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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三千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探索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共同救援组织的所谓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其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像堂吉诃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对很小面积且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了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入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如果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要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在技术层面上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尽管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在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强化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明时期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力与对社会文化思想的主导权力，彻底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委顿，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滋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们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的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从18世纪初弥漫西方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普遍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创新，是文艺复兴的直接延续。具体说，就是社会思潮对如何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如何重新确立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理论大探索。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方式，或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波及了整个欧洲与北美，实现了普遍的制度大创新与文明大创新。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
突破中古文明沼泽期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
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的合理价值，不能以当下自己的本体文明为唯一的价值观；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本国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时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实现自觉比较、自觉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价值，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东方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很快地，人类就陷入了第二次文明沼泽期。
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对于一种新生的文明形态，这是很短很短的历史。由于生产方式的全面跃升，由于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由于社会制度的创造变革，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曙光。
可是，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有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在对待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价值理念上，资本主义以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为根基，而不是以人类合理的竞争精神为根基。由于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群体出现的初期，就没有对普遍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与民族，采取正当竞争的手段，以达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前进的目标。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开始成长，就立即利用自己的全面优势，对国内社会开始了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部世界则开始了战争征服、暴力掠夺与残酷杀戮。
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本质结构中，没有担负世界道义的基因。
资本主义文明的最主要基因，是将实力征服理念尊奉为国家关系的核心价值观。
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义上，这是人类的恶欲文明。
由于这一本质因子的迅速裂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初便骤然降临了！
此前，资本主义对全世界无比宽广丰厚的“无主”财产，包括尚未以国家领土形态存在的陆地与海洋，通过“发现”“开发”“购买”等方法，已经大体完成了争夺式的分配；对全世界落后国家中潜藏的物质财富与商业利益，则通过局部战争、炮舰通商、毒品通商等方法，完成了对世界殖民地势力的划分。至此，举凡人类可以居住的地球环境，已经基本上都变成了国家形式的“有主”财产。
可是，实力与恶欲一起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就此满足，争夺的范围迅速转向内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征服与争夺大规模地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中心，波及全世界，从1914年打到1918年，牺牲人类生命两千多万。战后的人类世界，开始了弱肉强食的混乱争夺，变成了战争胜利者对世界利益的瓜分。世界近代史上宰割弱国的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这一时期“签订”的。
至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停滞不前的沼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文明沼泽期更趋恶化了。持续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滋生出了最大的文明灾难——法西斯主义。短短21年后，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中心，世界三大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邪恶轴心，向全世界开始了种族屠杀与灭国战争。这场真正的全人类战争，历时六年，牺牲人类生命一亿有余。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陷入了普遍的贫困与饥饿，人类的地球一片萧条。
经过这次极其惨痛的人类全面战争，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终于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反思。这一反思的基本点是：真正对人类存在构成毁灭性灾难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滋生的无限度的国家恶欲，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标，以种族灭绝为手段的法西斯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极恶势力，其膨胀的结果是毁灭包括资本主义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要防止这种整体毁灭的灾难，必须建立某种世界秩序。
于是，世界出现了联合国，人类有了大体的秩序，发动战争的难度加大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这次文明沼泽期出现了。
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立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早根源，产生于对资本主义极恶作为的严厉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混乱，迅速在全世界普及，并相继产生了一系列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根基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
从文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体系立足于穷困人群与落后国家的自由解放，具有天然的人类文明胸襟；从文明的人性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人类正义与良知的觉醒，是人类的善性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恶欲文明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文明所诉求的人类境界，社会主义文明所秉持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价值原则，都比资本主义要更高。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并保持不间断的发展，人类在这两种不同本质的文明体系的对立与竞争中，完全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新的平衡，新的发展，出现类似于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那样的文明理性的历史跨越。
但是，社会主义出现了历史的变异，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消散了。
这种“解体”式变异的最根本原因，潜藏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原发理论体系的矛盾之中。按照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其国家形态必须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工业与科学更为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健康方向发展。可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极恶掠夺，促使受害方必须最快地寻找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于是，社会主义恰恰诞生在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实践方式与理论本质的相对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这一历史变异，给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总体制约，失去了总体平衡。资本主义重归“垄断”，其恶欲本质立即重新膨胀起来。曾经的文明突破的希望，迅速地湮灭了。我们这个时代，又迅速回到了几乎没有中断的文明沼泽期。
当然，这次沼泽期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沼泽期，不是完全相同的。
新沼泽期有所变化，其基本点是：
1.少数几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以各自不同的历史形式存在着，社会主义文明仍然以某种不断改革的方式继续发展着。
2.资本主义对待国家关系的丛林法则，有了多种形式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诉求，演变为人权与民主。战争胜利之后，一般不再提出直接的领土要求，而代之以种种方式的利益置换。
3.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经过了很大改造，资本主义原教旨的丛林法则被隐藏起来，其核心价值观被限定在“科学、民主、人权”三个方面。改造后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出了多元而强大的文化载体，向世界各国进行强大输出，某种程度代替了经典的炮舰政策，代替了直接的战争掠夺。
4.核威慑、常规高科技军事力量威慑、经济制裁三大手段，成为谋取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并维持强权的主要实际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野蛮的直接侵略；对各种世界组织的精致操作，取代了赤裸裸的要挟；对世界资源分配的操作，具有精致的“商业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横刀立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粗野方式。
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戴上了白手套，挎上了金手杖，以绅士风度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了。
可是，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理解却在日益加深，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信任有增无减。甚或，局部地区与民族对资本主义最强势国家的仇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不理性。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势力与各国分裂势力相融合所掀起的文明沙尘暴，几乎成为普遍灾难。世界任何重大的基本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磋商和有效的解决。世界任何声音，都失去了让整个人类认真聆听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矛盾，整体困境。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依据人类的基本哲学观，任何矛盾的主导方面，都在强势一方。
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还依然主导世界进程，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相对缓慢成长期的总体格局下，我们要讨论世界文明走出整体困境的历史突破点，其第一个着力点，一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奉行的国家关系准则作出反思。
在国家时代，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永远依赖于国家关系层面上的首先突破。
人类世界目下面临的这种文明困境，其最基本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表面理论与实际作为的极端矛盾性。这种极端矛盾的实际表现形式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势国家集团，以经过重大改造的价值观体系为旗帜，大力向全世界输出“科学”“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不间断的局部战争中，任意入侵、肢解与自己有文明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对与自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国家与地区，则毫无商量余地，坚决以战争方式解决；对所谓的“利益相关地区”，则绝对地以自身价值观念为唯一法则，进行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会谈”，如若不从，则战争随后；对不服从于自己的小国，对有文明差异的落后地区，则以强势制裁为主要手段，拒绝平等对话；对“潜在对手”国家，则竭力以敌对军事同盟包围等手段全面遏制；即或是商业进出口贸易，也绝对地以褊狭一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动辄祭起单方标准的“制裁”手段，全然不顾平等的通商原则。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强权征服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并没有因为论说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文明要走出这一沼泽期，希望是很渺茫的。
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国家关系准则，如果能发生真正的改变，则这种文明突破的进程无疑将会大大加快。至少，以下的四个方面，应该有可能改变：
其一，抛弃意识形态对立，抛弃文明差异歧视，不以军事同盟围堵遏制这些国家，而是与全世界国家展开真正的良性竞争，给世界不发达国家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二，对各个地区国家间的实际利益争端，包括有争议的小面积领土与海域，若必欲介入，应该以真正公平的精神做真正的仲裁者，譬如组织庞大的历史学家、科学家集团进行全面调查，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定，而不是一力维护同盟国家，压制不发达国家或“潜在对手”。
其三，对资本主义的原罪，应该全面清理。至少，应该将在炮舰时代公然抢掠各国的世界级文物归还本国，并作出赔偿。
其四，对主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土壤滋生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应该严厉禁止；不能只对不发达国家滋生的恐怖主义严厉出击，而对滋生于人类自身的更大的恐怖主义思潮采取怪异的容忍政策。
一种文明体系核心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资本主义文明，能否成为人类走出整体困境的主要动力，尚需历史给出答案。
资本主义文明，如果错过了这次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承担道义的历史机遇，其前途必将是全面黯淡，全面衰落。在此期间，无论它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技术发展，都难以逃避文明整体衰落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