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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半那年，一个宁静的周六下午，只有冰箱的嗡嗡声传来。没有尖叫声、吵嚷声。没有人挥起拳头。没有人被殴打。没有家具被摔在地板上。没有新的瘀青和伤口。那个下午，我拥有绝对的平静：我的哥哥、妹妹和父亲都出去了，母亲在走廊尽头她的房间里。
我拿起最喜欢的三个彩虹小马，走出房间下楼。只有我的袜子和木地板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
我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那时候我们在不到七公里的范围内搬了三次家，第二个家和第三个家距离不到两公里。每一次搬家都是因为我父母想要住在更高档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这是一场游戏，奖品是更高的地位，他们把房子买下又卖掉，直到最终输了这场游戏。
这里是第二号家，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第16街，靠近马里兰州银泉市的边界。
我走下楼梯，来到门厅，又穿过门厅来到客厅，最后来到了鱼屋。这是我和妹妹一同给它起的名字，因为它的中央有一只水族箱。
我母亲的娘家人都非常迷信。按照他们的说法，不能从梯子下面走过去；绝对不能打破镜子；回头看新月的时候必须从右边转过头；绝不能劈开一根杆子。这只鱼缸就是因为这些说法才会被摆在这里。依照我父母的解释，它能够激活环境中的“正气”，阻挡负能量。
这里是一小群热带鱼的家。暹罗斗鱼——它们的鱼鳍就像彩虹一样，从李子般浓艳的黑紫色逐渐过渡到红色。水族箱里总会有它们。但每隔几个星期，这些鱼就会死掉。然后我的父母就会买新的鱼，让它们承受同样的命运。我很奇怪，为何他们从不好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水族箱中的集体死亡，而只是简单地换上新鱼。
今天，我一走进鱼屋就注意到，水族箱刚刚被重新加满了鱼。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而下，我盘腿坐在地板上，熟练地驾驭着我的“马队”跑过每一道地板缝隙和不断移动的光影。它们都是技巧高超、动作优雅的小马。在宁静如同天堂的家里，小马都能自由撒欢了。
我专注地看着小马在奔跑，整个人感觉轻松、惬意极了。在这宝贵的几分钟里，一直包裹着我的灵魂的盔甲松开了，我完全敞开了自己。然后，就好像展开了小飞马的翅膀，我觉得有另一样东西和我一起在这个房间中飞翔，在天鹅绒沙发旁边，在鱼缸前。我去寻找它，却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灯光柔和的房间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我感知到一个温柔的存在。她的声音是如此熟悉，就好像是我在自言自语一样。
米歇尔，你很好，你以后也会很好。你会很安全。你的母亲也会很安全。你的哥哥和妹妹都不会有任何事。
安全感也许是我唯一想要的东西。而在此之前，我的这个愿望一直都无法实现。
她对我的祝福还在继续：
你会活下去。你一定会活下去。你的母亲也会活下去。你的哥哥和妹妹都会活下去。你会长大，会帮助许多人。你会做很伟大的事情。你一定会的。
我坐在地板上，暂时忘记了一旁的小马，眼睛正随着那一声声祝福而不断睁大。这是一种祈祷得到回应时的恍惚，一种因为感激而生出的惊讶。这一次，我没有任何恐惧。而她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不知不觉地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守护天使。他们总是身穿白色长袍，张开翅膀，飞翔在云团中。但那时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只听到一个声音，一个清晰又真实地萦绕在房间里的声音。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天使带给我的这个信息。那是我第一次心中洋溢出快乐。我跳上楼梯，去找母亲，告诉她我们会挺过去的。
就是这个信息支撑我度过了随后的20年人生。在这么多个日子里，当所有迹象都在向我表明，我不可能健康成长，不可能再活下去，我就会想起那段天使的耳语，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拯救。
我无数次地渴望被从家中、从我父亲的手上救走。这个家很漂亮、很大，有树木环绕，有修剪整齐的草坪。这一切掩盖了它内部的疯狂和混乱。
从街上听不到房子里的声音。就在天使到来之前的一天，我在房间里听到楼下家具倒地的声音，还有杂乱的脚步声，有人被重重地摔到墙上。我的母亲在尖叫——“停下！”但她似乎很快就被人掐住了喉咙。
我必须去楼下，必须阻止这一切，必须阻止父亲杀死母亲。
7岁的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相信自己仍然爱那个施暴者，那个伤害我和家人的人。在极度恐惧中，我变得浑身僵硬，害怕自己珍视的一切被夺走。我知道自己没资格拥有快乐，尽管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是怎样做错的，为什么会做错，但我知道我一定是做了很严重的错事，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鼓足勇气下楼，走进厨房，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那里，身体倚靠在墙上。哥哥站在房间中央。地上扔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扫帚，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父亲不见了。前门敞开着。
“小心，孩子们，不要踩到玻璃上！去把鞋穿上！”母亲喊道。
哥哥把椅子扶了起来。
“天哪，我的耳环丢了。见鬼了！”母亲喊道。
“耳环到底跑哪里去了？”母亲还在嘟囔，就好像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对她来说，可能的确如此。
妹妹努力地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中寻找耳环。
母亲拿起扫帚，把碎玻璃扫起来。“小心，孩子们，一定要看清脚下。上帝啊，真希望我没有把耳环扫丢。”
我跑到敞开的前门，向外张望了一番。门外没有人。按照我的家教，我把门用力关好，把家中的秘密关在门内。
只用了几分钟，妹妹就找到了那只镶有蓝宝石的耳环。耳环滚到了门厅里，被地毯的一角遮住了。
“天哪，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又是你把它找到了！谢谢你，亲爱的。”她给了妹妹一个拥抱，“我会再找一对备用的。不那么贵重就好。我一定要在楼上另外放一对。”
她把耳环放到柜子上，然后开始清扫碎玻璃。她俯下身时，我看到了她脖子上的红印。她的指甲裂了，边缘有血渍。她用受伤的手指握住簸箕的时候，身体瑟缩了一下。
哥哥攥紧拳头，默默地上了楼梯——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房间传来音乐声；妹妹颤抖着坐在厨房里，待在母亲身边；我走进门厅，坐到楼梯最底下的一级台阶上。我等待着父亲回来的时刻。我担心那时妹妹会哭出来。我也等待着自己飞快跳动的心平静下来。我还等待着我们一家人从不会有的讨论。
如果真的会有讨论，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会一起聚在客厅里，三个孩子坐在沙发上，父母坐在客厅两边的古董椅上吗？
如果大家都把实话说出来，父亲一定会这样说：
我来自一个充满羞耻和自我厌恶的地方。我从没有学会原谅抛弃我的父母，所以我也从没有学会过爱。我没有花时间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而是在我还无法适应任何一种关系时，就选择用婚姻来掩盖自己的创伤。
每一天，我都没有做出更好的正确的选择。我只是选择让这不正常的人生继续下去，让痛苦和折磨无限循环。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放弃健康和真诚。也是因为如此，我选择恐吓你们，剥夺你们的安全感和童年。
这一切不会停止，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最终走出你们的人生。
是的，我知道我错了。我实在不该做出这些暴行。那样的话，你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安稳人生。但也不一定。那样的话，你们就有可能自我治愈。但也不一定。至于我，我会逃离这个地方。也许地狱就是我的圣殿。
作为回应，我的母亲会说出下面的话：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学会了依赖，所以我从没有真正发出过自己的声音。我告诉自己，我在帮助一个心碎的男人。而实际上我在做的是找一个人来证明我的自卑，又把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延续到下一代。
我用财富和幻想填满自己空虚的人生。我找了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厚物质的男人。你们不都喜欢富足的生活吗？
你们从未有过一整夜毫无恐惧的安眠。也不知道什么是被认可，从哪里能得到爱。你们以后必须要凭自己的力量学到这些技巧。我将允许你们离开，然后独自一人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无法面对自己的痛苦和无能——正是这种无能让我迟迟做不出更好的正确的选择，让我和我的孩子们不断遭受伤害。实际上，是我应该离开……但不管怎样，我现在仍然选择留在这里。保重，孩子们，保重。
我会对他们两个这样说：
大声说出这些事实吧，因为恐惧只会在沉默中滋长和延续。说出真相，会激发出人类解决问题的力量。
如果一件事符合一个人的愿望，那么他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那件事；如果一件事会毁掉一个人，那么他就要花时间去尽力解决那件事。
可惜，我们都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的恶魔，只是一年又一年地保持着沉默。不断打破这种沉默的，只有不知何时就会出现的暴力。
父母经常为一些平常的事情争吵——谁把车钥匙放错了地方，谁去接放学的孩子——这时我的父亲就会向母亲挥起拳头。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哥哥约翰长成了一个身高一米八、肌肉发达的年轻人，当父亲再对母亲动手的时候，约翰就会把他推开，然后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
我们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家——第三号家——迁移到了“黄金海岸”。人们都管这里叫华盛顿特区的黄金或铂金海岸，因为这里是历史上华盛顿黑人精英的聚居地。我那时念四年级，进入了一所新的私立女子学校——国家大教堂学校。像所有精英人士一样，我们不会把私密的、中上层人士的家丑暴露在公众面前。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才到了这里，怎么能冒险让我们的完美外壳上出现哪怕是一道裂缝？所有精英人士都知道这些法则：用鸡尾酒送下药片；用化妆品遮住瑕疵和瘀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所有狼狈迅速清理干净，然后向这个世界展现迷人的微笑、完美的发型和光鲜的衣服。
我只有一次打破过这个规则。那时我还不到12岁，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二楼的主卧室中逃了出来。为了保护母亲，我青春期的哥哥正在那里和我的父亲厮打。我跑下楼，躲在黑暗中，发疯一样地拨通了电话。
电话接通。“这里是911。有什么事？”
“我在家里。我们现在不安全。我的父亲在打我母亲。他还在和我哥哥厮打。我们这里不安全！”我悄声对电话说。
“你住在哪里？”接线员问。
我向周围看了一圈，用手捂住嘴，悄悄告诉他我从哪里打的电话，还有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马上派人去你那里。”
“求你，求你快一点。”
父亲和哥哥仍然在厮打。母亲正用她的鞋拼命捶打着父亲。我大喊着：“我已经叫了警察。他们马上就来！”
我的话立刻产生了效果。厮打停止了，但他们还在用语言相互威胁。父亲威胁要让警察抓走哥哥，母亲说她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应该被逮捕的是我的父亲。
门铃响起的时候，他们还在争吵。我打开前门。两个警官正站在门外。一个警官的手按在枪套上，另一个警官双臂交叉在胸前。他们连珠炮似的向我提了许多问题。
“这里有人打911了？”
“出什么问题了？”
“这里发生什么骚乱了吗？”
“我们接到呼叫，说有家庭纷争。”
我张嘴想要回答，但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这片宁静祥和的社区，我发现答案是如此难以说出口，实在太难了。我看到警车就停在我们房子前面的街道上。我不知道邻居弗雷泽是不是在家；不知道塞米是不是在家——他是我的暗恋对象，就住在街道的拐角处。他有可能会骑着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看到警车和我。
“小姐，”站在左边的警官又说话了，他的声音一下子拉回了我的注意力，“是你报的警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事情的过程，更不知道该怎样说它是如何结束的。我拼命思考该怎么说，感觉自己呼吸在加速。
就在这时，母亲、哥哥和父亲都围过来和警官说话，每个人都在拼命想要把自己的故事塞进警官的耳朵。
警官们一言不发地听我们说话。最后，他们说：“嗯，如果你们全都坚持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就必须逮捕你们两个。”指的是我的父亲和哥哥。
这些警官怎么能这样简单粗暴，曲解事实呢？我父亲的话怎么能相信呢？我的呼救怎么会得到如此冰冷的回应，而不是真正的援助？难道我们还要再受到沉重的一击？
母亲的声音充满了恐惧。“不，不，不，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被逮捕。”她不能让哥哥承担进监狱的风险，于是她说，她也不想对我的父亲进行任何指控了。
两名警官看了一眼我的父母，没有再说任何话，转身回到警车里。
他们离开以后，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再向任何人寻求帮助了。这里没有法律，没有援助。在警官眼里，我父亲和我哥哥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他们根本不关心我和妹妹、母亲是否安全。对我的父亲，他们连一句口头谴责都没有，就这样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继续留在危险中。
我再也没有打过911。我以后也没有再拨过这三个数字。当我的父母再次大打出手的时候，我只是向我的天使祈祷，希望有一天这种暴力会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
数年以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在某种意义上，它真的结束了。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我看到了一条出路。
那天，当家庭暴力再一次爆发时，我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认真思考着能用什么作为武器保护我自己和家人，对抗我的父亲。就在这时，我听到父亲跑上楼，把衣服扔进一个袋子，然后拿了他的车钥匙，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出家门。前门被狠狠地摔上。门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我们都希望他永远不要回来了。但我们也都知道，顶多再过几天，他就会回来。
我有些迟疑地下了楼。母亲正站在门厅那里，握着哥哥的手。哥哥左手拇指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正在流血。我们的父亲在被他压倒在地上的时候咬了他的手。
母亲撕下哥哥破碎的衬衫，当作临时绷带给哥哥止血。我禁不住想：什么样的物种，会这样咬自己的家人？
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们还要继续别人眼中优越的生活。母亲要开车送妹妹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我刚刚获得了学习者驾照
，就自告奋勇开车送哥哥去最近的急诊室，离这里只有10分钟车程的银泉市。
到了医院，我循着红色箭头来到急诊科停车区的环形车道。哥哥把没受伤的那只手伸到另一边的大腿外侧，才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急诊室明亮的白色灯光让人感到寒冷，医院的正门却显得昏暗又温暖。
大厅里很安静，我在候诊室找到了哥哥，他正在填表。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房间的另一边。他的头发很乱，皮肤上布满皱纹，让人觉得他的人生一定很辛苦。他身上盖着厚重的棕色风衣，躺在候诊室硬邦邦的椅子上。他的大肚子随呼吸一起一伏，头也不断地左右摆动。有时，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停止呼吸，我忧心忡忡地看着他，直到他再喘上一口气。
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房间一头、朝向正中央的椅子上，手中拿着他的出院报告、药物吸入器和一瓶药。他不停地看向停车场，估计正在等接他的车。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位父亲抱着他的小女儿匆匆走了进来。女孩的腿上有一道可怕的伤口。
我忽然想到，我们会相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受到了某种伤害——身体上的，心灵上的。
刺眼的灯光和刺耳的蜂鸣声打破了急诊室的宁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救护车的后门对准急诊室门口停下，工作人员把一位体型肥胖的老人搬到轮床上。医务人员举着一袋液体，袋子下面的软管连在老人的手臂上，药水就从软管输入老人的身体。医务人员把输液袋挂在轮床旁的金属杆上，同时不断向插在老人口中的塑料管泵气。另一名医务人员对老人的胸部进行按压，但老人没有动弹，只有他的身体随着医务人员的猛力按压会有一些无意识的抽搐。他们把老人推进急诊室的时候，他灰白色的胳膊从轮床上垂挂下来，不停地晃动着。
又过了一会儿，一群人涌进了候诊室。他们看上去像是一家人：女人和男人们哭泣着询问他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低声请他们耐心等待。不时有护士过来叫病人进去。有些病人可以自己走进去，有些需要坐轮椅。他们走进一个个病床隔间后，隔间的帘子就会被拉上。那个受伤的小女孩，那位老人，那一整个家庭——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汇聚在这个空间里。
我们全都在等待，紧张地移开目光，躲避着别人的眼睛。一辆深紫红色的轿车停在外面，那个拿着药物吸入器和出院报告的年轻人喊道：“终于来了！感谢上帝！”然后他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冲出了门。那位用棕色风衣盖住身体的老人还在睡觉。我猜他无家可归。刚刚来的那一家人还在哭泣，他们终于被带了进去。腿上受伤的小女孩和她的父亲手牵着手走出来，腿上多了一块粉色创可贴。她手中抓着棒棒糖，脸上满是笑容，就好像刚刚看了一场马戏。
我看了看表，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哥哥却还不见踪影。又过了一段时间，被救护车送来的患者家属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他们相互搀扶着，一边摇着头，揉搓着双手，走入夜幕中，一边谈论着后事安排，以及该由谁给姑妈打电话。
现在候诊室里只剩下我和那个睡觉的老人。暮色越来越重，我继续等待着。终于，哥哥走了出来，手上裹着厚厚的白纱布。
“怎么样？”我问。
“还好。他们只是给照了X光，做了清洁。过两天我还要回来复查，确保伤口愈合。他们说因为咬得很重，所以必须给我缝两针，还给我开了抗生素。”
急诊室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惊叹，一个同时有耀眼灯光和阴暗走廊的地方，一个如此安静却又充满了生命悸动的地方。一个小女孩带着创伤和眼泪被抱进来，却笑着、蹦跳着出去；流血的哥哥重新出现的时候，受伤的手已被缝合；一个家庭在这天上午应该还是好好的，现在却失去了至亲，要开始新的生活，而这个亲人已经无法在他们的新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够找到休息的地方，直到他不得不离开。
我们这些人聚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只为有机会展示我们的创伤，让我们的伤口可以愈合，痛楚得到缓解。如果哥哥的身体可以被修补，那么他的心灵一定也可以被治愈。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只要我们给问题一个名字，识别它、检查它，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修复它，一步步走向痊愈。
回到家，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坐到餐桌旁，开始思考自己是多么想要离开这个充满纷争的家，去救治那些受伤的人。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在这样的混乱中寻得平静，如果我能够在暴力中找到爱，如果我能治愈这一层层伤口，我就是一位合格的医生，拥有我自己的“急诊室”。这将是我给予这个世界的，也是给予我自己的治愈之所。我可以掌控那个地方，为那些呼救的人解除痛苦，让他们得到慰藉。我会让它变成人们的庇护所。许多年前，那个看不见的天使告诉了我这个秘密。她的声音就像我自己的一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