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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布朗克斯的慈恩医院完成住院医师实习的时候，那情景和我小时候的想象完全不同。那一刻我只感到焦灼。我坐在礼堂中靠近通道的椅子上，旁边是我的母亲，母亲的旁边是我的继父。我已经告诉哥哥和妹妹，用不着特意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妹妹那时在军队，而哥哥需要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内心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不希望任何人见证这件事。我在医学院的后四年和作为实习医生的四年时间里一直在期待这场庆典，可现在我却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我的身边明显有一片空缺——我一直以为我丈夫会在那里。
“丈夫”这个词，已经和我无缘了。
对我而言更准确的词应该是“前夫”。我最后一次和丹在一起是在5月，在我们位于南布朗克斯上百平方米的公寓里。我们的婚姻结束了，但我们还住在一起，因为我要一个多月后才毕业，并搬到宾夕法尼亚去。我们的这幢老公寓尚未售出，我和丹都没有足够的钱住到别的地方去。
我曾经想象过我们一起搬到新的城市，两个人牵手走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我们会尝试所有的新饭馆，会一直点着蜡烛，房间里还要点缀香子兰和香料琥珀。到了星期三，我们会去博物馆；在星期五举行晚餐会。我们能够自由地支配收入，再过两年，我们就会讨论要一个孩子。
我们的分手就像一部糟糕的电影。一对志同道合的纽约年轻夫妇——他们在哈佛大学的新生聚会上相遇，最终却以充满痛苦的方式分手。他们已经渡过了那么多难关，再有几个月，作为实习医师的妻子就要毕业了，丈夫却亲手毁掉了未来。
“你会有成功的事业，而我却不行。”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我必须找到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能做的只有离开你。”
他说完这句话的48小时之后，我就找到律师，申请离婚。
也许今后孤独会压垮我，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会失去拥有的一切——我和唯一一个男人建立的稳定关系。
我知道，我们的路已经走完了。分手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两个人来到了岔路口。丹想要去国外钻研艺术，而我需要开始工作，并通过资格考试。
我的哀伤绝不只是因为孤独和“失去一个男人”。婚姻的破裂唤起了我内心深处被遗弃的感觉。那种感觉一直潜藏在我的婚姻中——我失去了极度渴望，却从未曾拥有过的家庭生活。这才是我哀伤的真正源头。
***
现在，在我的毕业典礼上，我悄悄看了母亲一眼，她正自豪地等待着我的名字被叫到。再过几分钟，典礼就要结束了，我可以开始忙搬家的事情了。
记忆中，我的高中毕业典礼算是感觉最好的一次。所有家人都来参加了，外祖母戴着一顶蕾丝帽子，和她的口红很配，外祖父穿着漂亮的西装，面带微笑，一言不发。他是我家的摄像师和观察员。母亲最喜爱的妹妹——我的艾琳姨妈也来了。还有我的父母、哥哥和妹妹。
离开家人去上大学是全新的开始：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向往那个地方。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戴着耳机听歌，没有忘记带上我心中的孩子。那个女孩才是我，她从没有被允许走出来，探索这个世界，从没有被允许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被允许肆意放飞自己的心灵。我将她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开车带着她去了遥远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我相信，走出兰花街的围墙，她终将找到梦想中的游乐场。
我不会详细讲我的大学经历。像哈佛大学这种精英和特权的中心已经被书写过很多了。其中一些描述是真的。比如在我最早参加哈佛的社交活动时，一个白人男同学对我说，我不可能是黑人，因为我和他的两个黑人邻居的说话方式完全不一样。很明显，他是何为“黑人”的仲裁者，所以有权这样对我说话。比如当我参加的一个学生性暴力预防团体向一位院长提出有多项内容的预防方案，并要求调查强奸受害者被保护的情况时，那位院长的回答只有一句：“哈佛不会插手你们的事。”没等她把门关上，我们的讨论就已经结束了。比如当我听说富人全是用钱来给他们的孩子购买进入名牌大学的名额，我一点也不惊讶。这种肆无忌惮的不公正，在我们这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唯一的怪诞之处就是公众仿佛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象牙塔就是为那些拥有特权的人服务的，而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的肤色、家庭阶级、性别、性取向和体能，会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每一所大学都在宣称它们秉承着公平的原则，也许我们有必要认真监管一下它们是否遵守了自己的宣言。
我在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乏善可陈。外祖父母已经无法大老远专程来看我——外祖母的阿尔茨海默病到了晚期，外祖父一直在家里照顾这个维系了他整个世界的女人；我本来不想邀请生父莫里斯来毕业典礼，但他毕竟为我支付了学费。我考入医学院的时候，父母离婚已经有好几年了。这让我和父亲的对话变得尴尬而勉强。我看着莫里斯和我的导师们握手。当他开始讲述子虚乌有的养育我的经历，我立刻转身离开了。当我们摆好姿势拍家庭照的时候，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爆发了：每一次闪光灯亮起，都标志着家庭带给我的创伤又一次被揭开。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就和丹结婚了。我决定不邀请莫里斯参加婚礼。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我结婚了。他对我的态度永远是强迫和命令式的，如果我不服从，他就威胁我不再给我提供金钱支持。
那时我就知道，只有切断与他的联系，拒绝他的资助，我才能拥有自己的价值，才能最终正视他的虐待行为。我告诉他，他是我们家的恐怖分子，是他毁掉了家人的生活，让他们不得不长期服用药物，让我母亲至今只要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就会发抖。我告诉他，如果他还想要联系我，就要先反思自己的行为。
他选择了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
我开始了医院的预实习期。四年急诊医学实习要求我先在其他科室轮转，然后再回到急诊科，完成从第二年到第四年的实习。因为刚离开医学院的新人直接从急诊科开始工作会太过艰难，所以最好先在另一个医学领域接受一年的培训。我想要为自己在急诊科的实操打下一个全面的基础，所以选择了在内科实习一年。我基本上不在乎要在哪里度过第一年实习期。对我而言，那只是必定会过去的365天——最终我不会选择急诊科以外的科室。不过我还是决定选择一家薪酬较高，也比较富裕的医院，这样我能用更好的物质享受来抵消无法进入急诊室的焦灼与痛苦。我在长岛一家繁华地区的医院里尽职尽责地完成了那一年的实习。那时我每天走进医院大厅，都能听到钢琴家弹奏的古典音乐，或是竖琴家演奏的小夜曲。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算这样也无法平息我每天对下一个医学家园的渴望，我已经做好打算，它会在南布朗克斯。）
预实习期几乎是让所有进入医疗领域的人都感到痛恨的一年。有些人像我一样努力倒数着每一分钟，期待能够进入自己的主修科室；也有一些人在先前的实习期遭到淘汰，只能伤心地接受现实，希望这样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些时间，重新申请成为实习医师；还有一些人是真心想要改行成为内科医生，于是只好默默忍耐，将这一年的辛苦看作医学教育传统对自己的惩罚——毕竟我们都是医院里的底层，无论出什么事，我们都是第一个会被叫到的人。我们一直要来回奔忙，监测电解质水平、补充“泰诺”的订单、准备早晨的报告——这只是我们在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要完成的一小部分工作。
我的预实习主管——贾斯瓦尔医生性格很强势。她临床经验丰富，但很难相处。当我们这些预实习医师每天早上查房，逐一检查病人的情况时，我们都会注意着听她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那种特有的嗒嗒声，随时警惕着她的出现。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在前一晚刚刚值过班，正要开始做例行报告。报告中要清楚地表述病人情况和症状，以及我为昨晚收治的病人所做的评估和治疗计划。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休息，由其他人接班。前一天，贾斯瓦尔医生刚刚骂了预实习医师海伦和克雷格。海伦是因为一例肺炎报告；克雷格则是因为没有将一位患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计数已经很低）的病人情况明确地报告给值班的医疗站，以引起医生们的注意。所有人都害怕贾斯瓦尔医生，都对她怀有一股近乎仇恨的怨气。在住院医师宿舍，大家对她的评价都是为人残酷。她总是吹毛求疵，不给我们任何积极的反馈。
尽管如此，我也必须承认，她对海伦和克雷格的批评是对的：他们的报告的确有缺陷。而贾斯瓦尔医生能把病人的每一个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比如因为多器官衰竭被送到医院的琼斯先生——她知道他在五年前经历过一次糟糕的膝关节置换手术，所以琼斯先生很害怕再进医院。他在家里耽搁了三个星期，直到膝盖越来越痛，还发生了严重的肿胀，才允许家人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急诊室。而那时他已经因为膝盖的伤势恶化患上了败血症。
贾斯瓦尔医生还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她甚至在一位病人身上发现过急性间歇性卟啉病。这种病在探索频道的《神秘诊断》栏目和电影《乔治王的疯狂》中出现以前，很少会被考虑到。尽管她做的很多事都有些不近人情，但只要你能够认真向她学习，就有机会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临床医生。当然，对于如何温柔待人，你就只能努力从其他人身上去学习了。
那个夏天的早晨，我成为预实习医师还不到一个月。轮到我做报告了。一走进病房，我就因为睡眠不足和忐忑不安而感到头重脚轻。我翻检着报告，希望自己能够记住昨天晚上病人的全部情况。（如果我们在做报告的时候低头看笔记，贾斯瓦尔医生就会训斥我们。她的逻辑是：如果我们不能记住全部病人的信息，那我们就是选错科室了。）我紧张地提醒着自己：病人有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病史，长期服用治疗高胆固醇的瑞舒伐他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长期服用的药物。
“米歇尔，”贾斯瓦尔医生在我们前往病房的路上对我说道，“我听说你享受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你可真幸运！今天早上我们只收治了一个病人？好吧，我们会尽力为他诊治！”她面带微笑，深红色的嘴唇仿佛在放大她说出的每一个字。
平静？她刚刚用了“平静”这个词？昨晚我走进医院的时候，就像是走在泳池的跳板上一样。整个病区只有我和另外三名实习医师。一想到那些病人的生命将由我来掌控，我的内心就充满恐惧。有两个病人突然发起高烧，其中一个血氧饱和度过低，一个胸口痛，还有一个病人心率过快。这种种状况都让我恐惧和心慌。我在医院的每一个晚上都没有平静过，更不觉得自己“幸运”。
走到病房门口，大家停下脚步。我清清嗓子，开始报告：“弗雷姆先生……”
“哦，不，不，不，”贾斯瓦尔医生说，“我们要先进去看到病人。在病床边看到你负责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对病情的评估要从看到病人的第一眼开始。”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话是认真的。熬了一整夜之后，我不仅要向贾斯瓦尔医生做报告，还要当着病人的面？但我现在已经没时间去思考出现灾难性错误的无数种可能了。
“早上好，弗雷姆先生。”她对病人说道，“我是贾斯瓦尔医生，你的医疗团队的主管。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在你面前讨论病情。”
“没问题。非常高兴见到你们。”弗雷姆先生回应道。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向病人点点头。
然后我开始了汇报：“弗雷姆先生是一位59岁的男性，有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病史，现在的主要症状是发烧加重、发冷、咳嗽和恶心，曾经因为肝脓肿接受过治疗。在此之前，他接受过两个疗程的抗生素治疗。其中之一是十天疗程的沃格孟汀；然后他的家庭医生给他换成了一个十天疗程中的克林霉素。昨天晚上他被收治的时候，正处在这个十天疗程的第七天。”
“哈珀医生，这听起来非常奇怪。是谁在负责他的治疗？”
“他的家庭医生。”
“只是他的家庭医生？嗯，原先是在治疗他的什么病症？”
“就我所知，是肝脓肿。这就是他的医生昨晚送他来医院之前的情况。”我在脑子里拼命回忆，但恐怕根本没用。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还没有对这个病例进行充分的论证。“嗯，是的，我记得在他昨晚被送来之前，只有他的家庭医生为他诊治过。”
“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只有他的家庭医生进行过诊治？而且只是用口服抗生素来治疗肝脓肿？一定少了些什么。在他的病历记录里一定少了些什么。这完全不合理。”贾斯瓦尔医生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给我时间，让我尽快弥补过错。
终于，我开口说道：“嗯，病人因为感染而发烧，而且在使用沃格孟汀之后继续发烧，所以他的医生给他换用了克林霉素。”
“嗯？他都接受过什么检查？”贾斯瓦尔医生又问。
“从病人带来的病历以及化验室和放射科的记录来看，他的家庭医生安排他做过血压检查，其中包括CBC（全血细胞计数），还有基本代谢检查、血液培养和胸部X光。他的白细胞数量在持续增加，胸部X光片显示有少量胸腔积液。”
贾斯瓦尔医生沉下脸来。“不，哈珀医生，你显然遗漏了一些关键信息和基础的医学知识，这影响了你的报告和评估。现在继续，我们稍后还会重新讨论这一点。”
我克制着心中的恐惧，继续说道：“昨晚在急诊室做的胸部CT显示有胸腔积液，同时肝脏也有积液。所以我们又对他的腹部和骨盆进行了CT扫描，发现他有肝脓肿状况。”
“是的，这样就合理了。”贾斯瓦尔医生说道，“听起来，家庭医生只是确认了他有原因不明，或者至多是病因不明的发烧，还有通过X光扫描发现了少量、非特异性的胸腔积液。由于弗雷姆先生在服用抗生素以后病情仍然不断恶化，他的医生才将他转到急诊科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毕竟这里的条件是门诊无法相比的。在急诊室，他做完了一系列CT扫描，才有了肝脓肿的最终诊断。按照这类肝脓肿的治疗守则，除使用抗生素以外，还需要进行引流以确保治疗效果。”说完，她向我点了一下头，那意思是——由于我在医疗推理上有明显的疏漏，她将亲自对这位病人说明情况。
然后她转向病人：“很高兴见到你，弗雷姆先生。我们今天会联系介入放射科，为你的感染做引流。当然，我们在治疗的同时还需要对你进行更多检查。你还将见到其他多位医生——放射科、感染性疾病科、消化内科，当然还有普通内科的医疗团队。”她向弗雷姆先生微微一笑——只有对一切成竹在胸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微笑。她就像是在告诉这位病人，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一位优秀的船长正在指挥这艘船。
她又转向我说：“谢谢，哈珀医生，你可以回家休息，准备今晚的工作了。一定要仔细研究该如何记录病历、不明原因发热的检查内容，以及肝脓肿的表现、评估和治疗的情况。在理想情况下，这些都应该是你在查房之前要做好的事。再次感谢你，我相信我们都从你的报告中了解到了很多。”
我从没有忘记过那次报告。在预实习的那一年里，我对病人的提问一直都是“宁滥勿缺”。毕竟临床医生的工作就是确认病历。当然，病人必须诚实回答问题，病历才能准确，但我是病症的侦探，我需要知道自己应该找什么，以及去哪里找。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不仅要研究我不懂的课题，还要研究与它们相关的信息。我需要在脑海中回顾病历，斟酌我的评估和方案，以确保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感觉自己没有从病人那里得到全部信息，我就会回去重新询问病人，整理信息，只为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完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必须有足够的合理性。
那是我最后一次没有准备充分就向贾斯瓦尔医生做报告。在那极为漫长的一年里，她帮助我成为一位更好的医生。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诸多优秀的品质，她对于准备工作的一丝不苟和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让我受益良多，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那些严厉的斥责和批评，对于我成为医生都是至关重要的经历。我后来才意识到，尽管预实习的这一年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也帮助我做好了准备，让我能够应对离婚的打击和实习期以后的生活。
***
“米歇尔·哈珀医生。”
实习主任叫到我的名字，把我从恍惚中惊醒。这是我最终的毕业典礼了。
我不记得自己在毕业典礼上穿了什么，有谁讲了话，但我清晰地记得，我是多么庆幸只用7秒钟时间就站起来，走上讲台，并且让自己恢复镇定。我没有时间因为破碎的婚姻而伤心。我必须收拾整齐，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安置好新家，协调好离婚事宜，卖掉旧房子，然后在一座新的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独自一个人生活。
我早已忘记实习结束时的其他事情，因为我在努力向前看，放弃原本计划好的未来，去接受另一个已经开始的未来。我签了一份公寓租约，在市中心的一栋高级大厦内，从那里步行就可以去我要工作的医院。公寓在三十五层，非常安静，房间里的落地窗让阳光像瀑布一样倾泻进来。我希望这些美好的东西能够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和痛苦。
我的全部家当包括一张充气床垫、六纸箱衣服、两纸箱厨房用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从我们在南布朗克斯的老公寓里拿过来的唯一一样东西是一面大镜子。我求丹把另外两样东西寄给我，那是我们收到的礼物：一个来自肯尼亚的编织篮子和一张带相框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站在一个公交车站前，身后的背景是涂鸦艺术家谢泼德·费尔雷为巴拉克·奥巴马绘制的“希望”竞选海报。丹同意了，但我知道他不会寄，而我也没有力气再向他抗议。它们将变成另外两样我失去的过往。
在新公寓度过的第一天，我在客厅的地毯上坐了几小时，凝视窗外。我能看到邻街的店铺和招牌，“安德鲁·约翰逊医院”的霓虹灯招牌是最大的，到了晚上，它也是最明亮耀眼的。那种景象让我很不舒服——后来我也一直没能适应。不过我还能望见蜿蜒流淌的斯库基尔河，在喧嚣的城市风景中，那里成了让我内心平静下来的角落。
再过两天，我就要打开那些纸箱，穿上崭新的绿色手术服，投入工作中。很快我就能进入新的状态。但现在，我只能任由自己沉浸在破碎的情绪中。
感谢今天的阳光，感谢微风吹走热浪，感谢能有这样的视野，从三十五层高的地方去看外面的一切。这样的距离对我非常重要，这样的风景拯救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