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乞讨者”

“耻辱乞讨者”一词在意大利语中直译过来是“耻辱又可怜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这个群体得到了政府及乐善好施者的特殊照顾，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普通的乞丐。

这些人原本都是贵族。即使不是贵族出身，也曾经体验过堪比贵族的富裕生活。然而命运让他们起朱楼，宴宾客，又让他们的楼塌掉，如今沦落到沿街乞讨的悲惨境地。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诞生于海上国际贸易的城邦国家，发生在这里的悲惨故事大致有三种走向：拿全副身家投资的货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孤注一掷的远洋航行因海盗袭击血本无归，把父母留下的巨额财产挥霍一空。他们的结局大多是穷困潦倒，流落街头。

当然，除了赌徒和败家子，“耻辱乞讨者”中也不乏有头脑、有勇气的英雄人物，可偏偏倒了血霉，精心打理的产业在战争中化为乌有，从此失去了一切。

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国家，凭借大胆的自由经济体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有人在此白手起家，创建财富帝国，也有人一蹶不振，血本无归。

所幸，威尼斯人对成功者从来不惜赞美之词，对不幸的人也怀有宽容之心。现今的威尼斯依然留存着用于存放食物和钱财等施舍物的布施箱，上面还镌刻着“致可怜的乞讨者”。

佛罗伦萨的主要贸易市场是陆路直通的欧洲，而威尼斯只通过海路与地中海世界做生意。相比之下，威尼斯人的人生风险系数要高得多。在威尼斯共和国，出于这类原因产生的乞讨行为被完全制度化，满大街安设布施箱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

一般的乞丐爱穿什么没人管，可是“耻辱乞讨者”却有着严格的着装要求。

他们必须穿全黑的长袖布袍，下摆垂至脚边，不能佩戴任何饰品，也不能系皮带。此外，还要搭配包住整张脸的黑色头巾，只在眼睛的位置开两个洞。这套“制服”只有得到官方机构“没落者应对委员会”认可的乞丐才有资格穿。

一旦穿上这身衣服，再也没人能认出你是谁。“耻辱乞讨者”可以看见路人，路人却无从得知“耻辱乞讨者”的样貌。政府规定“耻辱乞讨者”可以用肢体语言乞求施舍，不必开口说话。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因发出声音而被熟人认出来。向“耻辱乞讨者”施舍零钱的人也不能和他们搭话或要求他们开口，默默地把钱放进“耻辱乞讨者”手中的牛角形容器里就行了，“耻辱乞讨者”则可以用肢体语言表达感谢。

不过，政府及社会大众对“耻辱乞讨者”的这份关怀，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同情。

在自由经济的环境中，市场的活力与经济繁荣息息相关。16世纪的威尼斯遍地黄金，到处都是咸鱼翻身的机会，昨天的“耻辱乞讨者”摇身一变就成了今日的富豪。为了让一部分有可能东山再起的人不因曾经的耻辱岁月承受心理压力，守护“耻辱乞讨者”尊严的社会公序应运而生。

当然，此时此刻的“耻辱乞讨者”，只是一群没有名字的人。

“耻辱乞讨者”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前逼近，毫无沉沦者的萎靡气息，这令马可不由得紧张起来，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三步。可“耻辱乞讨者”也紧随他的动作加速靠近，故意压低声音说道：“快让我进屋，这里太惹眼了。”

熟悉的声音穿透耳膜，十年前令人怀念的时光瞬间充满了马可的脑海。他极其自然地掏出钥匙，打开了宅邸的大门。

运河对岸鳞次栉比的房屋将阳光反射到河水中，再经由运河水面折射到屋内，二楼这间面朝大运河的起居室因此无比温暖而明亮。

直到走进起居室，“耻辱乞讨者”才摘掉了黑色的头巾。还没等脸完全露出来，马可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埃尔维斯，你什么时候回威尼斯的？”

展露在黑色头巾下的那张脸笑了起来。这人正是马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埃尔维斯·古利提。

还没等好友回答，马可又开口了，语气显得有些无奈：“你看看你，堂堂总督公子怎么穿成这样？”

话音未落，埃尔维斯哈哈大笑起来：“卑躬屈膝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真是累死我了。”

埃尔维斯三下五除二脱掉了黑衣，露出穿在下面的衬衫和紧身裤，双手举过头顶，舒展了一下筋骨。他用小孩子搞恶作剧时的狡黠眼神看着依旧站在原地的马可，开口说：

“我在圣马可广场就看到你了，但我这副打扮不方便跟你搭话，只好一路跟着你回家喽。”

马可家的午餐一向由老仆夫妇中做厨娘的妻子准备，管家丈夫则负责收拾餐桌及上菜。好友二人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午餐。

饭后，两人来到楼上马可的房间。埃尔维斯自然而然地打横躺在了土耳其式样的矮背长椅上，马可则让身体深深陷进一把土耳其式样的安乐椅里。十年前，两人也常常以这样的姿势共度下午时光。

马可·丹多洛和埃尔维斯·古利提八岁相识，一直是知心好友。

八岁那年，教授语法、算术及拉丁语的私塾来了一名新同学。这个名叫埃尔维斯的孩子出生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童年时光。出身威尼斯的父亲希望儿子接受正统的威尼斯式教育，因此把他送进了这间私塾。

当时的埃尔维斯是个古怪的孩子。他会说希腊语和土耳其语，意大利语也相当流利，插班上课完全没问题。然而他给人的感觉，却与其他的威尼斯孩子截然不同。

埃尔维斯的父亲当时虽然尚未登上总督之位，却已经是威尼斯政界响当当的人物了。老师和同学对这位大人物的孩子自然青眼相加。在学习上，埃尔维斯算不上成绩突出，却能时不时说出一些独特的见解，震惊四座。

不过，这个来自东方的男孩对同学们的幼稚游戏并不热衷，也没有称霸学校之意。一种尊贵的疏离感从他的骨子里透出，如不可名状的烟雾一般围绕在他的身边。如果说私塾师生对他的最早关注源自他的身份（他父亲可是人称“威尼斯灵魂人物安德烈·古利提”的大人物），在与他熟悉之后，这个有一半东方血统的男孩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神秘异国气息，才是让人们忍不住另眼相待的真正原因吧。

马可与埃尔维斯在脸蛋圆圆的童年时代一见如故。随着岁月流逝，即使面部轮廓在成长中变得棱角分明，两人的友谊也一如他们的发色和瞳色，不曾改变。

埃尔维斯·古利提一头栗子色的卷发，鼻子生得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挺，好像从宗教画上走出来的美男子。他的眼珠在侧耳倾听时展现出美丽的蓝色，宛如色泽清朗而深邃的海蓝宝石，在发表意见时却近似于翠绿，像是闪耀着光芒的祖母绿。他的皮肤是古铜色的，一个纯粹的意大利人无须努力日晒就能拥有这种天赐的肤色。在个头方面，埃尔维斯从小就比马可高大。

其实马可·丹多洛也是个高个子男人。乌黑的头发以流畅的卷曲度垂至脖颈，深茶色的双眼让他显得沉稳冷静而又活力充沛。马可自小成绩优异、举止端庄，绝对是家长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当两人还是圆脸小毛孩时，埃尔维斯就常常跑到马可家里蹭饭，还时不时留宿。

埃尔维斯把马可的母亲当亲生母亲看待，温柔的丹多洛夫人是他童年时代为数不多可以撒娇的对象。他的亲生母亲一直留在君士坦丁堡，没到威尼斯陪伴儿子，而父亲安德烈·古利提当时出任威尼斯海军提督，必须常驻海外，整年不见人影。马可的父亲则在他四岁时战死沙场，那场战争的敌对方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此，马可成了丹多洛家唯一的嫡子。

“这道菜还是以前的做法，可是与母亲在世时相比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厨娘还是妈妈在世时雇的那一位，只不过妈妈会在起锅之前亲自试味道。”

“我之前听说了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前，当时我还没进元老院。”

“我差点忘了，你现在可是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元老大人了。”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家常。餐后的一杯酒，更让这次暌违十年的重逢变得亲切。

十四岁那年，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部分威尼斯上流家族子弟都会走的路——成为商船的石弓箭手。

当时的商船在出海时基本都有战斗人员随行，这不仅是远洋航行的安全防卫需求，也是遵从政府规定。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因此登上商船，开始学习战斗及航海所需的必要技术。此外，除了船长之外的所有船员都可以携带货物到目的地自行售卖，年轻贵族也能通过实践，从中学到贸易的技巧。

不过，让这些年轻人真正踏上他国土地，亲身体会外国的风土人情，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才是威尼斯共和国对未来的国家栋梁的真正期待。这背后的深远含义，使得培养石弓箭手成了国家的一项制度。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志愿成为石弓箭手的年轻人经常会跟随不同的船只出海。为了节省成本，商船的航线基本都是固定的，比如前往埃及的商船一般都会把目的地设定在亚历山大港，只要没有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威尼斯的船队每年都会固定在亚历山大港靠岸。所以，乘同一艘船的人一般只能去往相同的目的地，难以达到长知识和积累经验的目的。

马可与埃尔维斯深知这一点，出发前也相互商量着每次都要乘坐不同的船，尽量去往不同的国家。他们随着风帆远行，足迹遍布整个地中海世界。

设有多个大型商会的埃及亚历山大港是威尼斯在东方的重要贸易据点，几乎每一个新石弓箭手都会到这里报到。归属土耳其的叙利亚也是必经之地，他们到访大马士革，还去了威尼斯商会所在的阿勒颇城。

他们在北非踏足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在那里同强悍的阿拉伯人做买卖。

有时，商船会在西班牙各地暂时休整后继续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一路来到英国的南安普敦。船上满满当当地装载着塞浦路斯的高级葡萄酒、扎金索斯岛特产的黑科林斯葡萄干，以及来自威尼斯本土的精美纺织品。威尼斯人不远千里来到伦敦销售这些奢侈品，再将低价买到的英国羊毛线带回本土。在威尼斯及佛罗伦萨匠人的巧手之下，本来平淡无奇的原材料变成了色泽艳丽、精美绝伦的高级工艺品。威尼斯商人载着这些货物再次出航，将它们卖给德意志人、法国人及英国人。

比起坐在课桌前枯燥听讲，长达四年的航海生涯才是使马可真正成长的无与伦比的时光。对于他来说，这四年既快乐，又学到了任何一本书上都不曾记录的宝贵经验。当然，马可的快乐也有一大半来自埃尔维斯的陪伴。在这所海上学校，埃尔维斯才是当之无愧的优等生。

石弓箭手时代的回忆是此时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两人怎么都聊不完的话题，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独自闯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个年纪的男孩充满勇气和力量，无论多么辛苦都能咬牙坚持。

说着说着，马可突然想起了某件事。

“说起来，那个土耳其男孩怎么样了？”

“他在我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就来找我了，之后一直留在我那儿做事。”

那是他俩搭乘的威尼斯商船中途停靠西班牙阿利坎特时发生的事。一艘来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船在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只有一个男孩拼尽全力游了出来。这个可怜的男孩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就被岸上的西班牙人逮住，嚷嚷着要把这个信奉真主安拉的异端送上火刑架。

埃尔维斯救了他，用一路上赚到的全部钱财把他赎了回来。

男孩对埃尔维斯感激涕零，表示愿意做埃尔维斯的奴隶，一辈子侍奉他，但埃尔维斯对此不以为意。当船回到威尼斯时，正好有一艘前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船即将起航，埃尔维斯就把男孩送上了船，让他回国好好生活。此后，男孩大概是听说了埃尔维斯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不但再次见到恩人，还如愿成了他的侍从。

埃尔维斯·古利提就是这样一个内心无比柔软的人。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有着极其冷酷的一面，马可对此深有体会。

被船员们戏称为“连体婴少爷”的两人在结束航海生涯、进入大学后仍然形影不离。他俩不但同样选择在帕多瓦大学法学部学习，还成了合租室友。

在课堂上，马可始终略胜一筹，可一旦走出校门，埃尔维斯才是绝对的赢家。当时的大学生脑袋里只有两件事：赌博和女人。在这两件事上，非但马可比不过，甚至整个威尼斯都没人是埃尔维斯的对手。每次看到好友在赌桌上大杀四方，或是轻松抱得美人归，马可丝毫不觉得糟心，反而总是忍不住感叹埃尔维斯真是太厉害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这对好朋友走出校门，来到了二十岁的当口儿。他们从八岁起一直并肩前行的人生，自此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一年，马可得到了共和国国会的议席，而埃尔维斯的手里空空如也。

自那一年至今，已经过了十年。

忽然，埃尔维斯仿佛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你今天上午在圣马可广场一个人走了很久，边走还边看钟楼，莫非你认为早上的坠塔者并不是自杀？”

一句话瞬间把马可带回了现实，他不由得定睛看向面前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