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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问题，我只做过一件事。那是一部电影。很少有人提到：《否决的手》。巴黎，早上七点。
我觉得已说过的一切，人们总是围着过去打转，而某一个经历过社会变化的、具体的人的现状却没有被谈及。正是这个令我震惊。
四十年来，是外国人在建设法国，法国所有的建筑、停车场、桥梁、道路。这些外国人现在还是外国人的身份，正是他们所经历的四十年引起了我的兴趣。里里外外这两种变化是如何同时发生的。正是两者的冲突吸引了我。
所有入境移民的运动都是充满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运动。但我从未见过哪一次运动能企及事件的高度。
这种印象不对，试图同化移民也一样。法国，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就是这个问题。正是它目前的伟大使它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明白这个问题，它接受了这个问题，它尝试着，尽管有些笨拙，去寻找解决的途径。
现在我要讲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我当时二十岁，在奥地利旅游。我到邮局取我的信件。有我一封信。一位女邮差问我：
“您有身份证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不能把您的信给您，制度是很严格的。”
“我有一张照片。”
“您还是把它给我看看……”
她看了照片：“毫无疑问，这是您，我把您的信给您。”
当人们问我关于我对“法兰西的一点想法”时……
生平第一次——1936年那次除外——这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让我沉思。我为法兰西的民主感到骄傲。它现在已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典范。法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过。我对法国的想法？这是一个向所有的风都敞开的民族……迎接一切。
《法国特性》/《空间》第89期，巴黎，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