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同外星人接触会不会改变现在的一切？

从杜勒斯机场打车前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那是华盛顿特区一个清冷的夜晚，我的飞机有些晚点了。漫长的旅途、入境检查、等候行李、海关排队，让我无比疲惫。我期望找到一个暖和且清静的地方，于是钻到了出租车后座。刚一进去，司机先生就热切地打听我为什么来这里。他大概50多岁，穿着一件边角有些磨损的衬衫，体形魁梧，座椅显得有些拥挤。司机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这让车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我来这里是为了和同行们讨论探索其他行星的仪器，”我告诉司机先生，“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有时候，我这么回答，只会得到点头回应，然后一切如常进行。还有些时候，我会“中奖”，也就是遇上外星人爱好者。这个晚上，我就“中了头奖”，但我本来没有心情聊这个话题。

“所以，宇宙中到底还有没有别人？”司机先生问道，语气显然不像是在开玩笑。当天体生物学家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人们期望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期望你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猜测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我反问司机先生他的看法。

“哦，我觉得这事儿挺吓人的，你说是吧？和外星人接触搞不好会得病，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我们怎么知道结果究竟如何？或许，与外星人接触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很担心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似乎为此感到苦恼。他说话带着美国南方口音（可能来自路易斯安那），声音抑扬顿挫，听上去更凸显了他对外星人的恐惧。

“那么，如果外星人不会带来疾病，你觉得人们会关心这个问题吗？”我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他们和我们差不多，那或许会产生点儿积极作用。”他说。

“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尝试去联系他们？又或者尽力避免和他们接触，以免事情朝着最可怕的方向发展？”我反问说。

“好吧，他们说不定愿意慷慨地把掌握的技术教给我们，使我们从中获益。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永远不知道事情究竟会向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发展。”

我想知道他怎么看待外星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便问道：“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外星人发出的信号，那你觉得地球会大乱吗？”

“如果他们真的来到地球，我觉得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他说，“但是，如果他们只是像你说的那样发送了一个信号，或许那些小报就有事做了，但我能做什么呢？”他的语句简短但直击要害。对于那些可能现身地球却没有什么好处可提供的外星人，他似乎真的没什么兴趣。

我认为，他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外星人真的会改变我们吗？如果你不需要直接处理与外星人相关的事务，为什么他们会改变你的生活？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位司机先生对外星智慧文明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的想法漠不关心，这个反应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在此，我恳请各位读者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找到了外星智慧文明存在的铁证，那么人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会不会全社会都陷入疯狂的胡言乱语，原本只用来思考行星事务的大脑突然要在日常烦恼之外直面更宏大的现实？我们会不会因为担心同外星人接触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而恐惧不已？会不会因为在接触外星人时犯错而葬送了人类文明？往好的方面想，同外星人接触会不会缔造一种全新的和平模式，让所有人类团结在一起，永远远离战争？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并非猜测、推想出来的答案，而是准确的答案。这会让你感到惊喜吗？

1900年，法国科学院颁布了一个新的奖项：皮埃尔·古兹曼奖。这个奖项以资助人安妮·埃米莉·克拉拉·戈盖儿子的名字命名，共有两个子奖项，一个是医学奖，另一个奖项则颁给第一个同外星文明交流的人，奖金均为10万法郎。不过，后面这个子奖项设了一个条件：同火星文明交流的除外。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大家都相信火星上栖息着火星人，同他们交流太容易了。

那么，古兹曼奖组织者对地外生命存在的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肯定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古希腊人就思考过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德谟克利特（第一个提出了物质的基本原子理论）的一位学生——希俄斯的迈特罗多鲁斯曾在公元前4世纪声称：“如果宽阔的平原上只长一颗玉米粒，无尽的宇宙中只有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世界，未免太奇怪了。”当然，农夫们总是会播下很多种子。不过，抛开这些技术上的小问题不谈，迈特罗多鲁斯想表达的观点其实是：在那些适宜的地方，通常都会有大量生命茁壮成长，而不仅仅只有一棵独苗。迈特罗多鲁斯由此推断，地球的存在意味着宇宙中应当存在无数个与地球类似的世界。

把这套逻辑——地球上的生命意味着宇宙其他地方必然也存在生命——套用在外星人身上，似乎是明智的。然而，只要生命起源的过程中有一步出现问题，迈特罗多鲁斯的推理过程就不成立。地球或许就是具备了一些特殊条件，才能孕育生命。饶是如此，迈特罗多鲁斯还是抓住了一条简洁有力的优美逻辑思维线。当我们把这条线应用在生物学上时，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地球上存在生命是否意味着宇宙其他各处也同样存在生命？此外，迈特罗多鲁斯还是最早一批畅想外星生命的人之一。正是从他们开始，人们开始想象外星生命的存在，并为此着迷，直到今日。

法国科学院为古兹曼奖设定的限制表明，迈特罗多鲁斯对地外生命的乐观看法流传了下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们普遍相信火星上存在文明，因为这颗行星离地球很近，也同样是由岩石构成。这类观点如今看来很荒唐，不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火星上并没有文明，更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先辈们为什么如此肯定外星人必然存在。如今的我们，光是发现火星曾经拥有适宜孕育生命的环境条件就很激动了。但在古兹曼奖的组织者看来，火星上有生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

古兹曼奖将火星排除在获奖范围之外，这个事实其实暗含了那位出租车司机先生所提的问题（外星人的存在是否会剧烈改变人类社会）的答案。我们应当铭记，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我们不仅认为外星智慧文明存在，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战火四处蔓延，完全没有停止。我们知道，当时的确有很多由“外星人”话题引发的社会议题，但范围仅仅限于图书、少数知识分子和晚餐聚会。对于其他人来说，生活一如往日。既然火星人和生活琐事、房价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要去关心他们呢？对某些读者来说，过去的这种想法令人沮丧。不过，这也反映出，即便接触外星人这样的重大事件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的文明也有能力抚平创伤。这点无疑令人欣慰。

饶是如此，我们依旧应该警惕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世纪那些坚信外星人存在的先辈并没有真正和外星人接触过。从某些角度来看，外星人的沉默反而给了他们一种不受地外文明干扰的安全感，也没有人会因为外星人而感受到危险。但是，真的收到来自遥远文明的信号就是另一码事了，由此引发的公众反应完全有可能大相径庭。如果这条消息可能是很久之前从特别遥远的地方发出来的，那问题可能不大。可是，如果这条消息就来自我们太阳系内部，或者来自游荡在太阳系边缘的某些天体，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恐怕会把所有人都吓出一身鸡皮疙瘩吧？不过，即便皮埃尔·古兹曼奖组织者的乐观无法让我们充分掌握今时今日的人类在知晓外星人确定存在时会做何反应，他们也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法国科学院的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关于外星世界同样可能拥有生命的思潮绝不仅限于我们如今所处的这个科学时代。这种可能性不仅触动了古代雅典的哲学家们，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大量天马行空的想法也肇始于此。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来自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数学家、哲人乔尔丹诺·布鲁诺。布鲁诺1548年生于那不勒斯，一生游历了整个欧洲，醉心于学习和写作。1584年，他创作了一本放在现代书店里也毫不违和的巨著《论无限宇宙和世界》（On the Infinite Universe and Worlds）。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令人侧目的命题：

“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座、恒星和行星。我们只能看到恒星，是因为它们能发光；我们看不到太阳系之外的行星，则是因为它们体积小且不会发光。此外，宇宙中还有数不清的‘地球’绕着它们的‘太阳’运动，这些星球和我们所在的这颗行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猜想，那些比地球大得多的遥远天体上生活着与我们人类相若（甚至更为高级）的生物。”

这个关于外星生命的推断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考虑到它的背景是在遥远的16世纪。更为重要的是，布鲁诺提到的系外行星真正被我们发现是400多年之后的事了。布鲁诺当时就清楚为什么围绕着遥远恒星运动的类地行星很难发现：它们太小，也太暗了。与布鲁诺同时代的人几乎想不到我们看不到的宇宙空间里隐藏着与地球差不多的行星，也鲜有人能想到星星的明暗与距离有关。

遗憾的是，布鲁诺没能继续深入挖掘自己的观点。1600年，因为屡次忤逆上级以及支持不符合天主教会教规的观点，布鲁诺被烧死。在对他的指控中，有一项罪名是宣称所谓的“多元世界说”，即认为宇宙中还有其他类似地球的行星为各种生物提供栖息之所。显然，多元世界说威胁到了人类在上帝创世论中的地位：想想看，曾经有一段时期，你可能会因为讨论地外行星而被烧成灰烬，这实在让人震惊。

随着望远镜在17世纪问世，已经亡故的布鲁诺收获了大批拥趸。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情况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靠幻想支撑的世界即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实证和坚实观测证据为依托的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望远镜告诉我们，那些在我们附近移动诡异的斑点的确是行星，但这些设备的分辨率以及相关功能不足以让我们看到行星的细节。于是，我们有了新的行星可以畅想，但仍旧没法进一步认识它们表面限制生命诞生、成长的极端环境条件。猜测和幻想依旧充斥着人们的脑海。相反，望远镜观测到的肉眼无法看到的星球更使人们开始设想潜在的外星人栖息地，进而巩固了外星人普遍存在的假设。于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太阳系里似乎到处都是文明社会。

现代人有时很难理解望远镜时代种种有关外星人的猜测，尤其是那个时代最有号召力、最智慧的人提出的许多狂野的想法。例如，发现了土星卫星泰坦、发明了摆钟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当时就开始大量撰写有关地外生命和其他行星宜居性的文章。1698年，惠更斯逝世后出版的《被发现的天上的世界》（Cosmotheoros）一书全面且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外星世界的看法。他猜测金星上也有天文学家，还认为宇宙中的其他智慧生物也同样掌握了几何学知识。至于音乐领域，惠更斯则认为：“虽然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假设，但或许事实的确如此：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来说，其他行星上的居民对音乐理论的认识可能比我们还要深入。”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一位科学家提出这类观点是高深莫测的。但我们应该知道，17—18世纪的思想家大都博学多才，不像当代学者那样专精于特定领域。惠更斯也不例外，而且他的父亲就是一名音乐家，他本人也精通乐理。

与此同时，彼时的政治哲学家开始怀疑气候会不会是塑造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人们凝望夜空时，看到金星这种离太阳更近因而温度也更高的行星，难免会揣测那个世界上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许，正是因为金星比地球更热，金星的居民思维也会更加活跃，对音乐的理解也更为深刻。毕竟，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我在英国和意大利都看过戏剧。同样的剧目、同样的演员、同样的配乐，但在两国观众中的反响却大相径庭，一个沉静如水，一个热情似火。”孟德斯鸠是《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一书的作者，他启迪了美国的开国领袖，甚至还提供了一个怪异的实验证据：他冻住了一只羊的舌头，发现舌头乳头状细粒上的细小绒毛会收缩——他本来认为，这些绒毛只与味觉相关，不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孟德斯鸠由此认为，这就证明了温度对生物神经确实有影响，进而影响人们在观赏同一场戏剧时的反应。因此，金星居民也必然受金星环境的深刻影响。

在我的出租车司机审判员看来，惠更斯对音乐的预言的重要性在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太阳系在某段时间内就一定存在智慧生命，更不用说上万光年之外的系外行星了。因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设外星人的存在？这显然不是问题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究竟有多擅长创作音乐。

彼时，一些文学作品也反映出科学界对存在外星生命的看法。科学和科幻作品总是像跳华尔兹的两位舞者一样相辅相成，在外星生命这个议题上尤其如此。外星生命也同样成为一个全新的科普作品创作话题，并且在全欧洲的会客厅里引发了无数相关讨论和奇思妙想。毫无疑问，作家们通过作品向公众传达了外星生命必然存在这个观点。在当时众多畅想外星生命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当属贝尔纳·勒·布耶·丰特奈尔在1686年出版的《关于宇宙多样性的对话》（Conversations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这本讲述月球人以及其他行星居民的小书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故事的背景是，讲述者（贝尔纳）和一位好奇的侯爵夫人在洒满月光的花园里展开了一场对话：这位侯爵夫人热切地想要了解有关太阳系的情况和宇宙的运作机制。即便是在今时今日，阅读这本书也让人倍感愉快。（我真诚地推荐你把这本书加入书单。）

很难用言语说清楚这部作品究竟哪里优秀，但就我个人而言，它的成功部分源于贝尔纳不偏不倚且颇具说服力的论述。虽然这本书中的很多评论都显示出作者知识的匮乏以及作者在触及天文学之外的问题时的谨慎，但它能给你留下这种印象：如果有人认为月球上不存在任何文明，那他一定是疯了。这种结合巧妙而令人兴奋。小说中的侯爵夫人是一位希望了解所有天文学知识、频繁发问且总能直击要害的聪慧姑娘。她令人愉悦的举止更是给故事增添了一种别样的精彩。如果你能丢掉脑海中的所有现代天文学知识，就不难发现这本书是怎么抓住欧洲人的眼球，并让许多人都坚信地外生命必然存在的。丰特奈尔无疑巩固了外星智慧生命就在我们家门口的观点。

随后的100年是充满了大发现的一个世纪，但这并没有削弱人们对地外生命的想象力。没过多久，那个时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天王星和红外辐射的发现者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登上了天文学的历史舞台。他凭借对天文学的深入思考成了当时绝对的学术权威。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人物，也忍不住要畅想月球人：“稍微深思一下，我就几乎可以肯定地下结论：我们看到的月球表面那些数不清的小圆坑绝对是月球人的杰作，或许那就是他们的城镇。”

赫歇尔观察到月球表面的完美的圆形地貌，但他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小行星和彗星撞击月球表面形成的。这类撞击事件有一点很奇怪：除了撞击时倾斜角度极大的情况以外，以各种角度撞击月球表面的小行星或彗星形成的撞击坑几乎都呈完美的圆形。这就是为什么赫歇尔同其他所有理性的人一样，都确信这些撞击坑是月球人所为，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中，没有任何自然地质过程能产生那么多完美的圆形地貌。在他们眼中，这么多有规律的几何形状只能是智慧生命创造的产物。

我们不必让自己长时间陷入对这个科学问题的哲学思考中，但赫歇尔的观测结果和推测结论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愿意）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任何难以解释的完美地形、任何难以解释的现象、任何难以解释的问题，无论有多小，都不会立刻得到直接的科学解释，然后外星人就会出现，成为解释一切的原因。即使是我们中最睿智、聪慧的人，也很难不被这种想法（或者愿望）欺骗。

在科学家纷纷发表观点之后，大众科普作品也紧跟其后，继续宣传外星文明。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的《宜居世界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 of Habitable Worlds）就是其中之一。弗拉马利翁创作了一系列体量巨大的作品，这部书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书中细致入微地介绍了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是怎样适应环境的，还提到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栖息地预测他们的样子。到了这个时期，即便是大众领域的科学推测，也开始越来越严谨。

报纸的宗旨应当是报道事实，可当时媒体觉察到公众对外星人的热情之后，不假思索地抛弃了这个立场，转而对外星人的话题趋之若鹜。《纽约太阳报》就捏造了一场惊天骗局，刊登了数张插图，声称威廉·赫歇尔的儿子约翰·赫歇尔发现月球上有许多长着翅膀的人和形似海狸的智慧生命，并且宣称相关结果很快就将发表在一份爱丁堡的杂志上。这场骗局整整持续了一个月（1835年8月），报纸也因此收获了惊人的发行量，成为当时世界上阅读量最多的报纸。世界各地的其他报纸也竞相转载这篇“报道”，而可怜的约翰·赫歇尔本人则收到了无数来信抨击他的所谓“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骗局，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普遍接受“外星智慧生命存在”这个设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人们对外星文明的热情如此之高，人类社会也丝毫没有改变原本的运行方式。没有人想到，如果月球人看到地球上的战争和普遍存在的贫困，他们或许会冷漠地直接忽略我们。没有人想到，对于一个志在与外星生命建立伙伴关系的文明来说，那些超越阶级和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精神（比如团结友爱和携手进步）或许才是真正珍贵的品质。或许，人类的固执才是从根本上难以改变的。

即便是到了20世纪，人们对于外星人的热情也没有消退。1909年，“火星运河”理论的提出者帕西瓦尔·罗威尔（Percival Lowell）还在作品《像生命栖息地的火星》（Mars as the Abode of Life）中称：“每一种反对观点最终都让我们更加确信，火星上的这些河道就是人为产物。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只会越来越深入，人们会越来越承认这颗行星的宜居性。”罗威尔确信自己看到了火星上的人工河道，并且认为那是奄奄一息的火星文明为了将两极冰盖中的水导入城市而建的，那是他们为了摆脱水资源枯竭问题而进行的垂死挣扎。和之前的每一个时代一样，罗威尔的观点引来了大众的追捧。1898年，H.G.威尔斯在《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讲述了一个火星人侵略地球的故事。书中，火星人携带武器进入地球，用死亡射线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陷入一片火海，但最后却败在地球微生物的手上。这就是科学与科幻小说共同演绎的“舞蹈”，它们互为依托、彼此促进、互相强化，直至最后将外星人的概念植入所有人的脑中。

这段漫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外星人真的给我们发送了信号，我们也的确收到了信号并且重点关注了他们，恐怕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观点。或许，人类的确是太过自我了，即便是月球人好奇的目光也无法让我们成长。

20世纪下半叶，航天时代到来，人类踏上了月球，还派遣各种机器使者前往各大行星一探究竟，这才击碎了此前的种种猜测（幻想），流行数个世纪的外星文明乐观主义终于作古。直到此时，我们才终于亲眼看到，原来金星上一片荒芜，根本没有什么擅长音乐的金星人；所谓的“火星运河”里也空空如也；在同样荒凉的月球上，撞击坑直接沐浴在太阳光下，根本没有月球人守卫在旁。外星文明的时代结束了。

然而，在月球人“死亡”之后，人们的情绪似乎有了一个有趣的反转。人们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出现的外星人并没有出现。你以为人们会悲伤，其实并没有。但他们有些失望是必然的。如果有照片拍到月球人搭讪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那将多么震撼？他们会如何与月球移民官或者外星嗅探犬交流呢？即便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们的文明也并没有集体陷入虚无主义的麻痹状态，没有因为发现人类在太阳系中无比孤独而陷入内省式的沉默。人类社会一如从前，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另外，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确认，至少到目前为止，地球是宇宙中唯一一个确定拥有智慧文明的星球，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宇宙其他地方可能存在生命的希望。各种新发现增加了人类搜寻外星生命的热情。火星上确实存在一些宜居条件，木星卫星和土星卫星被坚冰覆盖的表面下存在海洋，这从实证角度增加了我们发现外星生命的希望。在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岩石行星中，或许有一些拥有和地球差不多的环境条件，这更是进一步助长了我们重新燃起的乐观情绪。只不过，这种乐观和航天时代前的那种乐观大相径庭。我们再也回不到认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月球人的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了。如今牵扯着我们思绪的，是太阳系中的外星微生物以及遥远系外行星中的外星智慧生命。

下面让我们回到那个问题：同外星人的接触——甚至只是发现一只简单而低等的火星小虫——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各类研讨会会以比之前那些投机商更专业的方式探索同外星人接触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即便是联合国也对外星生命颇感兴趣。如果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都很新奇，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类确信宇宙中存在大量可以与我们交流的文明。

我们一度笃信存在的月球人并没有对我们的社会和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那个时候的确产生了许多以月球人为主题的图书及评论文章，但如今它们的娱乐价值远高于信息价值。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闷闷不乐，反思人类为何没有准备好接触随时可能出现的外星人。除此之外，因为这种接触很可能不会对人类行为或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反而可能成为某种宽慰的源头，联合国的那些政治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不必绞尽脑汁地让人类提前做好与外星生命接触的准备了。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够同外星智慧文明相互交流，他们或许会发现，这次邂逅的物种竟然曾经幻想过有生物在月球上筑起了壁垒。我们可能也无法给对方产生任何深刻影响。经过头几个月的媒体宣传和持续数年的文学热度之后，我们再听到有关他们的话题时可能就只是耸耸肩，提不起任何兴趣，然后一成不变地继续以原来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如果真有外星人造访地球并且钻进我搭乘的出租车，他们或许会发现，比起从资讯网站上获得的银河联邦消息，司机先生更关心他能不能如数支付车费。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因此而失望。