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特洛贝 的特洛贝先生

每天清晨，不论寒冬酷暑，也不管圣特洛贝是冷冷清清，还是“畅饮威士忌”——城里最有名的夜总会——最后的爵士鼓点歇了，倦倦的，一辆：ID 19 ，车牌77 GE 83必定会驶过这个地区。

它每次都那么准时，所以真正的圣特洛贝人看见它驶来就知道确切的时间：6点30分。他从城堡下面他那个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里出来。他四十五岁。他的名字挺难忘的，叫特洛贝。

在他爷爷辈的时候，有几十个人都叫这个名字。今天叫这个名字的就只剩下了他一个。

姓：贝罗

名：特洛贝

出生地：圣特洛贝

住址：圣特洛贝

这不是身份，有些人说，这是宿命……

早上6点30分，最后几支时髦的麦迪逊舞 或斯罗培舞 歇了，乌烟瘴气的“地下舞厅”关门时，特洛贝·贝罗 驱车向海湾尽头的拉夫酒厂驶去，这个时间，游客刚去睡觉，而他则上班去了。

就是在他驱车上班的路上，他穿过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路的左边是丘陵和加森撒拉逊人古老的村落。右边是大海，此时透出新鲜沙丁鱼的颜色。他的身后是他的村子——圣特洛贝。

若有人问特洛贝人可认得特洛贝·贝罗，他们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

当问及特洛贝·贝罗的资产时，答案就不那么一样了。

“六亿。”有些人这样说。

“至少有十亿。”有些人又那样说。

“他受人爱戴吗？通常有钱人不那么有人缘。”

“大家都喜欢他。”

“他是怎么成功的？靠运气？”

“不，是工作。靠的是‘vista’。”

在西班牙，“vista”是斗牛士应该具备的素质：要有眼光。

1943年，特洛贝·贝罗二十七岁时的某一天，他花了十分钟就决定了一切。那时他已是布里尼奥勒酒厂主人，坐着不干活都够享用一辈子了。

只可惜厂址在布里尼奥勒。从家到酒厂有七十公里路，巴黎人会说：小菜一碟，没什么大不了的。的确。但对特洛贝先生来说，这碟小菜简直是流放。这七十公里路对他而言无异于中国万里城。

于是他离开了布里尼奥勒。他借了两万五千旧法郎。他买了一台二手的小型蒸馏机。他离开了舒适的办公室，来到了四面灌风的厂棚。但新厂棚设在科戈兰，距圣特洛贝仅九公里，而且面朝蔚蓝海湾，坐落在宽阔的拉夫沙滩上，簇拥在波瓦龙松林的树影里。

小厂棚八面透风，特洛贝·贝罗早晚都在厂里转悠。邦贝罗纳的几家建在同名沙滩上的大酒厂开始发愁了。一天，酒厂老板约见了特洛贝。

“别做你的小买卖了。我雇用你，月薪一万五。”

特洛贝·贝罗还从来没拿过这个巨额数目的十分之一的工资呢。

就是这种关头使洛克菲勒成为洛克菲勒，而不是其他人。特洛贝·贝罗拒绝了邦贝罗纳酒厂老板的建议。他又回到了他科戈兰的小厂棚。两天后，那个老板又来了。这一次他提出让特洛贝自主经营。贝罗考虑了一下。

“如果保证销售，”他说道，“我就接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干。”老板觉得人才难得，所以忍受了他稍嫌过分的条件，接受了。

三个月后，特洛贝·贝罗买下了邦贝罗纳的几家酒厂。

透过这些厂房的窗户一样也能看到大海。的确，在圣特洛贝半岛上，只有蒙着眼睛玩捉迷藏的孩子才看不见地中海。

一年后，特洛贝就用赚来的钱还了为买酒厂而向银行贷的三十万法郎。

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就在他的故乡。很多寻金族都涌向阿拉斯加，甚至科罗拉多，但特洛贝从来都没想过离开故土。他的科罗拉多，他要在自己的故土上造一个出来。

今夏，你要是想晚上喝上一杯或吃上一份炸土豆牛排，你进的馆子十个会有一个是特洛贝现在拥有的产业，“水上餐厅”或是圣马克西姆邮局的咖啡香烟店，圣特洛贝港口的咖啡香烟店或快餐店。

要是你在瓦尔省停下来喝杯玫瑰红葡萄酒，十有七八喝到的是特洛贝下属的某一家酒厂生产的。

要是你要一杯本地的烧酒，那么你百分之百喝到的就是他家的产品了。

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免除几个小时的焦虑，每年一次，在他海湾尽头的办公室里。

每每都是在七月末。那时所有的葡萄酒和烧酒商都和他一样，守在电话机旁。他们等着从巴黎传来的消息。

这一决议，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像希伯来文一样费解，但对法国特定的两千人来说其意义就不同凡响了，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八月份的《政府公报》上。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去年，德布雷先生甚至在电视上做了大体的描述。这是葡萄酒协会的决议。对特洛贝先生来说，这一运动简直是战争。

政府为即将来临的葡萄收获期规定了酒的最低和最高价格，大量的酒要投入市场，还有大量的酒要囤积起来以备“坏年头”之需。

稍后，各个省设一个委员会，由省长领导，来规定地方上的价格和级别。这些决定都是基于葡萄收获的情况来定的。对于酒商来说得赶在政府的前头了解收获的葡萄的质量。

之后，一旦决议都通过了，特洛贝就说：

“总是有漏洞。而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空子。”

贝罗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每次钻了法律的空子都得意扬扬。他说起下面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他笑得最开心的时候。

故事是这样的：讲的是大战期间他的一位同行。那时每次运货，供货商都要持有已交纳间接税的转运许可证，证上注明了所运的酒的数量，从何地运往何地，从几时到几时。

在德国占领期间，由于煤气发动机发动起来慢得要死，所以写在许可证上的运货期限相对长一些。走私者运货到尼斯，卡车上装着许可证上注明的载重吨数。但有一位秘密乘客。装在笼子里。在前座的底下。一只鸽子。

一只信鸽。当卡车到了目的地，鸽子就被放出来，脚上绑了一个小盒子，装着那珍贵的许可证，于是许可证再次被合法地用来运输第二批相同的货物。

对特洛贝先生来说，诸如此类的念头，只有在法国南方人的头脑中才会产生。

而出生在距此五十公里的这个脑袋就更是青出于蓝。

他呢，做生意精明得很，于是一家很大的公司请他做总经理。当然薪水也可想而知。只是要去就职，就得上巴黎住！对他而言那简直就是移民！

“要是我四十八小时看不到我钟楼上的时间，我会心烦意乱的。每天早上六点，我从家里出发去酒厂，驱车到里斯广场，在梧桐树下玩滚球游戏，和朋友们一起，哪怕什么也不做，这是一种乐趣。而当我去了巴黎，当我听到六点的钟敲响，我会心里难受的。”

于是，他回答说不行。因为不管他有多忙，里斯广场上的滚球游戏都是特洛贝先生的三钟经——必玩。

一位酒商，要是有人告诉他月亮上是一片葡萄园，他会前往的。特洛贝却不。除开他的小半岛，他决不艳羡他处财富。他的半岛，他的草原。

仔细看看地图，圣特洛贝半岛，每年夏天都挤了三十万人，也是人口密度分布最不均匀的海岸。

为什么？因为葡萄一直长到海边。让房地产公司失望的是，房地产商看好的建豪华大旅店的海边地皮全被葡萄占据，那些资本家想利用的地皮。

幸亏特洛贝·贝罗，还有和他一样的一些人，那些沐浴同一市场的初生牛犊才得以在成熟的葡萄架中间大展身手。到了夜里，得当心，不要压到路上的狐狸。

十九世纪，在巴黎，萨玛丽丹 关门前的五分钟，商店的创建人，科尼奥克先生（Cognacq）习惯走出他设在最高一层的办公室。他双肘支在楼梯间的栏杆上，俯下身来闻一闻白天人流留下的充斥在空气中的气味。

“什么也用不着，只要闻闻气味，我就知道我的营业额。”科尼奥克先生说道。

特洛贝·贝罗，他呢，只要在春天看看葡萄园一窝斑鸫雏的数量，看看小狐狸的数量就知道地产上升的价格，在他的半岛上，每年地价都要涨一涨。

秋天，小狐狸都长成了大狐狸，他就打猎。每年，他的一些财大气粗的朋友会约他去他们索洛涅的大猎场打两周的猎。

他去，出于礼貌。

他在那里打了很多的兔子，更多的是野鸡。没问题。但对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狩猎，在他看来，应该在丘陵上“设陷阱”，在十月份，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周末早上六点起床，当薄薄的雾从霞红的远处升起，在野草莓树和刺柏林间。

当猎场看守人在归途上逮住他，他脖子上正挂着一串的斑鸫和将要做烧烤的小鸟，看守人录下口供，特洛贝呢，只好乖乖付钱。

城里的人讲起此事时说：

“为了那几只小鸟，贝罗可花了一大笔钱呢。”

但这让他觉得有趣。就像他买了“港口的快餐店”一样让他开心。他买快餐店只是为了好任命他那位开最笨重的油罐卡车的司机朋友为“炸土豆伙计”。

要想不成功根本不可能，地处圣特洛贝黄金地段，价格最公道，晚上每平米的夜游客也最多……

坏买卖在特洛贝先生一生中，只有一桩。这买卖做得还颇有规律。二十年来每年都来那么一下子。他有一位六十岁的老母亲。一位怪人。1916年大战后她成了寡妇，那时小特洛贝才五个月大。这使他被抱给很多人看过。他是一个坏学生。但算术他总是拿满分。

今天她还活着。住在一个偏僻的农庄里。挨着拉玛图艾尔的公路。她引以自豪的是拒绝儿子的任何帮助。

她唯一的收入：每年产100百升的葡萄酒。酒是儿子买的。她完全信得过儿子开的价格。他瞒了她。葡萄酒他的卖出价是每升60—70法郎。而他从他妈妈那里买进的价格却是80—100法郎。

就这样，他给了她20—40万法郎的礼物，她还蒙在鼓里。作为交换，他也向她提出了唯一的一项请求。每周末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做饭。没有肥鹅肝，没有鱼子酱，特洛贝妈妈做的就是特洛贝小时候吃过的菜。

罗勒大蒜浓汤，庞巴涅 ，沙丁鱼或烤狼肉，“野”生菜，那是特洛贝妈妈路边采摘来的，黑橄榄油焖肉。

对特洛贝而言，这比马克西姆餐厅 还要好。因为这是他的家。

所以，当人们看到他和朋友们在他妈妈的农庄里吃饭，在桑树下，坐着木头板凳，前面是一张没有铺桌布的桌子，摆着鳀鱼酱面包片或一碟蒜泥蛋黄酱，人们不禁自问：眼前的可是稀有鸟类？

白狼。我们整整一个时代都跟在他的后面跑：幸福的人。他还年轻。他富有。他有好朋友。一位二十岁的漂亮姑娘，莫尼卡，海滨最美的风景之一。他钟情于她。而你们，不管你们多么机灵，你们只在圣特洛贝待上一个月。

而他，他整年都待在那儿。

《星座》，1962年8月 HPAecEhFQdth3JhvgUQ/v82N0JtnVlqhg3eocsTEv2mkd5GIfjHohKumzRxZc9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