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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余年。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的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而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自西汉汉武帝时期起，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滋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