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人都有偏见

我们的有意识动机、思想和信念混杂着虚假信息、偏见、歧视、非理性的冲动，以及合理化的借口，而只有星星点点的真理游弋其中，让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事实上其是错误的。我们的思考过程就是根据合理性规律对这一大堆幻觉加以整理。这一层面的意识旨在反映现实情况，它就是我们用来安排生活的地图。

德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
埃里希·弗洛姆

面试对任何人来说几乎都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而在各种面试中几乎没有比医学院的招生面试更具挑战性的了。设想一下，你一直努力学习要成为一名好学生，甚至是一名优等生，而考医学院是你所面临的最激烈的竞争之一。实际上，你的所有对手都有一份出色的履历，并且成绩优异。面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决定，因为面试通常会将单纯的好学生与那些有潜力成为好医生的学生区分开来。

当然，其中的挑战在于，面试会受到许多无意识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涉及很多与面试无关的因素，包括参加面试的候选人、面试官以及面试环境。多伦多大学的两位医生唐纳德·雷德尔迈尔和西门·巴克斯特决定研究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他们发现，在雨天参加面试的学生似乎比在晴天参加面试的学生评分低，他们对此颇为好奇。

我敢肯定，读到这里的任何人都会同意，根据面试当天的天气情况决定是否录取学生，这简直太荒谬了。根据学生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决定是否录取他们，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

这件事也许很可笑，但确实发生了。

雷德尔迈尔和巴克斯特收集了2004年至2009年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面试结果。他们汇总了面试分数，几乎所有面试都是在早春进行的。分数范围为0～20.3，10分及以下表示“不合适”，12分表示“及格”，14分表示“一般”，16分表示“很好”，18分表示“优秀”，20分表示“杰出”。随后，他们在加拿大国家气候档案馆查询了面试当天的天气情况。

雷德尔迈尔和巴克斯特一共选择了2926名参加面试的候选人为研究对象。候选人的人口统计特征与面试结果无关。但是，在雨天参加面试的人所获评分低于在晴天参加面试的人。实际上，他们在将学生的面试结果与医学院入学考试的分数进行比较时发现，面试分数的差异相当于将部分学生的入学考试分数降低了10%！鉴于优秀申请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这足以决定学生是否会被录取，甚至能否成为一名医生。或许可以这么说，天气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医学院的面试官可能对自己说“外面正在下雨，所以我要给这个学生较低的分数”吗？还是说他们的心情无意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他们的心情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学生的看法？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想象，天气恶劣、交通堵塞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可能会影响面试结果。但是，当我们对面试的人进行评估时，我们会考虑这些影响吗？

不难想象，当我们在企业里面试员工或做其他商业决策时，当我们给学生的论文评分或做其他决定时，包括看似不重要的决定或是十分重要的选择，类似的环境或其他担忧都可能影响我们。

潜意识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表面上的反应都取决于内心深处的波澜，取决于我们未知的心理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的。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问过自己，为什么做了某件事，或是为什么没有做某件事。我们发现自己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不总与自己的想法一致？为什么我们会吃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会对亲人失去耐心？即使有意识地要求“更高层次”的自我不要这样做，我们仍可能做出上述行为，即使心里清楚某些事很重要，我们往往也很难激励自己去做这些事。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逊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凭借“是魔鬼让我做的”这一经典台词成就了一番事业。大多数人在觉得自己的行动或选择似乎受到了他人指使时，心里可能都会想说这句话。

我们不断做出受无意识偏见影响的决策。实际上，即使我们的偏见看似是有意识的，也可能受到我们内心的无意识假设的影响。它就像一条被污染的河流，我们可能会竭尽所能清理流到下游的河水，却没有意识到，上游工厂或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染物才是罪魁祸首。

想一想人们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等性少数群体（即LGBTQ）的偏见。10年来，我们看到了婚姻平权取得的突破：美国军队废除了“不问，不说”的规定；LGBTQ演员以及相关主题的艺术节目不断涌现；还有一位女同性恋人士当选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市长。然而，对LGBTQ群体的偏见仍在继续扩散。

盖洛普公司2013年5月13日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5%的美国公众认为，法律不应该认可同性婚姻。 ^[2] 2013年7月，日益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两项裁决，为加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开辟了道路。它关于《捍卫婚姻法案》违宪的裁定，确立了同性伴侣可以享受联邦福利的资格。尽管如此，公开歧视LGBTQ群体并反对平权的风气依旧存在。虽然娱乐圈有很多人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但美国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在5600多名工会成员中做了一次调查。反馈显示，几乎一半的男女同性恋者和27%的双性恋者‘强烈认同’，在制片人和电影公司高管的眼里，同性恋演员的商业价值较低。” ^[3]

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偏见真的就是有意为之的吗？很多人都发现自己面对LGBTQ群体时会很不自在，或是十分反感，但造成这种敌意的根源可能仍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这些偏见从何而来？“男孩儿应该玩这些玩具，不要玩那些玩具”，我们大多数人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还很小。当我们第一次在周围的人中看到典型的“正常人”或是“病态的人”“不道德的人”“令人恶心的人”时，我们有多大？当我们开始去礼拜场所聆听《圣经》的教诲时，我们有多大？当我们听到别人讲同性恋笑话时，我们有多大？

正如美国心理学会负责研究生和研究生教育的执行副主任布雷特·佩勒姆所说：“实际上，所有偏见都是无意识的。例如，女性更善于养育，男性更有力量，这一想法已经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了，就像巴甫洛夫养的狗听到铃铛声就知道马上能吃到肉粉了一样……偏见让我们在生活中不用每遇到一件事都重新进行评估。”

即使我们的偏见从终端来看是有意识的，其上游的原因也可能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刻板印象和偏见是偏执者的专利。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大量有关无意识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偏见和想法，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

那么，偏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偏见呢？

偏见是指“某种倾向或偏好，特别是那种阻碍我们对问题做出公正思考的倾向”。

虽然我们在想到偏见时，一般会将其与歧视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我们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有偏见。我们偏爱某部电视剧或电影，偏爱某些或某种食物，偏爱某类书或故事。事实上，我们拥有的任何喜好可能都与内在的某种偏见有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偏见都是无意识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每次对某人做出错误的判断都是因为偏见。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偏见和“逻辑谬误”。人们有时会遵循错误的逻辑，从而导致推理错误。当我们根据错误的逻辑确立某种立场时，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谬误”。相比之下，偏见则源于我们思考时的某种“故障”。偏见的起因也许是社会的熏陶、我们学到或接触到的信仰体系、记忆中的特殊事件，或是我们无意中掌握的某种假定的“事实”。

偏见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此外，偏见是否常常与某种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开明”程度，或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沦为其他人偏见的受害者，对我们拥有的无意识偏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认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很开明的人（包括自己及也是有色人种的人），与那些公开声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人相比，在无意识偏见的程度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再比如，那些认为自己在性别问题方面很开明的人也许有隐藏的性别偏见。

举个例子，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谁更适合工作，谁更适合待在家里，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让男女受试者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回答女性与工作的关联程度这一问题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答案差别很大。女性将自己与工作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而男性认为两者没有关联的可能性几乎是女性的两倍。但是，就同一个问题而言，如果测试他们在无意识状态下的态度，男女之间的差异基本上就消失了。结果显示，在无意识状态下，男女之间的差别小于20%。我们所有人都无意识地吸收了同样的刻板观念，拥有相似的内部价值体系，它往往与我们在有意识状态下的价值观完全不符！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感知差别是如何出现的呢？也许源自领导对女员工是否愿意出差或是接受海外派遣的假设，抑或女员工是否愿意提出要求，比如加薪。也许源自我们有多么相信有关性骚扰的指控。也许源自男士在多大程度上会听从女士的意见，抑或大家对有小孩儿的女性可以享受弹性工作制的看法，即使公司明文规定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我们有意识的价值体系与无意识的驱动因素相互冲突，这会让我们自己以及观察我们的其他人产生困惑。

这些差别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中。就像父子遭遇飞机失事的那个故事，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说：“我不会考虑那位医生可能是孩子的母亲或是孩子的同性恋父亲。”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这些画面或想法是不会出现的。偏见是人类基本的保护机制。

心理学家约瑟夫·勒杜认为，偏见是一种无意识的“危险探测器”，在我们做出有意识的思考之前，它会判断某个人或某种情况是否安全。 ^[4] 例如，在原始社会，如果我们遇到一群人在河边取水，我们就必须立刻判断这群人是不是“我们的人”。错误的判断可能导致我们死亡。通过进化，我们知道快速做出这些决定可以让我们免于一死。无意识偏见来自社会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态度、观点和否定，这些偏见是我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从有偏见的媒体、社交平台或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助长这种偏见，因为这些信息往往是断章取义的。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其他情况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过马路很危险”这一“偏见”教给了孩子们，希望他们在追逐玩耍或步行上学时，可以本能地在路口停下来。在不能确定火炉还烫不烫时也是一样，我们会本能地小心触碰。我们的大脑就是一直在以这种方式保护我们。

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那就是出现这些偏见是有原因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任何偏见地来到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接近你的人是否“友好”？你如何判断各种情况？如果有人拿着刀向你走来，将刀高高举起，你会看着他说“我想知道这是什么，你打算用它做什么？”，还是会立即开启“战或逃”模式来保护自己？

为了在这个极其复杂而繁忙的世界生存，我们练就了将经常接触的人和事进行分类的能力。我们会将他们划分为清晰的类别，以便快速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经验背景，并确定未来的走向。性别、种族、性取向、年龄等等，都是我们会划分的类别。比如，我们知道头发花白的人可能年纪较大，在与对方打交道的时候，这比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要好一些。因此，我们的大脑如果将品质和价值观与“好坏、对错、聪明愚蠢、安全不安全”这些类别联系在一起，那么也不算太大的跳跃。

其中最有力的一种分类方法就是刻板印象。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读懂”不同种类的人。当与之相遇时，我们会立即将他们与我们之前遇到的人进行比较。他们友好吗？安全吗？热情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在和他们相处时可能会觉得很舒服。相反，如果他们有敌意、不友好，那么我们的大脑会发出一条不同的信息：小心！刻板印象提供了一条捷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高效，让我们觉得更加安全。

当然，即使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某种类型的人，也可能会根据我们对“这样的人”的了解，做出相同的判断和评估。早在1906年，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作为耶鲁大学的首位社会学教授，就提出了“内群体/外群体偏见”的概念。萨姆纳写道：“每一个群体都会滋养出其自有的骄傲与虚荣，吹嘘自己是优越的，尊崇自己的神，蔑视外人。” 当“内群体”在特定情况下成为主导或主流文化时，这种现象就会被放大。因为在任何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通常都会为其创建可接受的标准规范和行为，所以非优势群体的人通常会被视为“不同的”“异常的”“劣等的”，甚至是“病态的”或“不道德的”。举个例子，商业文化通常由男性主导，商业领袖绝大多数也是男性。企业文化基本上在领导更多由男性担任的时代就出现了。这在大多数企业中催生了由男性主导的文化模式。但是，大多数男性并不认为自己的企业是在以“男性的方式”工作，而是认为他们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工作，甚至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正确的方式”和“男性的方式”基本上是同义词。

如果我们客观地探讨这种想法，可以看到其中的逻辑是可以自洽的。设想一下，我们创造一个大脑，让其经历数千年的进化，那么在遇到陌生的人和事时，比起可能令人愉悦的事物，大脑会对危险的事物更加敏感，这应该可以说得通吧？发现可能杀死我的人，比发现可能给我带来“惊喜”的人更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些人不太了解，那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构成潜在的危险，除非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天生就会先注意到潜在的威胁，而后才是朋友，先注意到潜在的危险，而后才是潜在的快乐，这有助于我们存活下来。

不仅仅限于人，我们会给各种各样的事物打上标签，试图把它们弄清楚。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大脑就会自动给它分类，我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这让我想起了……”，以此识别当时我们正在处理的东西。佩勒姆研究了这种行为方式，发现我们对狗也是如此。 ^[5] 如果你给人们看斗牛犬、牧羊犬、贵宾犬和指示犬的图片，并询问他们哪种狗比较“忠诚”“谨慎”“执着”或“笨拙”，你几乎每次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这些思维定式甚至已经成了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例如，“他像斗牛犬一样执着”！）。当然，我们可以说某个犬种拥有共同的特征，但并不是同种的任何一只狗都有一模一样的行为方式，不过，我们还是会这么假设。这样做更便捷、更容易，对我们的大脑而言，效率也更高。而且，这通常是无意识的。尽管我们尤其关注有关种族和性别认同的无意识偏见，但其实这种偏见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会受到可能让我们倍感惊讶的因素的影响。例如，我们会根据自己习惯用哪只手而做出某些决定，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可能会选择坐在某个位置，因为我们惯用右手或是左手，不想总碰到旁边的人。荷兰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似乎表明，我们对惯用手的反应可能会影响我们，其影响程度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这项由丹尼尔·卡萨桑托带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人们不仅倾向于选择惯用手旁边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惯用右手，那么更有可能选择在你右侧而非左侧的东西），而且我们还会根据别人用哪只手来做出反应。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别人无意中使用了哪只手来了解他们的正面或负面态度。

“实验室测试显示，人们会将积极的想法，比如诚实和聪明，与惯用手一侧联系起来，而将消极的想法留给另一侧，”卡萨桑托说，“我们发现，人们会用自己的惯用手表达积极的想法，比如聪慧、有吸引力和诚实，而用另外一只手表达消极的想法。”研究人员还分析了政客的言论，看是否存在这种情况。他们研究了2004年和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追踪了4位总统候选人的3012句发言以及1747个手势，其中两位候选人是右撇子（约翰·克里和乔治·布什），另外两位候选人是左撇子（贝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在这两次大选中，惯用手都与肯定陈述相关，非惯用手则都与否定陈述相关。换句话说，如果候选人惯用右手，那么当他们做出肯定陈述时，会用右手做手势，反之亦然。

现在想象一下，你聘用了某个人，因为他碰巧坐在你办公桌右侧的椅子上，而非左侧的椅子上。这种决定聘用谁的方式难道不是很愚蠢吗？当然，除了对碰巧坐“错”了方向的那个人不公平外，这也是一个糟糕的人才管理决策。你能找到最佳人选的概率已经降低到和掷骰子的概率差不多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以这样的角度看待偏见，即对某人持有负面的偏见，这种偏见会对此人成功的机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例如，一位女士没有被录用，原因是有人对女性持有性别偏见）。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些针对特定群体的负面偏见（如图1.1中Q1所示）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实际上，我们已经制定了法律，确保人们不会因这种方式受到歧视。但是，这并不是偏见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唯一角色。

奇怪的是，偏见对某些群体而言也会有建设性的作用（如图1.1中Q2所示）。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从偏见中受益。我们知道好强的人可能不适合做客服。没有一定技术背景的人不适合需要熟练使用电脑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筛选器”，那么招聘将会一塌糊涂，因为我们要从大量的简历入手，必须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仔细研究每份简历。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些属于“任职资格”，而寻找任职资格与抱有偏见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任职资格只是我们已经达成一致并形成文字意见的偏见。有很多人表现很出色，但并没有正规的资格证书，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资格是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像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大学辍学生将不会为人所知。但是，我们知道，尽管偶尔会出现像他们三位这样具有创造性的奇才，但查看150份简历而不考虑教育背景并不明智。因此，我们会利用自己对缺乏资格的偏见，来“过滤”我们认为不适合某个职位的申请人。在遇到危险时也是一样。比如，如果把车停在犯罪率较高的区域，我们就可能特别小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人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把这些负面偏见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需要深思。即使是最可靠的简历筛选模式也总有例外（比如乔布斯、盖茨和扎克伯格）。因此，虽然负面偏见可能会有益处，但我们绝不应该假设这是绝对的。载入体育史册的很多运动员，如果按“正常”的标准衡量，他们会被认为“过于矮小而难获成功”。但是，他们却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偏见对于某类人的建设性作用也是一样（如图1.1中Q3所示）。我们往往会寻找某种人，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人会满足我们的需求，让我们更放心。比如，某人拥有某个大学的学位或上过某所大学；或是拥有某种性格，适合特定的工作；或是拥有一定的语言技能或其他“资格”，让我们认为他更适合这份工作。同样，拥有这些“过滤器”可能大有裨益，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于盲目，以至无法看到例外的人或事。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这些正面偏见的潜在破坏性（如图1.1中Q4所示）。这种影响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呈现。例如，由于我们对某类人抱有正面的偏见，所以可能会对他们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我记得一位中国学生曾对我说：“就因为我是亚洲人，大家就都期望我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出类拔萃，这真是烦死人了。我根本不喜欢数学，我更喜欢社会科学。但是从父母到老师，所有人似乎都认为，如果我的数学成绩没有都拿到A，就必须‘加倍努力’，即使我在对我来说重要的课程上有很好的表现。”

如果我们偏爱某个群体或某个人，这种偏见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破坏性效果。我们对他们的正面偏见，会导致其他人遭受痛苦。想象一下，你正在面试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位候选人让你想起了你的妹妹，这一点你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你来说，只是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会让你更关注此人，更认真地倾听她的发言，甚至在面试中对她更加热情。面试非常顺利，你想录用她。但是，在这种正面偏见的“光辉”下，可能存在一个瑕疵，另一位候选人由于你对第一位候选人的偏见而未获得公平的对待。

如果我们可以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每个决定，并且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那当然很好。但是，这种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偏见何时会有益于实现更大的目标。

我们会对人和行为产生偏见，这种情况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认为某种行事方式比另一种“更好”，我们更喜欢有某种长相或是某种行事方式的人。有时，我们甚至建立了一种行为模式，就某一领域而言，这种模式很适合我们，但是在不合适的场合，我们也会因为惯性而无意识地使用这种行为模式。

举个例子，《华盛顿邮报》2013年5月5日有这样一则报道：

参加过两次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军人退伍后，在开车时发生致命的机动车事故的概率比平民高75%。与参战前的几个月相比，服役军人在撤离驻地后的几个月内发生车祸的风险更高。多次深入作战区的军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最高。

这个问题显然备受关注。报道继续写道：

最普遍的解释是，军人延续了在作战区时的驾驶习惯，当时这些习惯可以救命，但在美国本土的道路上行驶时却很危险。这些习惯包括快速驶过十字路口、横跨车道、在桥上转弯，甚至有人不系安全带，因为这会阻碍快速逃生。 ^[6]

这是无意识偏见带给我们的巨大挑战之一。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把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行为或评估标准应用到他处，结果发现它们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只有一种偏见吗？

只有一种偏见吗？还是偏见有不同的类型？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艾米·卡迪、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菲斯克以及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劳伦斯大学的彼得·格里克研究了这一差别，并描绘了一幅有价值的地图，它有助于理解我们处理偏见的方式。 ^[7]

卡迪、菲斯克和格里克确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偏见。第一种是基于等和力的偏见。用他们的话说：“等和力的评价维度包括善良、可靠、宽容、友好和真诚。”

简言之，你认为这个人招人喜欢吗？你和这个人在一起觉得舒服吗？第二种是基于竞争力的偏见，例如“能干、熟练、聪明和自信”。 从这两个维度看待偏见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些群体持有固有的偏见，甚至非常强烈的偏见，以及为什么我们在对待不同群体时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大量研究，卡迪、菲斯克和格里克发现，对有些人来说，我们既不想与他们亲近，也不觉得他们具有竞争力（比如接受福利救济者、无家可归者、穷人和阿拉伯人）。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容易接触但没什么竞争力，（比如老年人以及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还有些人，我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能力很强，但不容易亲近（比如亚洲人、富人和犹太人）。最后还有一类人，比如家庭主妇、基督徒和美国中产阶级，这类人往往给人既具亲和力又有竞争力的感觉。 我们对这些群体的不同印象，可能促使我们做出截然不同的行为。

我们对人的态度更多取决于这个人是否有亲和力。我们更有可能先在情感上判断是否喜欢某人，然后再判断他们的能力如何。卡迪及其研究伙伴认为，这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写道：“具有亲和力的群体往往能够引发更多主动的支持（即帮助），而缺乏亲和力的群体则可能引发主动的伤害（即攻击）。” 他们还指出：“竞争力维度是次要的（因为它的评估标准是某人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引发的是被动行为——当某个群体被视为有竞争力时，就可能引发被动的支持（即强制性交往、便利合作），而当某个群体被视为缺乏竞争力时，就会引发被动的伤害（即忽视、置之不理）。”

由此可见，偏见的表现形式可能截然不同，具体取决于引起我们反应的是哪个维度。假设你正在与老年人或残疾人打交道，研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这两种人属于高亲和力、弱竞争力的类型，你可能会对他们非常热情并充满爱心，但实际上他们的能力比你想的要强。

我很多年前曾在圣路易斯为客户主持一个研讨会。当时，我们正在一家酒店进行为期三天的培训。我们准备了几把轮椅供与会者在酒店里使用。显然，坐轮椅并不一定表明身体有永久的残疾，但是我们发现，普通人在看到使用轮椅的人时会对他们特别关注，并影响其之后的行为。其中一位与会者前一晚使用了轮椅，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叫酒店来送早餐，结果客房服务员惊讶地发现他住的竟然不是无障碍客房。服务员进入房间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取下铬合金盖子，然后开始帮他切食物！这位与会者惊呆了，问服务员在做什么。服务员说他只是想提供一些帮助。这个例子说明，当我们非常热心地帮助他人时，也可能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低估对方的实际能力。

另一种情况，你可能十分认可某人的能力，觉得他精明能干，但却不一定喜欢这个人。这又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偏见。你为某个项目建立团队时可能不会选择他们，也不会邀请他们共进午餐或是参加其他商务聚会，而这会影响他们获得成功的概率。

我们有多理性？

当我们对比这两种态度，即自己对别人的真实态度和我们自以为的态度（尤其是在商业环境中）时，这些研究发现也很重要。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理性的，而感性仅居于次要位置，这在西方文化中并不罕见。比起感性，我们更重视理性，这一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究竟有多理性呢？

在这个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信息呈现两极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想关注的人和内容。很明显，政治差异让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现实”。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卡汉、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家艾伦·彼得斯、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埃里卡·道森，以及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探讨了政治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做事能力，有些东西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比如数学题。 ^[8] 卡汉让1000多名受试者解决一道棘手的数学题。在第一个版本中，他提出的问题涉及一项护肤霜的临床研究结果。59%的受试者回答错误。

然后，卡汉在试题中加入了情感元素。题中的数字还是一样的，但题目换成了禁止私藏手枪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个集政治与感性为一身的问题。卡汉及其同事发现，“保守的共和党人不太可能正确解释枪支禁令降低城市犯罪率的数据。而对自由的民主党人来说则恰恰相反。此外，越擅长数学推理的人一般来说越容易弄错涉及政治的问题”。 ^[9]

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拿出正确的“证据”就可以说服人们放弃他们原来的观点。但是，这项研究表明，政治偏见实际上会降低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在感性与理性的斗争中，感性常常会胜出！

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管理助理教授布伦丹·尼汉发现，如果选民被误导，那么告诉他们真实信息只会让他们更坚持自己的观点！尼汉发现了以下证据，说明面对真实信息时，人们会更加坚持受到错误信息误导而得出的结论：

●那些认为在伊拉克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如果看到纠正这一观点的新闻报道，就会更加坚信这一错误信息。

●那些认为乔治·W.布什禁止了所有干细胞研究的人，即使看到文章说只有几项联邦资助的干细胞研究暂停了，也还是会认为布什禁止了所有干细胞研究。

●如果给那些最看重经济，并且对贝拉克·奥巴马经济成绩不满意的人看上一年非农业就业人数的图表，即使其中有一条上升的曲线，表明增加了约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当问及这些人对就业率变化的看法时，很多人还是会看着图表说“下降了”。 ^[10]

所有这些可能都表明那句古老的格言是对的——“切勿让事实妨碍好故事！”

这种思想的大部分源头可以追溯到近2500年前的柏拉图。柏拉图在对话集之一《斐德罗篇》中用战车比喻人类在世的生活。柏拉图将爱形容为“神圣的疯狂”。他描述道，这辆战车由一名车夫和两匹有翅膀的飞马组成：

首先，具有人类灵魂的车夫驾驭着两匹马。其次，其中一匹马是高贵的，具有高贵的血统，而另一匹马在品种和性格上却截然相反。因此，对我们而言，驾驶必然是困难且麻烦的。

在这个寓言中，车夫代表着我们的理性，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用来约束马匹、热情的本性和正直（极端的积极情绪），还有消极的欲望。只有当车夫掌控一切时，我们才能朝着启蒙前进。

250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理性的祭坛前敬拜。想一想它在我们的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就知道了：“你确定你很理性吗？你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事实证明，我们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理性”，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影响我们清晰思考的能力。著名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达马西奥讲述了他与一位名叫艾略特的患者见面的故事。艾略特因切除脑肿瘤导致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损伤。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是前额叶皮质的一部分，负责处理风险和恐惧。它在管理我们的情感反应和决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艾略特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有家室的人，但他在手术后却活得很艰难。尽管他的智商还是很高（高于97%的人），但他周围的一切，包括生意和婚姻都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没有感情的人会做出非常“理性”的决定。但是，艾略特似乎没有任何动力。达马西奥写道：“他始终处于受控的状态。即使作为当事人，他也没有感受到痛苦。我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但从未看他流露出一丝的情绪——没有悲伤，没有急躁，没有沮丧。”

达马西奥发现，艾略特因为缺失情感，甚至无法做出最简单的决定。每个很小的决定，似乎都要用上他一辈子的时间。他会花很长时间选择用哪支笔写字，是否要预约，或是决定在哪里吃午餐。达马西奥总结说：“艾略特成了一个拥有正常智力但无法做出适当决定的人，尤其是当决定涉及个人或社会事务时。”

达马西奥形容艾略特是他自己生活中一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当大脑中负责情感的部位受损后，他就几乎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了。 ^[11]

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做出的理性决定，与潜意识和情绪反应的实际影响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差别一直伴随着我们。潜意识和情绪反应可能会隐藏在表面之下，无人注意，往往被人们置之不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好人，但我们仍会有这些情感冲动。我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可能会有巨大的差距。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本我”，也就是我们的本能冲动，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但“超我”，也就是我们内部的控制者和管理者，试图把我们的本能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中，以此来控制它。例如，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有偏见”，因此我们让自己相信我们没有偏见，即使有时铁证如山，我们也不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项研究中看到很多明显的矛盾，其中之一便是：具有强烈自尊心的聪明人也许最有可能看不见自己的偏见。滑铁卢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道奇森和乔安妮·伍德发现，自尊心强的人对弱点的反应要低于自尊心弱的人。因此，他们将自己的消极想法内化的可能性更低。不仅如此，聪明的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偏见合理化。我们为自己的观点给出的解释越复杂，我们就越会将其视为真理！ ^[12]

此外，我们的文化也提供了一套特定的标准和规则，这些标准和规则的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不要像他们那样！”。我们的标准组成了内在的“规则之书”，而其他标准在我们看来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围绕这种自我认同形成的，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视为“正确的”，而将他人视为“错误的”或“有缺陷的”。

这个过程没有错。它根植于每个人的大脑，但会在我们理解自己如何回应他人时造成真正的伤害，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大脑是如何让这一切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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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nald A. Redelmeier and Simon D. Baxter, “Rainy Weather and Medical School Admission Interview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81, no.12(December 8,2009):933.

[2] Jeffrey M. Jones, “Same-Sex Marriage Support Solidifies above50Percent in U.S.,” Gallup Politics , May 13,2013.

[3] Dave McNary, “Over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Report ‘Disrespectful’ Treatment,” Variety , September 27,2013.

[4] Joseph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5] Brett Pelham and Hart Blanton, Conducting Research in Psychology: Measuring the Weight of Smoke (Independence, KY: Cengage Learning, 2012).

[6] David Brown, “Motor Vehicle Crashes: A Little-Known Risk to Returning Veterans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Washington Post , May 5,2013.

[7] Amy J. C. Cuddy, Susan T. Fiske, and Peter Glick, “Warmth and Competence as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the BIAS Ma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2008):61–149.

[8] Dan M. Kahan, Ellen Peters, Erica Cantrell Dawson, et al.,“Motivated Numeracy and Enlightened Self-Govern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 September 3,2013.

[9] Lindsay Abrams, “Study Proves That Politics and Math Are Incompatible,” Salon , September 5,2013, http://www.salon.com/2013/09/05/study_proves_that_politics_and m_ath_are_incompatible/ (emphasis added).

[10] Marty Kaplan, “Scientists' Depressing New Discovery about the Brain,” Salon , September 17,2013, http://www.salon.com/2013/09/17/the_most_depressing_discovery_about_the b_rain_ever_partner/.

[11]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94).

[12] Philip G. Dodgson and Joanne V. Wood, “Self-esteem and the Cognitive Accessibility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fter Fail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no.1(July 1998):178–97. qSF2Go+SvCN/jQ8TDtjafa6XIbCD8YqYV8c4hA9mF++HYfCzvdglWOLYdubzta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