有时候上夜班也是我的避难所，可以把白天的纷乱念头抛在脑后，让自己完全被黑夜吞噬。晚上在急诊室的时候，我不必回邮件、打电话、和别人见面，不必去做许多杂事。它能够帮我暂时从那些行政管理工作中逃出来。
不要误会，是我主动承接了行政管理工作。这是我的习惯，是我长久以来的处事方式。如果不处在领导的位置上，我就会不舒服。我喜欢这样。实际上，我还在念高中时就成立过一个名为“美国未来医生”的俱乐部。（不过那时候我还不完全确定自己是会成为建筑师还是律师。）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在医学院期间担任美国女医科生协会（Americ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当地分会的联合主席；在住院实习的最后一年担任住院总医师。所以在我成为急诊科主治医师的同时，我自然也想要继续担任医院的领导角色。
费城的安德鲁·约翰逊医院是一所大型教学机构。在这里，我必须证明自己。我从一个小职位做起，在急诊科担任绩效改善主任。这个职位的责任有：复查病历，调查潜在的临床错误，比如医生或者护士（在医疗系统里，他们被称为“供应者”）是不是做出了不准确的诊断或者不适当的治疗。一开始，我很喜欢这种可以发现系统微小失误的侦探工作。但我很快就发现，无论我就这些问题多么谦恭地和我的同事们进行沟通，他们都会很生气。一名犯了错误的医师（无论是误诊还是发生程序失误），根本不想听到负责进行病历审核的医生问他：“是否还记得这个病人……？”
不过，在急诊科上夜班的时候，所有这些麻烦都消失了。
每天下午4点半，我就要起床准备上夜班。我会在晚上7点钟以前走进医院大门，先和交班医生沟通，接着制作一张清单，列出白班医生没能解决的问题，然后由我来想办法解决它们。有太多病人正在等待治疗，而且在接下来的12小时里，还会不断有新病人被送进来。
一天晚上，我是急诊科唯一的医生。和我一起值班的只有夜班护士克丽丝特尔和黛波。护士帕姆也在，她很聪明，但她在临床工作中常常会有情绪化的表现。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到急诊科来，不过她没有被开除的原因很明显：她一直在上夜班。夜班人员是不能更换的。医院需要他们来承担其他护士不想接手的工作。
我们一直平稳地进行着各项工作，直到大约凌晨1点，停车场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随后急救队就推来了一名挂着便携式呼吸机的心力衰竭患者。那是一位胖胖的老太太。她躺在轮床上，身上还穿着家常衣服。护士们为她插入了静脉导管，并告知她将会为她排尿，将她肺部多余的液体排出去。呼吸技术人员为她换上医院的呼吸机面罩，帮助她呼吸。我俯下身问她：“女士，你感觉如何？”
她在呼吸机面罩后面露出微笑，又向我竖起大拇指，告诉我她很好。强行压进她口腔的空气让她的面颊都鼓了起来。她的心电图和常规体检显示她的心脏状况稳定，所以我们暂时还不用采取什么特殊措施。急救团队这时正向门外走去。一名急救专家忽然又回来，告诉我们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一名儿科病人被送来。有一个无法呼吸的婴儿已经报了病危。他想要先提醒我们一下。那个婴儿可能会被送到这里来。
“希望不会！我最不喜欢半夜里遇到这种事。”帕姆大声说道。
说实话，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希望有儿科病人被送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体验。那么小的孩子，不应该在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时候承受这样的痛苦，被病痛折磨。
就在此时，警报声忽然响了。
儿科蓝色警报。估计5分钟后到达。儿科蓝色警报。估计5分钟后到达。
黛波的电话响了，那个婴儿身边的一名医务人员提前告诉了我们情况。
“医生，是一个新生儿，没有呼吸了。”黛波挂掉电话以后对我说，“他们在见到婴儿10分钟后就报了病危。没办法插管，不过可以进行静脉注射。他们随时会到。”
刚刚送进来的心力衰竭的老太太情况还好。我迅速查看了一下电脑，确认她的化验报告一切正常。看样子她没有真正的心脏病发作，只是有严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我请办事员温蒂给住院部打电话，让值班的住院部医生为她做好病床登记。我们需要立刻把她转到住院部去，好腾出病床。没有人知道一个病危的婴儿需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我又快速清点了一下其他病人的情况。候诊室的三位病人生命体征正常，没有危险的迹象，可以继续候诊。还有两位病人已经被转到住院部，正在等待病床。另外两位病人正等着被送到放射科去做CT。
“好吧，我们把抢救室准备好。”我带着护士们向抢救室走去，“克丽丝特尔，你能确认一下抽吸装置吗？把急救小车在床边放好。把新生儿托盘拿出来。准备好布罗兹洛卷尺（对于病情不稳定、无法称重的患儿，急诊科会用测量身高的方法来迅速估算他们的体重）。谁做记录？”
“我来。”帕姆应声道。她将急救记录本放到了床边的桌上。那上面记录了所有病危病人的抢救过程。
“好的。药品准备好了吗？儿科心脏除颤呢？”我又问道。
“准备好了。”技师马克从儿科急救小车上拿起除颤器。
“我去拿口罩和手套。准备好密勒喉镜和ET管（气管内导管）。”我忽然想到，“等等，这里是不是没有0号喉镜？我们只有一根1号的。要是有0号的就好了。那孩子实在太小了。”我一边说，一边把那根密勒喉镜拿出来。我要用它打开并观察患儿的气管，还有可能给他使用ET管。现在我把这两样东西都摆在床头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马克在周围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0号喉镜。
“好吧，那就只能这样了！”我拿起扬考尔吸引管——各种口腔治疗都有可能用到这种长塑料管——戴着手套做了测试。“抽吸准备好了。”说完，我把它塞到床头下面，“都好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原地，相互对视着。
急诊室里最难熬的就是等待即将被送来的病人。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各样令人胆寒的可能性，而我们正在和每一种想象出来的可怕情景交战。我更希望急救队不事先通知就把病人推进来，那样我们就能够只专注在此刻的工作中，不必去担心马上可能遭遇的悲剧。但大多数时候，急救队都会好意地提前通知我们。于是我们只能站在空空的病床周围，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
连续不断的蜂鸣声打破了寂静。从急救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救护车进出的大门。刺眼的救护车灯不断旋转，两名急救队员推着一张小轮床从车里冲出来。
“刚出生12天的新生儿。”第一个急救队员报告说，“电话中说无法呼吸。现场没有检测到呼吸，也没有脉搏。已开始心肺复苏。家人正在路上。我们不知道婴儿的名字。交给你们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家人过来以后可以补充详细信息。”
“好的，我们先把他的名字登记成‘小鹿’。”帕姆说。
一名急救队员把气囊阀面罩戴在婴儿的脸上，不停地挤压气囊，将氧气送进婴儿的肺里。
“婴儿没有呼吸多久了？”我问道。
“不知道。他的父母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了。”急救队员回答。
“你们给他报病危用了多长时间？”
“现场10分钟，路上大约6分钟。自主循环一直没有出现。”
“好的，给药呢？”
“3单位肾上腺素。血糖82，所以不需要葡萄糖。无法现场插管，所以做了下肢骨内输液。”
我和急救人员对话的时候，黛波迅速把监测仪器上的导线一根根连在婴儿身上。我把手指按在婴儿的上臂内侧，没有找到肱动脉的跳动。我又把手指移到同一侧的腹股沟，也没有找到股动脉的。我看了一眼监视器，上面没有心脏跳动的信号。孩子的皮肤温暖而柔软，是婴儿特有的光滑。我仔细听了他的胸腔，里面没有动静。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声。
“马克，请开始胸部挤压。”我打起精神，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马克将手指按在婴儿细小的胸骨上，开始有节律地按压——对比之下，那简直就像是一根巨人的手指。
“好，再加一剂肾上腺素。帕姆，如果还需要肾上腺素，请告诉我。每隔5分钟检查一下肾上腺素的情况。能再确认一下血糖水平吗？我要开始插管了。”
我低下头，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小婴儿的面孔。他的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圆睁着，如果他还活着，一定很像我妹妹刚出生的儿子，而且会比伊莱更强壮。这就是“小鹿”，一个小小的天使。刚刚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无法确定他的眼睛是单纯的黑色还是深褐色，因为他的瞳仁已经扩张开，全无神采。他翘起的小嘴唇变成了紫色，正微微分开，仿佛很早以前就向这个世界道了别。
我抬起头望向黛波。她也明白。轮床周围的所有人都明白，被送进来的只是一具没有了生命的躯壳，但我们还是要做出行动，就像电视中经常演的那样。孩子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失去生命的手臂无力地搭在床栏杆上。但他的亲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于是我们会再给他注射几轮肾上腺素，只是为了能把这些写在报告上，让家人、同业审查委员会和法庭看到我们已经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我深吸一口气，放好婴儿的头，将密勒喉镜的刀条放到他的嘴唇间。这个刀条对他的嘴而言实在是太大了。我把它探进去，暴露出他的声带，好插入呼吸管，但过大的刀条让孩子的嘴角都有些绷紧。我把刀条撤出来，打开他的双颌，再次尝试插入。刀条还是太大。我实在不想把这东西硬塞进他的嘴里。
著名的急诊医学大师里奇·列维坦医生曾经将他关于气管插管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当实习医师的时候从没有在给幼儿插管时犯过错。除了一些异常病例以外，给幼儿插管是最容易的。因为幼儿的气道比成年人更短、更靠前，不需要用到密勒刀条就能看见他们的会厌区，所以大多数儿科气道插管都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但现在我遇到的情况不一样。
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必须竭尽全力不要伤害到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已经走了，但我还是不能在他完美的小身体上割出任何一道伤口。我不能破坏这份完美。
抢救濒死病人的过程非常残酷：病人的肋骨会因为心肺按压而折断，皮肤上会留下挫伤，嘴里会流血，甚至牙齿都会被敲掉。可是，在遭受了这么多医疗创伤以后，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在电击中活过来。
作为医生，我早已习惯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而对病人肉体造成的伤害。但现在，当我想到要对这个已经死去的婴儿造成哪怕最微小的一点破坏，我的双手都会失去力量。
“有没有更小的刀条？我们有0号密勒刀条吗？”无限惶恐中，我又问了一遍。现在问这个问题真是荒谬，而且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护士们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搜索急救小车，但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继续进行抢救。在能够给孩子的气道插管之前，我只能用呼吸面罩捂住孩子的脸，挤压氧气囊，给他通气。
“我去车里看看。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更小的刀条。”一名急救队员说。
很快，他就拿着一支0号密勒刀条回来了。我再一次尝试给这个婴儿插管，心想，这次一定会好多了。我轻轻地插进刀条，但刀条还是太大。我在舌头的部位就遇到了阻力，没办法再让孩子的嘴张大。我不能弄伤他的牙龈，不能强行把刀条扳上来。我又试了一次，还是失败了。
“医生，能让我试一下吗？”还是那名急救队员。我没有抬头，直接退到了一旁。
“帕姆，过了多长时间？”我问道。
“需要打肾上腺素了，医生，过了10分钟。”
“好，请再次注射。”我说道。
我问那名急救队员是否准备好了，他做出肯定的回答。“请保持压缩状态，准备插管。”我向团队宣布道。
那名急救队员将刀条插进婴儿的双颚之间，开始扳动。婴儿的嘴角被拽紧，皮肤开始撕裂。刀条终于插了进去。婴儿的脖子也随之向前探起，为一根细呼吸管让出空间。那名急救队员只尝试了一次，管子就插进去了。
我们又将毫无意义的抢救延续了10分钟。
不可避免的最终时刻还是到了，我宣布了婴儿的死亡（我在婴儿来到这里之后不久就应该宣布的）。他在被送进来之前就已经死了。这个婴儿是死在了家里。我们在急诊室所做的一切只是走一个形式。
我环顾我的团队，说道：“伙计们，这个孩子真的走了。在我宣布之前，大家还有什么主意？”
“没有了，医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一名护士说道。
团队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摇着头。
“有人反对我现在宣布吗？”我又问道。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医生。”
我们放开了这个婴儿，这张病床，还有全部监护仪器。我再次检查了婴儿毫无反应的瞳仁和胸口——没有呼吸声，没有心跳，没有生命。
“死亡时间，凌晨1点41分。谢谢诸位。感谢你们的努力工作。婴儿的家人到了吗？”
“他们正在候诊室。”帕姆说。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好吧，谁和我出去？”我一边向外走，一边扔掉了手套和口罩。
黛波走上前挽住我的手臂，以此来表示对我的支持。医生一般不会单独与病人家属说话，他们常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支持来面对现实，而急诊科医生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他们——急诊室里还有新的病人在等待抢救。所以通常会有一名护士或者其他医疗人员一起参与和家属的谈话。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这次抢救最艰难的部分。这个部分没有法则，没有规律，而且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好受。
“对了，”我停下来，转身问同事们，“我们知道婴儿的名字了吗？”
温蒂回答道：“克里斯多夫·塔利。我和他父母确认过了。他的亲人都在外面。需要我去叫他们吗？你可以带他们去后面的办公室谈谈。”
“谢谢，温蒂。没关系，我出去谈。”然后我和黛波就朝候诊室走去。
房间里已经聚了一群人。一位女士正紧张地拧着双手，泪水还挂在她的面颊上。我猜她是婴儿的母亲。她和一位男士一起站在门边，相互搀扶着。那位男士应该就是父亲了，他的眼睛又红又肿。
做父母的早就知道。当轮床被推进救护车的时候，他们就像我们一样，知道生命已经逝去了。天使已经在他们的耳边悄声道别，轻轻吻过了他们。候诊室中的其他人有的坐着，有的在来回踱步。他们的焦虑中同时充满了畏惧和希望。
“我是哈珀医生。”我说道，“你们都是小塔利的家人吧？”他们全都僵住了。
母亲的双眼笼罩着一层哀伤。“是的。”她轻声说道。
“请跟我来。”
他们之中一名年长的女子站起身，要求除父母以外的人都留在候诊室。她很有权威，腰背挺直，显得坚定有力。她应该是婴儿的外祖母。父亲搀着母亲的右臂，外祖母搀住母亲的左臂，帮助她走出候诊室，来到急诊科门前。抢救室与他们不过咫尺之遥，但门帘已经被拉上，以免他们看到里面的情景。
“要不要进去坐坐？”我问。
“不，”母亲呜咽着恳求道，“请，请现在就告诉我吧。”
“很抱歉……”我开口道，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那位母亲就倒在了地上。
她早就已经知道了。但我的话让一切都无法再挽回。父亲也瘫倒下去，抱住了她。外祖母惊呼一声，用左手捂住嘴，右手按在胸口上。但她仍然直挺挺地站立着，眼睛满含泪水。
我不知还能再说什么，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没有用处。
我无法向他们表达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的想法。他们已经被自己的哀痛填满了。我不能告诉他们：
很抱歉，你们失去了你们的天使。他死在了你们入睡的时候，你们甚至没能和他道别。这让我很难过。急救队赶到这里时，他已经死了。而我们还是对他的小心脏进行了35分钟的挤压，给他注射了足以让一辆汽车跳起来的化学药剂，却还是没能让他活过来，这让我很难过。很抱歉我没办法给你们的宝贝插管。因为当我放好他的头，把喉镜刀条插进他的嘴里时，我觉得自己是在伤害他。很抱歉他的小身体最后的经历是插入、按压和撕裂。很抱歉你们美丽的孩子走了。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们他的死因，很抱歉我没办法让这伤害变得更轻一些。
“很遗憾，真是遗憾。”我对着面前的空气说道。其他人都陷入沉默之中。房间里只能听到父母的哭声和急诊科里的脚步声。母亲突然拉开帘子，跑向她的宝贝，结果再一次倒在地上。父亲跟在她身后，哭泣着，身体不停抖动。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是这么完美！这么完美！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母亲仰头高喊。
温蒂的电话响了，是这位母亲的产科医生打来的。温蒂接了电话，向母亲走过来。
“塔利太太，有位托马斯医生想和你说话。你愿意吗？”
“好的，好的，”母亲努力说着，右手抓起电话，用左手撑住头，靠在书桌上，“托马斯医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听了一会儿，又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又开始啜泣，“整整9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知道……我知道……”
外祖母刚刚去了一趟候诊室，现在又回来了。她应该是把噩耗告诉了其余家人。我向她走过去。
“非常抱歉，”我对她说，“你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
“你是否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她问我。
“我知道的是，急救队接到911电话的时候，克里斯多夫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他那时就没有生命体征了。急救队非常努力地想要把他带回来。他们及时给了药，努力恢复他的心跳和呼吸，但没能成功。他被送到这里的时候，心跳和呼吸都一直没能恢复。他已经没有了生命。我们继续努力抢救他，但也没办法把他救回来。”
那位老妇人面对着我，在哀伤中沉默着，脸上尽是心碎的神情。
“他有什么先天疾病吗？他母亲怀孕、生产和之后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没有。他们很辛苦才怀上这个孩子，但是怀上以后，一切情况都很好。他母亲从没有生过病。生产也很顺利，在产后两天就出院了。孩子的检查结果也很完美。一切都很完美。”她盯住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老妇人一边问，一边摇头。
我吸了一口气。“这很难说。有时婴儿一出生就带着潜在的问题。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自然发生的状况。我们找不到确切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真的非常抱歉。”
托马斯医生要和我通话，我在电话中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她。托马斯医生则向我讲述了这位女士怀孕的艰难历程。她说起这对父母在得到成功怀孕的消息时是多么高兴。他们人很好，做任何事都很努力。她还告诉我，她16岁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母亲。又过了16年之后，这位母亲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宝贝——就像时钟一样准确。我们结束对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已经变得沙哑。她承认这实在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我在死亡记录和医院的表格上打钩时有点神情恍惚，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应对随后的工作。我给医务主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医院为新生儿患者准备更小的儿科刀条。下一次员工会议也需要讨论这件事情。我听到帕姆对技术人员嘟囔说我本来应该可以给婴儿插管，设备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身上。技师回答说这没有区别，当时婴儿已经救不回来了。我听到黛波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准备好合适的儿科器具，帕姆不应该那样苛责我。
我打电话给验尸官，然后通知器官捐献组织——这个病例就像其他新生儿死亡病例一样，属于法医案例，所以不适合进行器官捐献。最后，婴儿的家人们都离开了，小塔利被包裹在白褥单里，送去了停尸房。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
值班时间结束。太阳升起，我终于回到了家里。我喝了一杯红酒，浅浅地睡了一觉。几小时以后，我醒过来，心中沉甸甸地压着一个念头：我辜负了一个孩子。现在距离我这周的第二个夜班还有两小时。
我知道，现在母亲应该下班了。我拿起电话，一边准备晚餐一边把我的失败告诉了她。
看着沸腾的汤锅，我的眼泪像洪水一样涌出来。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的医生训练和工作都没有让我真正哭过。我还是实习医师的时候，人们被送进急诊室，拼命挣扎踢打，最后死在我的臂弯里，我没有哭。在与病人家属见面的时候，我告诉妻子们，我给她们的丈夫上了呼吸机，并且不知道病人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当我还是一个绝望的女孩，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时，我在午夜向新月祈祷我的家人能够活下来，祈祷我能够活下来，那时我也没有哭过。那些痛苦也许会烧灼我的喉咙，让我的眼睛变得模糊，但我从没有放任自己去感受那种灼痛。几个月前，我刚刚离了婚。那场灾难以我不曾想象过的方式击碎了我。但即便如此，我依旧没有纵容自己哭泣。我没有悲伤的时间。我必须把这一切抛在身后，必须渡过难关，必须活下来，变得更强。而现在，经历了毕业、离婚，在两次夜班的间隙中，我找到了反思的空间。
我从不曾真正在乎过“婚姻”。我不相信“妻子”这个称号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我看来，无论是它的历史根源（以前女人被视作一种财产）还是国家对于合法和非法爱情的定义，都只不过是在支持父权和父权所依赖的性别差异论，是对于婚姻制度的玷污。我看重的是精神的结合，只有在这种感情关系中的两个灵魂可以互相给予。当然，传统婚姻有其经济意义，能让各自的财产增值。
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梦想过成为一位母亲。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选择一位理念和目标相近的伴侣，然后生活逐渐固定下来。但在我看来，结合和繁殖活动从不会让任何人类或者单细胞动物变得更重要或者更有成就——毕竟许多生物都能做这种事。我觉得我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成为母亲——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不需要刻意那样做，不过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会那样做，就像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遇到一个值得我相伴一生的人——不过我不会为此主动放弃我的生活。
那一天，我站在汤锅前，搅着汤。勺子在锅中每转动一圈，我都会记起自己失去了什么：和另一个人之间健康的、深情的关系。现在，组建一个家庭的可能性似乎完全消失了。我因为失去了培养孩子和婚姻感情的机会而深深哀痛。我永远也无法对那一切感同身受了。
我把小塔利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我描述他的样子，说他很像外甥伊莱以及我没能拥有的那个孩子。我告诉她，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感觉到的孤独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但最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永远也无法好好养育一个孩子，给予他关爱和庇护。
母亲告诉我，那个孩子的死不是我的错，所有这些事都不是我的错。她最后以陈述事实一样的肯定语调对我说：我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家庭，这是迟早的事情。听她的口气，仿佛时间并不重要，仿佛我的未来还有着无限的可能——无论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但我比她更清楚现实。我知道，一天天会变成一年年，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不会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出现。无论一个灵魂多么“完美”，它都有可能只在地球上停留12天或者12年，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
人类的本性就是想要永远留住自己所珍视的一切，无论那是真实的，还是仅存在于梦想之中的人、事、物。我们想把它们绑定在自己身边，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但这种绑定会被磨损和撕裂。就在我们挣扎着努力维持它们的时候，我们会无奈地发现，这种对永恒的依赖是多么虚妄。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美好，值得我们去拥抱和守护、去关爱和学习、去感受和成长的一切，都只是在此刻，在眼前。如果我们的运气够好，它们会继续存在，但也有可能在瞬间改变或消失，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变。
我没有答案。小塔利的家人也没有答案。在那一刻，我们都支离破碎——被震惊、悲痛、愤怒和恐惧打碎。我不知道会用何种方式、多少时间，但我知道这种碎裂最终一定会愈合。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帮助彼此站起来。我们必须站起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