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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个文明民族、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明历史所拥有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至少包括四个基本方面：1.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或达到高峰（原生文明）的历史时期；2.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时代的最主要历史坐标——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思想体系等；3.该国文明历史在成熟定型之后的演变脉络，文明发展主要的历史阶段；4.该国文明形成发展的主要历史经验、主要历史教训等基本评判。是否具有这种历史意识，以及这种历史意识是否清晰，是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我认识方面所达高度的重要标准。历史意识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未来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心中有底，是否具有清醒的历史方向感。
我们不能说，世界所有文明国家，都具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们可以说，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文明国家，都具有这种清醒的历史意识。
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一片沼泽地，烟雾泥泞、重重交织。在表现为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的历史意识中，我们没有一个方面是清楚的。不是说所有人都不清楚，而是说，我们在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我们的问题事件、问题人物、问题时代层出不穷。譬如，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依据现代文明理念评判，是我们的原生文明高峰期，是我们的原典时代，是我们的文明圣土；可是，两千余年来的“二十五史”，却一直在咒骂指斥这三个时代，当今社会也对这种陈腐的咒骂指斥有着广泛的共鸣。譬如对秦始皇帝，譬如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等等，我们都还陷在最基本的长期争论之中。在俄国，指斥彼得大帝的人，绝对是极少数。在美国，指斥华盛顿的人，也绝对是极少数。可是在中国，指斥秦始皇帝的人，绝对不会是极少数，甚或可以说是大多数。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民族要走出历史意识的沼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世界现存国家中，我们这个国家太过古老。唯其古老，唯其漫长，也就必然会有许许多多“老年病”。在1840年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老年病”几乎导致了我们文明的灭亡。那时候，我们成了世界列强的一块历经漫长岁月腌制的丰厚的“古老肉”，任人宰割，任人鲸吞。时间过去一百七十余年，我们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经在表面上跨入了当代物质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依然是农业文明的根底，种种严重问题上下头疼。我们广大农村世界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穷期”的残农业文明生存状态。我们的整个社会，陷入了沉渣已经被搅起，却没有过滤方法的严重困境。
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
从国家高层到中国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考问。
历史给不给我们时间，并不由我们决定。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这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历史意识沼泽地，有着种种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
就既往传统说，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我们蓬勃多元的思想体系，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重大转折，是中国骤然由多元化（百家争鸣）的不同思想形态，转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独尊”，转入了一元化形态。由于被“独尊”的儒家，是诞生于春秋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复古学派，对当时社会的种种新潮变革，持强烈的否定与反对态度，对当时社会种种偏离王道礼治的新变化，也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变成了时代潮流的弃儿。
这一深刻的历史原因，导致儒家学派对遗弃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时代怀有极深的偏见。在此后占据文化霸权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对三大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与否定。这种攻击与否定，伴随着对三大时代社会求变与创造精神的否定，伴随着教化人民恭顺服从皇权统治的保守内敛思想，而这些思想却被历代皇权政治奉为圭臬。于是，对三大时代的否定，与皇权制度对儒家保守思想体系的需要相结合，就渐渐演变为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评判。自此，我们的历史意识出现了第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实际继承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框架，理论上却彻底否定了诞生中国统一文明的时代，形成了历史意识沼泽地的畸形生态。
其二，自“独尊”时代开始，我们的修史大权，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修史的评价选择权，就属于儒家思想了。我们尊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系统整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修史模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领域专史等，都仅仅以儒家价值观衡量取舍，并进行直接评价。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权，这种评价与取舍，迅速演化为官方标准，又迅速演化为入仕的取舍标准。及至科举制出现，这一标准又演变为国家制度与文化政策。自此，学人研究历史、陈述思想，必须以儒家标准为标准，否则只能被国家遗弃。
那么，儒家的历史价值观，是否具有现代文明可以继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当然万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历史价值观非但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相比，也是陈腐的。简单举例说，《史记》有先秦人物传记二十八篇，涉及人物数百。举凡对文明发展有重大贡献，对国家社会敢于负责、敢于牺牲的英雄伟人，《史记》都给予了种种批评。譬如对文种、吴起、商鞅、吕不韦、蒙恬、秦始皇等，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史记》对明哲保身、身在国家却不敢临难负责的人物，却作出了高度褒扬。譬如对范蠡、赵良、蔡泽、张良等，都是如此。赵良说商鞅的说辞，蔡泽说范雎的说辞，都充满了保守萎缩的逃避主义，《史记》却大篇幅记录，全面并正面评价。此后的史书，更是充满了此种类型的儒家式评价。
客观地说，西汉之前，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体系是多元的。先秦时代，有儒家史观所认可的临难苟且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更有重义轻生的国家大义与社会正义理念。最简单地说，商鞅对赵良的反驳，范雎对蔡泽的反驳，就是这样的大义理念的体现。战国法家政治家为当时的变法运动作出的众多牺牲，更是这样的大义理念所支撑的。可是，儒家修史，唯以一家理念取代多元价值观，对曾经居于时代主流的众多大义行为与正义言论，都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并且变成了官方立场，又渐渐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识。
儒家的这种治史理念与史观，对中国文明史是不公正的。
沉积两千余年的儒家史观，已经使我们的历史意识严重沼泽化。演变的结果，使许多进步思想家与外国研究家，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严重误读。鲁迅说，中国书可以不读。柏杨说，中国文化是酱缸。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更是秉持“黄色文明落后论”。这都是误读中国文明史的典型例证。
凡此误读，以及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揽子否定，都是基于我们的文明在西汉“独尊”之后的保守性、萎缩性、陈腐性、阴谋性、混乱性说的。因为，在西汉之后的中国文明价值观中，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创造性的、变革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被儒家钝刀一丝一缕地阉割了，已经被烟雾泥沼深深地遮盖了。
这种泥沼，是两千余年一层一层涂抹出来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文明史又形成了新的误读。西方理念对中国文明史不适当的清理总结，又形成了新的泥沼烟雾。
“五四”时期将西方文明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曰民主；二曰科学。用这两个基本点衡量中国的文明传统，产生了一种最简单的评判：中国文明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这种被中国人大大简化了的西方文明体系——“德先生”和“赛先生”，既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历史，又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文明历史。于是，在对中国产生新思潮冲击的历史作用的大形势下，又形成了新的历史意识泥沼。
这个思潮群，为中国问题寻找不到妥善的解决之道而破罐子破摔。于是有了百余年经久不散，甚或愈演愈烈的“全盘西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实际操作，就是要我们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完全脱离中国文明的根基，全面走向以西方民主制为轴心的社会生存方式。对于一个有五千余年历史的独创的庞大文明体系，这种构想，这种历史选择，显然是丧失理性的轻率谋划。
与“德先生”“赛先生”思潮不同的，是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另一种误读。
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初，对中国文明历史基本上是总体否定的。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曾经风靡中国思想界。此所谓社会发展史学说。后来，这种认定又被严重政治化，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史评判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人类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基于共同法则发展的；西方文明史是五阶段发展，中国文明史也是五阶段发展。
可是，随着当代文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化，我们蓦然发现，中国文明远远不是唯物史观五阶段论阐释的那种样子。那种样子，只是西方欧洲社会的文明历史。至少，最基本的三个社会阶段，已经被证明是误读了。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基本不存在。封建社会，在中国则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基本概念，它所表述的社会状态，在中国从战国到清末都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更是从来没有过。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普遍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发展的特殊形态，就与西方的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上，中国文明体系曾经表现出远远高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但是，她又不是西方文明那样的阶段发展形态。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形态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作出的阐释与评判，实际上是将仅仅适用于欧洲的理论当作普遍原理在中国套用所发生的误读。
我们的历史意识泥沼，似乎越来越没有边沿了。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一个基础的传统与基础的现实是，以中国历史学界为基本阵地的中国人文研究，长期陷入技术主义境地。所谓技术主义，就是注重事件、年代以及种种历史具体元素的考据，注重编年叙述，而忽视以文明大视野审视历史，回答历史意识的若干基本问题。虽然，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形成有种种历史原因，但是，中国学界学人自身的治学精神日益萎缩，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这种治学意识，既使我们抬不起头，也使我们直不起腰。
当代以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文明研究理念，也有了一些以考古呈现为主的文明史著作，但是，我们期待的具有理清中国文明史意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或者说，这种文明史清理意识，还只是闪烁在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还远未形成具有真知灼见并集中深刻论述的文明史大著。世界各国历史意识形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历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共同结论，是一个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这个基础还远远没有形成。
中国文明史的真相，始终埋藏在扭曲的史观和琐碎的具体记载里。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大部分还都是一堆集成的碎片。
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历史意识还非常之不适应。
中国的历史机遇，并不仅仅是有可能成为经济军事强国；更根本的历史机遇，在于我们正面临一个有可能出现的新文明跨越，一个真正从根本上强大自己、发展自己的转折点。这个新文明，就是工业科学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这个历史转折，就是中国从农耕文明形态发展到工业科学文明形态的跨越。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机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机遇。既往，中国文明曾经有过两次历史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由洪水时代跨入国家文明时代；第二次大转折，是由青铜文明跨入铁器文明。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说，第二次大转折就是由邦联制与联邦制文明，跨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文明的大转折。
当代，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文明大转折——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要实现这种历史大转折、大跨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个机遇与希望，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显现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要作出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们应该为未来的文明跨越做些先期的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棒”使命。
所谓先期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我们这个民族新的强大的精神资源。
这个精神资源，就是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重建我们的历史意识，理清我们的文明历史根基，使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理念体系，足以成为我们子孙前进与跨越的精神根基。本书所作之努力，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