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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信自己的无知，误以为我们单靠自己的团队，单靠自己的种族，甚至单靠一种性别的人就可以存活。
玛雅·安吉罗
你的自我，有99%是其他人都看不见、摸不着的。
R.巴克敏斯特·富勒
你知道吗？超市如果播放法语歌，顾客就会购买更多的法国葡萄酒；如果播放德语歌，顾客就会购买更多的德国葡萄酒。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白人裁判会给黑人球员吹更多的犯规哨，而黑人裁判会给白人球员吹更多的犯规哨。如果面试实验室技术人员岗位的是女性，那么男性科学家会给出较低的评分，并打算支付较低的薪酬。如果患者超重，那么医生对待他的方式会与其他病人有所不同，同样如果医生超重，那么患者也会将其与其他医生区别对待。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以上这些行为及其他很多行为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都是偏见的表现吗？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有这些偏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偏见。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心理学家、认知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观察了无数事件，并进行了数百次测试，结果全都指向人类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或引发好奇，或导致悲剧。
人人都有偏见，这种偏见仿佛成了惯例，始终如一、根深蒂固。
我们的偏见深入骨髓，但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偏见。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偏见的存在，所以才导致了上文描述的行为以及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行为，有的行为甚至导致了无辜之人死亡。
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史无前例地举起了人类平等的大旗。在美国，我们看到了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兴起。此外，人们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LGBTQ）的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这些群体的平等权利也在扩大。在过去的50年里，公共领域的话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公开发表带有偏见的言论在许多社交圈子和业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旨在征服南非黑人以允许少数白人掌控权力的可怕制度）已经消失20多年了。欧洲各国已经将性别平等提升到了正式的公共政策层面。移民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原本种族单一的国家的人口构成，很多政府都在研究多元文化主义。
我们制定了限制偏见行为的法律，要求人们为自己的歧视行为负责。我们聘请首席多元化官，为学校、大公司、小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军方的数百万人撰写多元化和包容性指南并制订培训计划，以使我们对彼此更加“宽容”。我们设立了特殊假期，以表彰并致敬以前未被承认的个人和运动，感谢这些人和这些运动所做的贡献。在世界各地，旨在解决公平问题的大型峰会和普通会议几乎每天都在举行。我们撰写了数千本书（包括我的著作在内），拍摄了大量电影，开展了各种社会运动和抗议游行，并制作了《奥普拉脱口秀》，所有这一切都试图先了解问题，然后再尝试解决问题。
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这些变化非常脆弱。在过去几年中，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再次升温，特朗普总统称他们为“很好的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的这位总统还让4名少数族裔国会女议员“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4人中有3人出生在美国，剩下一位也已经获得美国国籍。此外，我们还看到棕色皮肤的移民遭到袭击，他们与家人分离，在监狱里等待庇护申请的结果。
这些并不都是无意识偏见的例子。人们自诩自己和国家是公平公正的，却仍然支持这样的行为，这便是我们的大脑捉弄我们的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认同更具包容性的行为标准，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人们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创建一个包容的文明社会是多么有意义。企业也意识到，从日益多元化的劳动力大军中聘用最佳雇员，以及创造最具吸引力的工作环境是多么重要。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员工可以发挥最高水平，服务日益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客户群。医疗服务提供商意识到，消除偏见并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不仅可以促进公平，还可以更大程度地增进患者的健康。教育机构也很清楚，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可以为学习者创造更好的学习体验。如果教师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以及更少的偏见，教学质量也会更高。
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我们抱有善意，但无数的例子表明，偏见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日常思维。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各种不公引起的差异还是继续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美国白人和有色人种在医疗水平和牙齿保健水平方面的差距——特别是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在过去50年中都没有显著变化。非裔美国人的监禁率仍远远高于白人。在欧洲，作为移民的有色人种的监禁率明显高于本地人。与从事同样工作的男性相比，女性的工资变化极为缓慢，按照目前的速度，要等到下个世纪，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才会在薪资领域实现性别平等。此外，同性恋青少年的自杀率仍是异性恋青少年的4倍。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继续举下去，因为数据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显然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抱着良好的初衷，坚持各种各样的正确行为，但为什么还没有消除偏见呢？事实上，许多有关偏见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偏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让我们看看以下几项研究，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行为倾向是如何出现在我们周围的。
阿德里安·诺思、戴维·哈格里夫斯、詹尼弗·麦肯德里克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心理学系音乐研究小组的成员，他们决定研究购物时音乐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选择。 [1] 他们在一家普通超市的货架上摆放了8种不同的葡萄酒，包括4种法国酒和4种德国酒。葡萄酒交替摆放在货架上的不同位置，以确保摆放位置不会影响实验结果。不同的葡萄酒成本和甜度相当，酒瓶旁边放着原产国的国旗。超市一天播放法国手风琴音乐，另一天则播放德国啤酒屋音乐。
实验的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当超市播放法国手风琴音乐时，出售的葡萄酒中有76.9%产自法国；而当超市播放德国啤酒屋音乐时，出售的葡萄酒中则有73.3%产自德国！有趣的是，面对研究人员的询问，参与实验的44位购物者中只有14%的人在购物后承认他们注意到了音乐。只有一人表示音乐影响了其购物选择。 [2] 在其他类似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最热门的40首流行音乐相比，播放古典音乐会促使餐厅的就餐者购买更昂贵的葡萄酒，花更多的钱。 [3]
NBA的裁判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约瑟夫·普赖斯，决定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研究了1991年至2003年共12年的60多万次犯规情况。在剔除大量非种族因素后，结果如何呢？
事实上，白人裁判给黑人球员吹的犯规哨要多于白人球员。研究人员在黑人裁判中也发现了相应的偏见，黑人裁判给白人球员吹的犯规哨要比黑人球员多，但从统计学上看，黑人裁判的偏见并不像白人裁判表现得那么明显。研究人员表示，这种针对不同种族球员的犯规判罚，会使球队获胜的概率明显受到裁判种族的影响。沃尔弗斯和普赖斯还研究了得分榜的数据。他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球员位置、个人统计数据、上场时间和全明星赛的成绩，并回顾了每支队伍在球场上的时间，还考虑了主客场因素。
此外，研究人员指出，从统计学上说，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包括得分、篮板、助攻和失误，与裁判的种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沃尔弗斯和普赖斯说：“如果大部分裁判与球员属于不同的种族，那么球员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会变差。”沃尔弗斯表示：“这项研究基本上表明，如果你把一位首发球员‘喷成白色’，他就可能多赢几场比赛。”
体育经济学家、南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北美体育经济学家协会前主席戴维·贝里受邀评估这项研究。贝里表示：“这不是仅与篮球相关，世界各地都充斥着这样的例子。这就是决策的本质，当评审团与被评审者迥然不同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如果球队里主要是非裔美国人，那就应该分配更多的非裔裁判。同理，黑人社区也不希望警察大多数是白人。” [4]
乔·汉德尔斯曼是耶鲁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教授，他同时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分管科学的副主任。汉德尔斯曼和几位同事很想知道，纵观几代人，是什么导致了男女在科学领域的表现差异，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希望找出性别影响科研人员聘用情况的证据。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汉德尔斯曼的方法较为直接，他邀请三所私立大学和三所公立大学的科学教授评估一位申请实验室经理职位的应届毕业生。他给所有教授发送了同一张候选人介绍信，并有意将候选人描述为“有前途但并不超群”。不过，候选人的名字有的写的是“约翰”，有的写的是“詹尼弗”。除此之外，候选人的其他信息完全相同。
共有127位教授做了回答，结果既十分有趣又令人不安。当要求这些教授给候选人打分时（1到7分，7分为最高分），名为“约翰”的候选人整体能力的平均得分为4分，而“詹尼弗”为3.3分。当这些教授被问及他们是否会聘用候选人时，教授们聘用“约翰”的意愿更高，而且他们也更愿意做他的导师。
此外，这些教授还要给出候选人的起薪。“约翰”的年薪为30328美元，而“詹尼弗”的年薪为26508美元。
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女教授的答案几乎与男教授一样！ [5] 我们有时会因为受到某种刻板印象的影响而认为科学家特别理性，但看到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能会陷入怀疑：科学家真的比其他人更理性吗？这项研究的结果似乎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副教授戴维·米勒想要做一项研究，看看医学院的学生对患者的反应是否与他们对体重的偏见程度有关。2008—2010年，米勒及其同事测试了310名大三的学生。这些学生来自美国国内的25个州及其他12个国家，其中73%的学生是白人，56%的学生是男性。
米勒及其同事使用IAT（内隐关联测试）测试了学生对不同体重患者的反应。内隐关联测试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测试系统，由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本书后面我会详细谈及。这项研究使用的内隐关联测试要求学生用计算机键盘，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胖人和瘦人的图像与褒义词或贬义词进行配对。
学生的种族、年龄或性别对他们的反应没有影响。内隐关联测试的结果显示，56%的受试学生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体重抱有一般或较强的偏见。其中17%的学生表现出对瘦人的偏见，39%的学生表现出对胖人的偏见。不过，2/3反对肥胖的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偏见，而所有对瘦持有负面态度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偏见。
米勒在维克森林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为对肥胖的偏见如此盛行，并且已经成为治疗肥胖的重要障碍，所以让医学院的学生认识并减少这种偏见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现在美国有2/3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也研究了体重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但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他们发现，超重患者更倾向于信任超重的医生，而体重正常的患者往往不那么信任超重的医生。
[6]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的助理教授苏珊·布莱希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超重或肥胖的医生相比，体重正常的医生与患者讨论减肥问题的次数更多。此外，体重正常的医生更有信心为患者提供饮食和运动咨询，更相信自己的减肥建议值得信赖。”
到底是谁在评判谁呢？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源自古老的苏非派传说。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故事的大意是：人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真理。这是13世纪的一则寓言故事，主人公是土耳其古代的一位智者霍加·纳斯尔丁（即“阿凡提”）。有一天，纳斯尔丁用绳子牵着一头驴，从邻国穿过边境准备回到自己的国家。驴背上驮着一大堆稻草。看守边境的人知道纳斯尔丁名气很大，确信他偷运了什么东西，所以想要揭开他的秘密，于是，他拦住了纳斯尔丁。
“你偷运了什么？”看守边境的人问道。“什么都没有。”纳斯尔丁说。“我要进行搜查。”看守边境的人搜了纳斯尔丁的身，打开了驴背上的稻草，结果一无所获。他很沮丧，放纳斯尔丁走了。
几天后，纳斯尔丁又牵着一头驮着柴火和稻草的驴回来了，并再次接受了搜查，但看守的人还是找不到任何东西。几个月来，这样的情况每隔一周就会上演一次，每次都是纳斯尔丁牵着一头驴，驴背上驮着一堆不值钱的东西，而看守边境的人始终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终于有一天，满脸沮丧的看守人对纳斯尔丁说：“今天是我执勤的最后一天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偷运东西，但我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也不想再给你找麻烦了，请你告诉我你在偷运什么，好让我安心走吧。”
“那好吧，”纳斯尔丁说，“我一直在贩卖驴子。”
在争取公平、平等和包容的过程中，我们找对地方了吗？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那一捆捆稻草中寻找问题？
这是当前我们要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在写这本书时，距离“9·11”事件发生大约有20年的时间了，距离2008年经济大衰退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这两件事不仅让美国民众多多少少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加深了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过的偏见。它们从根本上把我们带回了一个世界，在这里，领导者再次通过激发对他人的仇恨来诱骗追随者。这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因为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经济压力会加剧人们受到威胁的感觉以及对“其他人”的恐惧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经济衰退时，仇恨犯罪率会上升。从全球来看，独裁和法西斯政权几乎总是先于经济动荡，无论是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还是阿富汗的塔利班都是如此。他们的行为几乎都有相同的意图，那就是找到“异类”，并对其加以控制、废除或消灭。
我们可以想一想过去10年欧美不断膨胀的反移民情绪。在美国这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除了美洲原住民，几乎每个人都属于移民后裔，现在的反移民情绪却达到了几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丹麦、荷兰、瑞典、挪威和德国，民族主义政党已然崛起，伴随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种族主义热情。
过去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的多元化，并且直接接触过成千上万的人。这些反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偏见普遍存在，而我们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研究证实。
在过去10年中，我们发明了各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虽然人类的大脑仍有许多谜团待解，但我们在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我们所知道的医学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管是在个人还是群体层面上，社会科学的大幅进步都让我们对人类行为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入了解。科学赋予了我们洞察力，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些问题，我研究了一辈子也关心了一辈子，我相信这些对人类意识的新见解可能会让我们实现飞跃。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状况，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而且有可能改变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必须展开双臂对此进行欢迎。
但是，我要阐明一点，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说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对无意识偏见的研究越深入，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越多的偏见。下面我举个例子：
不久前，我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与杰克逊州立大学的系主任和教师一起工作。杰克逊州立大学是美国一所著名的黑人大学。工作了两天后，我要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转机，飞往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去见其他客户，那一周的剩余时间我都会待在纽约。到了孟菲斯后，我前往登机口，准备赶当晚飞往纽约的最后一趟航班。当我坐下来打开电脑准备干活儿时，登机口的服务员通知说，我们的航班要延误45分钟。紧接着，我身后就有人大声吼道：“小姐，你是在跟我们说话吗？”喊声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我转身望去，看到一位男士，他给人一种圣诞老人的感觉，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他最好的描述了。这个人65岁左右，白人，胖胖的，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穿着工装裤和法兰绒衬衫，手里拿着一本汽车杂志。嗬，我是要给他打上什么标签吗？我笑了笑，回头继续工作了。
45分钟过去，该登机了。由于我积累了足够的飞行里程，所以升级到了头等舱。我沿着过道走到我靠过道的座位，发现靠窗的座位上竟然坐着那位“愤怒的圣诞老人”。我得承认我并不高兴，但我们还是互相点了点头，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这种飞机上的打招呼方式。接着，我坐在了座位上。飞机起飞并进入平稳飞行状态后，我拿出电脑继续工作。我在准备一门课程，我下周要在乔治城大学讲课。我的邻座在读他的汽车杂志。中间他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教授吗？”我为他可能表现出的反应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解释了我的职业，告诉他我其实不是教授，只是在教一门课。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又各忙各的了。
到纽约之前，我们都没有再交流过。后来，乘务员播报飞机准备降落了，需要乘客把所有电子产品收起来。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聊天”的时刻到了，因为现在可以安全地与人交流，而不用担心会被某人纠缠两个小时，要是在其他地方，你甚至都不会和这种人交谈超过两分钟。我转向那位先生问道：“你去纽约干什么？”
“去参加一次专业会议。”他回答。
我突然注意到他右耳戴着助听器，之前我并没有发现。这也许解释了登机前他听到通知时的反应。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放射科医生。”
我，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多元化顾问，在脑海里把这位男士与各种社会刻板印象配了对，结果得知他竟然是一名医生。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你对放射学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吗？”我问。
“是的，”他回答道，人也立刻变得活泛起来，“我们正通过扫描活跃的大脑来了解它是如何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的，尤其是人们与不同类型的人互动时会有何反应。”
换句话说，他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果不是因为我对他的直接刻板印象，不是因为我的所有偏见，那么我可能会在两个小时的旅程中学到许多关于大脑的知识，甚至与我过去一年在研究中了解的大脑知识一样多！
唉，真是无言以对！
这种机制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之中。我将在本书讨论大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大脑是如何按照这种方式运作的。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让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过。
一名男子和儿子一起乘坐飞机。飞机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飞机坠落。父亲当场死亡，但儿子只是受了点儿伤，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救护车将他送往当地的医院，到达后立即送入手术室。在为男孩儿做好手术准备后，外科医生来到手术台旁，却突然停下来说：“我不能给这个男孩儿做手术，他是我的儿子！”
请问，这位外科医生是谁？
这个谜题或是类似的谜题已经流传多年了，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答案：这位外科医生是男孩儿的母亲！
这么说准确吗？也许，他是孩子的同性恋父亲？
我们的大脑会很快去寻找最能说得通的答案，但往往会错过摆在我们面前其他可能的答案。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要对读者评头品足，或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比其他人在这方面略胜一筹。事实上，我很清楚，作为人类，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在应对无意识偏见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建立了“好人/坏人”范式来看待有关差异的问题。我在我的第一本书《重塑多元化》（ Reinventing Diversity ） [7] 中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一点。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完全基于一个假设：好人会平等待人，而我们在媒体上读到的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是坏人做的。通常，那些因属于“异类”而遭受过痛苦的人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家属于东欧犹太人，有几十个亲戚丧命于大屠杀。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听到亲戚们谈论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担忧。但是，我也听过他们质疑不同种族的人。我听过非裔美国人抱怨种族主义，而这些人又会发表厌恶同性恋的言论。我还听过同性恋者对移民的猜忌。
你认识的人中有从不与“其他”群体接触交流的吗？
实际上，研究明确表明，大多数偏见，尤其是那些影响人们在组织生活中对他人尊敬程度的偏见，从根本上说是无意识的。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项研究。这并不是一个人想让别人难堪而做出的决定，而是所有人都有偏见导致的。偏见是人固有的。我们越认为自己能对偏见免疫，就越可能看不见或发现不了自己的偏见！
当然，我们也面临挑战，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面对这一点。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当作“好人”。我们认为自己对待周围的人很公平，至少大多数时候都很公平。想到抱有偏见可能是我们的本质特征，我们会不寒而栗。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偏见几乎和呼吸一样正常，我们隐藏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经常会从我们对他人的反应中表现出来。既然我们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有偏见是“不对的”，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认识到，我们可能存在种族主义的思想和性别歧视的态度，但没有达到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的地步？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创建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成功机会的组织和社会时，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有人对深入了解无意识偏见表示担忧。他们担心从无意识的角度解释偏见可能会提供一种借口，让那些表现出偏见的人否认自己的偏见，声称偏见的发生是无意识的。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R.理查德·班克斯和理查德·汤姆森·福特指出：
有关无意识偏见的论述之所以能占据支配地位，有一种更好的解释，那就是声称无意识偏见广泛存在。这从政治上讲，比隐性偏见更容易接受……求助于无意识偏见并不能扫清指控或谴责，这是一种会扭曲思维和行为的近乎病态的举止。人们可能愿意承认自己也许存在无意识偏见，但他们会坚决否认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抱有偏见。因此，声称偏见是无意识的，会促使人们在种族问题将会持续存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尽管无意识偏见从表面上看对政治有益，但却有可能破坏或者瓦解人们对种族平等所做的努力。 [8]
这些关切是正当合理的。人们会无意识地表现出偏见这一事实，并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影响。为便于讨论，我们假设前面提到的裁判受到了无意识偏见的影响，而不是有意要帮助某些球员而伤害其他球员。如果球员因此被罚出场，无法完成一场大赛，这从根本上说很重要吗？显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感知方式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所选择的互动方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L.埃姆斯和苏珊·T.菲斯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人们认为故意伤害要比无意伤害严重得多，即使这两种伤害使身体受损伤的程度一样”。埃姆斯和菲斯克继而指出，因为这种现象，“人们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故意伤害上，而忽略（程度相同的）无意伤害”。 [9]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让人们看到自己的偏见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羞愧和内疚，这是我们发现自己做了错事或遭到抨击时的感受。因为这种羞愧和内疚，我们会筑起防御之墙，减少与人接触的机会。
这些偏见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会影响我们应对威胁的方式，影响医患关系，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在组织生活中，它们会影响我们面试员工的方式，我们会聘用哪些人、把工作分配给谁、提拔哪些人，以及我们愿意把机会留给谁。实际上，偏见在组织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印记。此外，它还会影响老师教育学生的方式以及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个重要决定都会受到这些偏见的影响。而且，它们越是隐藏在潜意识中，我们做出最佳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找到一种方法，邀请人们开口谈论自己的偏见。知道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在社会上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将取决于我们提高意识水平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意识到自己对恐惧的反应倾向。我并不是在呼吁人们忽略无意识偏见，相反，我希望人们在了解无意识偏见后，可以学习如何与之共处，并降低它对我们决策的影响。我知道有些心理学家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工作过，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意识水平。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只管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唉，生活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要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想减肥，只要学习饮食方法就行了，但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如果给我一个小时来解决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我的生活休戚相关，那么我会用前55分钟的时间研究应该问什么问题，因为一旦我知道了该问的问题，用不了5分钟我就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要改变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我们需要学习新的信息和行为。这也要求我们在面对当前话题时调整心态和情感。这就是本书力图达到的目的。首先，我会研究什么是偏见，以及为什么偏见对我们人类至关重要，进而探讨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有关大脑处理偏见的机制。我们还将研究无意识偏见对我们生活最基本的方面有何影响，以及它的各种表现方式。然后，我将分享一些资源，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偏见。最后，我还会分享我们作为个人或整体可以学习的方法，来重新设计应对偏见的方法，以便为自己、组织和社区做出更好的选择。读完本书，你不仅会对自己的想法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还会更清楚你的思维过程！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1] Adrian C. North, David J. Hargreaves, and Jennifer McKendrick, “In-Store Music Affects Product Choice,” Nature 390(1997):132. Adrian C. North, David J. Hargreaves, and Jennifer McKendrick, “The Influence of In-Store Music on Wine Selec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4(1999):271–76.
[2] Charles S. Areni and David Kim, “The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Music on Shopping Behavior: Classical Versus Top40Music in a Wine Store,”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0(1993):336–40.
[3] Adrian C. North, Amber Shilcock, and David J. Hargreaves, “The Effect of Musical Style on Restaurant Customer Spending,”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5(2003):712–18.
[4] Alan Schwartz, “Study of NBA Sees Racial Bias in Calling Fouls,” New York Times ,May 2,2007.
[5] Corinne A. Moss-Racusin, John F. Dovido, Victoria L. Brescoll, et al.,“Science Faculty's Subtle Gender Biases Favor Male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no.41(2012):16474–79.
[6] Sara N. Bleich, Wendy L. Bennett, Kimberly A. Gudzune, et al.,“Impact of Physician BMI on Obesity Care and Beliefs,” Obesity 20, no.5(2012):999–1005.
[7] Howard J. Ross, ReInventing Diversity: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People, Purpose, and Performa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8] Richard R. Banks and Richard Thompson Ford, “(How) Does Unconscious Bias Mat ter?: Law, Politics, and Racial Inequality,” Emory Law Journal 58, no.5(2005):1053–1122.
[9] Daniel L. Ames and Susan T. Fiske, “Intentional Harms Are Worse, Even When They're No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no.9(2013):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