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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界的国家文明历史，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在国家群落的纷纭兴亡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兴衰荣辱。
不变的事实是，中国跋涉到了最后，成为世界第一期国家群中唯一一个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古老国家。原生族群没有变，国土基础没有变，文明架构也没有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人类最古老的国家文明的唯一活体存在，是六千余年前的东方人种文明创造力的永恒骄傲。为此，研究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性课题。
人类世界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有创建更高文明形态的历史方向。这一历史方向，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发展所呈现的历史轨迹，更不可能抛开既往国家文明在生亡兴灭的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尊重历史，我们又要修正历史轨迹的延长线，抛弃历史留下的垃圾遗产，进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未来的文明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世界要无视唯一的一个从最古老时期一直有效存活到进入现代世界国家之林的文明大国的生命智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无论当代世界如何以暂时居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主流，而有意识地忽视，甚或有意识地轻慢一切有关中国的话题；关于中国文明生命力的重新发现，重新开掘，重新整理与重新总结，都会以无可阻挡的现实脚步，迟早会成为整个人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最重大的探索课题。
无谓的骄傲是浅薄的。无端的自卑是猥琐的。
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取决于自身生成时期的历史特质。
这些历史特质，不是上天神灵赐予的，也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相反，它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且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而定型，并最终构成国家文明根基的那些最基本的文明架构与文明元素。从理论上说，这些具有“天赋”基因意义的创造物，就是那些一旦在静态出发点时期被设定，此后便永远不可能变更的历史元素。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元素，就构成了我们进入国家文明成熟期的历史特质，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国家文明基因。
什么是静态出发点时期？
从理论上说，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生发、成长及其定型的时间阶段。举凡自然创造物与社会创造物，都是如此。一个物种，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胚胎生成阶段及生命体的成长阶段、定型阶段，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某种海中生物，一旦上陆历经成长时期并定型为某种动物，其生命的本质结构便已经完成，其后无论如何演化（某种功能器官的进化或衰退），其作为某种动物的特殊本质，都不会改变。一种型号的汽车，其设计阶段及依据或修正设计图产出定型车辆的阶段，就是这一型号汽车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一旦问世（上市），其后无论如何修改外形，或增补内饰，或增强功能，都不可能改变其本质——根本结构。同理，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群，在特定时期创造出一种国家形态，并历经一定历史时期的成长，定型为一种稳定的国家文明形态，这个国家文明的生成期、成长期与定型期，就是它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决定它的本质结构的时期。此后，无论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如何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者变强大，或者变弱小，或者最终灭亡，或者一直走到最后，它的那些特定的本质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原生文明时期。
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实践中，除了倏忽生灭的许多小国家，世界各地区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时期。古希腊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古巴比伦与古印度同样有。虽然，因为历史黑洞太多，它们的原生文明时期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它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生成期与定型期，这是毫无疑问的。以相对清晰的古罗马为例，其生成期是公元前数百年的“狼孩”传说时代，直到罗马人的国家政权创立；其成长期与定型期，则由罗马早期共和制，直到执政官独裁制形成并定型；其后的皇帝制的罗马帝国，只是独裁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古罗马文明定型后的国家历史形式而已。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00余年的罗慕路斯兄弟建造罗马城而创建国家，直到罗马共和国定型为执政官独裁制（前三雄时期），前后历时七百余年，是罗马帝国的原生文明时期。其后，罗马帝国生存发展到公元300余年时两分，欧洲的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00余年时灭亡，最终结束了欧洲最大古典国家文明的生命历史。
那么，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应该在哪里？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大体一百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社会，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一千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三百年。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
从秦帝国之后，中国文明进入成熟期，始终以统一文明的历史形态矗立于世界国家文明之林。所谓一种文明形态的成熟期，就是这种特定的文明形态已经没有了剧烈的形态结构变化，而进入了常态发展的历史时期；此后，决定这种常态发展生命力强弱的，就是那些在原生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历史特质。对这一历史演化过程的详细论说，我已经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呈现出来，请有心深入的读者读之品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其一曰实践性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
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原生文明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基本方面，是中国文明最深层的原生设定。也就是说，所有具体领域（政治文明、战争文明、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的结构方式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在这三个原生设定所规范的框架内运行的，都是服从于这三个方面的原生设定的。
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关系而言，它们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个体生命中的基因排列组合方式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原生文明三大历史特质的有机联结方式，就是中国文明历史特质的一部分。没有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民族，是“读”不懂文明元素联结方式的重大历史意义的。
抽象的根基是具体。我们先来最简约地说说三大历史特质。
国家文明的主体基础，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
因此，主体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于它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思维方式，不是立足于今天的国家民族群智慧海洋而言的，而是立足于五千余年之前创造国家文明时期的族群思维方式而言的。那个时期生存在中国大地的先祖族群们以它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创建了我们最早的国家形式；因此，它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覆盖了我们国家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特质。
揭示原初时代的族群思维方式特征，神话比较是一条路径。
神话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所以形成的想象（创世）。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她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生存环境创造的最原初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远古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对这两种神话体系的分析比较，能够相对充分地揭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的本质性特征。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史前世界的想象是被动的，是不包括人类的实践奋争在内的。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连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总而言之，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这种关于神人关系的想象力，渗透出一种区隔分明且静动有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截然不同。
在中国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生存环境，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器物，都是半神半人的远古英雄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与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应的大自然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都不是希腊神话里具有完整神性的天神，而是神性与人性统一的中国神话里的“人神”。而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后稷氏创造农耕；黄帝时代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文字，蚩尤发明了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鼓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
在中国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就变成了永远被人群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神”——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生活的英雄中走来。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结果。神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化；神可能成为人，人也可能成为神；神以人为根基，人以神为升华；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也是具有同质性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远古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开始阶段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远古神话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包含的理解力的最初根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理解能力，朦胧地涵盖了特定族群在此后的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一是发散性，事物之间绝无不可逾越的差别或障碍，包括神和人在内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变化与爆发是事物的常态，顺应天地人各方变化方能生存。
这两大思维方式特质，决定了其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一切特质。
与大自然之严酷紧密融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奋发、不事虚妄的求实精神；与大自然丰富变化紧密融合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始终具有“求变图存”的自觉意识，具有“顺天应人”的变革意识。尤其是，在世界国家文明进入到西方国家领先的近代社会后，我们民族仍然能够艰难地打破自我封闭状态，艰难地摆脱衰老腐朽的历史桎梏，放眼世界，寻求新的生命参照系，不畏浴血奋战，在一个具有最古老帝制传统的国家，既抛弃了“君主立宪制”，又推翻了帝制，先后两次建立了“共和”，并且以历史大潮有效地淹没了帝制复辟的几次倒退；其在政治文明形式上实现自我再造的彻底性，已经超越了英国与日本等一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特有的立足实践的“求变图存”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样的具有最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恢复帝制几乎是必然的历史道路。帝制在中国所以不能复辟，正在于我们民族思维方式所达成的共同的精神基础，使整个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形成帝制复辟的强大力量。
中国文明第二个历史特质，是强势生存的理性精神。
一个民族的生存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危难之时的终端表现——强悍的姿态与果敢的行动。这种终端表现，几乎是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在面临危机之时都会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或结局不同罢了。从本质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的生命状态所具有的力量特质，也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硬度特质；它包括了终端行动阶段，但又不局限于终端行动阶段。从根基上说，强势生存精神最主要的客观基础，在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自觉而清晰的生存目标理念，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坚实的文明自信心，是否为这个民族提供了为目标理念而能顽强奋斗并长期坚持的策略（方法）的经验资源。
强势生存，绝不是简单的强悍，而是一种深刻的理性生存精神。
我们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理性生存精神的全部历史内涵。在世界国家文明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总是强盛富庶的，中国对生存空间的开拓与扩张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同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无限度的战争扩张；也没有出现过如同西亚地区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甚或横跨亚非欧的拜占庭帝国那样的迅猛扩张；更没有出现过东亚蒙古人在强盛时期的世界性扩张风暴。中国有过许多次的贫弱时期，也走过许多的历史弯路，中国文明之舟也有因破损而不得已被打上的“文明补丁”——东晋时期北朝一百余年的诸胡统治、元代九十余年的蒙古人统治、清代两百余年的满人统治。
但是，无论中国如何危难多发，无论中国如何几次灭顶，无论中国如何走了许多弯路。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强大而坚实的文明自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中国民族强盛而饱满的生命状态从来没有沦落过。危亡之时，我们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救亡的激情与理性，能够紧紧抓住罕见的历史机遇，奋起反击外侮，迅速融合修复历史伤疤，立即重新回归到中国文明的大道上来；凡是曾经深深侵入中国民族机体的外来势力，凡是渗透于中国文明的外来文明，都被中国广阔的民族海洋与优势文明的魅力融合了。补丁也好，伤疤也好，最终都变成了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
考验一种文明形态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标志是“救亡”能力。
从国家硬件力量的意义上说，六千年以来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强国，任何国家都有过高峰与低谷，曲折与沉浮，屈辱与荣耀。但是，从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文明的意义上说，强弱之别却是很分明的。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群所创造的国家文明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分际，便是这一文明在陷入危难之后是否具有强大的“救亡”再生能力。一个民族能屡屡救亡而再生，从而继续自己所创建的国家文明的生命拓展历史，其民族文明之生命力，无疑就是非常强大的。
在六千余年的历史上，除了中国，“死而复生”的国家文明只有一例一次，这就是古波斯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复活”的历史奇迹。古波斯人在公元前558年创建了波斯国（大体相当于中国春秋中期），因其强盛一时而被历史称为“波斯帝国”。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在抵抗亚历山大帝国的向东扩张战争中灭亡了，历时两百余年。可是，创建波斯国文明的波斯民族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流亡中纷纷聚集到同一宗教的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安息”）定居下来。500余年后，也就是公元226年，波斯人竟然再度崛起，乘帕提亚衰弱内乱之机再度建立了“新波斯帝国”，后又成功吞并帕提亚帝国；直到公元651年，新波斯帝国在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战争中元气大伤，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历时四百余年。从此，作为国家文明形态的波斯帝国文明，永远地不复存在了；作为两度创建帝国的波斯民族群，也消散于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群之中了，其曾经长期作为古波斯人“国教”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也大体消于无形了。
即或是这种一次“复活”，也是中国之外的世界唯一。
在整个古典国家文明历史上，所有文明大国的主体民族在自己的国家灭亡后，都曾有过以持续抵抗入侵势力为轴心标志的短暂的“救亡”运动，但却没有“救亡”成功而再生的奇迹。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是如此。历经救亡而再生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救亡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灭亡之后重新发动“复活”战争的实际能力，在本质上，它更是一种民族文明的生命状态，更是一种理性生存精神。这种生命状态，这种理性精神，又取决于特定民族所创建的文明形态是否为这个民族积累了足够强大的生命意识、足够丰厚的生存经验、足够深刻的理论总结、足够超越入侵势力的战争水准、足够周旋于危境的政治策略智慧。凡此等等，都不是在危亡来临或已经陷入危亡绝境时，仅凭一时仇恨，或仅凭个别人的出色组织能力所能突然全部具备的。文明救亡的真实基础，永远在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成熟程度，以及特定文明赋予这个民族的无与伦比的文明自信心。
唯其如此，救亡成功而能再生，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历史壮举，却是屡屡发生的历史现象之一。在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中，推翻外来统治而重建中国文明，已经不再具有“历史奇迹”的意义，而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比坚实的必然性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流传着一种几乎类似于卖国主义的民间认识论——“当年日本要全部占领中国，日本早就是中国的了！”“当年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要延续到现在，中国早就发达了！”请注意，这种“历史认识论”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巨大的自信心——谁也灭亡不了中国人（中国文明）；谁占领了中国，谁就得将自己赔给中国。尽管，在实际发生的意义上，中国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绝然不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人们却经常大笑着挥洒诸如此类的话题。假如不是几千年历史实践所奠定的强大自信心，孰能出现如此这般的社会“幽默”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挽救统一文明而消灭分裂碎片，是中国文明的内部救亡；挽救华夏文明而推翻入侵异族的统治，是中国文明的外部救亡；为进入现代国家文明而驱赶一切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势力与征服战争，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脱胎换骨的整体救亡。总有人以“历史幸运”之说，来解释中国民族的救亡运动。对于这种理论，我们不能完全绝对化地排除。但是，多有救亡而皆能成功，若将其全部归结于“历史幸运”，显然也是浅薄的。若用荀子评价秦国六世大治的话说，倒是相对合适的——“非幸也，数也。”
数者何？内在之合理性也，事物发展之必然结果也。
从历史实践说，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的终端体现，就是不畏生灭危难的强大的国家文明的综合自救能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句话用在中国文明五千余年的历史风浪上，大约是最为妥帖的了。
一个民族，拥有雄厚的战争能力，但也具有不以武力扩张为国家强大标尺的战争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拥有广阔兼容的文明融合能力，但也具有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目标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相处理念，不图谋渗透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于其他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无比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文明认同意识，但也具有同样强烈的承认其他文明之合理存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意识……凡此等等，都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持正守恒”的深邃理念，都是具有内在均衡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正是这些在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与核心价值观体系，构成了中国文明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的最本质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饱满的生命状态的来源。这种强势生存之理性精神，其历史终端之体现，就是中国文明始终以本土为根基、以本民族为主体而巍巍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现实。
中国民族始终与自己创造的文明同在。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中国文明的另一历史特质，是多元化与均衡性并存的整体结构。
诸多民族所创造的的国家文明，普遍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历史现象——强则无限扩张，弱则一蹶不振；又普遍呈现出“一次性生命”的历史现象——国家政权灭亡之后主体民族与文明形态也随之消散，而无法在灭国危境中起死回生。所以如此，最根本之点，在于这些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文明体系，普遍具有简单化与单一性的倾向。要么国家文明严重的文质化，如古巴比伦、古希腊等等；要么严重的刚性化，如古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古波斯帝国与新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要么严重的宗教化，如古埃及、古印度、阿拉伯帝国、被天主教全面覆盖的中世纪欧洲国家群等等。
文明形态的简单化与单一性倾向，导致世界绝大多数古典文明大国的历史命运，也是简单化结局：要么在无限度的扩张战争中崩溃灭亡，如极其短命的亚历山大帝国等；要么在外敌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中，因无力反击而被一次性吞灭，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等；要么在宗教冲突引起的战争中，或直接就是宗教战争中灭亡，如新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在世界古典国家的历史上，除了中国，很少有艰难浴血的长期抵抗，很少有反复曲折的长期救亡战争（如中国元末推翻蒙古人统治而恢复中国文明的长期战争），更少见救亡成功而“起死回生”的成例。普遍情况是，兴了就兴了，亡了就亡了，过程与结局都相对简单。
中国文明不同，它历经无数生死劫难，而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无论中国文明的历史平台——国家政权——曾经多少次被以“革命”形式内部更换，或在对外战争中被外敌摧毁，它都能够从内战废墟中再度站立起来，或能够再度战胜外敌而迅速重建。这一历史现象，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上都不可能发生。
中国文明生命力的根本点，在于中国文明的整体结构。
在世界古典国家文明之林中，中国文明堪称独一无二，其基础体系之庞大复杂，其形式结构之均衡严整，是所有国家文明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所谓基础体系的庞大复杂，是说构成中国国家文明的所有历史元素，都经历了坚实的锤炼与丰厚的积累，具有不可撼动的历史根基。
其一，中国的生存环境，具有多样性优势。
中国民族群从远古时期起，就生存在这片广袤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其辽阔性与全面性，是其他民族群居住区域很少具备的。我们民族群的早期生存环境，有包括了各种地形地貌的辽阔大陆——高山、平原、丘陵、草原、河谷、盆地、江河湖泊等等；又有包括了近海岛屿与远海岛屿在内的辽阔海域，以及漫长的海岸线与广阔的滨海地带。在如此广袤的大陆与海域之内，中国民族从事着无所不包的生产活动，农耕、狩猎、垦荒、放牧、河海捕鱼、出海探险、制造、陆路运输、水上运输、海洋运输、剩余产品交易等，难以尽数。中国民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说的就是中国民族生存方式与经济活动方式的多样性。
客观地说，以当代社会的“宜居环境”标准衡量，世界范围内的美好区域很多，恶劣区域也很多。如果将这一评价体系具体化，比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好的国家会有很多，但是，从国家文明生成的历史地理环境出发，从国家抵抗外部打击的地理条件出发，从庞大民族群的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综合自然条件出发，也就是说，从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性看，中国的国家地理环境是最具综合优势的。在人类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同时拥有辽阔海洋与辽阔大陆，而又没有难以逾越的交通障碍。美国，是近代历史诞生的欧洲移民大国；俄罗斯，也是很晚形成的具有综合地理优势的大国，但其普遍严寒的气候条件又不能与中国相比。可以说，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中国北宋之前）的世界三大文明聚焦地区——西亚、欧洲、东北亚之中，中国是最具有自然地理环境综合性优势的国家，也是最具有自然经济综合优势的国家。
其二，中国民族群的基础构成，具有多样性优势。
正是在上述自然地理环境下，生发成型了我们的国家文明。
创建什么样的国家文明，取决于创建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或民族群。以现代民族理念解析历史，在进入国家时代之前，生活在这片大陆海洋地域的众多氏族群与部族群，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可以确信的是，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起（大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地域的人口群已经大体具有了民族群形成的基础——共同的社会生存形态与共同的族群认同意识。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已经明确出现了“神农氏之世”这样的政治范畴，已经认定“神农氏”是黄帝时代之前的“天下共主”了。客观地说，这样的传说时代比罗马帝国以“狼孩”作为早期国家历史的传说时代应该要靠谱得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先祖们已经有了大体明确的族群形态。
历经黄帝、颛顼、尧、舜、禹五大时代（五帝时代），中国民族群的历史实践呈现出三大阶段的远古大发展。第一阶段的大发展，是黄帝时代经由普遍战争而消灭了普遍的无序争夺，建立了基本稳定的社会生存框架——中国族群第一个自觉的有序联盟政权，并实现了具有历史突破意义的一系列民生经济发明，奠定了国家文明的雄厚基石。第二阶段的大发展，是颛顼与尧帝时期，联盟政权的政治文明形态以“禅让制”的历史形式，实现了初步的稳定化传承，使远古时期的无序生存状态第一次进入了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有序化社会生存；若没有这样一个稳定化的历史时期，之后的舜帝与大禹要发动长达将近百年的大规模治水工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第三阶段的大发展，是一场巨大的洪水灾难激发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洪水灾难是从尧帝中后期开始发生的，历经舜帝、禹帝两世，前后将近百年。尧帝时期，先选择了共工领袖治水，失败之后又选择了鲧领袖治水，又失败了。尧帝两次治水失败之后，退居“二线”，将领袖权力与治水重任一并禅让于舜帝。舜帝是一个明锐果敢的领袖，“摄政”之后立即整顿联盟权力秩序，惩罚了治水失败的共工与鲧，又将威胁社会生存秩序的“四凶族”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同时，舜帝又任用了一批具有真实才干的官员，使他们成为治水时期的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舜帝打破偏见，亲自举荐鲧的儿子禹为治水领袖，同时以契族（商人祖先族群）、伯益族（秦赵人祖先族群）、后稷族（周人祖先族群）为共同治水的主力族群。如此，四大族群共同治水，历经十三年而战胜洪水劫难，中国由此而进入了国家时代。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在神农氏与五帝时代，无论我们的先祖多么地一步一步地逼近民族共同体，那时的中国民族仍然是一个生存形态各异的族群联盟体，而不是紧密的民族共同体。五帝时代那些众多的部族名称，实际上便是一个又一个各具生存形态的氏族或部族。包括直到大禹治水时期的四大部族，也都是生存形态各异的人口相对多的大部族。所谓“生存形态各异”，实质上便是各族在共同性之外，还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分支文明”。依据《史记》记载分析，禹族是居于今日河南嵩山地带的以工程为主而兼具农耕的大部族，伯益族是居于今日山东滨海地带的以驯兽为主而兼具农耕的大部族，契族是居于今日黄河流域下游地带的农牧部族，后稷族是居于今日山西、陕西地带的农耕部族。依据史料分析，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氏族部族，当时的整体状态大体是：都共同接受联盟权力与早期国家权力的生存规范，都有大体接近的相互认知，也有大体共同的生存基础与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们的谋生方式各自不同，风俗习惯更是各具特色，也没有共同的文字（很可能有一些共同认知的记事符号）。所谓“仓颉造字”的传说，应该就是对早期记事符号的统一，但很可能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普遍认知的文字。
如果以文字作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明标志，那么，中国基本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时期，应该在夏代后期或者商代中后期，其定型时期，应该在西周中期。那么，从神农氏到夏商，再到西周，大体历经了两千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在各具生存形态的许许多多氏族部族的历史磨合中形成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历史根基，是民族多样性。春秋战国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的多样性，更成为一个鲜明的历史特点。从这样的根基上去分析问题，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民族对外来族群具有如此强大的融合能力，因为，我们从来不是封闭的单一民族国家，我们没有历史赋予的天然排斥其他民族的偏执传统。
其三，文明基础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思想体系的多元性。
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多样性的民族构成，决定了中国文明中思想文化形式的多元性，也决定了中国文明价值观体系的多元性。一种国家文明形态，囊括了如此广泛的复杂群体，其各个地域的各个群体所反映的对事物的认识法则与价值观，完全是色彩缤纷而各具特质的。作为国家文明，不综合这些色彩缤纷的思想、经验与价值观，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存在基础。因此，作为国家文明外在形式的中国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是多元性发展的。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战争思想，还是民生经济思想，甚至实用学问领域与神秘文化领域，都是多元化发展，从来没有一家垄断的干涸现象。
以神秘文化体系与宗教现象说。古典国家文明时期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神秘文化，也都有自己的独特宗教。但是，绝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其神秘文化与宗教信仰都相对单一：就神秘文化说，或以天文星象之预测为主，或以巫师之占卜祛病为主；就宗教信仰说，古典大国更是单一化，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国家也大体是一个宗教，即或未规定“国教”的国家，在实际上也基本如此。唯中国不同，神秘文化种类之多令人惊叹。天文预测领域有星象家；占卜领域有钻龟占卜、周易八卦占卜，还有占气、占云、占日、占风等占候家；直接针对人之形象的神秘预测，有相学家；直接针对马的预测术，有相马学；更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针对居住环境与丧葬之地的遴选预测术——堪舆之学（俗云“风水”）；医学领域的神秘治疗术，有方士丹药起死回生之学；至于巫师、天师之种种，更是寻常。两汉之后，道家兴起，神秘文化更是蔚为大观。宗教信仰也一样。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秦，除普遍信奉“上天”之外，多神崇拜、多动物崇拜遍及各个族群；两汉之后，除道教兴起，又有佛教、拜火教（波斯人之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传入；举凡这些宗教，在中国大体都能和平共处。在中国文明史上，镇压某一教派而确立某教为“国教”的事件极少，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镇压则是极为常见的历史现象。
神秘文化与宗教之多元性尚且如此，各种社会价值观体系所表现的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了。西汉中期之后，中国走向思想“独尊”的单一化道路，既是对我们民族文明多元性根基的违背，也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落的历史起点，是我们的文明悲剧。
其四，多元性之上的均衡结构，是中国文明生命力的最坚实根基。
从元素分解的角度看，中国几乎在每个元素领域都具有高水平的历史积累。从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融合性，从民族生存方式的稳定性与丰富性，从经济形态的广阔博大与无所不包，从政治文明之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多样性与深刻性，从战争文明的高度智慧与强大的战争能力等实践元素，从思想精神文化诸方面的汪洋博大，都赫赫然居于世界文明之林的高峰。这种庞大、复杂而又高水准的文明内涵，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其罕见的现象。
所谓结构均衡，是说中国民族的社会生存方式与核心价值观体系，没有单一倾向的弊端，而是一种能够达到自身综合平衡的严整的结构体系。从历史实践说，中国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是从多族群的冲突与融合中凝聚起来的一个民族群，既形成了强大的主导性民族，又从不排斥外来民族的流入，也能和平接受战败方的民族流入，从而形成民族矛盾冲突相对缓和的一种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文明体。从价值观体系的历史特质上说，中国文明既不是那种严重倾向于“文质化”的国家文明（虽然也有过严重倾向文质化的历史时期），也不是那种严重“刚性化”的国家文明，更不是那种严重宗教化的国家文明。但是，文质化、刚性化、宗教化这三种成分，又同时包含在中国文明体系之中，而且各自还都很发达。
从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形成的多元性思想体系说，既有强大的革新变法体系，也有强大的复古保守体系，两者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总体平衡，使社会既不可能冒进毁灭，也不可能停滞不前。有强大的法治传统，也有强大的王道人治传统，两者相互制约，达到总体平衡，使社会既不可能唯法是存，也不可能人治无度。有丰富深厚的实用学说体系，也有同样丰富深厚的哲学思辨体系，使整个社会既不可能实用主义泛滥而唯利是图，又不可能陷入无度清谈而不求实际。有强大的王权皇权理念，也有强大的民本理念，有雄厚的正统理念，也有雄厚的揭竿而起的反叛理念……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具体分析，所有这些价值观的任何一种，都成熟得足以形成一个体系；而所有价值观的任何一种，也都有自己的同样足以构成体系的强大对立面。从国家文明的层面说，它们各自独立发展，又互相成为“天敌”而制约，最终便在多样性的自由发展中形成了总体上的均衡结构。形象地说，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多样性的自由竞争发展，如同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而整体均衡结构的形成，正是在多元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自然形成的。它基本上不需要国家干预，最终却能形成国家文明发展的强大精神资源。一旦这种多元竞争的自然均衡结构被打破，国家要依靠强力手段施加干预，将有利于统治集团利益的某种学说强行“独尊”起来，并强力遏制其余思想体系的合理竞争，“不使百家并进”（董仲舒语），国家文明的精神资源就会大大枯竭，国家文明的生命力也会迅速衰落。
历史实践的发展，已经以无数次的亡国危机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多元均衡的文明体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强大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